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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战经过

7战后评判

8教训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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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2日军战略企图

3历史背景

4会战性质

5双方部署

6会战经过

7战后评判

8教训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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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日军发起了一场纵贯中国南北，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总计动员兵力约51万，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记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

对中国军队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来所遭遇到的规模和破坏力最大的一场战役。

数十万士兵及无数的平民伤亡；

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被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

在失去1/4的工厂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亦随之锐减。

此次军事败挫，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的诸多弊端。

它与同时俱来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起，使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政权遭到一场灾难性的打击。

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

“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长衡会战要图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基地，以防止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

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

三是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

由于日本当局主要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故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并由北而南打通平汉线、粤汉线及湘桂线的交通。

对于日军的上述战略意图，国民党军方面是如何逐步认知的?

军令部是重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掌理国防和用兵事宜的重要部门。

军令部内设三厅，第一厅掌理制订作战计划、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考核战绩、军队整训调遣等业务，第二厅掌理军事情报搜集研究及谍报网业务，第三厅掌理陆海空军参谋人事业务。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逐日详细记载了敌我双方的战况动态情报，为研究这场战役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以下主要依据徐永昌日记，分析国军最高指挥机构是如何判断和认知敌情的。

从徐永昌日记看，徐氏最早于1944年2月25日获悉日军增兵抢修平汉路黄河铁桥，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并悉日军由长江下游向武汉、鄂西等处调动。

3月4日,徐又获悉北平、上海各有敌机两批飞汉口。

徐虽怀疑“敌或有企图”，但基本认定是日军的一种眩惑伎俩，没有予以重视。

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作好应战准备。

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

3月21日，徐永昌根据敌军调动情况，提出要警惕日军出于防空或交通上的考虑，有打通粤汉线的企图，并认为占领衡阳对敌最为有利。

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各方情报，日军从伪满及长江下游大量调集武汉，并由平汉路由北向南结集大量兵力于豫北，判断日军有大举进犯企图。

据徐永昌日记，是时国民党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

国民党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

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

但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效能远不如日军。

军令部综合各方情报，对日军动态的判断大致不差。

但不够灵敏，而且有时难免出现偏差。

4月6日，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

徐永昌判断，日军为准备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并扰害中国西南空军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徐永昌推断日军兵力可能难以抽调，并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说法，可能是日军声北击南。

实际上，此时“一号作战”攻势即将发动，平汉路日军进犯河南在即。

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

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轻忽了日军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

作为军令部长，徐对敌情判断的偏差,必然影响国民党军在平汉线的备战部署。

从中原会战前国民党军的作战准备来看，并未从其他战区调集优势兵力应战，显然是对日军之强大攻势估计不足。

日军“一号作战”于4月17日在河南打响之后不久，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

“最堪注意仍在中战场”，断言日军对湖南“将扰犯无疑”。

是时日军确在加紧进行湘桂战役的作战部署。

徐永昌对日军在中战场（湖南）的增调动态，观察比较敏锐。

4月24日，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平汉线的攻势，是声北击南，其目标恐仍在粤汉线。

4月27日，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

但徐永昌认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日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主要在打击第一战区的国军，亦可能掩护换防或抢收小麦。

是时日军在河南战场的攻势已近半月，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对日军打通平汉路的战略意图仍然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5月上旬，日军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

5月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由赣北直攻株州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

”5月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

这一情报显然是准确的。

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

“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

”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

5月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

5月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

“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

”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

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粤汉路的情报。

军令部第二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约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约五六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

但徐永昌对日军的进攻能力仍估计不足。

5月19日，徐永昌在回答蒋介石“豫战之后敌人的动向如何”之咨询时，认为日军无持久进攻力，其部队亦多为杂凑。

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

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在太平洋战场日趋不利的局面，企望通过在中国大陆的作战来鼓舞日该国民的士气。

据称日军“大本营极端期待此次将成为今年最出色的作战”。

为此，日军准备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武汉会战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

这些兵员中确有很多是只经过短期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兵团，因过去熟悉对华作战的优秀兵团大部分已被抽调赴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

但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了反复、周密的策划和充分的作战准备。

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

相比之下，重庆方面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

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但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提示性的手令，并未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显然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

而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军令部亦未拟具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方案。

直至会战打响十余日之后，军令部才拟出一个作战指导大纲来。

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为日军在前三次长沙战役接连受挫以后，一时不敢再问津长沙，再则以为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故而疏于防范。

5月26日，亦即日军发动湖南会战的当天，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说：

“随着我军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在岳州（今岳阳）、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似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

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

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

”重庆军事当局虽不象东条英机分析的那样没有觉察出日军的主攻方向，但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采取积极的对策和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

