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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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
老干部处副处长 李心海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是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和自然规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社会性的问题。
关注老龄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当前，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中国已于1999年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加强对中国人口状况、人口素质、人口年龄结构，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老年人和人口老龄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的人。
这里关键在于确定老年年龄界线，因为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
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实际上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人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
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改为60岁，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龄化问题。
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
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
因此，考虑到全世界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
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的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界线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应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
人口老龄化是反映一个地区（或国家）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和过程，即指一个地区（或国家）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该地区（或国家）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根据国际社会通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型国家。
二十世纪后期，人口老龄化逐步成为世界性趋势。
2002的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达到6.06亿，并且正在以比总人口快得多的速度递增。
1950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为2亿，1970年达到3亿，2000年达到6亿。
据联合国估计，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0亿，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将有近20亿。
在1950—1970年的20年内，老年人口增加一个亿，而2000—2020年内老年人口增加4个亿。
在1970—2000年的30年内，老年人口在3亿的基础上翻一番，而从2020—2050年的30年内，世界老年人口将在10亿的基础上再次翻一番。
在1950—2050年全球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0.87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2.38个百分点。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和特点
中国已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
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的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
按照人口学家2006年的预测，如果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不变，到2010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2020年为14亿，2030年为14.15亿，2040年将达到峰值14.91亿。
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分别为1.65亿、2.31亿、3.35亿、3.84亿,并继续上升，到2050年将达到4.12亿以上。
从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趋势，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如下特点：
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呈现阶段性。
纵观中国人口发展，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
1950年到1975年为老年人口的平稳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人口老年比从1950年的4.5%到1975年的4.4%；1975年到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
这一期间，人口老年比从1975年的4.4%上升到2000年的6.69%，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2000年到203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调整阶段。
在这期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老年人口比例年均上升0.39。
对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一是2000—2015年少儿人口增长率较慢，劳动人口迅速增加，老年人口增长加快；二是2015-2030年少年人口开始减少，劳动人口也出现下降，老年人口迅速增加；2030年到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
在这期间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但人老年人口比仍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2、老龄人口规模大。
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到2004年底已经达到1.43亿人，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4.12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3、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的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资料，中国的老年比每五年平均增加的百点，从1997年左右就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4.39%的最高速度（这与中国的第二人口次生育高峰有很大关系），而同期世界平均老年比发展速度也达到最高，仅为2.36%。
4、老龄人口高龄化显著。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老龄人口也在老龄化。
目前8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老龄总人口已达1300万人。
并且高龄老人呈加快发展的趋势，高龄老年人口将以每年5.4%的速度递增。
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2132万人，至2020年达到3067万人，至2040年将达到5600万人，至2050年将达到9448万人。
占老龄总人口的21.78%，占世界老龄总人口的1/4。
5、人口“未富先老”。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性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
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一是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
二是由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医疗条件改善，人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人的寿命延长，出生死亡率、自然死亡率大幅下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下降、人民寿命相对延长基本同步。
但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都是在经济发达时期，经济承受能力强，而且及时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即使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尽管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人均Gdp、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6、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很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山东等中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较严重，而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等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小。
地区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预示着未来人口流动的加剧，人口老龄化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明显，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将通过吸引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满足。
因此，劳动力跨区流动将减小地区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
如果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出现不发达地区更严重的情况。
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等领域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二是对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影响，三是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1、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必然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在一些高度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发生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资料,15到54岁的劳动力人口,从1950年到2015年呈增长趋势,中国15到64岁的劳动人口,到2015年达到10亿左右的高峰后逐渐下降,2050年降为8.45亿。
劳动人口比重则从2005年的71%下降到60.7%。
劳动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开始到1970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生育高峰造成的,少年儿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变化不大。
从1970年到2010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劳动人口的比例则呈增长趋势,从56%提高到72.2%.此后,老劳动人口的比例则呈不断的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71.9%直到2050年的60.7%。
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从2015年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期，现阶段我国并没有感受到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未来十几年内，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持续增长，这被称为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时期。
“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年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据预测到2012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由2000年47.6%下降到39%左右，此后人口抚养比呈逐步回升趋势，直到2025年以后才能回升到目前的水平。
因此，从人口学意义上说21世纪前30年是我国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持续太长，一般只有15-20年，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抚养比将进一步上升，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显现，并逐步加剧。
2、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将使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中年轻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会上升。
我国虽然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一直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并呈现加速趋势。
如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年长者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24%，据预测，到2040年将上升到37%左右，成为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是否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是至少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即在劳动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如何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模式，更多发挥不同年龄人群，特别是年长者的作用，将被提高到一个更重要也更迫切的地位。
3、人口老龄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我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但近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1990年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9.8%，到1995年缓慢下降为78.8%，下降了1.1个百分点。
其中老年人口对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贡献尤为显著,60岁以上人口中在业比重从1990年的28.34%下降到1995年的26.16%，下降了2.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老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是16岁以上人口的2倍。
劳动力市场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越来越低在工业化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有向低年龄人口扩散的趋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为缓解就业压力而推出鼓励退休政策的结果，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开始对这政策进行反思。
