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策江西的历史变迁.docx
《形势政策江西的历史变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形势政策江西的历史变迁.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形势政策江西的历史变迁
一、江西的历史文化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尤其在宋明时期，全盛的江西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精美绝伦的新干大洋洲青铜器
江西的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
1、教育兴盛人才辈出
“江西书院甲天下。
”江西是古代书院的起源地，唐代德安义门东佳书院和高安桂岩书院是中国设立最早的书院之一。
宋代白鹿洞书院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华林书院延四方讲席，鹅湖书院首创学术自由争辩之风，白鹭洲书院以人才辈出、延续办学800年而著称。
江西的书院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规模、影响，均列全国前茅，约1000余所，迄今保存较完整的仍有85所。
学校的兴盛推动科举的发达。
自唐至清，江西考中进士1.05万人，占全国10.67%，其中状元48人。
宋代多有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婺源潘钰及子孙“一门十进士”；乐安流坑董氏家族一门同科五进士，时号“五桂”。
铅山更有“隔河两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之说。
明代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或是占据前十名的大多数。
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一甲进士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前七名进士均为吉安人，连续二科的三鼎甲均被吉安一府夺得，在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
自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28位、副宰相62位，二十四史立传者500余人。
明代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从解缙、胡广、杨士奇到费宏、夏言、赵汝愚、严嵩，出任宰辅者达18人。
2、文章节义相映生辉
江西素称“文章节义之邦”。
“文章”指多著名文人，拥有开创文体及流派的文学大家和齐整的文学家阵容；“节义”指多刚正义烈之士。
以诗而言，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黄庭坚创立江西诗派；杨万里创造诚斋诗体；王安石创半山体；“元诗四大家”，江西虞集、范梈、揭傒斯占其三。
以词而言，《全宋词》收入江西词家174人，占全书作者12%；“宋词四大开祖”，晏殊、晏几道父子居其二，晏殊更有“北宋倚声家初祖”之誉；姜夔创立格律词派，或称骚雅词派，与辛弃疾豪放派齐名。
辛弃疾南渡，客居上饶二十余载，80%的词创作于此。
以文而言，唐宋八大家江西有三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刘攽、刘恕协助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任副主编；魏禧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
以节义论，南宋洪皓出使金国，被拘十五年，不忘故土，被称“宋之苏武”。
宋末元初，江万里全家投“止水”拒降；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以身殉国；谢枋得一门忠烈，毁家纾难，谥号“文节”。
明清之际，八大山人朱耷、易堂九子、髻山七隐、程山七子等隐居避世。
文章与节义并重是江西士人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目标。
3、艺术殿堂独领风骚
明初形成的弋阳腔是南戏高腔源头，在外省演变成京剧、川剧等40多种地方戏。
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代表中国古典戏剧最高水平，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清代蒋士铨称乾隆间第一曲家。
江西因盛产茶叶在清中期逐渐形成的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
民歌种类丰富，有号子、渔歌、山歌、小调、灯歌等，以兴国山歌最为著名。
音乐英才辈出，从神话传说中居住在南昌近郊洪崖丹井的音乐创始人、黄帝音乐大臣伶伦，到唐代永新县的大唐歌妃许合子，多独领风骚。
宋以后，江西更成为全国音乐发展中心，姜夔、周德清、燕公楠、朱权、魏良辅等的音乐理论被音乐界视为“圣典”。
江永所著《古韵标准》定古韵为十三部，为音韵学作出重要贡献。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中国国音之鼻祖”，成为当代推广普通话的基础。
舞蹈有“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之称的傩舞，南丰、萍乡、万载、婺源傩舞尤为突出。
绘画艺术多以开宗立派为己任，南唐董源、巨然首创宗画派。
宋代扬无咎墨梅在绘画史上影响深远，开中国文人画之先河。
明末清初朱耷为世界级绘画大师，“燃起了全世界中国艺术的圣火”。
书法以黄庭坚为最，与苏轼、蔡襄、米芾并称“宋四家”。
4、儒释道学源远流长
战国时期，孔子弟子澹台灭明进入江西，儒学随之传入。
宋明时期，婺源朱熹上承程颐、程颢而集理学之大成，创造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金溪陆九渊倡导主观唯心主义，成为理学另一支派——陆王心学的创始人。
理学发源于江西，定型于江西，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在江西最后完成。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极有影响的大事，对中华民族性格、思维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江西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大中心，历史上有“求官到长安，求佛到江西”的说法。
佛教净土宗始于晋代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
对唐代以后佛教影响很大的南禅，主要根据地在江西。
禅宗五家七宗之中，三家五宗源于江西。
唐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推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解决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硬件和软件问题。
道教则有汉代张道陵、张盛在鹰潭龙虎山开创天师道，为传统道教主要支派。
葛玄在樟树閤皂山创道教灵宝派，灵宝派閤皂山、天师派龙虎山、上清派茅山并称为江南道教三大名山。
晋代许逊（许真君）是净明道祖师、治水专家，百姓建万寿宫祭祀。
现万寿宫遍布全国及东南亚，几乎成了江西的象征。
5、科学技术光耀华夏
从青铜器时代到现在，江西对铜的生产和使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商周时期江西就有堪与中原媲美的青铜文明。
北宋德兴张潜著《浸铜要略》，其后胆水浸铜技术大规模用于生产，成为冶金史和化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景德镇被誉为“千年瓷都”，其陶瓷生产与艺术，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着极为重要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传播于世界。
江西是世界农业发源地之一，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的距今1.2万年前的栽培水稻植硅石，成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水稻栽培稻遗存。
