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研究述评Word文件下载.docx
《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研究述评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研究述评Word文件下载.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原始记录，是辅助记忆的重要资料，“档案记忆观”也逐渐成为档案界共识。
本文从档案与城市记忆建设的匹配性入手分析，梳理并总结档案在城市记忆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从资源管理的视角出发，以资源的“输入—处理—输出”为框架和线索界定城市记忆建设阶段；
以档案管理环节为基础，深入探究城市记忆资源从调研、收集到开发与展示的全过程建设的研究和实践进展，总结已有建设成果并分析研究不足，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作参考。
2档案——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资源
2.1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记忆的延续
2.1.1记忆的存储与延续需要载体。
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
孙德忠[1]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记忆由主体、客体和中介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中介是连接主客体的工具手段。
康纳顿[2]认为社会靠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来实现记忆传递。
朱蓉[3]认为城市记忆主要由记忆客体材料和主体两部分组成，显性客体材料由人体可感知的物化形式来彰显，隐形客体材料则由以表达概念、意义的符号与行为来传承。
总之，不管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都需要客观内容的承载者以实现存储和传承，即记忆载体。
2.1.2档案是城市记忆的有效载体。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档案是人脑记忆的延伸。
任汉中[4]指出了人脑记忆的四个缺陷：
容量有限、保真性受到质疑、因人的寿命有限而消失、在交流上受时空限制。
丁健[5]强调“档案是人类记忆功能的延伸”。
汪俊[6]进一步指出档案弥补了人脑作为记忆载体的容量有限及容易失真等缺陷，避免了“失忆”，是将个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
其次，档案是稳定的记忆载体。
肖岚[7]认为档案作为记忆载体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在它不会因为记忆主体的消亡和历史的变迁而受到影响。
张丽萍[8]认为人们通过纸张、磁盘、光盘、照片等介质材料，以书写、刻录、数字化等方式存储在载体上，将人类记忆固化起来，信息内容不会随时间的流逝增减和变化，具有稳定性。
2.2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可靠的记忆信息
2.2.1档案是城市记忆的反映。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完整性。
黎妍晖[9]指出档案是各个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记录，也包括了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各个阶段方方面面的历史记录，在内容信息上是丰富广泛的。
许典利[10]指出档案涵盖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技术等多领域的历史记录，人们通过积累档案保存历史事实。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连续性。
薛真真[11]指出档案的储存具有连续性,能不断地将新的社会文化信息即时地吸纳过来。
黄鹂[12]将档案看做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
张丽萍[8]认为档案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形成了收集、整理、保管、利用、鉴定、统计、编研等档案整理工作环节，这些连续的工作环节有效地保证了档案所记录的记忆的连续性。
档案反映城市记忆的选择性。
丁华东[13]借用认知心理学的“记忆选择定律”说明记忆具有选择性。
库克[14]指出“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
张丽萍[8]认为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档案被档案工作者选中，经过系统整理，赋予档案新的品格，形成了未来将要被拥有的新的历史记忆。
2.2.2档案对城市记忆具有补校与恢复作用。
具体体现为：
第一，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证据，可补证校验历史。
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指出：
