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37单元课文翻译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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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以及那一丝神秘的微笑，到底是天真还是诱惑？
像小说或电影这类媒介更适合作出回答。
崔西?
雪佛兰于1999年出版的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一位16岁的荷兰女孩格里特的故事。
她必须去工作来养活家人，于是成了维梅尔家的一名女仆，和维梅尔的五个孩子、一位老佣人以及他喜怒无常的妻子凯瑟琳娜生活在一起。
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格里特不仅被一个屠夫的儿子彼得看上了，也引起了画家本人的注意。
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维梅尔还是邀她进画室，并让她走入自己的世界。
起初，格里特只是帮维梅尔跑跑腿，干些杂活。
可渐渐地，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维梅尔发现了格里特的视觉才能和艺术潜质，开始让她做画室助手。
格里特清楚自己在维梅尔家的地位，一直谨小慎微，但她还是对画家鼓励她学习绘画技巧而感到高兴。
她的工作是帮维梅尔磨颜料、调颜色，有模特生病的时候，她担当模特之职。
凯瑟琳娜很久之前就被禁止进入画室了，所以格里特的学徒生涯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格里特和维梅尔的关系日见亲密，虽然他们之间的感情从未被挑明过。
可是，维梅尔的那位有钱的资助人范?
鲁文喜欢上了格里特，他坚持要维梅尔在他定的下一幅画里为他和格里特画张双人像。
格里特和维梅尔都不情愿，因为格里特本人很矜持庄重，还因为范?
鲁文最近和一位年轻女子一起画像时传出了绯闻。
最终，维梅尔作了一点妥协，他答应为格里特画一幅单人像，并让她戴上凯瑟琳娜的珍珠耳环。
作画的时候，维梅尔看着格里特的头发，那一头秀发让她少了几分矜持庄重，格里特为此感到十分难堪，跑到彼得那里寻求安慰。
一天，维梅尔的女儿发现格里特在给他父亲当模特，就把这事告诉了她妈妈。
凯瑟琳娜顿生醋意，冲进画室，要求看那幅画。
维梅尔则指责凯瑟琳娜不懂艺术，此时的格里特处境很尴尬，她决定离开维梅尔家。
我们知道，十年后格里特嫁给了彼得，还为他生了孩子。
同时，维梅尔也去世了。
他在遗嘱里把珍珠耳环留给了格里特。
在与彼得结婚时，格里特把珍珠耳环卖了，用来偿还彼得家的肉铺欠维梅尔的债。
雪佛兰的才华在于她把几个世纪前一位生活在小城市的年轻女子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现代读者的眼前；
最重要的是，她对于那幅画所引发的某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这本小说很畅销，所以在2003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维梅尔由科林?
弗思扮演，格里特由斯嘉丽?
约翰松扮演。
电影在描述维梅尔为格里特穿耳洞，为了让她戴上他妻子的珍珠耳环，然后来画那位资助人要的画时，非常到位地表现出他俩之间的紧张状态。
电影的结尾是小说里没有的，那副珍珠耳环被神秘地送到了格里特的手中，至于她是否会嫁给彼得，电影留下了悬念。
这幅画现在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正是因为它像现馆藏于巴黎的列奥纳多?
达?
