交叉地带的困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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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地带的困惑

“交叉地带”的困惑

　　【摘要】路遥的乡村叙事作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执著反映黄土高原上“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但由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艺术表现与审美理想的对立构成的“交叉地带”创作心理局限了作品的力度。

　　【关键词】交叉地带　困惑　路遥　乡村　叙事

　　当各种新思潮席卷中国文坛的时候。

路遥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沿着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路数，以异常激烈的“个人向群体挑战”的情绪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从而使他的所有乡村叙事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聚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交叉地带”文学。

　　关于“交叉地带”文学的理论阐述，路遥认为：

“‘城乡交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现代生活方式同传统生活方式，文明和愚昧，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典型矛盾。

基于这种认识，他的小说大多描写黄土高原上乡镇小村这一“城乡交叉地带”平凡而真实的生活。

展现当代生活的变动与互渗，企望创造当代民族生活的历史画卷。

从而实现创作上的某种“超越”。

　　一、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

　　一位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无论他是描写历史还是反映现实，其作品必然充溢着时代的气息和深刻的现代意义。

路遥能够在作品中用现代意识观照平凡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状况，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人生景观，无疑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体现了他“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的现实主义准则。

《平凡的世界》表现出一种透视我国农村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特有的复杂现象――农村“土政治家”的认识意义。

陕北老区的人们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其崇高的热情，对党和政府有着极其真挚的感情。

然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人们的这种神圣情感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或愚弄。

从村干部田福堂、孙玉亭，乡干部徐冶功到县委领导冯世宽、地委领导苗凯，职务各有不同，作风却极其相似。

他们对农民的愿望和苦难很少理会，只管上传下达，邀功争官。

什么移山造平原、假造冒尖户，什么样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都堂而皇之地具有了政治性和革命性。

以至于小小的双水村，都有了几个职业的“政治家”。

广大的普通农民却又不得不听从这种“政治家”的摆布。

这种左倾政治的长期运行，不仅使得老区农民生活艰难、思想迷乱：

而且使得各级干部才学疏浅、头脑僵化，从而在改革热流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在改革大潮势不可挡之时，他们又成为冷眼旁观的局外人。

改革进展之所以艰难缓慢，左倾政治总是阴魂不散而且常以新面目再现，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甚至于少安与润叶的爱情悲剧，润叶与向前的婚姻纠葛，也是其结果。

　　此外，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深刻地描写了在党中央明确发布了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劳动首先富起来的政策之后，不同的人受到冲击的不同反应和表现，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大潮的不可遏止之势。

当田福堂面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形势还在迷茫痛苦之时。

他那瘦弱的儿子田润生却在划分责任组的队会上，请求孙少安、田海民不要与他那甩手而走的父亲计较，诚恳表示他要辞去教书工作，到责任组去劳动。

而田福堂后来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县城当起了包工头。

“革命家”孙玉亭在划分责任组后。

最终也还是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被老婆贺凤英咒骂着，扛起镢头出山去了。

在这些描写中，路遥把自己对社会变革那种高层建瓴式的透视表现得十分有力。

　　同时，路遥并没有把人物的人生游离于历史之外，他在《平凡的世界》中着眼于苦难的境遇去表现人的命运，从“已存在的生活”角度去观照和阐释人生。

孙少安掌握了生产队的权力后，在他所领导的双水村第一生产队实行责任制，结果遭到公社、县、地区三级的压制，失败了。

在这里，路遥要表现历史是时代的历史，个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

不管孙少安多么不满足于农村的贫困。

多么顽强地抗争“四人帮”的淫威；也无论孙少平多么想走出农村这块闭塞的土地，多么厌恶于农民身上存在的那些愚昧落后的重负，但是他们都不能超越农村这个现实空谈理想、追求、改革。

这是路遥把人生溶于历史与时代的波涛之中后思考的结果。

　　在用现代意识进行各方面的观照中，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路遥在作品中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普通劳动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封建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熏陶而形成的民族心理积淀，他们大都会缺乏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逆来顺受、满于现状。

形成了一种国民劣根性。

现代生活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酿成一场场悲剧，陈腐的传统扼杀着现代文明。

对现代文明的呼唤，表现人的觉醒即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追求成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主题。

