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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结核病人为450万，总感染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且每年以145万的新感染人数递增，每年因结核死亡的人数多达13万，大大超过其他传染病死亡人数的总和。
血吸虫病是我国危害最为严重的寄生虫病，尽管其感染人数已从建国初期的1000多万减少到80多万，但近年来长江以南地区的血吸虫感染人数正在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加。
上述疾病都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几类危害最为严重的疾病，其影响比较明显也易于统计。
然而在我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其它的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各种慢性病毒性肝炎、各种肠道寄生虫病、真菌病及细菌感染，尽管这些疫病不能引起突发性的大流行，但它们的持续性危害却是不容忽视的。
据报道，有16%的肿瘤与微生物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有关，如人的乳头瘤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EB病毒、血吸虫等都是导致被感染器官或寄生器官发生肿瘤的重要病原。
此外，微生物感染还能导致人的遗传因素的改变，即微生物对人的遗传进化起到反向选择的作用。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因恶性疟疾长期危害而导致非洲患镰刀性贫血症的人数增加。
镰刀性贫血症是一种与基因突变有关的遗传性疾病，其编码血红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使血红蛋白的结构发生改变。
导致运氧功能降低。
临床上患有这种病的人被称作镰刀状贫血症患者。
由于恶性疟原虫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种发生变异的血红蛋白，因而镰刀状贫血症患者对恶性疟原虫的感染具有抵抗力。
每年由于疟疾感染而死亡的人数达百万以上，从而导致具有正常血红蛋白的人数减少，而镰刀状贫血症患者数量相对增加。
如果疟疾的危害得不到遏制，它还会继续造成具有正常血红蛋白基因的人的大量死亡，并且将使人类的健康遗传向灾难性的方向发展。
（二）传染病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传染病多流行于经济落后和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被认为是与贫穷有关的疾病。
在这些国家传染病的危害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自然灾害和战争。
例如，在非洲，1998年由于战争而死亡的人数为30多万人，而当年仅艾滋病就夺去了200万非洲人的性命。
疾病流行与经济落后及知识贫乏是紧密相连的。
可以说贫穷不利于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而且传染病的流行会使一个社会更加贫穷。
相反，经济繁荣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及传染病的控制。
在贫穷国家较严重的10类疾病（艾滋病、下呼吸道感染、心脏病、痢疾性传染病、脑血管病、儿童性疾病、疟疾、结核、慢性肺功能疾病、麻疹）中有7类就是传染病．而经济发达国家较严重的10类疾病（心脏病、脑血管病、慢性肺功能疾病、下呼吸道感染、肺癌、交通事故、胃癌、高度紧张性心脏病、结核）中传染病只占两类。
世界上每年因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达120多万人，其结果不但导致劳动力的大量损失，而且还消耗了大量的家庭及社会资源。
传染病给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21世纪初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一次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巨头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广泛流行的传染病是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繁荣，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必须首先得到控制。
目前，在非洲仅疟疾就使该地区的年经济增长减慢13%。
而艾滋病的影响竟达8%，且这种影响还在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
如果艾滋病的感染和扩增速度得不到遏制，那么它对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达17%。
在非洲，所有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中70%是由传染病所引起。
即使在经济很发达的欧洲，传染病的影响也达到了20%。
例如。
英国仅在1990—1998年间由于疯牛病所造成的损失就达90亿美元；
南美的秘鲁，受霍乱影响其1991年出口损失为77亿美元；
在印度，1995年因瘟疫所造成的损失达20f乙美元；
为阻止禽流感的蔓延，1999年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捕杀鸡所造成的损失为2200万美元。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为了控制禽流感的蔓延上千万只家禽被屠宰，其直接经济损失大得无法统计。
口蹄疫在世界很多地方呈流行性，包括非洲、亚洲的许多国家以及南美的一些国家。
1999年我国台湾省口蹄疫大爆发的余波未平，2000年春天与我国相邻的日本、韩国、蒙古和俄罗斯又相继爆发了口蹄疫，给正处于复苏之中的亚洲经济以沉重打击。
据报告，韩国仅在一个口蹄疫疫点周围20公里的区域内，，就扑杀了万头牲畜，政府为扑灭这次疫情耗费了数亿美元。