芬奇的画作一样，画了一位面带神秘微笑的女人，那微笑蕴藏着多层意义和疑问，它被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
仅仅一幅画就催生了一部备受推崇的小说，以及一部制作精良的影片，这说明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之谜的巨大魅力。
在美国大公司工作
现在的孩子要是有人跟他们说长大后要“去工作来谋生”，往往会表现出一脸的茫然和沮丧，这并不奇怪。
问题在于，他们想象不出美国的大公司里都有哪些工作。
不久以前，当家长说他要去工作了，孩子很清楚他去做什么。
他不是去做东西就是去修理东西。
父亲可能会带着孩子去他干活的地方，让他看着自己修马车，或是打桌子。
要是孩子问“爸爸，您是干什么的？
”，爸爸会用孩子能理解的语言回答他，比如：
“我是修蒸汽机的”，或者“我是做马项圈的”。
可是，现在修蒸汽机或是打桌子的父亲很少了，绝大多数人都不干这个了。
现在，大多数的父亲坐在有玻璃外墙的大楼里，做着孩子们根本理解不了的工作。
当被问道“爸爸，您做什么工作？
”时，他们的回答往往让孩子大惑不解。
“我是楼盘顾问。
”“我做市场研究的。
”“我是数据处理员。
”“我在公关部工作。
”“我是系统分析师。
”这些解释对小孩子来说肯定是毫无意义的。
他怎么可能想象得出一个人是怎么去分析系统和研究市场的呢？
即使是那些从事市场研究工作的成年人也很难想象公关部的人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一名普通的系统分析师肯定不知道楼盘顾问在店里都干些什么，就好像楼盘顾问对分析系统的工具也一窍不通一样。
在普通的日常工作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手工制作出来的了。
现在什么东西都是机器生产的。
也极少有东西需要修理。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容易散架，而这样的东西要拿去修理的话费用非常高，不值得。
于是消费者被怂勇着把那东西扔了，再买个新的。
事实上，机器是在生产垃圾。
少数跟这些机器能搭上点关系的人当然可以对好追根究底的孩子说：
“爸爸是制造垃圾的”。
但是，大多数劳动者离生产垃圾的现场很远，根本感受不到自己对垃圾制造业的贡献。
那这些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想想美国城市里一栋典型的12层玻璃外墙的楼房吧。
在这栋楼里，没有什么被生产出来，也没有什么在被修理着，连楼房本身也用不着修。
这栋楼本来就是被当成一件垃圾建造起来的，所以当大楼变得破旧了，就会被当作垃圾扔掉，在原地盖一栋新的垃圾楼。
即便如此，大楼里仍然挤满了自以为是在工作的人。
一天中任何一个时间里，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打电话。
电话里说的大都与文件有关，因为整栋楼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为文件而忙前忙后。
大楼里的有些工作需要有人在文件上写字。
有些人要把字工整地打成文件，有些人要看文件，并在空白处作批注。
有的人要复印文件，有的则在递送文件。
有的人把文件存档，有的则往外取文件。
有些人寄文件，有些则打电话让别人把文件送过来。
有的人打电话打听文件在哪儿，有的则在商讨文件。
在最豪华的办公室里，有的文件被审议通过了，有的则被驳回。
电梯里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把文件从一层楼送到另一层楼的年轻人，以及拿着文件的重要人士，他们正要和其他重要人士商讨文件。
一个孩子怎么能理解这一切呢？
也许他父亲身居要职，午餐时都要和别人讨论文件。
试想他带着儿子来上班，让孩子对他的工作有一些概念。
孩子能看到些什么呢？
他父亲打电话让别人送文件过来，他读文件。
可能他会冲着文件发火，或是在文件上用红笔愤怒地打个记号。
他打电话告诉另一个人，说中午要一起吃饭讨论有关文件的问题。
午饭时，他们讨论文件。
回到办公室，父亲让人把文件一式五份重新打印好给另一个人，那个人要把这份文件和去年一式三份的那份文件作比较。
可以想象，在这之后如果有小朋友问他“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这个可怜的孩子和他的小伙伴都会对这种神秘的工作百思不得其解。
他会怎么回答呢？
如果他的观察力不够敏锐，他也许会说，“我说不清。
”如果他非常善于观察，他会回答说，“我想，是做跟制造垃圾相关的工作吧。
跟每个人都一样。
”
我们所谓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其实很乏味
“我们对新奇事物的过度迷恋其实并不新奇”，多米尼克?
桑德布鲁克如是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让人眼花缭乱。
正是因为全球化，国之界限正逐渐瓦解，同时，技术革新正以我们几乎理解不了的方式从根本上重塑着我们的生活。
在21世纪初期，历史的变迁日益加速；
这种变迁史无前例，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套话。
可是，我们有这种论调正是缘自我们对新奇事物的过度迷恋，对深层次历史模式的无知，以及我们的狂妄自大。
为了证明相比于先辈们的优越性，我们夸耀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期。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多么有趣的时代。
就以全球化为例。
其拥护者美国人托马斯?
