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及其承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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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及其承续
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及其承续
【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精神品格，尤以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为其代表。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终其一生，一以贯之，并非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能涵括。
范仲淹之后，陆游等后世士人同样也继承了范仲淹忧乐思想的道统。
忧患意识影响了中国历史兴衰治乱的走向，并将在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范仲淹忧乐精神传承和谐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
唐宰相履冰之后。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
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被广泛传诵的是《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能够成为传世名篇并非因为其对岳阳楼风景的描述，而是范仲淹借该文抒发先忧后乐、忧国忧民的情怀。
他的忧患意识不仅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表现为希望宋王朝能在忧患中崛起,转危为安,阔步向前。
近千年后的今天，我国正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中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缺少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范仲淹的忧乐精神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忧乐思想的基础——忧患意识
范仲淹生活在北宋内忧外患的年代，他的忧患意识萌发于青少年时代，贯穿于终身实践，结晶于邓州任内。
其《岳阳楼记》是对平生忧患意识的精辟总结，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明道二年（1033年），范仲淹在京城任右司谏。
这年七月，江淮、京东一带旱灾严重。
范仲淹奏请朝廷遣使救灾，仁宗皇帝便派他安抚江淮。
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且禁民淫祀，并奏请减免盐茶税，还将百姓吃的乌味草带回京城，请仁宗传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
其忧民爱民之情可见一斑。
（二）进亦忧，退亦忧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范仲淹因西北战功而擢升枢密副使，后又升参知政事，但他不坐享其成，反而更加忧国忧民。
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措施，并主持全面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这次改革虽然仅进行16个月便夭折了，却一石激起千层浪，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及此后的历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天圣八年（1030年），因直谏被逐出京城任河中通判的范仲淹，听说朝廷打算建太乙宫，要耗费巨额资财时，立即上疏反对。
庆历新政夭折谪知邓州后，他仍坚持“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使范仲淹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为国家、为民族、为黎民，呕心沥血，奋斗不息，创造了伟大的业绩，也塑造了自己的高大形象
二、忧乐思想的核心——“不欺”精神
庆历六年（1046年），邓州新科状元贾黯回邓省亲，专程进谒范仲淹，请教治世立身之策。
范仲淹对他说：
“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
”贾黯终身践行，官至御史中丞。
他遇事敢言，无所顾避，一生为官清正廉洁，无疑得益于范仲淹的“不欺”精神。
不欺，即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不欺，即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
这“不欺”二字是范仲淹道德操行的高度概括，是范仲淹忧乐思想的核心。
他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都自始至终贯穿着“不欺”的信条，正是这种“不欺”精神，才使范仲淹的忧乐思想传千年而不衰。
在如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时代，发扬范仲淹的“不欺”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事，以光明磊落的胸怀做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三、范仲淹的忧乐人生观与社会荣辱观
一种文化如果久远地被一个民族所沉溺与传承，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涉及到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文化最终成果是人格，集体文化的最终成果是社会人格。
范仲淹是宋代为数不多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从艰难的童年到步入仕途的64年人生中，忧国忧民，无时或已。
一篇代表作《岳阳楼记》震古烁今，民胞物与的襟怀，“先忧后乐”的荣辱观，正是倾其一生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情操是他高尚荣辱观的具体体现。
“宁可毁人，不可毁誉”，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荣辱观念的树立，在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总把个人的荣辱观融入到捍卫民族利益，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之中。
范仲淹心忧天下，以身许国，自从成为朝廷命官，“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但是，仕途险恶，人心叵测，他每次犯颜直谏，换来的都是挥之不去的如影随形的贬谪。
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只有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出朝通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徙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右司谏时，他又因谏止仁宗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被贬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权知开封府时，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
