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过去和未来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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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后，农业集体化的瓦解、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流通体制的放松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Lin，1992；
Fan，1991；
Huang和Rozelle，1996）。
在1978～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为4.7％，水果年均增长率达7.2％（表1）。
但增长最快的是油料作物、畜牧业和水产品部门，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4.9％、9.1％和7.9％。
注：
增长率用回归法计算。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1980～2001）和农业部（1980～200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效用在80年代中期发挥完毕之后，我国农业增长开始下降（表1），其中粮食增长率的下降更为显著。
虽然粮食增长率相对于改革前和改革初期有所下降，但1985年以后水稻、其他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在绝对量上还是呈上升趋势。
同时，快速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和市场发育增加了对肉类、水果和其他副食品的需求，导致了农业生产结构的显著变化（Huang和Bouis，1996；
Huang和Rozelle，1998）。
例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0年的14％增加到2000年的30％（表2）。
水产品比重上升的更快。
另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82％下降到56％。
在农作物中，粮食播种面积逐渐下降，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农业部的《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二）增长的源泉
过去的研究表明，改革时期有许多因素共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Fan，1991；
Lin，1992）。
这些研究表明，改革初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制度创新。
近期的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4年实施结束后，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Huang和Rozelle，1996；
Fan和Pardey，1997；
Huangetal.1996）。
同时这些研究还表明，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外的其他制度创新在未来农业增长中还将会起重要的作用。
1985年以后，价格政策也对粮食和经济作物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劳动成本和土地机会成本的提高抑制了农作物产出的增加。
灌溉投资的增加对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王金霞，2000）。
灌溉耕地面积比例从1952年的18％提高到90年代初期的50％（国家统计局，2001）。
但是，随着国内工业部门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灌溉农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水资源的匮乏对未来食物安全和农民收入，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将是一个严峻考验（Brown，2000）。
环境恶化，包括水土流失、盐碱化、耕地征用是对未来农业用地的严峻挑战。
水土流失和盐碱化已从70年代开始变得日益严重。
过去的许多研究证明，这些因素已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Huang和Rozelle，1995）。
（三）国家食物安全与粮食供需平衡
我国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已经在过去30年中得到持续增长。
人均食物占有量从60年代初的每天1717千卡路里增加到1979～1981年间的2328千卡路里（FAO，2002），到90年代末，人均食物占有量每天超过3000千卡路里，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食物消费的增加主要依靠国内生产的增长。
1980年，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29亿美元的食品（国家统计局），而当年出口超过30亿美元。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成为食物净出口国，而且在80～90年代中国食物出口稳步增长，到1999年，中国食物净出口达45亿美元。
即使在被认为没有长期比较优势的粮食，从50年代以来也基本达到自给。
表3给出了过去20年每年的粮食供给和使用平衡表。
粮食的供给能力主要来自国内生产的快速增长。
由于人均粮食的消费量在80年代初已经很高，而且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粮食的平均收入弹性都很小，收入增加所引起的粮食消费的少量增加被食物市场迅速发展所引起的粮食消费下降所抵消（Huang和Rozelle，1998）。
在改革的前期，由于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低，农民在市场购买其他食品的条件受到限制，农村消费者可能会过度消费粮食。
随着市场发展，即使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粮食的消费会下降，而其他副食品譬如肉、蔬菜、食用油等的消费将上升。
中国的粮食平衡表还表明，在过去的20年间，谷物的产量增长了37％，因为播种面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生产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单产的提高（表3）。
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国内消费上升30％，虽然消费增长很快，但小于生产的增长，我国在1995年实现了粮食的自给。
从此以后，每年的粮食生产超出了粮食消费，在90年代末其自给水平已经提升到104％，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表3，第5行）。
表3还显示了不同的粮食作物供给和需求的变化。
在过去的20年只有1/5的增产粮食用作口粮（主要满足由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需求增长），随着粮食供给压力的减少，很大一部分耕地转向生产饲料用的玉米。
饲料粮的比重几乎增加了一倍（从80年代的14％增长到90年代末的27％，见表3）。
这意味着粮食增产的70％用于满足饲料粮的需求。
三、情景方案设计
本节的目的是通过设计不同的情景方案来更好地了解21世纪初中国食物供给和需求的基本特征。