路遥的小说大都反映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渴望改变守旧状况、开阔眼界、渴求知识、奋发进取、追求现代文明，在社会变革中克服自身弱点走向自我觉醒的痛苦历程。

在高家村，没有谁像高加林那样坚决地要求肯定自身的价值，强烈地呼唤“现代文明的风”，企盼改革的“吼雷”、“闪电”。

他对父亲和德顺爷爷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

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们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

”他不满足与父辈的生活：

逆来顺受、喝脏水、住漆黑的窑洞、由别人包办一个婆姨、干牛马一样的活：

他追求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

自由恋爱、讲究卫生、洒香水、搽香皂、有电影看、有运动场所、能到国外去旅游。

在远离故土的路上，他不断地告诫自己：

“不要反顾，不要软弱!

”甚至要求自己“残酷一些”，表现出一种走的冲动与反叛的倔强。

在《平凡的世界》中，就年轻的灵魂不安分的天性而言，孙少平和高加林的精神状态是相似的。

但他又绝不雷同于高加林，他比高加林更加冷静，有更为纯净的人格美，能更加脚踏实地地开拓独特的生活道路。

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必然趋势，他终于彻底走出了黄土地。

而田晓霞处在那样的思想禁锢时期，往往能够谈出让其身为领导干部的父母都无言以对的见解，这种敢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也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至于后来她不顾忌孙少平在生活环境、工作事业方面与自己的巨大差异而热恋他的举动，则更显示了她自我意识的成熟。

因为她不是在受某种政治观念左右或是一时冲动下的所作所为。

她对孙少平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她对自身幸福的真心追求。

路遥通过对高加林、孙少安兄弟还有田晓霞身上所表现的不同视角的自我意识觉醒，使作品力图有“现代意义”。

　　然而还不仅仅于此，路遥由乡村而城市带来的心理矛盾是相当深的。

“进军城市”的征服意志在客观上损伤了原有的亲人与土地。

就像选择黄亚萍就必然会损伤刘巧珍那样，但心底又的确不能忘却故土的温馨。

于是就产生了诗意的赞美与行动的乖离的奇异现象。

既赞美黄土地上的人们有着“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又竭力冲破这种“地域观”，热衷于城市的哪怕是极苦的生活方式，最终达到“农村味”与“城市味”的某种调和。

少平崇拜劳动，又逃离务农：

向往爱情，但理想之爱终被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现实所击破。

一切都是如此矛盾。

　　路遥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感情矛盾实质是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交叉型心态”，他对现代文化的选择吸收或认同，在政治经济生活的改革方面如前所述比较大胆，但在道德观念的更新方面则显得比较畏缩，特别是在女性观上带有明显的保守性。

　　路遥并无意对原有的某些积淀着民族传统道德的观念予以否定，有时甚至流露出欣赏和眷恋的情绪。

路遥的女性观是一种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贤妻良母”观。

田润叶是路遥着力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

田润叶与李向前的结合是在几方面的压力几乎使她精神崩溃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选择，因此婚后的种种不幸似乎必然导致悲剧性的结局，然而这场悲剧在李向前因车祸丧失了双腿之后却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

“田润叶突然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开始自责“一直沉湎于自己的痛苦之中，而从来没有去想那个人的痛苦”，而且想到“她要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终于李向前过上和谐、美好、幸福的生活。

在这里，路遥几乎顾不得这桩婚姻的非人道性，而完全忘情于田润叶的善良天性和极富同情心的美德中。

　　儒家的崇尚道德完善的倾向支配着或约束着路遥作品中众多人物的言行，即使有所触犯、悖逆这种道德的，心灵也一定是负罪的。

他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尤其是具有这种道德化倾向的：

心比天高的刘丽英最终带着愧疚泪流满面扑向丈夫怀中。

敢尝禁果的现代女性杜丽也被痛苦折磨得一塌糊涂。

而那些被置于“第三者”地位上的女性如黄亚萍、贺敏，连同他们的穿戴、爱好与谈吐，也往往被给予了否定、讽刺与嘲笑。

即使是田晓霞、吴月琴、吴亚玲这样的女大学生、女知青，颇具有现代女性的况味，但仍然莫不是“止乎礼义”的。

　　路遥笔下流露出来的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中心倾向，恰好证明了他在道德领域仍离现代意识较远。