他虽三次被贬出朝，却无怨无悔，“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他从不颓唐沮丧，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谪为“三光”（三次光荣）。
任参知政事时，因“庆历新政”失败，他被免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从此未再回到朝廷，可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范仲淹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分清美丑，无私无畏的一生为社会道德建设树立了新标尺，为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了精神武器。
范仲淹即使受尽屈辱，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
他乘船赴睦州任时，风急浪恶，一家十余口险些葬身鱼腹；贬官饶州时，沿途十余州的地方官因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都不放在心上，有诗云：
“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胜禅师”，“世间荣辱何足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由此可见其心胸宽阔，不计个人得失，虚怀若谷，令今人感慨。
宋代官员每至一处履新，照例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
范仲淹在饶州上谢表时说：
“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
”意思是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
在润州时表示：
“竭诚以报国，弗钳口以安身。
”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身处险境，他也不会钳口结舌，缄默不言。
他在邓州时，曾上谢表称：
“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他以挽救民疾分担国忧为己任，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孟子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范仲淹则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
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当代领导者效仿。
历史上有多少像范仲淹那样的先哲之所以为后人所熟悉，所敬仰，就是他们用无私无畏的牺牲，用默默无闻的付出，用战胜命运的壮举，用殚精竭虑的追求，用爱岗敬业的行动，端端正正地书写了“忧乐”，诠释了“荣辱”，在人们的心目中竖立起永恒的丰碑。
当今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
号召群众做的事，自己应该首先做到；要求群众抵制的事，自己决不染指。
这样，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在领导干部的影响下形成，在领导干部的领导下蔚然成风。
范仲淹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是心在朝廷，情系百姓。
明道年间，江淮、京东发生蝗灾，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请求朝廷派人赈灾，仁宗不理。
他愤然质问：
“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
”仁宗这才命他安抚江淮。
他开仓赈灾，减免茶盐税，禁民淫祀，并将百姓所食乌昧草带回京师，请仁宗传示六宫，以戒侈心。
他任参知政事时，曾将那些庸才宵小从官员登记本上一笔勾销，大臣富弼说：
“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
”而范仲淹说：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坚决把这些不称职的官员悉数罢黜。
他任地方官时，所到之处关心民疾，兴利除弊，泽被一方。
他在知苏州时遇暴雨成灾，千里沃野顿时成了水乡泽国，为疏浚河道，范仲淹多次跋涉于泥泞水潦之中；知开封府时搏击强豪，整顿吏治，京城有“朝廷无忧有范君。
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歌谣；饶州产茶，那里的百姓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鸟衔茶，负担沉重，范仲淹任饶州知州后即奏免了这项弊政；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知邓州时，当地亢旱不雨，他亲自率领百姓凿井浇田，居然使这一年五谷丰登，家饶人足。
他在所至州郡陶铸人才，栽培桃李，兴庠序，葺州学，处处书声琅琅，弦歌不辍，胡瑗、孙复、石介等皆出其门下，范仲淹不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重教兴国，传承着生生不息达到中华文明。
范仲淹的忧乐情怀还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忠诚。
无论何时何地，爱祖国爱人民永远是首选，这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高尚的道德追求。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奢侈淫逸为耻，才能构建起和谐社会坚实的精神依托。
范仲淹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也急人所急，忧他人所忧，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
他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时，一下属死于任上，家境困难，无力归葬，范仲淹不但捐钱雇船运送灵柩，而且写诗给所经关津：
“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
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关津果然给予了关照。
范仲淹在苏州时买一宅基地，风水先生占卜此地世出卿相，他说：
“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
”即捐其地建府学。
他乐善好施，回苏州省亲，把3000匹绢悉数散与亲朋故旧，并置田数千亩为义庄，以赡养家族中的穷人。
而他贵为大臣，非宴客不食肉，妻子巾钗布裙，儿媳有一顶绫罗做的帐帷，范仲淹以为过于奢侈，不准带回家。
此类事例甚多，足见解衣推食、济困扶危、公正清廉是他的一贯品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反映人民心声，代表百姓意愿，就必定会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戴，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惠政及民，在饶州离任时，百姓感戴其德，万民空巷相送；他从邓州调任荆南府时，邓州百姓遮道请留，朝廷特准他再任。
后调往杭州，邓州百姓在他创建的花洲书院建生祠祀之。
连他的去世，也留下光辉的一幕，“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
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如此受百姓爱戴，真不多见。
真正的历史伟人，便是那巍巍国魂下永不变心，永不褪色的赤诚，这才是连绵数千年人类社会荣辱观的永垂不朽!
