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名家散文作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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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的名家散文作品
关于父亲的名家散文作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
安庆当时也叫怀宁。
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
我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像片。
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毕挺。
我想好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
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像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
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
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
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曳《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
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进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文化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
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育、干支顺序、八卦等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
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
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时故里一“真传”。
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
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
西院于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搞战开始那一年。
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
那对中斩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惠，困难很多。
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
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
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
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写的我童年的情况。
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
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
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
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
到了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
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
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
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
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
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俣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
他借了GHH的《PM》与ETB的《MM》给我看。
他和我讨论、不同的无限大等观念。
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四十年以后在一本书中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
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
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
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
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
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在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
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公工段汽车。
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进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
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向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
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
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
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
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
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己。
1928年到1945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了阶段。
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
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
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爷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却了芝大。
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
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学术研究所。
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
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
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
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
见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
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
“你们这一辈经约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
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
当时我们并不熟识。
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我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
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
第一次来时他说：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
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父亲当然十分兴奋。
那时他身体极不好，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
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
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
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
我们那年夏天在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
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
“Itismotgoodtoday，itisbrown。
”今天不好，棕色。
或“Itisverygoodtoday，itisblue。
”今天很好，蓝色。
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
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path”秘密通道。
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
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
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
1960年夏及1962年百般，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风瓦团聚。
致礼、光宇我们垢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
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
可是他又十人矛盾：
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
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
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
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
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
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的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
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
那天乘法航自顷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
“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
”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
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
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
父亲住院已有半年。
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有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
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
见到我他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
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
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工。
享年77岁。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在。
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地春联。
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
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
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很小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时感觉循环着他的血液。
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
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
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
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称居他国的观念。
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
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
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戽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
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激历基广。
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鉴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
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录的人们”的音乐专用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
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持上已被瓜他了祖国。
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
这是中国的土地。
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
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
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
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好多童年的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却依然恍若眼前，连一些细枝末节，都记得特别清楚。
记得父亲为我买的第一支笛子，是1角2分钱;买的第一本《少年文艺》，是1角7分钱;买的第一把京胡，是2元2角钱……那时候，家里生活不富裕，一家五口全靠父亲微薄的薪水维持，为了给我买这些东西，父亲掏出这些钱来，是咬着牙的。
因为那时买一斤棒子面才几分钱，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特别是花两块多钱买一把京胡，显得有些奢侈。
读初二的那一年，我爱上了读书，特别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千家诗》之后，我对古诗更是着迷。
那时候，我家住在前门，离大栅栏不远，大栅栏路北有一家挺大的新华书店，我常常在放学之后到那里看书。
多次翻看后，从那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唐诗宋词里，我看中其中四本，最为心仪，总是爱不释手，拿起来，又放下，恋恋不舍。
一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选的《李白诗选》，一本是冯至编选的《杜甫诗选》，一本是游国恩编选的《陆游诗选》，一本是胡云翼编选的《宋词选》。
每一次，翻完这四本书后，总要忍不住看看书后面的定价，《李白诗选》定价是1元5分，《杜甫诗选》定价是7角5分，《陆游诗选》定价是8角，《宋词选》定价是1元3角。
四本书加起来，总共要小5元钱呢。
那时候的5元钱，正好是我上学在学校里一个月午饭的饭费。
每一次看完书后面的定价，心里都隐隐地叹口气，这么多钱，和父亲要，父亲不会答应的。
所以，每次翻完书，心里都对自己说，算了，不买了，到学校借吧。
可是，每次到新华书店里来，总忍不住还要踮着脚尖，把这四本书从架上拿下来，总忍不住翻完书后还要看看后面的定价，似乎希望这一次看到的定价，会比上一次看到的要便宜了似的。
那时候，姐姐为了帮助父亲分担家庭的负担，不到18岁就去了包头，到正在新建的京包铁路线上工作，从她的工资里拿出大部分，开始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
那一天放学之后，母亲刚刚从邮局里取回姐姐寄来的20元钱，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把那4张5元钱的票子放进了我家放“金银细软”的小箱子里。
母亲出去之后，我立刻打开小箱子，从那4张票子里抽出一张，揣进衣兜，飞也似的跑出家门，跑到大栅栏，跑进新华书店，不由分说地，几乎是比售货员还要业务熟练地从书架上抽出那四本书，交到柜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那张5元钱的票子，骄傲地买下了那四本书。
终于，李白、杜甫和陆游，还有宋代那么多有名的词人，都属于我了，可以天天陪伴我一起吟风弄月、说山论河了。
回到家，我放下那四本书，非常高兴，就跑出去到胡同里和小伙伴们玩了。
黄昏的时候，看见刚下班的父亲一脸铁青地向我走来，然后把我领回家，回到家，把我摁在床板上，用鞋底子打了我屁股一顿。
我没有反抗，没有哭，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我一眼看到床头上放着那四本书，知道父亲一定知道了小箱子里少了一张5元钱的票子是干什么去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我不该心血来潮私自拿钱去买书，
5元钱对于一个贫寒的家的日子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挨完打后，我没有吃饭，拿着那四本书，跑回大栅栏的新华书店，好说歹说，求人家退了书。
我把拿回来的钱放在父亲的面前，父亲抬头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晚上，父亲回来晚了，天完全黑了下来。
母亲已经把饭菜盛好，放在桌子上，我们一家正等他吃饭。
父亲坐在饭桌前，没有先端饭碗，而是从他的破提包里拿出了几本书，我一眼看见，就是那四本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和《宋词选》。
父亲对我说：
“爱看书是好事，我不是不让你买书，是不让你私自拿家里的钱。
”
将近5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还记得父亲讲过的这句话和讲这句话的样子。
那四本书，跟随我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几经颠簸，几经搬家，一直都还在我的身旁。
大栅栏里的那家新华书店，奇迹般的也还在那里。
一切都好像还和童年时一样，只是父亲已经去世38年了。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么?
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
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
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一个月前，父亲突然去世。
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
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
我赶紧请他走，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
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
父亲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钟停止了呼吸。
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
“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
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
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有能送他。
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
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
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
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父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
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
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
父亲生于1912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
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
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
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
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
家乡的老人，至今说起父亲依旧肃然起敬。
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
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
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
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
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
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
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
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间。
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
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
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
“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
“”中，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来抄家的人说：
“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
”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
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
这是我们家里惟一的“金银财宝”……
“”初期的一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
和我们告别时，父亲非常平静，毫无恐惧之色，他安慰我们说：
“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当时，我感到父亲很坚强，不是一个懦夫。
在“”中，父亲作为“黑七类”，自然度日如年。
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
父亲一直说：
“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子女，个个都是好样的。
”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和父亲的为人，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
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六十年代初。
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父亲。
那时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
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
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
我才十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
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
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
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
“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
“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
”他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
“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
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
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
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比你还小两岁。
”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
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
”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
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我报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
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
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
“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
”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
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
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
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
果然，走出十几米远时，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
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
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
当时，父亲是“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走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
那天，是我自己提着行李，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
快分手时，他才呐呐地说：
“你自己当心了。
有空常写信回家。
”我上了车，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
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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