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精彩评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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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该市上下连夜紧急动员不惜代价在全国急调那个树种，因为数量太大，一时难以凑齐，只能一个区一个区的种。
为了应付书记检查，各区之间只能互相拆借。
当书记视察完这个区后，另一个区连夜去把那些树移过来接受检查。
这件事情在当地坊间传为笑谈。
我的朋友听一个园林专家说，这些树要不了几年必死无疑。
因为那个树种适合北方的气候，在南方无论你怎么精心伺候都很难存活。
而他们城市原先大量种植的树种不仅便宜而且特别适合当地气候和环境，根本不需要特别打理就能枝繁叶茂。
这件事情里的很多地名和树种的细节我都知道，基于大家可以理解并可以原谅的原因，我只能说得含糊一些。
这里面牵涉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专业问题，专业人士为什么不敢向上直言？
第二，作为党政主官，对于专业技术很强的领域做指示的时候是否可以谦虚一点，事前多做一些功课或者先听一些当地专业人士的建议呢？
解决北京交通拥堵要在交通以外想办法
（2010-12-1509:
20:
55）
前天我读报关注了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推出的综合措施，这几天中央媒体还在持续在报道，甚至有观众在我的微博上给我留言让再谈北京的交通问题。
今天的中青报再次登出文章《先整治公车再治理拥堵》，文章提到14日央视评论员《朝闻天下》里说“公务用车不应只是零增长，而应该负增长。
”这和我在前天节目里表达的观点几乎一模一样。
今天我再谈北京的交通不想再谈公车了，因为关于公车对于治理交通问题和政府形象的意义以及公车消费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也已经被各种媒体反复引用，已经成为全民性的常识，多谈无益了。
关于北京的交通我想谈以下两点人们有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
第一，媒体和政府都在反复强调发展公共交通的重要意义，仿佛今天北京的交通拥堵是公交不发达的产物，仿佛只要公交线路够多，地铁线够长，那些买私家车的人就会放弃初衷选择公共交通。
真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
今天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私家车发展过快的因素远远大于公交发展缓慢的因素。
你稍微调研一下就会知道，北京这十几年来公共交通的发展是飞速的，但是这个速度仍然赶不上汽车进入家庭的速度。
事实是，无论你的公共交通怎样发达，怎么廉价，哪怕实现公交免费，也不可能让市民放弃私家车出行。
你将心比心问问自己就知道答案了。
第二，大幅提高停车费和车位费会遏制私家车的快速增长。
这也完全是闭门造车，想当然的结论。
今天央广新闻还在报道，北京治理交通拥堵措施中气势汹汹地提到要大幅提高私家车的使用成本，结果是北京市近期私家车销量猛增，很多4S店甚至预言，年底这波消费提前预支了明年的购买力。
这个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了靠提高使用成本来遏制私家车进入家庭的速度是一种幻想。
除了增加政府收入之外，于解决交通压力根本没有作用。
既然坐车也是堵，开车也是堵，我为什么不选择在自己车里呢？
起码不用挤，还有点舒适度吧？
那怎么办呢？
在我看来，继续修路，发展公交、限制公车等等措施都可以用，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不仅微乎其微，而且投下去巨大成本所产生的那一点点效果也将很快被城市发展的速度消化了，陷入恶性循环。
而且不忘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增加是会有极限了，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到哪一天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办法要在交通以外想办法，要做减法，而不是延续过去几十年做加法的思路，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怎么做减法？
从城市规划和定位上寻找出路，剥离北京城市现有的很多功能。
我打小念书时学到伟大首都北京时，课本里就说“北京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现在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我认为，北京作为首都，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和历史名城之外的很多功能应该尽量抛弃，比如大多数制造业、加工业都应该尽可能迁出北京。
为什么非要让首都成为经济中心呢？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在美国有多少经济功能吗？
把那些数不清的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的总部和工厂都从北京迁出，我看不仅可以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更为北京未来几十年来发展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也更符合首都的功能定位。
一个城市如果什么都想要必定出问题，现在问题已经摆在这里了。