（图）长衡会战

日军是在太平洋战争屡遭败绩，南洋日军补给战时常中断的情况下发动长衡会战的。

其战役目标：

一是击溃并消灭粤汉、湘桂铁路线上的数十万中国军队，以确保“绝对国防圈”；

二是打通大陆交通线来挽救孤悬南洋的日军；

三是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截断中美、中印、中缅运输线，鼓舞日本国民及日军士气。

日本中国派遣军投入兵力36.2万于湘桂战役，日方说这是自华北事变后进攻一个地区使用的最大兵力，只有1904年日俄战争才动用过这样多兵力。

而且选择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打败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日——5月27日作为这次战役的发动日。

（图）衡阳市繁华区中山北路被炸后的残垣断壁。

长衡会战是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

为了发动长衡会战，日本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决定由第11军担任主攻，从关东军和其他方面抽调5个师团和1个铁道兵联队共17万拨归第11军指挥。

日军在大举进犯豫中的同时，为打击湘中中国守军，贯通粤汉铁路，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10个师约20余万人，兵分3路，开始向湖南发起进攻。

其部署是：

中路，第34、第58、第68、第116师由岳阳东南沿粤汉路作主要攻击；

东路，以第3、第13师自崇阳附近，西路以第40师及第17旅自华容实施辅助进攻，另有第37、第64、第27师位于临湘、蒲圻一带担任增援。

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54个师，共40余万人，仍采取长沙会战之战法，策定以一部兵力利用既设阵地，节节阻击日军，迟滞其前进，主力集结于后方，诱敌于有利地区实施包围攻击，粉碎日军企图。

日军部署如下：

①1941年4月下旬将兵力分为两线，计第一线5个师团，并列展开于华容、岳阳南部至崇阳一线，其第40师团担任湘江以北攻击，其第116、68、3、13等4个师团担任湘江以东的攻击。

②第二线三个师团，其第58师团集结于监利，第34师团集结于蒲圻西南，第27师团集结于崇阳附近。

待一线师团发动攻击后，第58师团担任攻占长沙主力，第34师团攻占岳麓山。

③独立混成第17师团等部队占领松滋河一线，牵制第六战区。

统由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

中国第9战区调集第30、27、24三个集团军共16个军48个师，4个挺进纵队等，总兵力约30余万人，仍按前三次长沙会战的部署，想利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进行节节抵抗，消耗日军，主力退入两翼，最后与日军决战。

会战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第四次长沙会战从1944年5月27日至6月18日长沙失守。

5月27日，日军分三路南犯：

东路第3、13师团于29日分别从崇阳以西、咸宁以南进攻平江、浏阳；

中路第116、58、68、34师团于5月27日从蒲圻西南、监利之间，岳阳以东分6路强渡新墙河；

西路第40师团从华容、石首出动，在海军配合下进攻洞庭湖地区。

东路日军6月1日陷平江，14日占浏阳；

西路日军6月6日占沅江，16日陷宁乡，完成了对长沙的两翼包围；

中路日军于8日向捞刀河、浏阳河攻击。

此次日军进攻长沙与以往三次只限于湘江东岸不同，此次在湘江西岸亦部署了相当兵力。

长沙守军指挥官张德能判断错误，指挥所设天心阁，在长沙城区配2个师，岳麓山仅配1个师。

6月9日日军三路进逼长沙：

一路由西部向岳麓山进发，一路从城北捞刀河进攻，一路从东部直奔城南。

13日日军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向银盆岭、望城坡猛攻，被守军多次击退，伤亡惨重。

银盆岭失陷；

城南金盆岭也失守。

1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军储库等地进攻被击退；

并用飞机20余架将岳麓山等阵地工事炸毁，17日日军迂回到山左侧攻击，战局危急，守军只得向张德能求援。

当晚12时，张德能派部队增援岳麓山，因人多拥挤，敌军攻击而不能前进，转向东南方向突围，守城的团长只身脱逃，副团长率部从城南突围出城。

18日，日军第68、58师团占领长沙城区和岳麓山。

由于第九战区麻痹轻敌，不察敌情变化套用“天炉战法”，分兵把守被各个击破，加上敌强我弱，特别是各部缺乏协作精神，造成5.6万人伤亡，长沙失守。

张德能被判处死刑。

第二阶段，衡阳会战从1944年6月20日至8月8日。

日军占领长沙后分三路南进，直指衡阳。

中路由湘潭出衡山，攻衡阳正面；

右翼出湘乡，攻衡阳西北面；

左翼由醴陵出攸县、茶陵、南犯安仁、耒阳，包围衡阳东南面，并切断援救衡阳的中国军队。

衡阳是豫湘桂大会战的第二阶段，长衡会战的主战场。

中国守军是国军第十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十师，实际兵力是七个团，加上配属的暂编54师1个团，总兵力为8个团，1.7万人。

