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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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问题

国际贸易问题2011

FDI、人力资本与省际工业能源效率:

在考虑了当地人力资本对能源使用技术的吸收作用以后，我们发现，整个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即人力资本对外资先进能源使用技术吸收并不显著，而当考虑不同教育背景群体的吸收能力时，却发现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人群的吸收能力比较好，而未受教育和小学教育人群由于知识掌握相对过少，导致其吸收作用不明显，大专以上教育人群由于学历过高而与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能源使用技术不匹配也导致吸收效果不明显。

按外资来源地分类检验时，对于其他外资人力资本的吸收作用仍具有上述特征，但因为港澳台外资企业的技术相对更差一些，导致未受教育和小学教育水平的群体也呈现出良好的技术吸收效果。

研发活动作为获得技术最重要、最主动的方式对提高能源效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各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比较低下，而同时研发活动又相对不足，因此通过增加研发来提高能源效率所受到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显著的。

其次能源价格是调节能能源效率的有效手段，但目前由于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还存在，导致价格效应的调节机制发挥不是很明显，短期内难以改变。

国有企业降低了能源效率，因此有必要从体制、机制各方面加大力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另外也必须着手扩大整体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首先，通过各个模型的因素分析发现以下问题：

环境科研费用对于污染密度的降低作用是不显著的，可能的原因有，科研成果的转化或者实用性存在问题。

同时，我国虽然对于环境越来越重视，规制水平越来越严格，但是，远没有达到能够切实起到降低污染密度的作用，所以显示出规制水平和污染密度同时上升的结果。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FDI对于环境的最终影响，即，规模、结构和污染密度效应，以及直接和间接效应会导致污染更为严重。

FDI的进入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技术水平，资本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污染密集；技术提高同样会促进技术增长，同时降低污染密度。

从三种效应来看，FDI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污染的更为密集化，虽然在污染密度上有所降低，但是不足以抵消前两种的正向作用，最终增加了污染排放总量。

值得注意的，FDI的最终效应包含本土企业受到影响之后的反应。

所以，FDI的直接效应表明了外资企业的直接污染贡献，间接污染贡献表明了本土企业的污染贡献。

FDI直接的污染效应有正（工业COD和工业粉尘）有负（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废物），具体结果根据不同的污染物有所不同。

FDI对于六种污染物的间接效应结果是比较统一的，FDI的进入使得本土企业污染排放更多，FDI的进入增加了国内资本累积，这样扩大了经济规模，且由于本土企业的污染密度较高导致了污染总量的增加。

根据环保总局的统计信息，体现出对于环境意识的逐年上升。

现在，国家法律30余部。

另外，还有364条标准，所有这些构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但是，政府规制对于降低污染密度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还是不高。

同时，环保技术的投资还远没有起到显著积极作用，环保技术的研发还应该注意转化的效率与课题的实用性。

FDI的进入增加了污染排放总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大部分是由于FDI增加了国内资本累计，也就是促进了国内本土企业发展，进而对污染产生的影响（而FDI对于污染的直接影响有正有负）。

所以，对于国内本土企业的监管应该更为严格。

实证检验证明，FDI的进入使得生产和减排技术水平上升，降低了污染密度，因此要扩大国际合作，提高本土企业生产技术，从而降低本土企业的污染密度。

令人欣喜的是，环境规制没有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负作用，说明了进入我国的外国企业以寻找“污染天堂”为目的的并不是很多，因此，对于环境规制水平的些许提高对于外资企业不会有显著逐出的作用。

进一步提高经济制裁手段是可取的，至少在短期情况下，对于外企不会有显著的影响。

FDI影响环境的机理与效应

本文在FDI—经济（产出、结构、技术）—环境（规制、污染）交互作用框架下建立联立方程系统，利用中国1988-2007数据对FDI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利用产业层面的数据对各种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印证，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三个决定因素，环境规制对环境作用效果尚不明显

2.FDI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引致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减少了污染排放。

具体表现为：

FDI每增加1%，通过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环境污染增加0.185%。

FDI通过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别使污染排放减少0.084%和0.028%。

总体效应是，FDI每增加⑤Chai（2002）在对中国1980-1996年的制造业进行研究时，得出的结果为：

结构效应为-30.6%，技术效应为-57.6%，规模效应796.3%，总效应为708.1%。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其方向一致，但大小不同。