但是。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果不能站在时代的更高角度去审视现实，表现出一种更为进步的思想意识，而只是沉入“平凡的世界”，那么它只能在“平凡”中消逝。

　　二、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理性作为主体对世界本质的把握，为一切艺术实践所不可少，而一切实践的伟大，还在于建立在生活、情感积淀上的理性意识的形成。

路遥是一位思想敏锐、具有开拓意识的作家，他在理智上表现出一种思想观念的现代性，但他又是一个情感丰富、多愁善感的人，而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是非判断标准往往是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依据的。

这就使路遥自身存在的意识观念的理性和情感世界的传统性形成了冲突。

　　在路遥的情感体验里，对困苦生活中酸楚而温馨的情和爱似乎有特别深的感受。

他在《困难的日子》、《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执著地表现在苦难中闪现的人性、人格的光彩。

这种黄土地上的美好情感着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他的作品也注意突出社会功利意识，形成鲜明的主题意向，如《青松与小红花》、《匆匆过客》等作品中一系列“好人好事”。

即使写那些一度走上人生曲折之道的人物。

他也总是在小说的结局设置透现希望之光的“回归”性情节，如高加林重返故土、伤心忏悔的“回归”。

这些都表明了路遥在创作中渗入强大的理性力量，节制感情自发流溢，使人物达到持节有度、失节亦可救的理智高度。

但是，由于情感的热腾往往遭到理性的降压，感性意味也往往被理性过滤的纯正单一，这就使对象染有了主体意识的强烈鲜明色彩的同时也丧失了原始状态，显得直硬枯涩、缺乏灵气，作品因此而失去了更多的审美效应。

　　不同层面的人生悲剧在刺激着不同层面的接受心理，不同人生实践者在命运的共振点上，也窥视到了自我人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情感的效应和理性的因素。

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人物应是具有强烈的抗争意识的。

然而，《平凡的世界》过分的理性节制，使孙少安具有了过分的自我节制意识，凡事周全均衡，遇事能密而不乱。

于是，负重献身就成了他的主导品格，而这种品格背后的焦灼痛苦的矛盾心态，则没有充分展露。

实质上，孙少安有着灵魂不安的躁动，只是现实环境的不可能而使他不得不强抑内心的苦楚而使灵魂趋于安分。

作为一个有着各种限制的庄稼人，孙少安从小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基本生存条件而苦斗的现实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不能沉溺在不切实际的理想中，不能放纵自己的感情。

对理想与现实所产生的痛苦做细细的咀嚼，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所以他只能理智地平息它、淡忘它。

他不能忘怀润叶给予自己的温暖和爱，嘲笑自己躲避润叶约会的愚蠢和不近人情，对相爱却不能结合的不幸感到悲怆、愤慨。

于是认为拒绝润叶会让她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殊不知却造成了更大的悲剧。

当他以务实的态度和秀莲结婚后，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却使他对妻子表现出大男子主义，以至于为秀莲给他拿奶奶吃的面馍而动怒打她。

经历了种种艰辛磨难之后，他终于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妻子却因积劳成疾，将离开人世。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极大地扭曲着孙少安的心灵和感情，使他的合理人性和自我意识不能得到张扬，而只能承受着苦难中的悲剧人生。

　　此外，路遥为了表现他的理性意识，常常情不自禁地对描写对象作“主观”的阐释、议论和褒贬。

这些议论常常能够起到共鸣、联想的作用，但也因此有时难免有沉淀性哲思不足或浅表浮泛之处，过分地把审美对象规范到自己的理性意识领域。

如“我们”这种句式虽然能使人产生亲切感和视觉上的强烈实感，但过多地运用时，却显得刻板呆滞，影响和限制了读者的审美情趣。

　　强烈的理性意识，使路遥的乡村叙事浸透了主体理性意识的人生世界的悲剧力量。

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性自觉下形成的理性意识却又不自觉地被明确的理性所节制。

由此也就造成了路遥小说创作中理性对情感的抑制而出现的冷层，使得“交叉地带”的人生文学的光亮有所暗淡了。

　　三、艺术表现与审美理想的对立

　　路遥在艺术上追求的，是写出一个平凡而真实的世界。

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追求着一种彻底的朴素性，也就是真实地从生活的底层。

从普通人的情绪中，去再现人间事物的本来面貌。

　　在《平凡的世界》中，从冯世宽、徐冶功到田福堂、孙玉亭，所有这些“革命”的推进者，他们有着出于自己的利害计算和狂热幻想的坚决行动，也有着受整个时代潮流制约的虔诚动机。