为此，我们设计了4个方案：
基准方案、不同的农业科研投资方案、不同的水利投资方案和不同的水土流失和盐碱化方案。
基准年份是2001年，模拟期限为2002年至2020年。
（一）基准方案
除价格因素外，我们假设影响未来农产品需求和供给的主要因素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影响需求函数的移动因素
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仍然是影响未来中国食物供需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达到了顶峰。
此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在整个90年代，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表4）。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我国人口将从2001年的12.7亿增长到2010年的13.6亿，年均增长0.72％（表4）。
依照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后中国的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不过增长率在2010～2020年间将下降到年均0.60％，这一增长水平同目前我们国内人口统计学家一般预测采用的增长率基本相当。
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将达到大约14.5亿。
①农业科研投入和水土流失面积的时间段是1991～1999，盐碱化土地面积的时间段是1991～1996.②人口预测数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2（联合国，2002）。
城镇化：
在整个亚洲，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显著的变化（Huang和Bouis，2001；
Huang和David，1993）。
即便是控制了城乡在收入和价格间的差异给消费带来的影响，相对于农村消费者，城市居民消费较少的粮食和较多的肉、奶制品和水产品。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对消费的影响已经被论证过（Huang和Bouis，1996和2001）。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不断加速，城镇人口比例从1997年的19％提高到2000年的36％（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2002）表明，城镇人口比例还将从2000年的36％提高到2010年的44％和2020年的51％。
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式与农村居民大不相同，我们预期城镇化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食物消费产生重要的影响。
收入增长：
收入是影响副食品（譬如肉、鱼、糖、食用油和园艺产品等）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肉产品需求的增长会进一步促进饲料的需求。
90年代农村人均收入每年增长5.7％，城市人均收入每年增长6.9％（表4）。
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在过去的增长趋势，以及近年来政府对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关注，我们假设在未来的20年内，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会逐渐收敛。
在基准方案下，我们假设农村居民在2001～2010和2011～2020两个时期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5％和4.5％（表4），城镇居民在这两个时期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分别为6.0％和5.0％，这样城乡收入增长率差距由1％下降到0.5％。
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对居民食物消费方式有重要的影响（Huang和Rozelle，1998）。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物品消费几乎完全依赖市场购买。
因此，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和食品价格的变化将越来越成为影响他们消费方式的基本因素。
农村居民生活在一个相差很大的环境中，因此消费行为也有所不同。
在许多农村地区，由于市场发育比较滞后，即便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在有些地方农民在消费上的选择还会受到一定的市场限制。
尽管农村市场化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到2000年，农村居民从市场购买的食品仍然只有41％（国家统计局，2000）。
因此，除了收入和价格的影响，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农村消费市场的活跃，农村消费方式将进一步发生变化。
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到2010和2020年，中国农民消费食品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达到70％和80％。
2.影响供给函数移动的因素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投资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比如对水土流失和盐碱化的治理等。
农业科研投资：
建国以来，我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和公共科研机构承担着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的责任（农业部，1999）。
在其他国家经历"
绿色革命"
以前，中国已经培育出改良的矮化水稻品种。
袁隆平在70年代初在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管理部门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推广过杂交玉米，虽然在70年代中期，推广工作不很顺利，在抗枯萎病、单交的杂交玉米品种推广以后，到80年代中期，华北产区的农民都已采用杂交新品种。
虽然小麦品种改良技术发展较晚，到目前却有相同的技术发展水平（Rozelle和Huang，2000）。
其他作物和家畜的技术也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农业部，1999）。
继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农民不断采用新的品种。
譬如：
在90年代稻农每年种植的主要品种达400多个（Jinetal.，2002）（注：
在所取的样本中，主要品种是指在一个省内种植面积在100000亩（6667公顷）以上的品种。
实际上，在所考察的省内，大米、小麦、玉米等作物主要品种的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比例都已超过90％。
只有在南部种植大豆的一些省份，比例有所下降。
）。
在过去的20年内，农业科研投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4％，而且年际波动很大。
从1985年到1995年，投资增长率下降到了3.6％，到90年代后期又有所回升（黄季?