那有人问，这些公司去哪里呢？
北京的高铁到天津只要20分钟时间，这难道不是选项之一吗？
别急着鼓掌
（2010-12-1612:
28:
《人民日报》12月15日消息说，12月9日起湖北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在一楼大厅摆出了6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公务自行车”供工作人员公务使用。
记者看到，车篮上的牌子写有宣传语“绿色出行低碳办公”。
据了解，湖北省“明年将向全省其他省直机关推广。
”报道还从选了三位网友发言。
@文国云：
自行车只适宜城区短距离出行......如果干部们每天将大量工作时间花在骑车上，办事效率并不会高，可能得不偿失。
@想喝白玉奶茶：
希望坚持下来，而且当地政府既然有意推行这项措施，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鼓励手段，比如说自行车津贴什么的？
@鸭酥酥：
武汉的交通高峰时期也蛮堵的，这时自行车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这篇报道仅仅选取了三位网友的看法，我也很难猜想大多数人对推出这种“公务自行车”持什么态度。
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在报纸上已经看到，有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已经推出了“公务摩托车”，当然，报道的态度对这种新生事物是赞许的。
我当时对那条消息就想说点什么，现在公务自行车来了，就一并说了吧。
我相信一定有相当比例的人是赞成这一举措的，比起传统的公务车来，公务自行车显然是低碳的，环保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便宜的，是省钱的。
对于能给纳税人省钱的事情，老百姓当然是欢迎的。
不过，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每当看到这样的好消息，我的“小人之心”还是会忍不住地发作起来，产生一些疑问。
先不必担心公务员骑车时间长影响了办公效率，谁都不傻，没有哪个公务员会骑着自行车跑几十上百公里去办事的。
“网友”也不必提议什么“自行车津贴”，对于给公务员加工资、发津贴之类的事情政府向来既有热情、又有办法，从来不落人后，真不必咱们提议了。
我关心的是，有没有数据显示，当地政府推出“公务摩托车”和“公务自行车”之后，传统的公务车的数量因此减少了吗？
公车消费的支出因此大幅降低了呢？
如果有，我们当然应该给予掌声；
如果没有，政府部门仅仅是在现有的公务用车基础上又增加了“公务自行车”，还有人愿意鼓掌吗？
当然，有人会说，人家这项政策不是刚刚才推出嘛，有些数据哪能那么快出来呢？
这话对，所以我提醒大家，先把手抄口袋里，等我们看到让人满意的、真实数据之后再鼓掌也不迟。
“让领导先走”不是江湖规矩
（2010-12-1923:
38:
10）
12月14日新华社报道，11日在成都双流体育场一个动漫活动现场，一交警中队长以“领导的车马上要来”为由要堵塞车辆离开，争论中该交警说“我只管领导的安全、领导重要还是哪个重要？
”目前该交警已被停职。
虽然事情过去一周了，但是昨天的快报在一周盘点中仍然继续点评了此事。
《华商晨报》一评说，说了一句实话的交警悲剧了，可处理这名交警的时候，那些享受特权的领导不该反思一下吗？
那些屁大点事都要求交警开道的官员才真的该被停职。
《现代快报》再评说，要享受特权的领导停职，也就是过过嘴瘾。
我参加过一些会，也是警车开道，就是为了表示当地政府的重视，代表一种“规格”！
我不愿挺身而出拂了人家的“善意”。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不像“江湖”，一切按文明社会的规矩办，那多好！
我说两句吧。
那个交警为了一句话受到了处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像那个问“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局长受处分一样解决不了问题。
随着网络的发达，这种话我们还会不时传入我们耳中。
评论这种事情的时候论者总会谈及所谓“制度建设”，我表示赞同，但是我们的文化有没有问题呢？
我看有。
《2012》这部电影很多人看过，其中又一个情节很多人都记得。
那个美国的黑人总统最后时刻放弃了登机的机会，选择了留下和绝大多数无处可逃的美国普通民众一起面对末日的到来。
最终他和千千万万的美国老百姓一样，像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倒下，被巨浪吞没。
平心而论，在现实中情况会是这样吗？
谁也没经历过的事情，谁也不好说一定是这样或者一定不是这样，只是常识告诉我们，电影里情节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虽然电影总归是电影，是艺术作品，是虚构的，但是美国的艺术家愿意这样去设计，愿意想象当灾难不可避免时他们的总统和人民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并把这种东西上升为一种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向全世界传播。
相反的，汶川地震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在第一时间里赶到灾区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不是电影，而是现实，可是偏偏我们的艺术作品里却最缺少这样的表现，我们的文化里也最缺这种元素。
我们的文化里总是浸润着开明君主微服私访或者老掉牙的清官故事，这些特权时代遗留的东西里面永远只会让人民崇尚权力，永远产生不了公民社会的平等意识。