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它影响着“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以及经济”。
但是，如果把它置于历史的环境中，这个词几乎毫无意义可言。
有哪个社会不曾或多或少地被全球化过呢？
例如，罗马帝国完完全全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跨国界的实体，仅在它的首都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语言和宗教相互竞存。
古罗马人不但从埃及进口谷物，还向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以及器皿，同时，他们出口陶器到其他的国家，甚至卖到了遥远的本地治里。
我们可能会为班加罗尔的呼叫服务中心而兴奋不已，殊不知最先到达那里的还是古罗马人，他们可是常为天下先的。
尽管过去的几十年间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变化随处可见——比如西方妇女的地位的变化——但我们更应该指出现代生活稳定的一面。
1945年以来西方世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多数国家的国界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都保持着原样。
虽然我们总喜欢吹嘘自己的现代性，但是，今天的英国，虽然有美丽的郊野景色和高耸的摩天大楼，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来说，一点都不新奇。
尽管我们对互联网，还有iPod十分热衷，但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技术革新的时代。
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术——比如烤面包机、水壶、中央供暖系统、电视、飞机、火车、汽车——都是几十年前就问世了。
虽然推介互联网的广告铺天盖地，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我们大多数人都用互联网来做一些非常传统的事情，无论是购书还是给朋友写信。
总是有人跟我们说互联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90％的网络流量都发生在本地网。
和几十年前人们对变化的普遍期待相比，如今变化的速度还是要慢一些。
例如，当斯坦利?
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
星际漫游》于1968年上映时，人们似乎有理由想象有一天将乘着泛美航空的航班飞往空间站，和有知觉的电脑聊天，并且住在月球上。
但是1968年去看过这部电影的那些观众们要是知道直至现在他们还住在米尔顿?
凯恩斯，看着《杀机四伏》时，肯定会大失所望的。
我们追求新奇事物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1944年，乔治?
奥威尔就忿忿不平地抱怨说：
“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飞机和收音机消除了距离’，还有‘世界各地如今都是互相依存着的’这样的话”。
假如他还活着，毫无疑问，他也同样会为现在相类似的观点而气恼不已的。
虽然婴儿潮那代人喜欢吹嘘说他们经历的变化比其他时代的人都要多，但我们用不着向前追溯太远就能找到更为巨大的变化。
试想一个英国人，他于1865年出生在一个乡村里，那儿人们还骑着马，驾着马车，冬日里冰天雪地的，视野很有限。
假设他能活到80多岁或是90多岁（这完全有可能），他就能亲眼目睹汽车、飞机、收音机、电话、电影、家庭电器、大众普及教育及妇女选举权这些事物的诞生——这样的世界与当今社会差距并不大。
换句话说，到他去世前，他所看到的变化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猜想，在他看来，我们自认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也许真的很乏味。
中国有句咒语：
“但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意思是紧随有趣时代而来的是混乱和焦虑。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算是很幸运了，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乔安妮餐厅的晚餐
雪下得很大，虽然每个真正的纽约人都盼着过一个白色的圣诞，可还在第五大道购物的人们却行色匆匆，他们不但要在最后一刻前挑选到心仪的圣诞礼物，还要避开严寒，回家和亲人们共度圣诞夜。
乔希•莱斯特拐进了第四十六街。
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圣诞的气氛，因为他仍在工作着，虽说是要在乔安妮餐厅吃一顿工作餐。
乔希是黑人，三十出头，长得平易近人，穿着时髦得体，却不华贵。
他来自弗吉尼亚州北部，父母都是辛勤工作的人，或许只有回到父母家里才最让他感到幸福。
单从他的行为举止，别人看不出他拥有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学位，一段在华盛顿特区跟从国会议员实习的经历，还有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初级合伙人的身份。
他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聪明过人。
这次会面意味着乔希要过了圣诞夜才能回家了。
他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因为他要见的人是康涅狄格州的资深参议员乔•罗杰斯，此人是全美曝光率最高的名人之一。
参议员罗杰斯是民主党人，现在是她的第三个任期，对于国会山的一切她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力维持住了在她的支持者心中作为一位华盛顿局外人的信誉。
她支持堕胎，反对腐败，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量，反对死刑，可以说是大西洋的这一边能找到的最完美的进步自由派人士。