我国台湾省口蹄疫大流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45亿美元。
此外，国际上由于口蹄疫流行而引发的经济、政治纠纷或制裁也不胜枚举。
口蹄疫对畜牧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动物产品的国际贸易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控制尼帕（Nipah）病毒的传播，马来西亚1999年因屠杀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亿多美元。
然而．由各种传染病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有时会更严重。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的经济损失方面。
据统计，治疗每一个肺结核人的费用要消耗该病人三分之一的年收入；
对于重症病人，其损失还要加上家庭护理人员及大量的医疗费用等。
（三）生物武器威胁人类的生存安全
2001年“911”后生物恐怖和生物武器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是生物武器受害国，日本侵略者在我们的土地上在我们的同胞身上惨无人道地使用了大量的生物武器。
这些生物武器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创伤永难愈合。
作为一个文明高尚的民族，我们虽然不会制造和使用生物武器，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不但可以很容易地改变一个病原微生物的毒力及在自然界中的存活能力，还可以制造出新的微生物。
最近，两个实验室分别成功地复制出了天花病毒和流感病毒。
可想而知，如果这样的病毒被释放到社会上去，其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
为了预防这种惨剧的发生，国际社会有着共同的责任。
我国在这方面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①加强对生物研究的安全管理：
任何一个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必须与该实验室的设备安全等级相符，绝对禁止不符合生物安全条件的研究结构从事危险微生物的研究。
2004年发生的SARS感染病例几乎都与实验室操作者有关。
②各研究机构应该详细注册和掌握该单位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及保存方式和位置。
对于毒力较强的病原微生物要有严格的管理措施。
避免无关人员对强毒微生物的接触以减少病原从实验室向外界扩散的可能性。
③建立和贮备烈性传染病病原的信息资料库，并完善其快速检测方法和预防方法。
前两种措施主要是预防事故性传染病及病原微生物的丢失；
后一种是为做好应付可能事件的准备。
不论是事故性传染事件还是生物恐怖事件，对病原体快速准确的鉴定是对突发事件做出准确反应并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重要保证。
组建具有处理恶性传染病突发流行的专业队伍和实验机构是十分需要的。
2003年以后，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的生物安全P3级实验室，而从国家防疫的战略角度考虑，我国应该建立更多的能够发挥具体作用的生物安全P4级实验室。
这样的机构和队伍不但是应对突发传染病的战略储备，同时对一般性传染病的预防也必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二、传染病危害性加重的诱因
（一）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利于传染病的流行
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及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及其它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在不断地增加，其结果导致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
这样一来，适合各种病原体存活的环境不断扩大，使生态环境的变化朝着更有利于传染病流行的方向发展。
例如，原来只有非洲及其它热带地区比较适合媒介蚊虫的繁殖及疟原虫的传播，而现在这样的环境不断扩大，包括欧洲、亚洲的很多地区理论上都将有疟疾传播流行的可能性。
另外，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被破坏，洪涝、台风等恶性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在明显增加。
几乎每次洪涝之后都导致不同程度的传染病的流行。
尤其是像大肠杆菌病、霍乱及一些病毒性痢疾等肠道类传染病都是洪水爆发之后的必发疾病。
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人类所需的居住范围也在随之增大。
所有这些因素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导致传染病发生的例子非常多。
虽然学术界对艾滋病病毒的来源还存在争议，艾滋病病毒的基因序列与猴体内病毒的高度同源性说明它是从猴的病毒演变而来，这与非洲人较原始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联系。
埃博拉（Ebola）病毒是目前致病力最强的一种经动物传染给人并可在人与人之间迅速扩散的病毒之一，其致死率达90%以上．医学界对这种病毒的感染还几乎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尽管预防该病毒的疫苗在黑猩猩体上表现出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可想而知，这种疫苗的临床保护性试验是十分难操作的。
此外，大量的化学药品、化工废弃物、排放到外界的抗生素以及广泛使用的抗昆虫药物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其结果必将一方面影响微生物的种群平衡，另一方面加速微生物基因突变的速度从而导致耐药菌群和强毒微生物的产生。
（二）人为因素导致传染病迅速传播