我们认为结论的差异在于考察的时期以及所考察的污染物类型不同。

FDI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性实证研究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FDI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高度正相关性，FDI与我国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呈长期的负向协整关系，而经济发达、FDI集中的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弹性系数最大。

虽然FDI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排效果并不显著，但由于FDI对我国CO2排放规模负效应大于结构技术正效应，说明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并没有明显优化我国的制造业结构，外资进入碳关联度较高产业并通过加工贸易将高碳产品返销回国内，也即外资将产业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转移了相当部分的碳排放。

而我国高碳经济发展模式④是吸引FDI进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主要动因。

本文提出的FDI进入增加与我国CO2排放减少对策建议如下：

（1）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设计可操作的FDI进入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领域等低碳行业的激励相容机制，把CO2排放减少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同时严格追究外资准入制度中实施污染转移行为的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③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有超过30%的FDI流到了污染密集型行业，FDI进入我国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负，“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

④如2009年我国GDP约为4.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8%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

参见杜海涛，《利用外资迈入重“质”时代，外资在华发展空间更大》，人民日报2010年6月28日。

（2）设计发达国家与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强制生态补偿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化解CO2排放跨国界、跨区域转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具体包括国际间的CDM转移支付制度、国内区域间的上游补偿下游、发达地区补偿落后地区、污染转出地区补偿污染接受地区等补偿制度安排。

（3）将ISO14064标准纳入外资企业的采购标准和供应商考核标准，在整体供应链实行低碳制造计划，减少碳足迹。

政府可根据不同产业按操作范围确定CO2排放额，监测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实行产品碳标签。

FDI与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利用FDI促进了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推动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其次，FDI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受行业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受市场结构、技术差距、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等因素影响。

在市场竞争激烈、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的行业，FDI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第三，当前我国内资企业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FDI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1.确立FDI与推动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引资目标。

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一是结合自主创新目标加强对引进项目的选择，提高技术引进的质量和水平，确保国家产业升级急需的重大关键项目的引进。

二是采取鼓励政策，提高软件引进的比重，支持服务业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与管理手段。

三是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资工作，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优惠政策。

2.加强FDI的产业政策导向。

对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可在所得税、关税、信贷、外资持股比例等方面适当倾斜。

而对市场集中度较高、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如通讯设备、发电设备等，可重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具备较强竞争优势、国内产能明显过剩的行业，如纺织、轻工、家电等，应通过取消优惠政策、提高准入门槛等途径，适当限制低技术含量外资进入。

3.加大科技投入政策。

设立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和科研单位合作，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引导和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开展竞争前的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建立技术创新平台。

G20

OFDI（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文献综述

1.结论

（1）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升级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这已为OFDI先行者——发达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演进实践所证实。

但是，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作用的大小，受到OFDI规模、投资动机、产业选择、企业学习能力和各国OFDI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2）OFDI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形式主要是：

“边际产业”转移、新兴产业成长、产业市场空间扩张，其作用机制与传导途径主要有：

释放沉淀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要素资源，促进知识、管理和制度创新，产业关联、产业竞争和技术进步效应等.

（3）虽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受OFDI发展阶段、政策约束以及“滞后效应”的影响，目前这一促进作用的效果尚不明显。

相信随着我国OFDI规模的扩大、水平的提升和企业“干中学”能力的提高，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明显。

（4）对OFDI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引导企业选择、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OFDI重点产业和地区策略，对最大化发挥和实现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性研究

（一）主要结论

1.近90%的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中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正相关关系是显著的。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三行业的产业集聚对其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最大。

2.仅有饮料、医药制造行业的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其中饮料行业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C4、RCA指标衡量的局限性是导致部分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可能原因。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和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提升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

1.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与培育，政府应该出台切实有效的相关政策，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开放、公正有序的外部环境。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产业集聚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

2.在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政府应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从而促使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

3.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对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定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培育和扶持；完善产业分工和合作网络，构建符合产业集聚发展所需要的支持系统；培育和倡导产业集聚文化，营造产业集聚发展的文化环境，推进产业集聚的发展。