元代广丰县尹王祯著《王祯农书》37卷，为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并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成为中国科学史的巨匠。
从汉代开始，江西就是内地重要的造船基地，参与建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
龙泉（今遂川）郭氏父女创龙泉码，为传统木材贸易作出重大贡献。
明朝中叶，铅山成为江南手工业造纸中心。
清代建昌（今永修）雷氏世代为皇家建筑设计师，“样式雷”名扬中外。
婺源齐彦槐为著名天文学家。
江西历史上亦多术数名家，赣派风水奠基人杨筠松、赖布衣、廖均卿等，均是中国风水术大师，反映了赣人为学的多样性。
江西自古多有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人杰，江西之学实有开拓创新之传统，这是江西历史文化中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2、江西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
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我国终于成功的建立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地位就更加的不平凡了。
使得作为江西人的我每每阅读那段发生在家门口的历史，总是激起我们对抗争中光荣牺牲的先烈们的无比怀念。
八一纪念碑
回想抗争时期，中国这个初生的婴儿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重要历史阶段，两个时期红土地—江西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江西便已经崭露头角了。
太平天国运动中石达开在江西鄱阳湖口指挥太平军大败湘军主力，
鄱阳湖一战，湘军元气大伤，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辛亥革命前期，同盟会在江西设立支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解放了群众思想，鼓励群众支持革命，在革命期间脱离清政府，支持革命，促进了中国民主的进程，为后来革命的爆发做出了的贡献。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结束，中国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通过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运动蓬博发现，在江西，九江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收回了英租界；江西工农革命运动篷博发展，有力的支持了国民大革命运动。
一九二七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叛变，国共合作破裂，其后，中共发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在党的领导下举得重大胜利，起义中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为今后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起义打击了反动派的萧张气焰，宣传了党的思想。
在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后建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革命保存了火种。
其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鼓舞了人民，扩大了根据地影响力，星星之火正形成撩原之势。
党领导人民在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促进了根据地发展，调动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江西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为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另外，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的光辉成果，对其后的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届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组织成立中华苏维埃联合政府，定都江西瑞金，因此江西瑞金有中国红都之称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面旗帜，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中国红军在江西瑞金开始艰难的长征路。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江西人民都积极支持革命事业，打击日本侵越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史上，特别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江西在革命事业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支持革命，为革命事业的积极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3、江西历史地位变化
1、八至十八世纪的发展机遇
王勃在初唐的时候盛赞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实是外地客人对主人盛情款待的客套，但这个好意的客套却成了中唐即八世纪以后江西发展的预言。
江西传统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工商业的繁荣，是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同步的。
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运河的开通，使赣江水道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
自秦汉到隋唐，由于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所以从西北政治中心到东南经济重心的水路沟通，主要是由汉水和长江完成的。
而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内河交通，则是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
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财力已表现出难以支持全国政治中心的无奈。
从隋文帝带领官员和关中百姓“就食”洛阳，到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隋运河，实质上反映了西部政治中心从被动到主动向东部经济重心靠拢的趋势。
五代到北宋，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过程；元、明、清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
虽然比起开封，北京距离东南经济发达区更为遥远，但元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全线开通，却将这一空间距离大大缩短。
政治中心东移及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汉水-珠江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
这条通道全长近3000公里，贯穿今日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七省市，在江西境内占近四分之一。
其二，江西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且较少成为兵家争夺之地，故而远离战乱。
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发生的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关系密切。
第一次是“五胡乱华”，第二次是“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宋金战争。
