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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军旅情

难忘军旅情更难忘战友情

——是部队首长的关怀和培养,造就了我!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的前夕,作为一名来自农村,于1978年3月1日参军入伍的退伍军人,我对军队,对给予我关怀和培养的部队首长有着一段极为特殊的军旅情怀,38年来每每回忆起我曾经有过的这段军旅岁月,那些难以忘却的印记,总是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涌动。

我要去当兵

1977年底我们张家村大队,按照山东省昌邑县石埠公社各级党委的征兵工作要求,在全大队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宣传和具体落实工作,“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英勇杀敌、保卫国防”等大幅标语醒目的张贴在我们张家村大队大街小巷的墙壁上。

文革中一大批想上学而又没法上学的农村孩子在文革后把能到部队当兵看的很重!

一方面,他们长期接受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有着革命光荣传统,又来自于人民的子弟兵,打败了美帝、苏修、日本鬼子,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有着为人民谋幸福、敢于担当、勇于付出、激情豪迈、英勇献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他们自从父辈手中接过镰刀、锄头和铁锨的那一刻起,就过着与半截木头半截铁作伴,与牛马为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生活,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心目中的城市,他们希望通过当兵在部队的学习和锻炼,实现人生价值,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们大队符合条件的适龄青年在规定时间内都到大队部报名了,当我怀着一腔热血去报名时,却被大队领导阻止了:

“你不能参加报名!

大队不同意你去当兵!

你们家只有你和你娘两个劳动力在挣工分,养活你正在上学的两个弟弟和78岁的奶奶,你如果当了兵就要大队和你们小队(第二生产队)来养活了。

”(注:

当时国家对农村军属的政策是:

大队和生产小队在年终决算分配口粮时,军属家庭口粮必须吃上平均数以上),看到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同学顺利报名后那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我的心碎了!

在临近报名终止日的一天,当我和我母亲同时被分配在我们第二生产小队场院内干活时,正在干活的社员们又在议论今年征兵的事了……自从征兵工作开始报名以来,我被拒之门外的心情早已难以言表,自我父亲在文革中的1969年去世,我这个只有9岁的家中长子就开始倍受家庭灾难的煎熬,我难以忍受这种不平!

我把正在干活的母亲叫到了场院内的一侧:

我要到石埠公社,我要去找公社领导,我要求当兵!

面对我的诉求,母亲从裤兜里摸出了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后,她数着仅有的几毛钱,无奈的给了我一毛五分钱,那一刻,她那无助和伤感的表情,38年来永远地定格在我脑海中!

我怀揣着这沉甸甸的一毛五分钱步行到石埠街里供销社,香烟柜台售货员告诉我只能买一盒“金鱼”牌香烟,当我走进石埠公社大院,一位领导对我说:

你到武装部去。

武装部于干事接待了我,怀着对领导的敬意,我向于干事敬上了一支“金鱼”牌香烟,说着说着,我在领导面前竟哭了起来,当时我实在是难以控制我的心情,只见表情异常凝重的于干事迅即转身去提起了一把热水瓶,并向一个军用搪瓷缸子里倒了一杯热水,他端到了我面前,耐心倾听着我的情况,不时安抚我的心灵,待我心情稍微平静后对我说: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保证向部长汇报你的情况,我们武装部会去你们大队了解情况并会做工作的,不会因为你家庭困难而不同意你报名参军。

在我离开武装部回家的路上,对于干事亲切地接待,特别是他亲手端给我的那杯热开水,我从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激动,更是对于干事的答复充满了期待!

老连长,您是我父亲般的亲人

济南市驻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第69师后勤部汽车连付连长孙兆海、二排长梁文广、辛司务长在我们报名阶段后期进驻石埠公社武装部,当我报名阶段依然受阻,在一个雪天的晚饭后,我母亲只身一人踏着积雪去了石埠公社武装部,并找到了正在吃晚饭的三位部队领导,老连长热情的接待和负责任的答复使我母亲十分感激!

隔日,孙连长一行三人在听取了武装部领导情况介绍后,在没有公社和大队领导陪同下,他们三人突然来我家进行家访,并进屋见到了我已78岁的奶奶和我两个分别只有14岁和11岁的弟弟,家庭困难状况摆在了他们面前,但当孙连长与我奶奶和我母亲交谈后,他站在我家院子里与我交流时竟当场对我说: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首次见到亲临我家的部队首长,在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紧张,竟不知该如何回话,心中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终于可以报名了!