j，胡瑞法，Rozelle，2003）。
在90年代末，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每年平均增长4.7％（表4）。
农业科研投资力度的回升和政府致力于发展国内粮食经济，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维持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增长。
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近年来对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人们对中国食物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也已经开始通过加强农业科研投资来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增长。
在基准方案中，我们假设2001～2020年期间，国家在农作物上的科研支出年增长率为5％，略高与上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年均4.7％，表4）。
不过，考虑近年来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力度的加大，年增长率5％并不算高。
灌溉投资：
虽然中国的水资源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五，但人均拥有量却很少。
正是因为水资源的短缺和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我国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发展庞大的水利灌溉体系。
这些投资对过去农业生产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灌溉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投资总额是农业科研投资的10倍以上。
在第9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从1996年的80亿元增加为1997年的172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水利部，1999）。
在21世纪的前10年，水利投资将进一步增加。
随着投资的增长，灌溉面积也在增加。
灌溉面积由80年代中期的4400万公顷稳步增加为1990年的4700万公顷、1996年的5000多万公顷（国家统计局）。
根据早期的耕地面积数据，灌溉面积由70年代不足40％增加到80年代的45％和1996年的53％。
基准方案中，我们假设灌溉投资将继续增长，2001～2020年，灌溉投资年增长率将保持4.5％的水平（表4）。
这一增长水平高于过去30年内的平均增长率，但低于90年代后期的较高水平。
水土流失和盐碱化：
中国的土地退化相当严重。
在1973～1996年期间，水土流失面积平均每年达1.8％（Huang，2000）。
到1996年，被水土流失的面积达到182.7万平方公里。
目前的增长率下降到1.5％左右，有所减缓（表4）。
在70年代，被水土流失的面积相当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2.3％，到90年代这一比率增加到17％～19％。
同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的状况相比，从70年代以来盐碱化耕地面积则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Huang，2000）。
根据水利部的数据，在1973～1990年间，平均每年盐碱化面积的增长率为0.54％。
然而，增长率随时间不断下降，从70年代的1.1％下降为80年代的0.65％和90年代0.2％（Huang，2002）。
盐碱化耕地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由1973年的6.7％增加为90年代初的8％。
许多研究还表明，日益恶化的水土流失和耕地盐碱化已经影响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出（Huang和Rozelle，1995；
1996；
Rozelleetal.，1997）。
环境恶化对水稻的影响要小于其对其他谷物和经济作物的影响。
意识到近年来水土流失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政府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对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
这些措施包括人工造林、草原放牧管理、梯田项目、水坝建设以及退耕还林工程等。
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项目试图对一些盐碱化的耕地进行治理，包括改善排灌系统、加强灌溉管理和调整生产结构等。
在我们的基准方案中，我们对水土流失假设一个中等但不断下降的增长率，其中，在2001～20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在2011～2020年年均增长为0.5％。
对土地盐碱化，我们假设2001～2010年期间的增长率等于90年代的0.2％，在2011～2020年间下降为0.1％（表4）。
3.贸易自由化趋势
在基准方案中，我们假设现行关税政策和非关税壁垒等一系列贸易政策在2002～2010年期间都将发生变化。
对于那些名义保护率（NPRs，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差的百分比）为正的农产品，我们假设它们的价格会逐渐下降，因为中国需要不断调整贸易政策以实现加入WTO的承诺。
这些产品包括小麦、玉米、其他粗粮、大豆、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
而对于大米、蔬菜、水果、畜产品（除奶制品外）和水产品，我们假设它们的价格会不断上升。
具体地说，在2002～2005年期间，我们假设名义保护率下降50％。
假设2005年后贸易自由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剩下的贸易扭曲在2005～2010年期间将再下降50％。
（二）比较方案