温总理在汶川为一个受伤女孩让路的照片曾出现在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举国感动，我们不是总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
总理的榜样早就放在那里了，为什么下面的那些官吏照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本不该享受的种种特权呢？
所以制度反思不可缺少，但对我们文化的反思也同样不可缺少。
最后，我不认同快报这篇评论的标题里把“让领导先走”定性为“江湖规矩”。
“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从古就是对立的。
任何一种文化里可能都有尊卑之分，长幼之序，但任何情况下都“让领导先走”绝对不是江湖规矩，而是一种腐朽的官场文化。
我认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里最顽固的有时并不是制度，而是文化。
“别有用心”
（2010-12-2819:
08:
01）
《扬子晚报》昨天报道，12月25日浙江乐清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断脖颈。
当地村民称“村主任是被4个人抬起扔在工程车前轮下压死”的。
5年来钱云会为征地的事情不断上访，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
官方当时通报是交通事故，27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坚持是“交通肇事”的说法。
《扬子晚报》次日评论说，钱云会的死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谋杀”，亟待揭开真相。
网民分析的五大疑云条条有理：
工程车逆行撞死人反常！
死者倒下的角度反常！
事故路段的村口的摄像头突然失效，反常！
工程车连一点刹车痕都没有，反常！
肇事司机神速被“武警”带走，反常！
然而蒲岐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它和之前的上访联系起来。
对当地政府这句“别有用心”，《扬子晚报》另发了一篇评论《请问到底谁“别有用心”》。
这一声质问也是我心底埋藏已久的质疑。
在我小时候听到的新闻话语里经常出现这样的表述：
“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如何，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怎样怎样。
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在我头脑中群众这个词最常出现的定语就是“不明真相”。
前段时间，白岩松终于对“不明真相”一词发飙了，他在节目质问：
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是因为你们不给群众真相！
现在应该算一算“别有用心”这个词的帐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别有用心”的人一定就是连环画里那些面目可憎、形容猥琐，躲在阴暗角落里对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那时的人们经常在广播里还听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总之一句话，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力“别有用心”这个词出现在新闻里是具有强烈文革气息的，是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之类早已进入历史垃圾堆的词汇相关联的。
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还经常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表达，甚至还不时地出现在某些地方的新闻里。
我们真的应该揪住这句话不放，问问那些官员，请你告诉我们，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是不是在那些总想掩盖真相的官员们眼里，所有追求真相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那这样说起来，所有的新闻记者都是“别有用心”的，所有成为引发舆论争议的公共事件的受害人都是“别有用心”的，所有为追求公平正义而发声的群众都是“别有用心”的。
用一句“别有用心”在群众中制造割裂，这是历史上那些政客们用过的低级伎俩，现在还在使用这种小手段，还在使用这种语言只能说明很多官员的不长进，他们太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水平，太低估了社会进步的力量。
在我眼里唯一“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掩盖真相的人。
电影院播广告你能接受吗？
（2011-01-0401:
32:
07）
年底三部贺岁片是老百姓的热门话题之一，除了片子的内容之外，电影院播广告，而且广告越来越长再度引起争议。
《现代快报》报道，近日北京市消协率先发难，称这种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和选择权，将建议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商家立即停止上述侵害行为并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
据报道，2004年广电总局与工商总局联合规定“电影贴片广告不得占用影片放映时间；