进攻的日军先后共投入的是横山勇的11军的四个师团，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13师团，约九万人，空军有第五航空军全力配合。

中国第10军1.7万英勇健儿奉命死守衡阳。

衡阳会战分四段进行。

第一段为6月23日至27日，日军挺进衡阳并占领衡阳机场。

6月23日守军190师杨济和营在五马归槽毙伤日军300人以上，25日敌军攻占五马归槽和飞机场。

守军596团反攻，激战5小时，歼敌400多人，夺回机场，次日机场失守。

27日，日军飞机10余架，重炮10多门，猛轰五桂岭、江西会馆等阵地；

同日，守军在高岭等地击退敌10多次进攻，毙敌600多名，敌军进展缓慢。

第二段为6月28日至7月2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击。

28日，敌先以排炮猛轰，继以飞机对守军反复轰炸，并施放毒气和硫磺弹，守军不断反击，从山上投掷铺天盖地的手榴弹，第68师团长及参谋长在黄荼岭被守军预10师迫击炮连击伤。

30日日军向五桂岭炮轰后又施放毒气，使守军全连80余人中毒身亡。

至7月2日，为期5天的第一次总攻击，除占领停兵山、高岭、瓦子坪、辖神渡、来雁塔等据点外，守军一线阵地均屹立不动，但守军已伤亡4000余人，弹药消耗60％以上。

第三段为7月11日至20日，日军二攻衡阳。

敌重新组织炮兵和航空兵支援，重点攻西南方，并用飞机投掷大量燃烧弹，使全城变成火海。

守军顽强抵抗，击毙敌旅团长1人。

预10师在张家山、虎形巢两个重要据点，与敌反复争夺数十次，全师主力伤亡殆尽，至20日，日军占领守军第一线阵地，但伤亡过大，被迫停止攻击。

第四段是8月4日至8日，日军三攻衡阳。

日军除原有两个师团外，又增调3个师团对衡阳城西、北、南三面发动猛攻，重炮倾泻炮弹4万多发。

8月6日日军突破小西门附近演武坪阵地，双方展开巷战，中午敌旅团长被击毙，几处主要阵地虽然保持，但守军已无兵力反击了。

8月8日晨，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举枪自杀被部下拦阻，随即被俘，后逃回重庆，衡阳失陷，会战结束。

其中，还有4个军在外围开展解围战，在茶陵进行反击战，均未成功。

（图）清朝翰林、长沙书法家郑家溉（1871-1944），拒绝任日伪维持会长职务，骂贼不止，投塘自尽，以死明志，实现了他生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诺言。

图为郑家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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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翰林、长沙书法家郑家溉（1871-1944），拒绝任日伪维持会长职务，骂贼不止，投塘自尽，以死明志，实现了他生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诺言。

第十军以孤军对抗日军四个师团的围攻，坚持达47天之久，军委会战前的命令只须守住衡阳10天至15天，某种意义上来讲，方先觉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衡阳的陷落，非战之罪。

在期间，第十军未得到一兵一卒的增援和粮弹补充，日军第一次总攻后，第十军炮兵的炮弹己基本耗尽。

纵观抗战史，从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队与日军的大规模会战，都是我众敌寡，无论胜负，中国军队的伤亡都大于日军。

如南京保卫战，中国守军16万，日军二个师团5万多，只打了一周，就弃守了。

第十军在日军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杀伤了超过自军总兵力的日军，并坚守孤城达47天。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方先觉功篑一亏，未竞全功，是悲剧人物，后人称他是“惟欠一死”。

以致晚节未保。

方先觉将军后来历任国民党第206师师长、第88军军长，但因投降日军一军，始终没有得到过重用，也始终没有机会再与日寇作战，一雪心中的耻辱。

1949年方先觉将军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1968年退役，退役后因衡阳投降日军一事屡遭抨击，削发为僧。

1983年在台北去世。

（图）长衡会战时长沙学生组成的劳军队。

总计长衡会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指挥上一再失误，加上敌强我弱，中国军队伤亡9万多人，其中有79军军长王甲本，日军伤亡6.6万余人，我军以失败告终。

不仅造成长沙、衡阳两大城市失陷，而且造成数十座县城沦陷，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大西南失去了屏障，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和野心；

也暴露了国民党的无能与腐朽，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在湖南衡阳以孤立无援的病惫之师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整整47天，这一仗的影响，甚至震动了日本朝野，近卫内阁为之下台。

纵观整个中国抗日史，这一仗持续之弥久、战斗之惨烈、影响之深远，中国战场所有的城市防卫战，似乎没哪一仗可与堪比。

虽败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