脱口秀主持人们称呼她“诚实的参议员乔”，几年前《时代周刊》提名她参加年度女性的角逐。
明年就是选举年了，有消息称她将参加民主党内总统提名的竞选。
罗杰斯在华盛顿见过乔希，她觉得乔希很有才干，于是就邀他共进晚餐。
乔希打了个冷战，他打开手里的纸条核对了一下地址。
之前他没来过乔安妮餐厅，但对于它的鼎鼎大名却早有耳闻，倒不是因为这里的饭菜有多美味，其实这里的菜品屡遭恶评，也不是因为这里的爵士管弦乐队有一位知名电影导演客串吹小号，而是因为这里汇集了有头有脸的宾客，可以说是星光璀璨，他们中有政客、外交家、电影明星、载入名人堂的体育明星、记者、作家、摇滚明星、诺贝尔奖得主等等——总之，这里的每一位客人都是这座权力之城里的一个人物。
餐厅里面人头攒动。
乔希走进来时前台的领班一直盯着他看。
“您需要帮忙吗？
乔希回答说：
“是的，我有一个……”
“对不起，先生……”看见有两位客人走了进来，领班打断了他的话。
“晚上好，巴考尔小姐，晚上好，汉克斯先生。
”接着他打了个响指招呼服务生带他们入座。
“好吧，先生，请问您预定座位了吗？
”领班耸了耸肩，说道，“您也看见了，我们没有空余的座位。
“我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和一位名叫罗杰斯的女士会面。
领班把乔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说“请问您怎么称呼？
乔希向他报了姓名，虽然领班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撇嘴，但他还是鼓了鼓鼻翼，显示出了他的不屑以及自然而然的优越感。
“让我想想。
”领班说道。
“哦，对了，我们的确为一位罗杰斯女士预留了一张桌子，可是她马上就到吗？
乔希过去也有过被人怀疑的经历，但他没有被吓到。
“我肯定她很快就到。
能烦请你带我去她的座位吗？
”乔希说。
“那这边走，先生。
”领班把乔希领到餐厅靠里处，指了指一张桌子。
“谢谢，请给我来一杯马丁尼，”乔希说。
可那位领班还没等他说完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到纽约上层社会那令人陶醉的纷乱中去，至少在他看来，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召唤着他，希望得到他的注意。
这张桌子离卫生间很近，还紧挨着一扇半开的窗户，好像从五大湖刮来的刺骨寒风正好沿着哈得孙峡谷吹进来，在这儿结束了它的旅程。
突然间，餐厅安静了片刻，紧接着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窃窃语声。
“罗杰斯参议员！
”领班喊道，“能在乔安妮再次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
“晚上好，阿尔贝托。
我要和一位年青人吃饭，他叫莱斯特。
领班慌得直眨眼，还咽了咽口水。
“好的，参议员，您这边走。
”当罗杰斯参议员穿过拥挤的餐厅时，不断有人回过头来，他们认出了她，并默默地跟她打招呼。
在一个不分阶级的社会里，罗杰斯可以说是离美国的统治阶级最近的人了。
阿尔贝托在周围转了一阵子，然后走过去和一位同事说了几句话。
“很高兴又见到你，乔希，”罗杰斯说。
“我们先吃点东西，然后我要跟你谈谈一份商业提案的事。
阿尔贝托回到餐桌旁，深深地弯下腰，那谦卑的样子简直有点可笑。
“参议员，这张桌子太冷了，坐着不舒服，不知道……”
罗杰斯参议员等着他把话说完，她轻声地说道，“请接着说。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换张好点儿的桌子，到餐厅中央去，这样您就能看到餐厅里的每一个人了。
”这样餐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您啦，他本是想这么说的。
“那样您会觉得舒服得多，而且……”
阿尔贝托停了下来。
罗杰斯参议员看了看四周。
“我同意，这儿不是屋子里最好的座位，但既然你把我的朋友带到了这儿，我想我们就呆在这里好了，上我平时点的菜吧。
两个小时后，罗杰斯和乔希起身准备离开，这又引起店员们的一阵骚动，个个都主动来献殷勤，其中就包括阿尔贝托，他提出来要给他俩免单，但被罗杰斯拒绝了。
他俩披上外套，罗杰斯说，“阿尔贝托，谢谢你。
噢，我给你介绍我的同事乔希•莱斯特了吗？
阿尔贝托的脸上先是一阵惊恐，然后又闪过绝望中的一丝企盼。
“啊，还没有，不，……还没正式介绍过。
”他低声下气地说。
“乔希•莱斯特。
他是我刚刚招收的竞选班子成员。
他马上就要成为我竞选团队的副经理了，将负责募集捐款。
如果明年我们把那位共和党人赶出白宫的话，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非常高兴见到您，莱斯特先生，非常荣幸，真的。
我衷心希望很快能在乔安妮餐厅再次见到二位。
参议员看了看阿尔贝托。
“不会了，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了。
”罗杰斯参议员回答道。
罗杰斯和乔希一起走进寒风凛冽的夜色中。
雪已经停了。
我、我们、他们
有一位瑞典商人和本国的一家中等规模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了接洽，这位商人在沙特阿拉伯有许多关系良好的客户。
于是，该公司派了一名工程师——就叫他约翰尼森吧——去利雅得，经这位商人引见，和一家小型的沙特工程公司合作，这家公司由一对兄弟经营着，他俩三十五岁左右，都拥有英国大学的学位。
约翰尼森要做的是代表沙特政府协助一项建设工程。
但是，双方在两年间进行了六次接触均无结果。
每次约翰尼森和沙特兄弟商谈时，那位最初帮他们建立关系的瑞典商人都在场。
这令约翰尼森和他的上司感到非常不快，因为他们不敢肯定这位商人是否跟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有来往，但沙特人却执意要介绍人在场。
他们经常讨论一些与生意毫无关系的话题，比如莎士比亚，哥俩都是莎士比亚迷。
正当约翰尼森的上司开始怀疑公司花大笔旅费派人去洽谈是否明智时，利雅得那边来了电报，邀请约翰尼森迅速赶赴利雅得，因为一份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合同已准备好，等着他来签。
一夜之间，沙特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位中间商再也不用出场了，约翰尼森还第一次看见沙特人笑了，他们甚至还相互开起了玩笑。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进行得不错；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由于得到了这份大订单，约翰尼森被提拔为另一个部门的经理，他也因此不用再管沙特那单生意了。