目前，我国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降低劳动参与率确实能对缓解就业压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我国也同样面临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价值的重新认定，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构建问题，在降低劳动参与率问题上，应该吸取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有所平衡取舍的基础上做出更为长远的决策。
社会财富是由人创造的，具体地讲是由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人口创造的。
劳动人口的数量、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供给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技术设备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模式的影响
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包括精神慰藉）。
从经济保障方面来看，我国城乡供养模式呈相反的态势。
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老人则以家庭养老为主；从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来看，我国无论城乡仍主要由家庭承担。
与家人共同生活，便于子女供养、照料老人，也是我国老年人比较认同的生活方式。
根据上海市的调查，超过95%的老年人对子女赡养和生活照料状况表示满意，同时有96%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家养老。
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1、生育率的下降使家庭供养资源的减少，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成倍增长。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多在5%以上，从七十年代开始妇女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目前已经降到替代水平以下。
也就是每对夫妇平均不到两个子女，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和少子女家庭。
而到2010年前后，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将相继进入老年期，子女养老人均负担将从目前的1/4-1/5左右上升到1/2，甚至更高。
预计在2010—2040年间，20—30%的老年人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些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经济保障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2、空巢老人家庭增多加剧了家庭养老的难度。
在发达国家，空巢家庭十分普遍，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的只占10—30%。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尽管多数老年人生活在大家庭中，但是子女与父母分居的情况越来越多。
北京市1999年人口调查资料表明，在有老人的家庭中，一对老年夫妇二人户占27%，老年单身户占7%，二者相加占34%。
3、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一是高龄老年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
二是伴随着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年人供养高龄老年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
所有这些转变无疑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
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
社会养老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家庭养老的一个补充。
我国的养老模式正处于转型阶段，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呈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存的局面。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化往往具有不可逆性。
因此，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计划时，更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尽量保持家庭养老模式的延续性。
（三）联单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成本产生重大影响
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变动有密切关系，但与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的关系更密切。
1、养老支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1990年到1999年，我国离退休职工数由3201万人增长到3727万人，年均增长5.5%；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离休、退休、退职费用总额）由396亿元增加到2421亿元，年均增长22%（未考虑物价因素）。
退休金支出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由1990年的13.4%上升到1999年的24.5%。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并没有摆脱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因为“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的资金来源相同，资金平衡的本质仍然是时期平衡，或者说是“现收现付”式。
那么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必然影响资金的平衡。
随着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老年抚养系数迅速上升，将成为我国养老保险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
1978年，我国退休职工数与在职职工数的比为1：
30.3，到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
6.4；到1999年，进一步上升到1:
3.7。
如果维持目前的退休年龄，到2030年我国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的比例将达到1:
2.4，到2050年达到1:
1.8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
2、医疗保障费用。
养老金支出只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成本影响的一个方面，另一项不容忽视的支出是老年人的医疗费用。
1978—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4倍，而同期企业医疗保险费用增长了7倍，其中离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支出增长更快。
从1990—1995年，我国离退休人员以每年平均6.1%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国有单位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中医疗卫生费每年平均增长26.5%。
据上海市的统计数据，从1986年到1997年，在职职工的医疗费总额上升了10倍，而离退休人员的医疗费总额上升了17倍。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公共医疗费用的上升是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老年人的规模和比重的迅速膨胀，二是老年人口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65岁以上人口与65岁以下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比例约为3：
1—5：
1，特别是75岁以上人口的医疗费用增长更快。
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与在岗职工保险福利费中医疗卫生费比例约为2.2：
1，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比例还将不断提高，对国家资源和政府预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四）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消费、储蓄倾向及模式产生影响
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不同年龄的人群，有不同的消费偏好，有不同的储蓄倾向。
因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消费与储蓄比例的波动，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增加，储蓄倾向降低。
这种转变的后果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社会消费需求，包括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将会增加，社会消费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个人和家庭储蓄减少。
按照经济学理论观点，储蓄等于投资。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家庭和企业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因而，个人消费与储蓄倾向及模式的变化，会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的影响。
但是，具体到我国的情况，社会消费与储蓄关系的变化将表现一定的阶段性，虽然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但在今后5—10年内，以下的因素将抑制我国个人消费倾向，而促进个人储蓄的增长：
一是我国目前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初期，虽然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今后10年内，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保持上升势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与储蓄关系的变化。
二是养老金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或完全积累制的转变，将会促进个人储蓄倾向的增长。
三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人们的储备性储蓄。
因此，在这段时期内，主要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老年人口的消费倾向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而一旦这些因素得到改善，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将迅速增加，对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年龄的人群消费、需求是不一样的。
老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我国老年人口将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而且其中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大大快于低龄老年人口的速度。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老龄人口的数量的不断增加，将预示着老年人口消费、需求在社会市场总消费、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大，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而，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市场需求、市场结构、供求关系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变化，将会形成为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新型产业、新的行业，形成新的发展机遇。
据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总需求约为6000亿元，2010年达到10000亿元，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0000亿元。
毋庸置疑，我国老年人的社会需求是现实而巨大的，发展老龄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的社会需求也成为社会的共识。
但目前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是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老年人口的购买力和消费倾向的相对保守性；二是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不完善，抑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三是推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制度建设滞后。
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突破老龄产业发展的瓶颈，是推动我国老龄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六）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中国的制度建设、法制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权。
在中国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工作，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以国有企业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保障体系建设起步较晚，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社会保障资金筹措困难，保障水平低，法制不健全等等。
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仍是以家庭保障为主，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
这不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不符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形式多层次，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服务管理社会化的养老、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是人口老龄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于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尚不发达，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一个与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养老、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做到既适应中国老龄化的发展，又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归根结蒂要靠法制。
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但总的来说，有关老年保障的法律建设还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在很多涉老问题的纠纷处理和老年人的保障问题上缺乏专项的法律和法律依据。
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有利于调整老人与社会、老人与单位、老人与非老人、老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制裁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必须尽快制定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家庭赡养法、社会服务法、老人住宅法和老年人福利法等专项涉老法律、法规。
（七）人口老龄化发展将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产生深刻影响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是老龄人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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