目前，在人类社会中流行的很多传染病都与人为因素有关，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性传播疾病的蔓延。
我国是1985年首次发现第一例输人性艾滋病病例的。
据报道，到2002年底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已超过了100万人，目前艾滋病的带毒者和发病者分布于全国的所有省份。
在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20岁到39岁的青壮年占感染人数的80%。
我国历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上升速度都在30%以上；
保守的估计，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以上。
WH0把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排在亚洲第2位，全球第14位。
另一方面，其它性传染病包括细菌、真菌和病毒病的感染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经过建国初期到1965年这段时间的努力包括国家的特殊政策及各种治疗和预防措施，性病在我国曾一度销声匿迹。
然而，到1985年性病感染人数已达5800人，1995年的统计数字为83万多人。
这些传染病的流行完全是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所造成的，吸毒、不科学的采血方式及不健康的性生活都是导致性传播疾病流行与扩散的直接原因。
不合理、不科学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以及知识贫乏是导致传染病流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云南地区是我国旋毛虫病的主要高发地区，其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习惯食用没有完全煮熟的猪肉。
另外，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禽流感的感染机理，但在越南、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因禽流感而死亡的人都与家禽有过密切接触。
这些人的生活环境都十分简陋，人与动物同舍为病毒从动物向人传播提供了条件。
在我国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吃“野味”和“怪味”的习惯很普遍，2003年SARS的出现很可能与饲养和食用野生动物有关。
2005年发生在我国四川省局部地区的猪链球菌感染事件也是由于知识贫乏、经济落后以及不科学的饮食方式所造成的。
此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高密度且不卫生的饲养环境已被证明非常容易造成动物传染病的爆发。
同样高密度的居住环境也容易造成传染病在人与人之间快速扩散。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各种动物饲养环境及条件的指导措施，也没有人口密集居住环境（如建筑工地、流动人口居住区）的卫生管理方案。
这些都是传染病预防的“死角”，是引发疾病流行的根源。
（三）微生物耐药性的产生使传染病的治疗难度增加
为了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任何生物体都要进行不断的进化。
然而，自然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是一种非常缓慢的过程，但人为因素可以加速这种进化反应过程，如生物育种等。
从本质上讲，微生物对化学药物产生耐药性就是一种生物进化的表现，也是生物体提高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只是这种进化过程因为人的因素而加快。
所谓耐药性是指微生物对原来比较敏感的药物转变成不敏感。
由于微生物的繁殖率高，再加上很多细菌的耐药因子是可以在不同菌株或毒株之间扩散的，因而耐药性在微生物种群之间的扩散速度很快。
目前微生物的耐药现象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更让人担忧的是，耐药微生物的致病力（毒力）却比不耐药微生物强很多。
多耐药性结核杆菌的致病力要比不耐药菌强程多倍。
有些耐药性疟原虫在人体内繁殖扩增的速度较敏感虫株快，这种虫体在易感人（如儿童）体内往往引发严重的病理反应。
微生物的耐药性是医学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各种抗生素的长期、广泛及不科学的使用是导致耐药性微生物扩散的主要原因。
全球每年抗生素的使用量为9—18万吨，足够250亿人每年做4个疗程的治疗。
目前，抗生素的用途主要为三种：
一是抗病或治病（包括人和动物），即医疗用；
二是疾病预防（即饲料添加剂），即将抗微生物的药物直接混合在日常饲料中，如抗球虫药是鸡饲料中较常用的添加剂；
三是动物促生长剂。
由此可见，来自动物源性的耐药微生物的威胁可能是更严峻的。
然而，人用抗生素的使用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全球范围内，处方药的25%—75%存在不准确或不舍理问题，如在没有准确诊断的前提下，凭经验用药。
另外，50—90%的抗生素是病人自己在药店购买的，多数患者决定是否继续服药的依据是临床症状的有无而不是体内病原体是否完全被消灭。
耐药性与传染病危害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除了耐药微生物本身的毒力增强所造成的致病力增强以外，同时也加快了药物的更新换代的速度。
新药物的使用在经济上给患者会带来更大的负担，如在非洲疟疾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原因之一就是疟原虫对奎宁类抗疟药的耐药性不断扩大，而当地居民又无力支付价格较高的新药。
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广泛而且更新换代较快的国家，可想而知。