四、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与社会和谐论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念、行为规范、制度体制、社会风尚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
和谐文化，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崇高和谐理念及有序的社会道德准则。
范仲淹以其伟大的一生与千古绝唱的《岳阳楼记》，在中国历史上塑造了关心国家命运，情系百姓忧乐的光辉形象，先忧后乐思想成为引领当代社会和谐的宝贵精神财富。
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是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范公一生的思想境界，是他忧国忧民情怀的高度概括，是他追求社会和谐的理想经典。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波：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范仲淹所追求的正是自然界万物生机竞自由，天地人的和谐欢畅，是荣辱皆忘的博爱与奉献，是社稷民生的繁荣与平和。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道德观念，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
和谐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能够发挥其批判的功能，即对社会不和谐因素提出指责与疑惑，能发挥维护建设的功能，推动社会走向和谐共生，最终使人类社会走向繁荣。
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是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基础，只有利益和谐才能和谐社会，社会和谐首先应该建立文化和谐。
因此，要在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构建社会和谐，实现文化和谐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千百年来，多少先哲贤人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正是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呼唤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和谐。
“微斯人，吾谁与归!
”宋代邓州的花洲书院中，范仲淹历经沧桑，在《岳阳楼记》中挥笔抒发的先忧后乐情怀，折射出了他博大情怀中人格的至圣至贤。
遥想洞庭山水，风光多变，气象万千，岁月更替，人世悲欢离合，庙堂乌纱的沉重，江湖隐士的沉郁，文人骚客慷慨感伤，百姓黎民水深火热，那是民族忧患意识的延续，也是社会不和谐的集中写照。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年少多艰难，生活异常辛苦，求学从师，借寺庙苦读，划粥割齑，刻苦自励，靠非凡的毅力和广博才学赢得朝廷的重用，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官场。
他在生活上廉洁自律，“一餐不食二荤”，在政治上不畏打击，勇敢进取。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他坚持社会公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这场历史上的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其实质正是范仲淹为了追求社会利益的和谐。
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遭受失败，然而，范仲淹在主持工作的地方上，培养人才，兴修水利，保土安民，政绩显著，真正做到为官一地，造福一方。
他严于律己，反腐倡廉，妻子儿女衣食简朴，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有建立一座像样的宅第。
他接济贫穷，乐善好施，待人亲善敦厚：
他培养能人贤士，友善乡野村民：
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使臣，要求朝廷让他继续留任。
范仲淹正是以他先忧后乐的崇高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在评价历史得失时，人们往往把官员道德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时代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广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对官员或干部来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和谐文化，要依靠大批先忧后乐，荣辱分明，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是全体社会成员道德精神的跃升。
不知荣辱不成人，不辨是非难处世。
正确的荣辱观和清楚的是非界限，是一个民族正气盎然精神奋发的标志。
文化是流，文化是动态的，文化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在变化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都会顽强地表现出来，每种文化的自我张扬与凸显，必然带来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碰撞、摩擦与搏弈，和谐文化的水平就体现在文化的整合中。
高超的文化整合有助于明荣辱，知忧乐，化干戈为玉帛。
中西文化的融合，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普及中国，中国的孔子学说遍及世界。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为日本东洋文化振兴会长盛誉：
“范仲淹是日本人民思想之父，政治之根杆，人类之进路。
”在文化和谐中，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对人类进步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在过去、当代和未来的历史上，都有着永恒的价值。
在当今，对于团结中华民族，搞好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争取世界和平，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社会和谐是一幅众多的因素构成的立体画面，文化是塑造健全人格，全面协调利益关系，创建稳定有序社会的精神基础。
文化是过程，是积累的过程，文化不会灭亡，亡了还会复生。
庞贝文化被火山埋葬了，挖出来以后还是文化；周口店文化被黄土掩埋了，挖出来依然是闪闪发光的文化。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马克思语）因此，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倡导的和谐文化，必将一步步地扩大人的自由。
