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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年仅15岁的乌兰在京津一带参加抗日爆破小组，以天津纱厂纺织女工的身份作掩护，一面做女工工作，一面参加爆破活动。

同年3月8日下午4时左右，乌兰和伙伴王淑媛背着书包来到日本人办的天津四野洋行，佯装买绸料将定时炸弹放在人造丝料堆下面，两个小时后爆破成功。

四野洋行遭到严重破坏，日本人极为惊恐。

为了保存实力，组织决定乌兰等人立即撤离天津。

16岁的乌兰和两名同学绕道香港，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进洛川抗大分校，同年10月到延安。

1939年，她先后在延安抗大、女大新闻系学习。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干事、指导员。

延安女大毕业后，被派往内蒙古中共伊克昭盟地委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任地下交通员。

为了党的利益，她穿上蒙古袍，拿起牧羊鞭，在一个牧主家当牧羊女，巧妙地为党组织和军队传送文件和情报，还秘密在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扩大党的影响。

这年7月，她再度返回延安，历任西北局延安民族学院研究室干事、教员、蒙古族学员班主任，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贡献。

1945年的乌兰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乌兰受党的派遣，从延安来到冀热辽地区。

不久，热辽军分区派她到北票地区（今辽宁省北票市）整顿蒙民武工队。

后将蒙民武工队改编为内蒙人民自卫军十一支队，王景阳任队长，乌兰任政委。

　　当时，北票地区有一土匪头子，绰号“打一面”，手下有土匪80多人，由于八路军剿匪厉害，他感到处境不妙，便于1946年4月，派人和蒙民十一支队联系，表示愿意投诚归顺。

乌兰对他们投诚表示欢迎，投诚后，进行了整编和大量教育工作。

但“打一面”贼心不死，表面归顺，暗中和黑城子反动王爷沁布道尔济联系。

有一天派人给沁布道尔济3封信，妄图里应外合消灭当地的八路军部队。

但送信人没给沁布道尔济送去，却交给了军分区。

军分区决定派乌兰逮捕“打一面”，解散他的队伍。

乌兰派人通知“打一面”到军分区司令部“赴宴”，同时埋伏下人马。

“打一面”按时来到司令部“赴宴”，被乌兰等一举擒获，他的80多人也被全部缴械。

　　1947年的乌兰

1947年冬，乌兰奉命带领土改工作团和部队到阜新县西南部一带进行土地改革，在旧贝营子村安营扎寨。

当时以梁省三为首的200多名土匪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他们以莲花山为巢穴，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为了消灭这股匪徒，乌兰带领蒙民十一支队指战员，依靠群众，深入虎穴，很快摸清了情况，然后利用巧计，把他们引出巢穴，一举击溃。

　　乌兰在争夺阜新县端应寺的斗争中立了大功。

瑞应寺是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佛教圣地，庙里有300多名喇嘛，辖有18个自然村屯。

由于敌特反动宣传，寺庙喇嘛不明真象，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持怀疑和敌视态度，成为阻碍土地改革和八路军前进的绊脚石。

地委分析情况后决定派乌兰到寺庙，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乌兰亲自带领5人前去和大喇嘛白音德勒谈判，达成三条协议：

一、保护大喇嘛安全；

二、寺庙宗教活动正常进行；

三、寺庙所辖村屯进行土改。

11月15日，乌兰在瑞应寺做通了大喇嘛的工作，以他的名义，邀请与寺庙有联系的地主武装头目等到寺庙开会。

乌兰在寺庙埋伏下大量兵力。

当70多名地主武装头目、国民党特务、土匪头子来到寺里时，十一支队将这些人全部捕获。

经过乌兰的宣传教育，瑞应寺有200多名青年喇嘛走上了革命道路。

后发展到450多人，组成“喇嘛营”，编入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

乌兰亲自领导的蒙民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支队，在阜新、北票、朝阳、敖汉旗一带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剿匪反霸，独立作战，屡建战功，群众都交口称赞乌兰是“双枪红司令”。