影院须公示贴片广告的放映时间。
”2009年广电总局再发通知要求“贴片广告、映前广告需在电影票票面上标明广告放映时间”。
而几乎没有哪家影城在电影票上标注广告时间，工商部门指出，上述文件的性质只属于“管理通知”，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范畴，他们“不太好管”。
而电影院方面则表示：
插播广告是行规。
我一听到“行规”二字就很火大。
咱们明明说是一个法治社会，可是长期以来，在很多领域偏偏就是行规大于法律。
比如，消法允许消费者进餐厅进自带酒水，而餐饮协会的行规不允许，结果争执多年。
再比如，法律规定商家必须给消费者提供正规发票，而铁路上的餐车过去很多年从不买这条法律的帐，说这是铁路上的“行规”。
现在电影院又拿行规出来说事了。
现在那些电影导演们搞点植入式广告，只要你自己不嫌恶心，观众能接受也就罢了，现在电影院播广告播得仿佛合理合法了。
广电总局的规定摆在那里，又说那不是法律，不好执行。
这话蒙谁呢？
很多事情没有政策都可以立刻出台一项政策，何况广电总局明明有政策放在那里。
而咱们国家很多政策根本不需要法律就可以执行得雷厉风行，例子太多了，各行各业都有。
证券市场这一二十年有多少政策是以法律的形式体现的？
执行得不是很有效率吗？
还有很多我更熟悉的例子就不方便举了。
消协虽然不是行政部门，也没有执法权，但不等于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
快报提供的新闻链接说，2010年7月西安市民陈晓梅在电影院观看《唐山大地震》，但放映时间开始后并没有播放电影，而是播放了10多分钟的广告。
陈晓梅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将放映电影的西安保利博纳影城告上法庭。
10月底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影院侵权成立，判定影院向陈女士退还看电影所花的35元票款。
南京市工商部门说“不太好管”的事情，西安的地方法院就管了，而且管好了。
我想，要尽快被打破电影院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无良行规有三种途径。
第一，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像西安的陈女士一样起诉电影院，形成规模压力。
第二，有法律界的专业人士能站出来，在更高层面打一场公益诉讼。
第三，作为行业主管的广电总局拿出切实有效的惩罚性来落实业已存在的政策，措施规范电影放映市场。
行规大过法规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学生雪中迎接领导折射教育者人格低下
（2011-01-0916:
23:
42）
1月7日《潇湘晨报》报道，1月2日常德市桃源县第五中学恢复挂牌，两列中学生穿着雨衣，在雪中手持花环列队欢迎领导嘉宾“光临”的照片被传至网上，引发巨大批评。
对于迎宾学生在雪中站立一个小时的事情据该校相关人员说，让学生在“比较恶劣的天气”迎宾肯定不好，希望网友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
这真不是个新鲜话题了，类似事情可能随时随地地就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在网上看到网民搜出的一系列类似事件照片：
2010年7月23日网贴照片曝光湖南某职业学校“领导驾到，女生排队鞠躬接驾”的场景。
2009年7月30日陕西户县希望小学揭牌仪式领导迟迟不到，学生苦等三个小时。
2007年6月1日广州一所学校的庆祝活动，领导在台上讲话，小朋友在太阳底下暴晒多时汗流满面。
从桃源县五中校方希望网友“宽容”的态度来看，人家也真没觉得这算个什么事情，值得你们这些媒体和网民大惊小怪、不依不饶的。
可是虽然我们看了很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每一次都同样愤怒，并且完全没有打算宽容这些学校的意思，尽管我很清楚，舆论宽不宽容他们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能影响到这些学校领导乌纱帽的人可能恰恰就在被迎接的队伍里。
有两点我先说清楚。
第一，我不是怕这些人的官大，从这件事情看，官员的级别最大恐怕也大不过县太爷，但是桥归桥路归路，先别批评那些被迎接的领导，人家可能根本没有要你们这样迎接，是那些学校领导自己犯贱，非要搞这种恶心排场。
第二，学生们在风中雨中雪中迎宾跟锻炼什么意志品质完全没关系，别往这上面扯。
锻炼意志品质的方式很多，犯不着如此这般，就像我们不能说我们中国人过去千百年下跪磕头是为了锻炼腰腿一样。
很多人谴责此类事情的原因大多在于这些被曝光的事件中让学校的孩子们迎送这些官僚们的天气都十分恶劣，不是烈日和暴雨下，就是寒风冰雪中，让人心疼，觉得这些学校的领导坏了良心。
其实，我不能原谅这种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天气的恶劣程度，而是这些学校领导的人格卑微低下的程度。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在凄风苦雨里，而是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让学生站在路边迎接领导，就没有问题了吗？
不！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问题的性质没有任何改变。
学生不是学校领导的免费礼仪小姐，学校领导想要对上面谄媚可以用你自己的办法，我们管不着，但是总是用学生来做这种事情是不能被原谅的。
我们总是习惯说“社会风气变坏了”，可是社会风气怎么变坏的呢？
这类新闻的反复出现似乎告诉了我们部分答案——社会风气的变坏有时就是从教育者自己的行为不捡开始的。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过小就失去了应有的纯真？