“大量的文书档案，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质，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它不仅可以对典籍文献加以补正，而且具有独特的、新的研究价值。
”[6]丁华东[13]考察史籍，认为“二十四史”无一不是在充分利用档案的基础上撰修而成的。
第二，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可实现缺失记忆的恢复。
保罗·
康纳顿[2]提出“记忆的恢复借助了外来原始资料”。
刘辉[15]举例说明如长城仅凭外观只能获得它的结构、形状和建造材料等信息，若有档案可查，则可获得它的建造年代、建造过程和背景等深层次信息。
汪俊[6]将档案视为记忆建构的“元资源”，是第一手材料，许晶晶[16]以“对古建筑的抢救性修复或重建需要以设计图纸作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
2.3小结
随着1992年“世界记忆工程”的实施，“档案”与“记忆”联系日趋紧密，档案界普遍认同档案的记忆属性，“档案记忆观”成为学界共识。
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学者都从档案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证档案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以及档案本身就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但是，在目前对于档案是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资源的研究多是从档案与城市记忆的关系来谈档案的重要性，未能从城市记忆建设的角度出发，阐明城市记忆建设的具体要求，从而实现建设目标与资源特性的匹配。
这一点还有待深入探讨和论证。
3城市记忆资源建设全过程研究
记忆与档案具有统一性。
杨惦南[17]认为记忆活动的识记、保持和再认、再现，与档案工作的收集、保管和开发利用等基本环节有相似之处；
而记忆中的“记”与“忆”和档案工作的“收藏管理”与“社会利用”这两对相似的基本矛盾都贯穿记忆活动和档案工作的全过程。
尹雪梅[[18]认为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激活、再现、传承的过程就是城市记忆的构建过程。
本节基于资源建设与管理的视角，认为以档案资源为基础进行城市记忆建设是一个以资源“输入——处理——输出”为主线的管理过程，是从记忆资源调查、收集、开发，到城市记忆成果的展示与应用的全周期的建设过程。
3.1城市记忆资源调查
综合各学者观点[19][20][21]，本文中的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是指在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直接形成的对城市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
“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没有选择地进行记忆或者保存。
”[13]历史上形成的档案浩如烟海，“应对资源的来源展开深人调查，掌握资源数量、分布情况、原始形式等具体信息”[22]，这是进行城市记忆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3.1.1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范围。
基于档案资源进行城市记忆建设，首先要了解哪些档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记忆源泉，这就需要确定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具体范围。
王立荣[23]按载体形式来划定城市记忆资源的范围，将其分为体载类、文献类和实物类，任敏[24]（表一）认为城市记忆属于“文化遗产范畴”，从档案所反映内容的物质形态来划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但分类较为简单，不够详尽；
郭红解[25]（表一）总体上按事由原则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分类，涵盖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仅关注文献类资源，仍具局限性。
表一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范围
城市记忆
档案信息资源
有形的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类
有关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著名街区、文物古迹和民间工艺品等方面的图片影像、文献资料以及典型实物等方面的档案资料。
无形的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档案信息资源
有关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市井文化、民间习俗、歌舞戏曲、故事传说等方面不同形式和载体的信息资源。
档案文献
城市概貌档案文献
城市历史沿革档案文献、城市测绘档案文献、城市气象档案文献、城市水文档案文献、城市地震档案文献、城市人口普查档案文献。
城市管理档案文献