4.企业应加强外部网络的建设，积极吸收和利用外部资源，特别是知识和科学技术资源。

集群内企业应与外部客户和供应商等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产业集聚发展的动力源泉—市场需求。

5.企业应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注重提高创新能力，树立合作、竞争观念，发展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出口多样化一定能减弱出口波动吗

通过上述的分析，笔者试图从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政策二维的角度找出出口波动和出口集中度关系不稳定的内在机理，并对出口波动和出口集中的衡量方法和影响因素给予说明。

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出口集中度呈现“U”型态势、行业间出口波动的差异、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经济不同发展水平上两者呈现阶段上的一致性和整体上的非一致性。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多元化减弱出口波动的幅度，而发达国家未必如此，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不稳定性是导致实证分析中两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本文又对我国出口波动和出口集中度进行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未来仍将通过多元化减弱出口波动的幅度，同时找出我国目前两者的特征，并分析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产品的外延边际、出口结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促使我国出口保持平稳的增长。

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影响之研究

笔者综合运用计量方法和因素分解法对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作了分析。

首先选取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此基础上引入因素分解法，选取1998年、2007年两个时间点对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碳排放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增长，其弹性值为0.33，即出口增长1%，则碳排放增长0.33%，这说明我国确实存在“碳排放转移”现象。

我国通过出口商品的形式，为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的碳。

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来看，出口贸易扩大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出口贸易在为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对我国资源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在因素分解法中，通过比较1998-2007年两个时间点的主要出口行业数据，发现这10年来，我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碳排放低的行业在出口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出口商品结构正逐步向清洁化方向转变，虽然由此带来的结构效应还很小，但我国通过进一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来抑制碳排放增长的潜力很大。

从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来看，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都有了明显的下降，有一半的行业碳排放降低程度都在50%以上，由技术进步效应带来的碳排放减少量为14330万吨，有效地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势头。

但由于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迅速，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为万吨，大大超过了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之和，出口碳排放的总效应为正。

总的来说，在研究的时序内，规模效应是引起我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减少我国碳排放的关键因素，结构效应对我国碳减排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还不明显。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环境的影响，协调好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鼓励出口贸易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出台更加有效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着力提高节能减排技术，对于出口比重迅速上升的部门要着重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控制部份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提高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促使出口商品结构向清洁化方向转型，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的“污染避难所”。

出口专业化、空间依赖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至2008年期间的样本数据，分析了出口集中度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实证检验中，无论是采用经典OLS方法，还是采用控制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均表明出口集中度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出口集中度越高，出口专业化程度越高，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则相应越高。

这一结果背后的机制，就在于专业化导致生产活动的集聚，进而通过集聚经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人均产出的提高。

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则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下，促进地区产业的集群化、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集聚经济，这对于扩大出口规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像江浙地区广泛出现的特色地方化专业集群，即对于当地出口贸易及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这样的模式值得中西部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加以借鉴。

相反，求大求全、试图在地区层面建立完备产业体系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利于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是不值得提倡的做法。

那种“贪大求全”、盲目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只会产生短期效果，对长期增长并不利，应予以坚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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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因考虑行业固定效应和生产率随时间提高的因素而缩小；与此相反，当地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因考虑行业固定效应而扩大，因生产率随时间的提高而缩小。

同时，反向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小，甚至为正，但是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当地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变化不大。

这一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将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外包给外资企业，尽管目前对生产率具有不利影响，但是未来的不利影响会迅速减少，甚至可能为正，同时依行业特征选择外资生产性服务企业会降低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例如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建筑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较高，可以选择外资生产性服务企业；另外，一些传统的、增长率稳定的行业需要的生产性服务较少，比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采矿业，制造业等则选择内资生产性服务企业，从而有利于降低其对生产率的不利影响。

第二，反向服务外包和当地服务外包变化无论是对当期还是对未来的生产率变化影响都较小；与当期变化相比较而言，当地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更小，而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但是绝对值大小几乎不变；行业固定效应使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使当地服务外包变化的影响不显著；时间固定效应使反向服务外包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使当地服务外包变化的影响显著为负。