由此对病人及家庭乃至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三、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传染病及流行病的防制本身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过程，需要每个人、整个社会乃至国际间的共同努力。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全人类的健康问题也将形成一体化。
艾滋病病毒1981年才被发现，如今它的危害已遍及全球。
现今的禽流感使国际社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其危害的严重性。
目前整个东南亚国家都几乎处在禽流感的恐慌之中。
遗憾的是，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很多防制措施都是十分被动的。
即使WHO和OIE（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也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寻找发病地区和评估疫情上。
（一）提高全民族对传染病的认识是预防传染病流行的最好办法
传染病能够在人群中流行，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环节：
①传染源；
②传播途径；
③易感人群。
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传染病都流行不起来。
所谓传染源是疫病的来源，它主要是指携带某种病原体的人或动物（不论发病与否），如携带有SARs病毒的野生动物和蝙蝠是SARS的感染源，感染有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或野禽是禽流感的传染源。
任何一种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都具有从个体感染到群体扩散的过程。
没有最初个体的感染就不会发生后来的群体爆发流行。
尽管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多数在社会上流行的传染病都与人的不合理或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有关。
目前所发生的传染病以人畜共患病居多，而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又与不合理的养殖或人畜关系有联系。
就禽流感而言，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寻找H5N1病毒的来源，而防疫部门把重点放在了应急措施的制定上。
这些工作虽然是很必要，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从根本上杜绝传染病产生的根源才能保证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
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防病知识的多少与整个社会的疾病流行程度直接相关。
如果人人都具备健康的体质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及科学的防病知识，任何一种传染病都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传染病预防知识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力度。
为了避免禽流感的发生，制定科学的饲养方式比制定发生疫情时的处理办法重要得多。
其它任何一种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都是一样，只要没有局部甚至个案发病的“星星之火”，也就没有“燎原”的大流行。
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感染给人或动物的途径。
实际上，只有传染源被消灭，或成功切断传播途径才能保护易感人群和易感动物群体。
此外．每个人的健康水准、卫生环境以及疫苗的使用和动物的科学饲养管理措施等都是预防传染病发生的重要环节。
（二）逐渐改善和建立合理的医疗体系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条件和人口多等因素的限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医院建设呈现明显的后滞现象。
尤其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和农村一级的医疗设施，基本上还处在建国初期的．状态。
当时的人口数量和疫病流行情况与现在已经完全不同。
比如，我国现有人口比建国初期增加了近3倍，而我国现有的医疗设施的改善程度与人口的变化并不成比例。
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很多医院的结构设施也非常不利于传染病的控防。
由于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原本属于远郊的传染病医院（如北京市的结核医院）所在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中心或交通枢纽地带的一部分。
专业性的传染病医院和研究机构必须重新设置在远离人口密集区的位置。
在普通医院内的传染病科，也应与其它科室完全隔离。
在医院内发生传染病传播的现象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严重问题。
肺炎（链球菌性肺炎、军团菌性肺炎）、细菌性脑炎、流感等均容易在医院内病人与病人之间及病人与健康人之间传播。
据WHO最近对14个国家的55所医院进行的调查结果，87%的住院病人是在医院被感染发病的；
发展中国家40%的与医院感染相关的疾病可以通过改善医疗环境而得到预防。
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有近50%的新生儿在医院内感染上其它疾病，由此而造成的死亡率达12—52%。
杜绝这种现象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改善现有的医疗设施条件。
使病房的设计更有利于疾病传播的控制。
此外，医疗单位也应该提高防病意识。
为了经济效益而出现的“加床”现象在传染病科或医院的病房内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