城市规划和土地、房地产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经济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社会管理档案文献，城市文化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环境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突发事件管理档案文献。
城市建设档案文献
市政设施档案文献、城市建筑档案文献
城市活动档案文献
城市重大事件档案文献、城市纪念活动档案文献、城市重要会议档案文献、城市重要赛事档案文献、城市节庆活动档案文献、城市重要科研活动档案文献、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城市居民档案文献、城市著名人物档案文献。
综上来看，对于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划分及范围的确定较为复杂，要兼顾物质形态与反映内容，还有待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考察。
3.1.2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分布。
西班牙国王胡安·
卡洛斯[26]曾指出:
“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
”档案馆是保存档案资源的权威场所，大部分城市记忆资源也存于档案馆中。
王新利[27]、黄振平[28]指出图书馆、博物馆也是城市文明的收藏者，保存有各种老照片、书信、档案等，如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
戴志强[29]指出由于档案形成主体的多元化，民间团体、企业、协会、个人等也保存有城市记忆档案资源。
谢文群[30]强调近代以来因战争劫掠、盗掘以及不正当贸易等诸多因素，我国大量的历史档案流散在国外。
表二城市记忆资源分布
分布
档案馆
图书馆
博物馆
协会团体
个人
海外
内容
资源数量和种类最丰富，涉及城市方方面面的资料。
多为名人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
实物类档案较多，工艺品、证章、石刻、剪纸、邮票等
协会收集抢救一批与协会相关的档案，如艺术类档案等。
散存一些历史档案以及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家庭档案，如票据、老照片、契约等。
因历史原因流落海外的珍贵档案，散于各侵略国家如日本、英国、德国等。
综上，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分布呈现出集中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
集中保存于档案馆等文化机构，散存于民间及海外。
资源分布的这种现状造成不能摸清全部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但为资源收集方式的选择及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3.2城市记忆资源输入
因记忆资源分布广泛，资源输入可理解为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收集。
收集方式要依资源分布和表现形式的特征而具有针对性，笔者根据学者[31]-[43]的观点总结了如下四种。
表三城市记忆资源输入
收集方式
资源类型
实施方法
馆藏利用式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及其他文化馆长期收集、保存、积累的与城市相关的综合性及专门性档案资源
挖掘馆藏，按需选择
广泛征集式
民间的非官方性档案资源及海外流散档案
鼓励捐赠与合理收购相结合，收藏进馆与代为保管相结合；
与民间收藏家保持联系；
境外征集通过复制、交换的方式。
即时记录式
城市发展、变迁概貌类
拍摄照片及影像资料等方式。
多角度、全方位摄取，从中选优；
注意突发事件和历史瞬间的记录；
做好拍摄内容的备注信息（时间、地点、内容、背景）等。
其他特殊
方式
实物类资源
特色建筑、壁画等无法收集进馆，注重抢救、保护、维护；
将具有历史价值和古城特色的老街区，老民居、老建筑、文物古迹、历史纪念地及名厂、名店、名校等造册登记，建立名录。
口述档案
因主观性较强要重视对口述者的选择，考虑其背景、经历、所处位置和代表阶层等因素；
要对口述档案与真实历史进行比对、区分与鉴别以求记忆的准确性。
3.3城市记忆资源处理
3.3.1记忆资源有序化。
收集的档案资源是大量的、零散的，无序的，不利于记忆主体的获取和理解。
因此，要对资源按一定方式整理，使之有序化以方便利用。
张忠凤[44]、王立荣[23]都主张建立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信息资源导航系统等来全面梳理档案资源。
在档案资源有序化的维度上，薛匡勇[20]认为从范围上可分为局部和总体整合，从程度可分为初步和完全整合，从维度上分为横向、纵向和立体整合。
郭晶[45]则在具体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可根据档案形成主体性质、反映对象、载体形态的特殊性、“高龄”情况进行资源整理。
3.3.2记忆资源编纂。
一些学者认为档案编纂就是对记忆的建构。
如丁华东[13]认为编纂活动中对记忆资源的“挑选、考订、校勘、编排和注释”，是“对断裂记忆的延续，破碎记忆的整合”，是对历史记忆的重塑。
连明发[46]认为档案编研就是城市记忆“记”与“记”的循环模式的体现，既是记忆客体在主体意识中留下痕迹的过程，又是记忆主体将客体材料重置于现实并识别和理解的过程。