建国后的乌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乌兰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她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经常深入厂矿、牧区、农村调查研究，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和妇女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乌兰受到迫害。

1980年4月，乌兰调到全国总工会任书记处书记兼女工部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乌兰与阜新市各族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把阜新称做第二故乡。

1987年4月5日乌兰在北京病故后，遵照她生前的遗愿，把部分骨灰撒在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七家子乡旧贝营子村。

为此，阜新市人民政府于5月28日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撒骨灰仪式。

英姿飒爽的“青马双枪红司令”

今天讲起乌兰，生活在辽宁朝阳、北票、阜新一带上了年纪的人仍旧会口若悬河，神采飞扬。

老人们说：

我们都记得她胯下一匹青鬃骏马，身穿绛紫色蒙古长袍，腰系蓝色腰带，脚蹬黑色长筒皮靴，肩搭长辫，浓眉大眼，英姿飒爽。

尤其是她手持两把“盒子炮”，骑着马，风驰电制中，但见手起枪响，敌人惨叫落马．．．．．．

这是乌兰在解放战争时期与敌人战斗时的场景，而这一幕是因她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传奇被百姓们定格了。

1946年，日本投降后，热辽根据地的朝（阳）、北（票）、阜（新）、义（县）一带匪患猖獗，县城被国民党侵占，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这种态势下，革命经验丰富的乌兰被派到热东。

临行前，热河省主席李运昌对她说：

“派你到热东最复杂、最艰苦、最贫困的根据地做工作。

首要任务是消灭国民党和伪满残余武装，争取蒙古上层人物；

第二个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

”领导的信任让乌兰的人血沸腾，她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激动的写下：

司令赠军书，统帅与士兵，开卷韬略广，灭蒋见威风。

此时，乌兰刚满24岁。

塞外的九月，寒风已有些刺骨，乌兰骑着马飞驰在广袤的草原上。

风掀动着她的长袍和头发巾，她迎风唱着：

“向前走，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乌兰出任的是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的政委，这是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下的蒙古族部队。

到任后，她首先将队伍进行扩编，并组织宣传队，宣传形势，鼓舞斗志。

那时候她和群众说得最多的话就是：

“大家不要怕，不要惊慌！

共产党、八路军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大家过好日子的。

”