他们以及在他们带领下卷入“革命”热潮并尝味着“革命”的苦果的成千上万普通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的承担者，即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困难和应具备的物质条件认识不足而导致的灾难性蛮干的情绪的受害者。

路遥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他反映的历史时代的真实内容，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相当深刻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历史性悲剧的生活图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路遥在《人生》中高加林的叔父和黄亚萍的父亲身上反映了一种令人深思的社会现象：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下一代人身上某些不健康的因素，他们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理应更加关注和教育下一代，然而却没有这样做。

当高加林“走后门”的事情暴露后。

作为地区劳动局局长的叔父，只是一个电话打回县委，令其退侄儿回农村。

这种老干部坚定的原则性诚然可敬，但在这种原则性态度背后似乎少了点什么。

同样，黄亚萍的父亲，一位武装部的部长，女儿就在身边，却未尽父辈的责任。

路遥对他们真实的描写有着一种潜在的目的美，达到了一种新层次的思想深度。

　　但是，在另一方面，路遥在表现他的审美理想时，着意于构造“完满性格”的英雄崇拜和“英雄美人”的叙事模式，习惯于不按生活的真实逻辑而按自己的理性意识调遣人物和支配人物。

由此，使主体减少了对于审美对象反映表现现实的自由度。

　　路遥构建“完满性格”的英雄崇拜审美倾向，主要体现于张扬他理性意识的“交叉地带”不安分灵魂者的形象创造上。

对这些出于穷山沟的农家子弟，路遥表现了极度的偏爱情绪，赋予他们容貌不凡、才智过人、性格硬朗、情操高尚的硬汉气概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不满现实或自我现状的追求欲望激励他们去开辟新的生活。

这种构建“完满性格”的英雄崇拜的审美倾向，尽管是创作者意识表现中极有光彩的组成部分，却缺乏生活实感，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受到牵制。

这种牵制，在孙少安形象塑造中更被鲜明化。

作品极力展示孙少安的完满性格；忠厚善良、勇于承担苦难的牺牲精神、镇定自若、没有颓唐的生活勇气和处世作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却避开了双水村的四次大风波事件。

满银事件，他到朱家镇为牛治病；偷水风波，他去山西相亲；户族斗殴，他被父亲关在窑里；炸山打坝，他又去照顾媳妇生产。

尽管作品写到了每次事后孙少安的反应，都毕竟削弱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

完满性格表现虽然充分展露了创作主体的理性意识，但人物感性生命的冲动却被淹没。

　　在传统小说中，大凡英雄总有美人相伴相衬。

这种“英雄美人”的表现模式，也被路遥化入创作中。

对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的感情描写，均可视为“英雄美人”表现模式的变体。

特别是田晓霞这位稳健大方、才貌双全、行为脱俗、理想远大的现代女性，仍然被作者置入了“英雄美人”传统模式限定的“陪衬”地位。

继她殉难后，孙少平身边的“陪衬美人”仍然存在，如金秀，如惠英。

尽管这样的文学描写蕴涵着反复的人生内容和对理想的深切期待，但也同样隐含着男性中心意识，其格调也由于过分完美而落入了俗套。

　　在艺术表现上，路遥确实是努力追求现实主义审美规范化的，把对现实的关注思考升华为感情与理性高度统一是他的艺术追求。

但由于他过分地把自己的审美理想集中于正面人物身上，未能忠实于真实的生活逻辑和人物心理逻辑，所以无法“显示灵魂的深”，使作品未免有“温柔敦厚”之嫌。

　　诚然。

路遥之所以如此进行创作，是与他对现实的“中国国情”的洞察有联系的，是中国的现实如此这般地要求他选择这种“现实主义”。

这种选择的确很容易被当时大多数“平凡的世界”中人们所理解、接受、钦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此刻再次回视路遥的乡村叙事，不无遗憾的发现，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艺术表现与审美理想的对立构成的“交叉地带”创作心理局限了作品的力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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