在资源编纂的方式方法上，连发明[46]提出应遵循集体性、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原则；
卫奕[47]对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要求：
客观选材、适度阐释以保证真实记忆，多角度选题选材以保证广泛记忆，加强细节的挖掘以保证深度记忆，注意形式的变化以保证生动记忆；
刘建英[48]等认为在新形势下要以需求为导向确定选题，通过联合编研的形式优化工作成果，依靠网络编研提高实效。
3.3.3记忆资源数字化。
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即“利用现代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对传统实体资源进行录入、扫描、加工等处理，将其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图像或文字，形成电子目录数据库、原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数字资源”[49]。
“数字化形式的建设成果在可用性、共享性、持久性等方面更具有优势”[37]，既是存留过去的需要，也是适应未来的要求。
对于记忆资源的数字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探讨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方案。
冯惠玲[50]提出的“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为记录形式，各地区、各行业可分别建设子库。
樊树娟[51]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可行性与实施原则，提出了“加强领导，通力合作”、“资源收集多样化”及“加强数字资源管理”等策略。
吴建华等[52]提出了具有整合、传承和服务功能的数字档案中心，作为城市记忆的“仓库”和“窗口”。
二是研究数字化资源的组织及规范。
必须采用“统一的数字元数据标准”[53]以实现资源共享。
资源存储及转换标准的统一能够移除了多机构合作资源采集过程中存在的格式不统一的障碍,为资源的组织及深度利用奠定基础。
[54]“美国记忆”通过“技术方案”和“质量标准”两方面要点对资源的基本单位、编目与元数据、检索与索引、系统建设、质量标准等进行了规范。
[55][56]范维晨[57]另辟蹊径，从Web2.0视角出发，提出除元数据之外的分众分类法和主题地图的资源组织方式，但其现实可操作性还有待检验。
3.4城市记忆成果输出
实现成果输出原因有二：
其一，档案资源作为触发记忆和过去事件回忆的“试金石”，只有在“被获取、理解与利用”[58]中才能发挥这种的功能，这就需要城市记忆主体的参与；
其二，“保存城市记忆最好的方式是不断传播城市记忆”[59]，档案是一种固化的记忆或载体，以档案资源为主体建构的城市记忆传播范围有限，被记忆主体认知的机会有限。
因此，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将成果输出，通过与记忆主体的相互作用，被人们广泛理解和认知，才能形成共同的城市记忆。
3.4.1输出目的城市记忆成果输出主要实现两个目的：
一是实现历史文化的展示与传播。
徐拥军[60]强调中国记忆工程旨在促进国家文献遗产的保护和中华文化的传承，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增强全球华人的归属感、身份感，促进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魏彬冰等[35]认为通过展览、图书、声像和学术研究等形式的城市记忆输出，能够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历史追溯、精神熏陶、审美鉴赏”。
二是实现成果的应用与拓展。
首先，建设成果可应用于城市管理。
赵淑梅[61]总结辽宁省丹东市实践经验，希望利用城市记忆资源形成的专题资政报告实现对城市建设规划的建言献策，帮助政府决策。
其次，建设成果可应用于教育领域。
游毅[62]建议我国的城市记忆建设能借鉴“美国记忆工程”，将记忆材料大量投入到中小型教育，提供给公众做终生学习之用。
最后，建设成果可应用于相关产业发展，实现增值。
杨雪云、丁华东[63]总结徽州市利用城市特色记忆开发传统产品、吸引外资、开发旅游景点等经验，可将记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3.4.2输出平台城市记忆的传播需要媒介，城市记忆建设的成果输出可分为线上和线下双渠道。
线下主要是传统媒介，如出版社、电视台等。
刘瑛[64]认为档案部门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出版相关书籍、光盘等；
加强与电视媒体的合作，制作播出城市记忆宣传片。
此外，举办展览也是实现城市记忆传播的有效途径。
宋鑫娜[65]提出展览的地点可从传统的社区、学校等拓展到文化广场、商业中心、旅游景点、机场大厅等社会公共场所，扩大覆盖面。
刘立[66]指出要对所展览的资源的“获取渠道、体现的历史背景、包含的内容、存在的意义等做充分说明”，以此“激发他们对城市的历史进程研究的兴趣，以及身为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
线上则是通过网络实现输出。
陈斌珠[67]提出既要要借力档案网站，设置有关城市记忆的栏目，又要借助即时交互、简单方便、大众广泛的博客和微博，并设置相关链接扩大关联度。
周婷[68]则主张建立专门的城市记忆网站，利用网络技术，构建网络化的信息平台，更好地扩大宣传和利用。