1946年北票的那场战斗让乌兰名声大振。

5月3日，热辽军分区独立三团向北票县守敌国民党十三军十二师十二团发起了进攻。

蒙民第十一支队配合主力部队担负起坚守咽喉要地蒙古营子和保护运输道路等重要任务。

为了切断我军运输线，敌人一百多人窜到北票县蒙古营子南山，袭击乌兰所在的蒙民第十一支队。

当时乌兰正组织人员从三宝矿想十八台运送物资，突然发现有敌人出现。

乌兰立即纵身上马，冲着队伍大喊一声：

“同志们！

敌人上来了，好汉不怕死，怕死非好汉，跟我冲啊！

”乌兰揽住缰绳，挥起马鞭，马如离弦之箭冲在队伍前面。

只见乌兰手持双枪，扣动扳机，眨眼间就撂倒几个敌人。

蒙民第十一支队的战士们在乌兰的带领下，争先恐后的向敌人冲去，敌人被这种气势吓坏了，拨转码头就逃。

乌兰帅队伍一鼓作气，一直将敌人撵回北票。

随后的战斗中，我军一鼓作气，连克北票冠山和街里，将残余的敌人围困在南山。

国民党派出飞机不断地向南山空投物资。

但空投下来的物资多半落在了两军对持的中间地带。

乌兰率领几个战士匍匐前进，冒着弹雨，一次就抢到了10多箱弹药。

就此乌兰的名字在群众中传开。

老百姓还编出小调在民间传唱：

“咱们东四省，有位女英贤。

蒙古女同志，名字叫乌兰。

年方二十四，掌握大兵权。

攻打北票县，英名天下传。

”因乌兰骑着青色战马，，手持双枪百发百中，蒙古同胞干脆不叫她乌兰，就直呼她“青马双枪红司令”了。

机智勇敢，15岁炸毁日本洋行

24岁就被称为“青马双枪红司令”属实让人惊叹，但对乌兰来说，那时她已拥有了十多年的战斗经历。

《小兵张嘎》中，嘎子也只有十来岁。

1962年拍电影时，安吉斯还在上小学。

扮演玉英妈的黄素影后来回忆说：

“当时嘎子的扮演者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摄制组的同志就到北京的各小学、少年宫、活动站去物色小演员好几个月都过去了，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对象。

后来，著名电影演员于蓝给北影送来几张照片，其中就有安吉斯、吴克勤（扮演胖墩），大导演崔嵬一眼就看中了他们俩，当时嘎子很小，父母都在内蒙古，他就被交给了导演。

小男孩儿安吉斯就是这样懵头懵脑地离开了内蒙古，来到白洋淀拍打鬼子的电影。

但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份儿难得的幸运与母亲的革命经历有关。

而母亲乌兰和他一般大的时候，就已经踏上了革命道路。

1922年9月5日，乌兰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凤凰山下噶岔村的一个蒙古族家庭，原名叫宝力格（蒙语意为“泉水”）。

她的童年是和姑父母生活在一起，因此，从小便培养出自立自强的品质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东北，战火烧到了朝阳县。

9岁的宝力格不得不随姑父母迁到北平，回到母亲身边，住在保定门里灵官庙39号的一个狭长的小院子里。

日寇侵占东北在宝力格的脑海里留下了不能磨灭的痛苦记忆，她恨极了日军的残暴，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她阅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蒋光慈的《少年漂流者》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大量中外名著，把革命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13绥德宝力格刚上中学，看到大同学组织示威游行，她也按捺不住了，跟着大同学们一样愤然举起稚嫩的双手，大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那一刻，一股热血涌上全身，她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小战士了。

1937年，年仅15岁的宝力格正式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担任地下交通员。

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森，她用英语昵称王森为“母亲”，经常让“母亲”给她和同学讲抗日救亡的道理。

不久，“民先”组织爆破小组，宝力格报名参加。

就在这个小组中她与于蓝（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林兰（后来成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成为好朋友，共同进行爆破活动。

宝力格的杰作炸毁田野洋行。

那一次，她们扮成顾客，提前一天在洋行踩点，回来后根据“地形”做了周密安排。

第二天，她们偷偷潜入洋行中，神不知鬼不觉讲只有肥皂盒大小的定时炸弹柜台缝和角落里。

两个小时后，洋行被炸成一片焦土。

日本鬼子气急败坏，满城搜铺，见可疑人就抓。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偌大的洋行竟是被几个小女孩儿炸毁的。

这期间，宝力格参加过多次破坏活动，炸过中原公司、炸过桥梁、铁路，甚至还炸过满载军用物资的船只，吧日本鬼子炸的焦头烂额，晃晃不可终日。

16岁徒步到延安，改名乌兰

1938年7月，一个爆破小组被敌人破获了，两名成员被铺。

情况危急，党组织通知宝力格到天津暂避，以纺织女工身份作掩护，积蓄从事爆破活动。

随后不久，林兰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也来到了天津。

两人见面后，决定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接受更严峻的革命考验。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一个月后，宝力格、林兰和其他五人从天津辗转到武汉、西安，后来又步行900多华里抵达洛川根据地。

在抗日大学分校，宝力格吧自己的名字改为“乌兰”（蒙语“红色”的意思）。

同年11月，抗大分校集中各大队的女生成立第八大队，她们有徒步300里到达了延安。

次年，乌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天，17岁的乌兰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了。