这三次战乱都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
北方移民洪水般地涌入，既为江西的开发带来了大批劳动人手，更将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及宗族制度带到了江西，促成了近代以来江西家族的发达，和“耕读治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与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使得江西人进可入仕取功名，退可家居保温饱。
此后江西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2、经济重心南移与江西地位上升
江西地理条件的优越，主要是有利于农业种植业发展的条件，还有就是商路的发展，为江西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经济的发展，又使得文化的发展有了较好的依靠，江西文化在这段时期成为中华大地区域文化的中心，成为全国文化发展的辐射源之一。
古代社会江西地位上升，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两方面。
人口的多寡是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硬指标”。
经过从秦汉到隋唐的积累，到两宋时期，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名列前茅。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户、4532万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户、446万口，居各路之首。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3％，居各省之首。
明代江西在册人口虽次于浙江，然仍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
缴纳税粮的多少，是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地位的又一重要参照系。
安史之乱后，江西成为唐王朝财赋重心之一，“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
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称：
“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
”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南宋漕粮数：
“本朝东南岁漕米……诸路共计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
”元明两朝，江西仍是朝廷财富的主要供应地，所交赋税一直位于各行省前列。
明代江西人口次于浙江，但每年所纳税粮却超过浙江。
清代前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江西经济地位有所起伏，但其时江西交纳的田赋仍占全国总量的一至二成。
因此，自五代两宋直至清前期，江西既是人口稠密之地，又是财富聚集之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经济的发展，使江西逐渐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
20世纪30年代，朱君毅根据二十四史列传和《国朝耆献类徵》、《清史列传》等资料，统计了从汉代一直到1929年各省人物情况并加以排序：
江西在西汉时期人物排在第十四位，东汉第十二位，唐代第十三位，北宋第九位，南宋第三位，明代第三位，清代第十位。
“民国”时期，1926年以前第九位，后期则在第九至第十三位之间。
也就是说，唐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明代，江西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中心地区之一。
以科举而言，宋代江西一地即有进士5442人，且多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著名的乐安流坑董氏家族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之事，时号“五桂”。
更重要的是，宋代江西向华夏文明贡献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范宽、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文天祥等，“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至明代，江西文化继续着这种辉煌。
明朝的所有故事，无论是风光的故事还是尴尬的故事，都少不了江西人的表演。
明代的江西至少存在着三组对应的文化现象：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摇篮文化与主流文化，而这三种文化又在不断地转化之中。
3、无处不在的江右商
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并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
这导致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脱籍外流。
以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为发端，一直延续到晚清，500年间，江西约2000万在册人口流出省外，并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留下了至少1亿后裔，对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在这些江西移民中，工商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西商人的巨流。
由于当时江西又称“江右”，而江西商人又往往结成商帮从事经营，故被称为“江右商人”或“江右商帮”。
福建、广东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福建武夷茶的加工和经营，江西商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地处中原的河南，由于江西商人势力强大，布政使年富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请求明廷将其尽行驱逐。
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有学者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
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3％，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
当然，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仍然是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
湘潭在清朝号称“壮县”，本县知县号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
这一年三万的白银，全靠商人进纳。
县城极盛时有56个会馆，其中16个属江西商人。
在湘潭，昔日宏伟的江西会馆牌楼和万寿宫码头非常震撼，始建于清朝顺治七年的江西会馆后花园中的“夕照亭”，今天仍然屹立于雨湖畔。
四川成都西南郊的洛带镇，如今已经开发成著名的古镇旅游景点。
而洛带镇旅游景点的基本构成，是清代建成的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广东会馆。
面对江西会馆前宏大的“万年台”，当年江西商人组织演出的“弋阳腔”戏班，宛在眼前。
史料所记载，重庆江西会馆每年有超过300场演出。
云南威信县政府的所在地为扎西镇。
1934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在扎西镇会师，第一方面军及中央红军总部驻江西会馆，第二方面军总部驻湖广会馆。
因为当年这个汉藏杂居的小镇，商人的会馆乃是城里最豪华的建筑。
贵州镇远县的青龙洞周边，也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旅游点。