3.4.3输出形式刘付英[69]指出城市记忆“以文字、表格、图纸、照片、拓片、摹本、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形式来展现，尽可能地反映了城市原貌。
陈斌珠[68]总结并建议城市记忆展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利用图片、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展示，二是采用在线网络视频展示，三是建设3D虚拟展厅，采用三维方式展示。
丁华东[70]认为可通过档案汇编、档案图片选编等形式实现内容挖掘和展示，以文本、图像、声音、声像、多媒体等形式管理。
结合上一节输出平台的归纳，输出形式为两类：
一是图文型，包括文字型、图表型和图文结合型，如文字汇编、图文并茂的展览等；
二是影像型，主要包括音频型和视频型，如电视纪录片、光盘等。
3.5小结
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有两方面趋势：
在认识上，重视程度增加，研究范围逐步展开，涉及资源的收集、开发与利用等方面；
在方式上，由传统向现代发展，顺应时代要求，开始在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方面提出构想与方案以实现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建设。
但仍存在不足：
首先，对资源建设的认识深度不够，只关注其中一两个阶段，未能形成对资源全过程建设的整体认识，缺乏系统性；
其次，资源开发的方式有所局限，多数研究集中于传统的档案编研，缺乏创新性；
最后，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仍显空白，文章较少且多为整体方案设计，技术及应用还需进一步探索。
4城市记忆工程实践研究
城市记忆工程缘于1994年冯骥才为“抢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动。
这项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保护城市记忆的序幕。
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了“城市记忆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城市已有50多个大中小城市并不断有新的城市、区加入进来。
本章从城市记忆全过程建设的角度出发，以记忆资源的“输入—处理—输出”为基本维度，抓取典型城市，探究全国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实况，总结建设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并查找不足。
4.1城市记忆工程举要
韩若画、加小双等对城市记忆工程的典型做法已做总结，本文列表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城市记忆论坛集、相关网站内容及新闻等，对城市记忆工程做进一步梳理。
建设阶段
方式/形式
城市
典型做法
总结
资源收集
北京市
北京市图书馆依托百年馆藏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北京记忆”
该方式适用于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馆馆藏丰富、历史悠久的城市。
青岛市
从2004年开始远赴德、美、日等国家开展历史档案征集复制工作。
共征集复制档案资料57万页，照片5400余张、地图300余份、电影320分钟，购买图书资料388件。
该方式适用于所有城市，境外征集则是历史上曾受到外国侵略者侵占和掠夺的城市找寻珍贵历史资料的有效途径。
威海市
于1996年起实施流失海外档案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先后5次组团专程赴英国、南非，征集到有关威海历史的档案4万多页、缩微胶卷248米、照片3600多张，在全国首开地方跨国搜救流失海外文化遗产的先河。
天津市
1994年起，冯骥才拿出高飞组织历史、文化、建设、考古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对天津一条条街进行了地毯式考察，组织百名摄影家系统拍摄，历时3年，共拍摄照片3万多张。
该方式适用于所有城市，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快，拆迁改造频繁的新兴发展城市。
2002年起开始对城市面疱进行抢救性拍摄，到2006年底，形成了850条主要街道、120个城市村庄、195个企业事业单位、80座优秀建筑、60个风景名胜点、116个居民小区、40个古遗址、76个里院建筑、15条河流、100多个建筑项目等共计1752个项目的2万多分钟录像档案和2万张照片档案。
2015年的拍摄重点是全市中小学校、农贸市场和搬迁老企业。
其他特殊方式
武汉市
2008年，由江汉大学、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武汉市商务局、武汉市文史馆、何祚欢工作室共同主办的“城市记忆工程·
武汉工商业家族口述史”，计划用3年的时间，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把老武汉的商业风俗、工商业大家族的家族史尽可能全面记录下来。
适用于非常规性资源的收集，要根据资源的特殊类型和特点灵活处理。
成都市
对具有历史价值和古城特色的老街区、老民居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