范仲淹以其光辉的一生，以先忧后乐人生哲理启迪我们，在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人应当以社会为本，和谐社会是双向的，“社会以人为本”与“人以社会为本”相结合，人与社会的互融论才是和谐文化的核心。
五、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与文化力量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昌盛，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应当是精神的振兴，文化的复兴。
汉唐所以成为公认的盛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拥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和高扬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对世界有所贡献，也应该在精神文化上对世界有所贡献。
如果经济搞上去了，社会风气却坏了，精神文化萎缩了，那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倡导社会荣辱观，弘扬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忧乐观之精神，即是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精神要求，更是走向现代文明的精神标准。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投注了真诚、热情和矢志不渝努力的事物，总会获得辉煌的成功。
范仲淹曾为中华民族提出的引世人瞩目的千古名言，那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神圣的使命感与个人荣辱观成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精神上的无价之宝。
当今社会注重荣辱观建设，明确了我国社会基本的价值趋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荣辱观古已有之，荣辱心人皆有之，只有吸取传统精华，才拥有牢固的根基，体现时代的精神，才能引领时代的风尚。
“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
”奋进的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展示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更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
一切精神文化都需要物质载体，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中国文化中有个夺目的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文化比政治、军事更深刻，有时政治与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如果文化以沟通为专长，以传播为命脉，那么，世上那么多障碍，人间那么多隔阂，就能靠文化来排解。
范仲淹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千古名篇以及思想，正是以文化为载体，能够传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
当代，我们研究范仲淹的目的，也应为了传播。
我们感到，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有影响力的文化，才能享有国际话语权。
文化上比较杰出的创造者，也就是大家抬起头来都能仰望的人，必须亲切真实、可爱动人。
范仲淹忧乐思想的文化力量，就在于渗透出让所有人感到亲切的气息，充满高度的智慧。
远去2500余年后，当孔子回首已见，中华民族昌盛，华夏文化魅力已远行五洲，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时，应无限欣慰。
同样，范仲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在他远去千年之后更加传承于世，发扬光大。
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在综合国力建设时，千万不能忽视文化经济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一组数字发人深省：
中国目前年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10：
1，对欧美逆差高达100：
1，而中国制造了全世界20％的冰箱，30％的洗衣机，40％的袜子。
“文化赤字”现象警示我们，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中国不能只出口电视机，而不出口电视播发的作品，不能只当国际制造业加工厂，而忽视服务贸易的发展。
眼下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培育确实值得忧虑。
中华文化力量如何强大，确实需要先忧后乐，我们要以此为历史的责任来认真思考。
当前，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服务贸易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在服务贸易全球化自由化的大趋势和全新的开放环境下，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服务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促进范仲淹文化国际交流应站在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立意创新，紧紧围绕全面实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国际文化市场动态和我国文化进出口情况，力求在时代的高起点上，弘扬文化传统和特色文化，开展国际范学文化交流,展示文化成果，扩大文化影响力，提升国家和民族软实力。
在国际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每个人本身都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载体。
以我们自己的心声，参与文化传承,是中华儿女的责任。
我们纪念范仲淹，研究中国国学精华，就是要弘扬文化的力量：
我们感怀范仲淹，不仅仅是瞻仰其人生理想的壮观与崇高，而是为传播每一次让世人可能产生链接理想与现实的重大启迪。
范仲淹，是历文化的一面旗帜，先忧后乐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圣洁光环。
现代化是文化传承的目标,研究范仲淹思想就要与时俱进，要以更宽广的心态，面向世界的眼光，去作新的攀登。
传承归根到底是让我们当下的每个人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现代，让人人都献出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过去与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进程还不相适应，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握有利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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