另外，目前虽然国家对传染病的研究单位及其研究项目的生物安全问题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方面的措施还应该进一步加强。
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医疗体制的改革问题。
现在的就医方式一直是采用自我选择医院的方法，而在西方很多国家逐渐采用初级医疗系统与专业化医疗系统相结合的医疗体制模式。
除非那些急特病例，一般病人首先与初级医院联系，由初级医院将病人再推荐到相关的专业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这种医疗体制的优点是治疗的效率高，有利于传染病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病人之间的相互感染。
（三）健全动物疫病防制体系
动物疫病防制体系包括三部分：
领导机构、科研机构和实施机构。
它是动物疫病防制工作的基础。
目前，我国动物疫病防制体系的各个部分发展不平衡，出现领导机构、科研机构较强而实施机构较弱的局面。
基层畜牧兽医站是动物疫病防制工作的实施机构，但目前这个机构的职能和性质不清，也未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执行的是自收自支管理体制，职工收人不能保证，有病不能医，有老不能养；
人员年龄偏大，知识老化；
有些乡镇兽医站几近解散，名存实亡；
有些地方因历史、体制、编制和财政等因素制约，在机构改革中干脆把基层畜牧兽医站给撤消了。
有些畜牧业重点乡镇无畜牧兽医技术干部，即使有也存在不在岗的现象。
加强基层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刻不容缓。
国家应出台扶持基层畜牧兽医站建设的政策，明确职能，理顺关系，增加基层畜牧兽医站的资金投人和技术投入，确保动物疫病防制队伍的健全和完善，从而为做好动物疫病防制工作夯实基础。
（四）加强医药及药物添加剂的严格管理
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是造成耐药性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一个被忽视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不科学用药。
不按剂量和必须的疗程用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对医药使用的管理一直比较松散。
尽管抗生素已经被列为处方药，但在农村及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药品的使用和管理还处于非常不科学的状态。
耐药性的产生是微生物适应外界环境的一种自我进化的过程。
不合理用药会加速这种进化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病原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速度是与该微生物繁殖的速度直接相联系的。
有些细菌如大肠杆菌每20分钟就可分裂增殖一次，而病毒的繁殖速度就更快。
基因突变可能发生在任何一次DNA复制的过程中。
然而，一种抗菌、抗病毒或抗寄生虫药从研制、开发到推广使用的时间一般需要5—10年。
可想而知，如果人类不科学用药，我们在与微生物的竞赛中将永远是失败的。
所以，对药品使用及新药的推广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在一种抗菌药还有使用价值的时候，新的抗菌药应避免使用或限制使用，以减少耐药性产生的机会。
另外，药品添加剂的使用应该限制在最低水平甚至避免使用。
药品添加剂的危害实际上远大于不合理服药。
尤其是添加在动物饲料中的药物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这些药物不但不利于动物体内菌群结构的平衡，而且由动物向环境中释放了大量的具有耐药性的病原菌。
残留在动物肉或奶制品的药物既污染了环境，同时也带来很严重的食品卫生问题，其结果是危害人的健康。
如何做好药品添加剂的管理是摆在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五）加强动物源性传染病的监测与处置
动物是很多人畜共患疾病的储藏宿主和传染源。
对动物源性传染病的监测已经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课题。
目前发现的能够从动物传播给人的传染病就达200多种。
随时掌握这些疾病在动物体（群）的分布及流行规律，是制定必要的防制措施及避免向人传播的重要前提。
此外，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加密切，包括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会更频繁。
因此，经动物传染人的痰病不但不会减少，还有增加的可能。
掌握野生动物的微生物种群及变化规律已经是控制人畜共患病爆发流行的一项重要课题。
目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科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野生鸟的带毒检测上，而对病原微生物包括流感病毒在养殖家禽中的变化规律重视不够。
在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系统地调查各种家畜家禽疾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关系，为制定科学的养殖方法和措施提供依据。
当家养动物群爆发传染疫病时，应迅速采取综合防制措施；
隔离患病动物，并对它们进行及时和合理的治疗，既对症下药又要防制并发症和继发症；
对已死亡的动物要进行合理处理，对污染的环境和器具要进行紧急清洗消毒；
疫区或受威胁尚未发病的家养动物宜进行应急性免疫接种，防止疫情扩散。
若发生危害性大的重大动物疫病如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采取隔离、封锁、扑杀等综合性措施。
同时，应做好人的防护，防止人的感染，保护人的健康和安全。
另外，国家应加大对动物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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