另一位国际交流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被提名接替他的工作，约翰尼森还亲自把他介绍给了那两位沙特兄弟。
几星期后，从利雅得发来一份电报，两位沙特兄弟威胁说要取消合同，仅仅是因为一个有关交货条件的细节问题。
他们请约翰尼森去协助解决。
约翰尼森到利雅得后才发现，双方的矛盾源于一个很容易解决的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但沙特人觉得一定要约翰尼森代表公司出面才能解决。
因此，瑞典公司不得不打破惯例，允许约翰尼森处理沙特那边的生意，虽然他现在的职责是管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瑞典人和沙特人对人际关系在商业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瑞典人来说，他们是在和一个公司做生意；
但对沙特人来说，他们是在和一个他们了解并且信任的人做生意。
只要他们对某个人还不够了解，就会让一位双方都认识并信任的中间人或介绍人在场，这样做会比较方便。
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源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
即个人角色与集体角色的问题。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团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社会里,我把这类社会称作集体主义社会，集体主义这个词在某些读者看来具有政治意义，但我在使用这个词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它并不是指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压制，而是特指团体的力量。
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团体向来都是我们出生的那个家庭。
但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家庭结构。
在大多数集体主义社会里，小孩子成长的“家庭”有许多人生活在一起；
有父母，有别的孩子，还有比如爷爷、奶奶、叔伯、姑姑、佣人及其他的家庭成员。
这种家庭在文化人类学上被称为扩展型家庭。
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学着把自己看作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这种关系并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团体不同于社会上众多隶属“他们”团体里的他者。
“我们”团体（或内部团体）是个人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应对生活艰辛所能依赖的唯一的安全保障。
所以每个人一生都忠于自己的内部团体，而背叛这个团体是个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个人和内部团体之间会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实用价值，又能给人心理上的依靠。
世界上还有少数人生活在个人利益大于团体利益的社会里，我把这类社会称为个人主义社会。
在这类社会中，多数小孩出生在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家庭里，当然，可能还会有别的孩子；
在某些社会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其他的亲戚住在别处，彼此很少见面。
这类家庭被称为核心家庭（源于拉丁词nucleus，意为“核心”）。
核心家庭里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快就学会把自己看成是“我”。
这个“我”——即他们的个人身份——区别于其他人的“我”，而且这所谓的其他人并不是以不同团体的成员身份来区别的，而是以个人特点来分类的。
例如玩伴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的。
教育的目标是使孩子最终能自立。
孩子一旦有了自立的能力，父母就会鼓励他们离开家。
孩子离开父母家后，与父母的往来频率通常会降至最低点，或者完全断绝往来。
在这类社会里，一个健全的人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心理上都不会依赖一个团体。
最后撤出的人：
消防员的故事
2001年9月11日上午9时59分
它似乎是从天而降。
在世贸中心北塔35层的一组电梯旁，当时大约有20多个人。
我们中绝大多数是消防员，个个都差不多精疲力竭了。
有的人大汗淋漓，有的脱掉了他们的消防战斗服，或是把它们扎在腰间。
有好几个人大口地喘着粗气。
其他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儿。
我们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想喘口气，清醒一下头脑，搞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们已经在这儿拼命战斗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有些人时间稍微短一点儿，可我们根本看不见哪里是尽头。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儿什么，没有一点儿进展。
接着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声，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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