在公社武装部统一组织下,我们骑着自行车到饮马公社医院,在带兵首长的监督下进行了体检,当我得知体检合格后,焦急地等待着这最后的定兵通知,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从生产队干活回来,一进家门看到屋内炊烟弥漫,屋内窗前的方桌上还摆放着几盘已经炒好的菜,其中最好的一盘是炒鸡蛋,母亲兴奋而又急切地对我说:

“今天上午你张中辉爷爷(我村大队干部)陪着部队三位首长来咱家了,一是通知你已经被批准参军入伍,二是再来做最后家访,再次征求你奶奶的意见,在等你时我抓紧时间做了几个菜,本想请领导在咱家吃顿午饭,可人家怎么也不住下。

”事后得知,部队今年春季在昌邑征兵,县武装部分配给石埠公社40个名额,石埠公社下辖29个大队,我们张家村大队是石埠公社29个大队中较小的一个大队,我们大队最多能分到一个名额,在定兵的整个过程中,为确保兵员质量,为带我去当兵,老连长在石埠公社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最后竟然分配给我们大队两个名额,这样我就和与我同龄同村的伙伴张会鲁被同时批准入伍了!

我离家去部队的那一天

1978年3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尽管昨天晚上母亲请来了我家族中张杰东爷爷、张守信、张守祥、张守俭三位大爷来吃晚饭,并和我的其他亲属与我交谈到深夜很晚,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吃过了早饭,大队领导和我的亲属都来为我送行了,我78岁高龄的奶奶迈着小脚,手持拐杖执意把我送到了我家门外的南墙下,我与奶奶难舍的道别,她就那样双手持拐、仰头微弯着上身站立在南墙下,举头向西仰望着、看着我随送行的人群向村西头走去,奶奶南墙下那伛偻的身影,充满了担忧和期待长孙有出息的眼神,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和奶奶的这次道别,竟成了我们祖孙二人最后的永别,我再也没有见到我一生多灾多难的奶奶,这铸成了我一生永远的心痛!

母亲和两个弟弟和亲属们以及大队领导和乡亲们送我到石埠公社大院。

我们40名新兵集合完毕后,登上了昌邑开来的解放牌汽车,在母亲、两个弟弟和乡亲们的注目下,我在车上含泪不停的挥手与乡亲们道别!

下午,我们穿着全新的绿军装,从昌邑乘客车到达潍坊火车站东侧集结,黄昏时分我们乘着夜色与来自潍坊各地的新兵们一道背着背包列队进入潍坊火车站,进站后我们的行进队伍在一声令下向站台指定位置跑步前进,当我伴随着战友们呼哧、呼哧的气喘声和脚底下发出的唰、唰、唰跑步声奔跑时,站台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忽然间歌声大作: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边防线上把根扎,雪山顶上也要发芽。

哎——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顶风冒雪把武练,练好本领最伟大。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翻山越岭去巡逻,敌人侵犯决不饶他。

哎——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此时此刻,这浑厚高昂、铿锵有力、使人激情振奋的歌声,瞬间就像一股热浪涌进了我的脑海,顿时使我产生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并伴随我一生!

38年来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总会在第一时间里联想起当年在潍坊火车站夜色中登军列时那壮怀的情景!