第三，分行业来看，与总体影响相比，对生产性服务需求更大、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低于总体水平，而相对传统的、生产率增长稳定的行业，比如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卫生和社会保障业，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则高于总体水平；除个别行业外，反向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反向服务外包对未来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反向服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影响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除个别行业外，这些行业具备的总体特点是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较低、生产率增长较快。

至此，笔者回答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国内（当地）服务外包并没有拉低服务外包对国内生产率的贡献，同时根据行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与行业生产率的不同，外包给内资企业与外包给本国的外资企业对国内生产率的贡献有所不同。

然而，关于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仍需解释，以往关于生产外包对我国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结论都是正向的（徐毅、张二震，2008；张秋菊、朱钟棣，2008），然而服务外包的影响却是负向的，可能的原因是：

一方面，我国的服务外包正处于发展初期，服务外包的利益还没有渗透到生产率，正如本文研究所发现的，无论是反向服务外包还是当地服务外包，其对未来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都会逐渐减少，甚至反向服务外包的影响可能为正；另一方面，我国服务外包的规模仍然较低，正如前面所计算的，从数据来看，我国反向服务外包规模最高的金融业也仅为1.83%，而本文的结论表明，反向服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因此扩大反向服务外包的规模有助于降低目前的负向影响。

中印贸易关系：

竞争或互补——基于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全视角分析

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中国的贸易总额都大于印度。

从贸易结构来看，在商品贸易中，中印两国的贸易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中国以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印度仍以出口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贸易结构明显优于印度；在服务贸易中，中国以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产业为主导，而印度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这一新兴产业中已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其贸易结构优于中国。

贸易结构显示，中印贸易关系中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

实证结果显示，在商品贸易中，就互补性而言，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依赖程度小于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依赖程度，其中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与印度的进口吻合程度最高，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则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吻合程度最高的一类产品；就竞争性而言，两国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上竞争最为激烈，其次为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但两者的竞争激烈程度都有所减弱，相反地，在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性则较弱，但近年来竞争程度有所增强。

在服务贸易中，中印贸易的互补性特征较商品贸易更为显著，且中国出口的互补指数大于印度出口的互补指数，并不断上升，但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保险等新兴产业上印度出口的互补指数大大高于中国出口的互补指数，而两国贸易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大传统服务产业上。

上述特点是两国要素禀赋、结构调整、贸易政策、发展战略等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和印度贸易关系中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体现在不同的商品类型及服务产业上，作为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对外贸易的发展堪称神速，但贸易结构与其大国地位仍不相符合，从贸易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任道重远，通过加强贸易谈判与合作、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积极开展产业内贸易等举措促进中印贸易在竞争与互补中共同发展，并带动两国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是两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必然选择。

对“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升值的悖论”的解释及扩展研究

在上述模型设定中，假定其他汇率不变（如美日、美韩、美台），而事实上，在中美贸易过程中，其他汇率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商品价格受到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四种汇率的影响，而实际经济中，这四种汇率的变动方向及大小是不确定的，如果四种汇率变动方向一致，那么就会对价格产生一致的影响，从而可以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判断商品价格的变动；如果四种汇率的变动方向不一致，那么就要比较汇率变化的综合效果，如果此效果与人民币变动方向相反，那么就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反而会促使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的现象；反之则随着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逐渐减少。

所以，我们只能说人民币汇率是影响美中贸易逆差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从（10）式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相对于汇率弹性来说很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美中贸易逆差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的繁荣，导致了美国居民不断扩大自己的消费，从而减少了国民储蓄，为了弥补储蓄不足，制造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特别是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催生了美国人以财富增长效应为主要推动的高消费，这对增加美中贸易逆差起到大大的促进作用，从2005年至2010年美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超过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美国居民过度消费的倾向主导了美国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从（11）式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小于汇率弹性，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会提高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因此可以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但实际中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对美中贸易的改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存在过多的产品出口限制，这种限制相当于增加了美国出口商的出口贸易壁垒，无法通过出口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进口需求难以满足，美国的出口也难以扩大，所以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改善在实际中是不明显的，如果要想达到理论预期的效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