这个旅游点的核心是“万寿宫”。
江西商人之后，福建商人、广东商人、湖南商人也来到了这里，各自建起了会馆，青龙洞遂成了“会馆”街。
5、十九世纪的衰退
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江西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并在经济文化居于全国先进行列之后，开始没落到“欠发达”的地位。
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是战乱。
如前所述，江西自唐末五代至两宋，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是因为北方战乱而导致的人口南迁，江西则受害较小，社会财富及生产条件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但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却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造成了人口锐减和山林焚毁。
1850年至1953年，江西在册人口从2450万锐减到1670万。
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则因山林焚毁而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
二是交通格局的变化。
从中唐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珠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它对于促进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显现，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
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
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
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因远离交通线，物质流通十分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
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
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三是经济格局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开始渗入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开始兴办近代私人企业。
马关条约后，外国资本深入到沿（长）江地区，辽东、山东、云南、广西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近代民族资本也开始生长。
在这一形势下，江西虽然也有九江一个口岸对外通商，但在南浔铁路修通之前，九江更多的是与沿江的汉口、安庆连为一线，与江西内地的联系反倒薄弱。
以明代九江钞关为例，它主要对长江江面往来的商船收税，在没有设置湖口分司时，管不到出入湖口下行的商船。
即使南浔铁路开通之后，也只有赣北地区才与九江联系较为密切。
四是自身的弱点。
鼎盛的科举文化，曾给江西带来许多个世纪的骄傲，但也使江西重功名、轻工商的观念根深蒂固。
小有积累的江西商人一旦摆脱贫困，便将资金投放在后人的举业之上，希望子孙进入仕途，光宗耀祖。
或者花数百上千两银子为自己及子弟捐个空头官衔，以改变在家族及社会中的地位。
即使在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即使在江右商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的时代，江西官员、江西商人也没有在江西营造出一个像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或者是杭州、苏州、扬州，乃至临清、湘潭那样的大都市、消费中心和商业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
同时，江西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辐射网络，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
四、江西历史变化的启示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的情况下，江西经济将如何走？
从我省经济运行周期及今后面临的经济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受经济周期、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等多种不利因素叠加作用，面临对外贸易速度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房地产市场产销均下滑等不利影响，预计2008年～2009年我省经济增长率会有所回调，2010年～2012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回升。
但总的来看，机会大于机遇，未来五年江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
1、江西正处稳定快速增长的第三经济周期
从1978年以来，江西经济增长大致可划分为3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开始，至1990年结束，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这一轮周期的高峰，主要是由信贷膨胀和消费行为突变引起。
第二个周期从1991年开始，至1999年结束，1992年是经济增长率在此周期内的顶峰。
第三个周期从2000年开始，至今仍处于这一周期中，已持续了8年，2003年进入顶部区域。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我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显著提高，自2003年以来，全省经济增长率连续5年保持在12.4%～13.2%的区域运行，变动幅度不到1个百分点，目前全省经济仍处于这一轮周期之内。
2、外向度较低受冲击较小
江西作为内陆欠发达省份，外向度较低，相对而言，受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放缓的冲击较小。
以去年前三季度为例，我省GDP增长13%，同比加快1个百分点，与全国经济、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江西不仅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克服了不利因素影响，而且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特别是我省还具有劳动力数量和成本、资源环境等比较优势。
3、投资与消费快速增长
在中央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要求下，前11个月江西城镇固定投资增速高达48.7%，同比提高近两成，增幅创2004年以来同期新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也创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投资与消费的快速增长，将推动经济向良好方向发展。
4、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跨入1000～3000美元，经济发展将进入持续快速发展期，而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30%左右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达到70%左右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而江西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6.8%上升到2007年的39.8%，未来五年城市化率将超过45%。
与此同时，江西工业主导地位将继续增强，已进入中期阶段，工业经济发展的动力获得进一步释放。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