午夜时分我们在济南火车站下车出站,早已等候在站前广场的军车立即将我们接到了位于长清县城南约3公里处的高炮第69师师部大院。

在军营的岁月里

来自山东昌邑与江苏南通、海门的新兵组成的师后勤部新兵连,住进了师后勤部修理所一座二层楼房内,我被编入新兵连一排一班,在孙兆海任连长、张布任指导员、梁文广任一排长、常希臣为一班长、王学义为二班长、杨金海为三班长……的新兵连里,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新兵在这里共同生活、学习和训练了一个月,首次全连大会在一楼大厅内举行,连长指导员讲话: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指挥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要求你们从现在起从思想上、作风上迅速实现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向一个革命军人的转变,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战友们要相互团结,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训练中要认真领会动作要领,刻苦锻炼,严格要求,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与我邻村同岁的战友翟松杰代表新兵在大会上发言,松杰战友的发言文采横溢,展现出了较高的文化功底,令我和全连新兵十分敬佩;新兵连里,我们在政治课上学习纪律内务、队列条例、条令,学唱军歌;在班长的亲手指导下学习整理内务,我们把被子叠的像豆腐块那样整齐;在操场上我们学习站军姿、立正稍息、原地转法、齐步、跑步、正步走,到列队、走队列和步法转换,手榴弹投掷与步枪瞄准等训练科目;在夜间进行紧急集合和5公里越野训练;在师部北侧的山间进行实弹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在操场上的炮位前初步学习枪械、火炮和汽车的相关知识,……当我们这些刚刚接触到解放牌汽车,特别是又亲眼看到那些在师部大院里驾驶着大小不一、性能不一,尤其是来自法国的戴高乐牌大型火炮牵引车和师首长们乘坐的北京吉普车威武的军车司机时,使我们那样的兴奋和羡慕。

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济南军区“雷锋式的好干部雷锋式的好战士英模事迹传经送宝报告团”来我们师作报告时,报告团成员中竟有我家族中时任炮八师盐场生产股股长、后在8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张守慧叔叔,在我们师司政后机关、直属单位和所属连队在师部大礼堂里组织的学习报告会上,我激动而又认真的听着叔叔所作的个人事迹报告,在大会休息时,我到主席台休息室见到了正在和我们师首长交谈的叔叔,我们叔侄二人都没有想到能在这里相见,都感到非常高兴,叔叔叮嘱我:

当兵好啊!

咱张家后继有人,在部队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好好干!

临近新兵连结束,我们终于戴上了盼望已久的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在待分配去汽车连、修理所还是去医院的时刻,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当常希臣班长宣布我已被分配到汽车连二排五班时,我心中又是那样的激动和自豪!

到汽车连不久,方连长就转业回江苏南通了,新兵连连长、汽车连付连长孙兆海被任命为连长,在黄振球为指导员、白念录为付连长、梁海燕为付指导员、贾少英为司务长、孙刚为一排长、梁文广为二排长、贾祥名为一班长、张宝华为二班长、张殿成为三班长、单永安为四班长、刘祥合为五班长、夏茂泉为六班长的汽车连里,来自江苏、安徽、浙江、和山东省内泰安、聊城、青岛、菏泽、临沂、潍坊、烟台五湖四海的战友们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大家庭,我们生活、学习、训练在一起,团结互助互爱在一起,在连队组织的汽车驾驶、维修和保养的系统学习中,在班长老兵的言传身教中,我从一个农村青年逐步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军车驾驶员,并能为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农村孩子能在师部大礼堂里听到师首长的报告和学习到我们伟大的党和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无不胜的光辉历史而感到无上光荣!

1978年底,在准备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前期,我们师奉命选调1100名干部战士赴作战地区,900名干部战士赴新疆防御地区。

我们连奉命选派17名战士和8部技术状况最好的解放牌汽车由孙兆海连长带队安全送达淄博市淄川某部集结,还选拔了一名干部待命赴相关作战地区,当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们十分关心在前线作战的战友,每当在师部大礼堂听到师首长介绍着国内外军事动态和传达前线作战部队每次战役胜利的捷报,我和后方战友们心中又是那样的激动不已。

不久我就和战友们进驻了聊城地区招待所,参加了我们汽车连设在那里的司机复训队,复训队结束后,当我正在部队勤奋学习和工作,在济南市区和各地正积极完成各项运输任务时,1979年9月23日我们连突然接到了我家中奶奶去世盼我速归的电报,孙兆海连长、黄振球指导员在连部同我谈话,同时批准我立即回家,当我急速赶回家时,我在部队特别挂念的奶奶,她的遗体已经火化,悲伤中的母亲正在亲属们的帮助下办理着奶奶的后事,我此时伤感的心情已无法表达,心中的痛苦到了极点,悲伤中的二弟在抓住我手的一瞬间,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年仅16岁孩子的手上竟然布满了茧子,不禁使我对家中的不幸又增添了更多的忧愁!

在为奶奶出殡时,已患重病、生活早已不能自理,79岁的张守伦大爷在多人搀扶下,坐着轮椅被抬了出来,坐在了他家门前(我家门口对面),在极度悲伤中目送他四婶子,并注视着送殡的亲属和前来帮忙以及见证我们家突发不幸的众多父老乡亲,整个张家村大队的东大门两侧,我们家门口四周站满了大人和小孩!