组织把她派到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任地下交通员。

从此，乌兰穿上蒙古袍拿起牧羊鞭，一个人赶着400只羊，在荒凉的草原上放牧。

她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收集敌战区的政治、经济情报。

一年后她被调到蒙古独立旅工作。

在这期间她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骑术和纯熟的枪法。

套马杆子生擒土匪

1946年，北票地区有一个土匪头子，绰号“打一面”，生性凶残且恶贯满盈。

他纠集了土匪80多人，成为当地一个大害。

乌兰率领蒙民十一支队进驻此地后，“打一面”派人来到十一支队，交给乌兰一封“投降书”，表示愿意投诚归顺。

乌兰见信后虽然对“打一面”并不十分相信，但也表示了欢迎，收编了这股土匪武装。

投诚的“打一面”暗中和黑城子反动王爷訫布道尔济取得了联系，欲图里应外合打十一支队歌措手不及。

“打一面”派人给訫布道尔济送信，定下阴谋。

可是送信人早已恨透了“打一面”，直接把信交到了军分区。

军分区下令给乌兰，逮蒱“打一面”，消灭这股叛匪。

乌兰将人布置好后，派人通知“打一面”到军分区“赴宴”。

“打一面”不知道自己的阴谋已暴露，，按时来到司令部。

几杯酒下肚后，乌兰一声冷笑，说：

“打一面，你最近给訫布道尔济写了几封信，打算要干什么？

”“打一面”心中一惊，表面上却还装镇静：

“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乌兰掏出“打一面”的信件扔在桌上。

“打一面”一见阴谋暴露，伸手就去抓盒子枪，乌兰早已操枪在手，一声枪响，“打一面”被擒，他的80多人也被全部缴械。

类似剿匪的故事不胜枚举。

1946年，北票和阜新西北有一个名叫“大刀会”的反动组织。

匪首王子明带领300多人到奇金台（今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乡）抢劫，当晚就住在村内。

。

乌兰率队随热辽军区副司令员陈炎清指挥的两个营，于夜里突袭到村外，挖好了战壕，埋伏下来。

拂晓时分，乌兰派出少数骑兵佯攻，匪首王子明看到我方只有几十人，叫嚣着一窝蜂地从村子里冲出来。

当他们冲到开阔地带时，我方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王子明这才大呼上当，扔下几十具死体往回跑。

不料，没跑几步，就遇到乌兰的十一支队。

乌兰率领骑兵高扬套马杆子紧追不舍，将土匪一个个用套马杆子勒住，扯下马来生擒活捉，一股匪患就此消除。

阜新西南有以梁省三为首的200多名土匪。

他们以莲花山为巢穴，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1947年冬，乌兰奉命带领土改工作团和部队到此进行土地改革，乌兰本人住在群众马大娘家中。

为了消灭这股土匪，乌兰带领十一支队依靠群众，很快就摸清了土匪的内部情况。

莲花山的战斗打响了，乌兰部队利用匪徒的活动暗号，里应外合，把土匪引出巢穴，一举将其击溃。

乌兰领导的蒙民十一支队配合主力部队剿匪反霸，屡建战功。

为了表彰乌兰作战有功，第四野战军罗荣桓还曾赠送乌兰冲锋枪一支。

骨灰洒在战斗过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告别了战场，乌兰一身轻装，转业到了地方。

她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并且是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她经常深入厂矿、牧区、农村调查研究，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再立新功。

战争年代，乌兰与马大娘结下了深厚情谊，亲如母女。

20余年后的1971年，乌兰的二儿子安吉斯为了躲避迫害，也来到母亲战斗过的地方，同样住到旧贝营子村马大娘家里，并在这里隐姓埋名，插队劳动两年多。

1980年4月，被调到北京全国总工会，任书记处书记兼任女工部长。

1987年4月5日，乌兰在北京病故，遵照她生前遗愿，把部分骨灰撒在她战斗过的地方。

5月28日，乌兰长子成索斯、女儿陶格斯及战友李海涛等专程来到阜新，29日到北票大黑山为乌兰举行了撒骨灰仪式，并建立“乌兰亭”来永远纪念乌兰。

智勇双全的草原女英雄乌兰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