为什么我们经常从很小的孩子嘴里听到那么市侩的话？
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从小就那么迷恋当干部？
为什么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千百年根深蒂固？
起码部分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并不健全。
“没有本山就没有春晚”是谁的悲哀
（2011-01-1810:
03:
30）
1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因为同时肩负多台春晚的演出任务，本山大叔扛不住病倒了。
昨天快报对这件事情评论说，赵本山“同时肩负多台春晚的演出任务”，就目前的信息来说，至少是“七台”，而这意味着什么呢？
“本山大叔扛不住病倒了”只是其一，其二就是中国亿万观众在一个时段里集中消费一个娱乐达人。
这种现象就是对赵本山的一种过度“消费”罢了。
快报的这篇评论引用了我去年曾经引用过的一个材料。
赵本山在美国演出时，纽约作家毕汝谐的评价是：
赵本山其人其节目内容庸俗，却能够创造天文数字的票房价值，成为春节晚会的台柱，十几年如一日。
究其原因，赵本山是今日中国转型时期文化彷徨的产物！
作者认为，赵本山“同时肩负多台春晚的演出任务”是一种恶性循环，表明大众文化还未摆脱对低端趣味的依赖。
好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谈过这个话题。
今天再谈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是先再强调一下，我是一个俗人，喜欢俗文化，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喜欢本山大叔。
去年去沈阳的时候还专程去他的“刘老根大舞台”买票捧场，虽然票价确实有点贵，但是我还是觉得值。
我个人甚至觉得，把刘老根大舞台的日常演出原封不动地搬上除夕的央视春晚就很不错，保证让十三亿中国老百姓笑一晚上。
对于快报这个话题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说“赵本山病倒了，全国人民年就过不好了”，估计很少有人会赞同，可是在有些人却这样认为：
全国人民过年不能没有春晚，春晚不能没有赵本山。
按照这样逻辑就很容易得出“全国人民过年不能没有赵本山”的结论。
全国人民喜欢赵本山的小品没什么不对，赵本山的小品成为那台“国家仪式”般是晚会上全国人民“唯一的期待”不是赵本山有问题，而是那台晚会有问题，连春晚的导演们自己都承认“赵本山的小品成功了，春晚就成功一半了”。
这句话在我听来是捧了本山大叔，羞辱了这台晚会。
十几年中国老百姓年年除夕期待赵本山的小品不仅仅说明本山大叔魅力不减，是不是也说明那台晚会的导演们没有进步呢？
他们可以不计成本的大把花钱，可以调动几乎所有的资源，却在十几年时间里无法打造出一个能超过赵本山的小品的节目。
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再者说，赵本山的小品的确是俗，但是中国老百姓就好这一口也没什么问题吧？
问题是那台晚会的主办方把这种俗文化不自觉地捧到了不恰当的位置，并且经常跟他们自己的春晚之外的其他俗文化过不去，“我可以俗，你们不可以”，我觉得这恐怕就有问题了。
前不久《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没有葛优，就没有贺岁片是当下中国电影的悲哀。
那么“没有赵本山就没有春晚”是谁的悲哀呢？
给弱者以尊严——向楮树青馆长致敬
（2011-01-1919:
18:
杭州市图书馆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乞丐和拾荒者。
这一举措一直引起一些读者不满。
“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
”18号晚上杭州市图书馆馆长楮树青两年前的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5000多次，评论达到1200多条。
为了求证此事，记者连线了楮馆长，而他谢绝了媒体采访。
杭图办公室主任刘丽东面对记者的问题惊讶地说“这也算新闻吗？
我们一直觉得，这是公共图书馆本来就应该承担的责任。
”杭州市图书馆地处市中心，经常有乞丐、拾荒者、民工进来阅读。
“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查阅文献的地方，它更应该是一个让市民自由穿行的空间。
”刘主任说“免费开放了这么多年，我感觉一些拾荒者和流浪汉的素质一点都不差，他们经常会在看书前主动洗手，甚至有些人读的书报层次比普通读者都高。
”
严格的说，这件事情的确不能算新闻了。
因为杭州图书馆推出这一举措是2003年的事情了，而楮馆长说这句话也是在两年前了。
我甚至不清楚19号晚上是什么原因使这句话在微博上突然广为传播，但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句话本身传递出的力量和价值。
这些年关于乞丐的新闻无非是某地政府划出禁讨区，什么某地警方提醒市民谨防乞丐行骗之类的，在很多人眼里乞丐永远是城市的阴暗面，所以才会出现前些年重庆市政府为迎接某个国际会议把全市乞丐“集中起来”直到那个会议结束。
“集中起来”是多么艺术的表达啊，人们尽可以想象一下“集中起来”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和手段，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手段之下公民的权力和尊严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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