办理完奶奶的后事,我带着极度的伤感回到了部队,我把悲伤埋在心里,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1980年初,我和我邻村且同年入伍的战友潘振波被选拔到师司政后机关司训队担任助教班长,在白念录任队长,贾少英任指导员,梁文广任付队长,韩传启为一排长,靳启西为二排长,邻村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张立农任代司务长,和12名助教班长组成的司训队,迅即赶赴我们师教导队,参加了由我们师司政后机关和下属4个团共计5支司训队组成的助教班长集训队,此次集训,师首长非常重视,主管作训的于付师长带领师机关有关首长亲临师教导队,出席并在开班动员大会上讲话,他对师教导队的集训工作提出了明确而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师教导队按课时、按训练科目细则要求,对我们来自全师5支司训队助教班长以上人员进行了严格、系统的培训。

在全师助教班长集训队完成全部训练科目即将结束时,于副师长又率领师机关有关部门首长再赴教导队,并再次出席结业总结大会,他要求我们要把在师教导队集训期间的训练成果带到各自部队去,在各部队司机培训中开花结果,为全师新年度司机培训工作做出新贡献。

带着在师教导队的集训成果,我们师司政后机关司训队离开了济南长清驻地,来到了沂蒙山区沂源县,住进了县中队和县消防队。

在为期半年的新兵司机培训工作中,我们司训队严格执行并落实总部的教学大纲,从汽车驾驶、维修到保养各个学科。

以1975年入伍的战友冯广超为主我为副的司训队一排一班,我们两位助教班长各自分带一半新兵,并把我们的技术传授给了所带新兵。

同时,我也和战友们一道在课堂上、场地上、道路上共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这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驻扎沂源县期间,我们师张师长、于副师长和师机关工作组曾先后来我们司训队检查指导训练工作,特别是为落实中央军委就军队干部提拔工作由原在优秀班长中选拔,改为通过考试进军队院校培养的改革方案实施后,我们师工作组还亲临我们司训队就助教班长们的思想情况进行过专题调研。

每当我回忆起当年在沂源县穿着由修理所文书翟松杰战友(现任泰安市泰山索道运行中心主任)为我修补后、打着三个补丁的裤子(所发的新衣服寄给了家中的两个弟弟)站在队列前和训练中的情景时,心中依然有着阵阵酸楚;但在司训队里我与队首长和全队战友,特别是一班的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司训队结束后,我回到师后勤部汽车连参加我们师每年一次的赴昌邑北部炮兵靶场、与空军部队配合的高炮实弹射击打靶训练,在这期间我拜访了我母亲50年代在昌邑工作时的多位老同事,我尊敬的长辈们,他们对我母亲在60年代因响应国家号召,被精简退职回乡,特别是我父亲在文革中去世,我奶奶又在去年去世,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深表同情!

鉴于我目前的家庭状况,我个人文化程度和部队变革中的情况,他们表示我退伍后愿帮助安排工作,在驻昌邑炮兵靶场的这段时间里,面对家庭以及我自身的种种情况,是在部队继续服役还是尽快退伍,晚上我难以入睡了,正巧,在全师部队实弹射击打靶的后期,师后勤部做出了一个决定,因部队在昌邑县内打靶,昌邑籍战士可以回家探亲,时间为四天,我回家后,就我个人的思想情况和我母亲如实作了汇报,我断定我在部队已经没有再发展的可能了,且在昌邑已经得到多位长辈愿帮助的承诺,我决定今年退伍,在母亲的同意下,我回到炮兵靶场,全师部队完成实弹射击打靶任务回到济南长清驻地后,在年底连队复补动员前我去连部向我尊敬的孙兆海连长,认真说明了我想退伍的要求,考虑到来部队当兵时的不易和肩负着家族,特别是家庭对我的重大期望,我向连长提出希望能在我退伍离开部队之前再请假几天,专程去一趟昌邑,进一步落实我退伍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与此同时,在我们汽车连的车场内,我和与我最要好的战友之一张承兴说明了我今年要求退伍的决定,这位为人厚道与我邻村,对我整个家庭情况都很了解的兄长却委婉的提出了批评意见:

“你想想你为能来部队当兵曾经是多么的不容易,咱连长对你很好,你干的也不错,你已经是助教班长了,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你一旦离开部队,回家怎么办?

”我把我整个家庭和我自身的诸多情况向他一一做了说明,他还是有些不愿我今年退伍的情结和看法!

35年来,每当我去战友张承兴家看望我这为对父母孝顺,对两个女儿成长高度负责,为人忠厚,早已不再开车,在家务农、种大姜,过着田园生活的兄长时,我们还时常提起在1980年底、我退伍前我们俩坐在绿色的解放牌汽车驾驶室内交谈的那个过程。

孙兆海连长与黄振球指导员两位连队军政主官面对我在离开部队前的请假要求,他们在连部共同与我谈话,他们批准我回家7天。

我尊敬的两位连队主官,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风格,在与我的这次谈话中展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这是我在课本上和课堂上都永远学不到的,也使我终生受益!

当我乘车到达济南,在火车站急速检票将要上楼时,我遇到了一位与我同行的老太太,她手拿一个较大包裹、正艰难准备踏着楼梯台阶上楼时,我迅即将她的包裹背在身上,我们二人前后上楼后,她的家人赶了过来,面对这不足挂齿,在部队我早已养成的助人习惯,他们对军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那样的感激和感谢!

到昌邑后,把已经获准并即将退伍复员的相关事情告知了我尊敬的长辈们,并向他们提出了我的愿望,当我回到家乡向母亲详尽说明我此行的情况后,在我回部队的前夜母亲与我的谈话中,我看到母亲有些担忧了——她怕我回来不顺!

当我按时回到部队,我们全连的退伍老兵们已经进入待退伍返回各自家乡的最后阶段,在离开部队的最后一天,炊事班战友们为我们特殊准备了一顿较为丰盛的晚宴,当退伍老兵们在饭桌前就位后,黄振球指导员代表连队党支部对我们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我们为部队建设所做出的贡献,赞扬了我们在火热的军营里所经受的锻炼和成长进步,使我们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在部队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希望我们回到地方后,在为地方的经济建设中再立新功,并祝我们一路顺风,安全到家,尽快与家人团聚!

寒冷的夜色中,当我背着饭前已经打好的背包,手提着饭前整理好的包裹,在战友们的送别下,到达我们汽车连东侧的车场,列队登上上方搭着篷布的解放牌汽车车厢时,就在汽车起步的那一刻,站在车厢后端的我,看到了我尊敬的孙兆海连长,寒风中他穿着棉大衣正站在车的一侧不停的挥手向我和战友们告别!

我18岁来部队当兵,今年才只有21岁,我作为唯一一个只当了三年兵,却与1976年、1975年入伍,当兵已达五年、六年的青岛、泰安、聊城和外省籍的老兵们同时退伍离开部队,在这一瞬间一种急促而来的失落感涌上我的心头,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

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

在我迅即向连长挥手致敬致谢的同时,我站在车上一手抓着篷杆早已泪流满面,我哭了……

父亲,我叫您一声爹真难

父亲,您作为1960年之前张家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最疯狂、最无人性的1969年,面对着您已69岁的母亲、33岁的妻子和分别只有9岁、6岁、3岁的三个儿子,年仅37岁的您就走了……!

父亲,在天堂上的您是否会想到,您走后我母亲为养育我们兄弟三人,曾经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年迈的奶奶与我们风雨同舟在一起,又倍受和经历了多少痛苦的艰难岁月!

我9岁起就见证着:

白天,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夜晚,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做衣、做鞋,奶奶时常坐在炕上一声声叫着您的乳名哭……她迈着一双小脚艰难地为我们做饭、养猪、做家务,危难中爷爷和您为我们留下的唯一财富,是屋后面院子里成排成行的果树和杨树,它们的果实和伐树后换来的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补给,在家中生活最难以维持的时刻,青岛的姥爷、姥姥和舅舅们又一次次出手相救!

父亲,您给我留下的是无尽的伤感和悲惨的记忆!

有一年,家里养猪的大栏(粪便池)满了,在难找人和多日找不到人帮助时,竟然是我70多岁迈着小脚的奶奶和我母亲二人抬着粪筐艰难地一趟一趟把粪抬出了家门外;另有一年,我的头发长的太长了,没钱去理发馆,也不好过多的找人帮我理发,母亲只好用做衣服的剪子给我剪了头发……在我上学的路上和教室内却引来儿时伙伴们阵阵嘲弄和辱笑声!

还有一年,我们家屋后面院子里的柿子熟了,夜间竟然被人多次偷摘,深夜中母亲独身一人持菜刀站在大树下将他抓住,面对我们孤儿寡母如此困难的家境,这种极为缺德的人,非凡的母亲、待人宽厚的母亲,至今拒不向我们说出,也不让我们知道他是谁!

1974年,也就是我小学将要毕业的这年春天里,我被张家村小学确定为运动员,参加由石埠公社在校学生,按高中组、初中组和小学组划分进行的田径运动会,对我关怀有加令我十分尊敬的李秀荣老师,在我们家吃午饭时,专门来我家看望,她对我母亲说:

“在孩子代表咱们小学参加全公社运动会比赛的这几天里,希望你尽量给孩子吃的好一点。

”她指着我脚上穿的这双已不能再穿的鞋说:

“最好给他换上双稍微好点的鞋。

”母亲为难了!

家中生活只能量力而为,吃饱饭成为了最大目标,但母亲去邻居家给我借来了一双较好的鞋,当我穿着这双鞋在石埠公社机关北面简易的沙土运动场上试跑时,我感到母亲为我借来的这双鞋它的大小怎么也不合适,不跟脚!

在我站在正式比赛的跑道上,在即将进入预备鸣枪起跑时,我索性把脚上的鞋子脱了,父亲,在天堂上的您不会想到,当我与左右两边穿着整齐、营养良好的多位选手站在一起,正准备全力一博一争高低时,您的长子竟然是光着脚丫,赤脚站在了这起跑线上……在全公社师生和观众的注目下,在这次比赛中我勇夺决赛第一名,并被选和确定为代表石埠公社的运动员到昌邑参加了全县学生运动会。

近几年来,每当我与当年的小学同学相聚在一起,回忆起41年前的那届运动会,他们还是以赞许的口碑和目光看待着我,而我心里却依然有着丝丝的心酸!

但就是在这次运动会上,我创造了石埠公社运动会史上的一项记录,那就是1974年在昌邑县石埠公社举办的这届学生运动会上有一位来自张家村小学的14岁少年赤脚参加了田径运动会!

1976年7月15日在我初中毕业时,依据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有关推荐上高中的规定,我却不符合条件,没能上高中,下学后,我一个16岁的孩子在生产队里干着与成年人一样的农活,在挣相同的工分。

也就在这一年里,一件灾难性的事情从天而降落在了我们家,当一天上午我从生产队的农田里干活回家准备吃奶奶早已为我们做好的午饭时,奶奶却躺在了炕上,我问母亲怎么回事?

母亲说:

“今天上午由石埠公社领导带队,石埠街相邻的几个大队领导和测量测绘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沿着石埠街由北向南测量到咱家后树园子时,你奶奶回家拿碗想给人家送水喝,当听到咱家这五间屋正中处以西部分和院子里近三分之一的树木被测量确定为待拆除范围时,她被惊吓得拿在手里的碗都掉在地上碎了!

”从此一种不想的征兆就笼罩在我们家的上空。

1977年刚吃完饺子的大年初三早上,只有17岁的我就成了我们大队符合条件的基干民兵,与其他四名成年人各自手推双把独轮车,从村子里步行出发至安丘县贾戈庄公社解戈庄大队,我作为昌邑县民兵团石埠公社民兵营张家村大队民兵连驻在解戈庄大队和社员家里的一名基干民兵、参加了峡山水库的施工工程,全团民兵每天披星戴月往返于解戈庄大队驻地与溢洪闸北侧的施工现场,在那里用独轮手推车完成着每天每人核定的相同土石方运送量。

1979年春天,笼罩在我们家上方的不详之云降临我家!

石埠公社石埠街6个村户住房相连、但道路互为不通的大队、在公社实施整体规划下的道路开通工作中,当石埠街这条由北向南穿越多个大队的主干道还未通到我们家后树林子时,与我们家同属一个生产小队的一户人家,被张家村大队和石埠公社批准,将在我和我大爷张守伦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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