比较方案与基准方案相比，除了对农业科研和水利投资、以及环境保护措施等假设不同以外，所有其他的假设与基准方案相同。
不同的农业科研投资方案：
为了考察农业科研投资政策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消费和贸易的影响，我们分别设计高和低农业科研投资方案。
在高农业科研投资方案下，假设农作物的科研投资年均增长率在整个预测期间将从基准方案的5％提高到7％（表4）；
在低科研投资方案下，假设农作物科研支出增长率降为3％。
不同的灌溉投资方案：
国民经济"
十一五"
发展计划（2001～2005）和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重申增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如果这些计划能实现，我国在灌溉方面的投资可能会超过我们在基准方案中的假设（年均增长4.5％）。
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约束，如果国内政策更多地从促进生产率的投资转向国内价格或收入支持政策，灌溉方面的投资出现下降也不是不可能。
为了考察灌溉投资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两个不同的灌溉投资增长率方案。
高灌溉投资方案假设2001～2020年期间灌溉投资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6％，而低灌溉投资方案假设灌溉投资年均增长3％（表4）。
不同的水土流失和盐碱化方案：
为了考察水土流失和耕地盐碱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我们也设计了两个方案：
假设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水土流失和盐碱化的增长率都比基准方案增加一倍；
另一方案假设政府在治理水土流失和土地盐碱化方面付出更多努力，水土流失面积和盐碱化的耕地面积增长率都比基准方案下降一半（表4）。
四、基准方案的模拟结果
以下我们讨论利用中国农业政策分析和模拟模型（CAPSiM）对前面假设的多套方案的模拟结果。
CAPSiM是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制开发的政策分析软件，旨在分析政策在国家层次上对农业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影响。
关于模型的详细介绍可以参阅《中国农业政策分析和模拟模型-CAPSiM》（黄季kūn＠①，李宁辉，2003）。
我们的基准方案模拟结果表明，从全国平均水平看，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在整个模拟期间都将下降。
不过农村与城镇之间有所区别。
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将在2010年达到顶峰（人均225公斤，表5）后逐渐下降（注：
粮食不包括豆类，稻谷换算为大米。
下同。
），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自从在8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后就逐渐下降，而且在未来20年内将持续下降。
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会导致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水平相应持续上升，这是因为城镇居民多数粮食（大米、小麦、玉米和其他粗粮）的收入弹性都已经是负的。
此外，在农村地区，2010年后，大米和小麦的需求收入弹性也将变为负数。
未来城镇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不断下降和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导致了全国平均粮食消费水平的持续下降。
相反，预测表明：
在整个模拟期间中国对肉类和其他副食品的消费需求则不断增加。
在未来的20年内，大多数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需求在农村和城镇都将上涨50％～80％（表5）。
蔬菜消费水平增长率相对比较低主要与居民当前蔬菜消费水平有关。
农村和城镇居民对蔬菜的人均消费量已分别达到了182公斤和196公斤（表5）。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食物结构中，水产品的快速增长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东亚其他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
最后，其他食品（如食用油和糖）都有较快地增长。
收入增长与城镇化是消费需求上升和饮食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2001～2010年，农村和城镇居民对肉类和其他副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介于0.4～0.7，2011～2020期间也都在0.2～0.6.此外，由于城镇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生活，由于城镇居民对副食品的消费水平比较高，全国总体的副食品消费水平也就必然快速增长。
肉类需求的增长也将大大刺激社会对饲料粮需求的增长，这对了解未来粮食供给结构尤为重要。
根据基准方案的模拟，尽管预测期间国内粮食总产量将从2001年的3.88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4.38亿吨和2020年的4.60亿吨（表6），产量的增产速度低于国内对粮食需求的增长速度，粮食供需缺口将不断扩大，净进口将上升到2010年的4400万吨和2020年的5600万吨。
不过，中国粮食自给率仍将维持在90％以上的较高水平。
尽管这一水平低于政府95％的粮食自给率目标，但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和生产结构向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调整，因此以上模拟结果并不难理解。
①粮食产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稻谷（与官方统计一致）和另一种以大米（与本论文中的其他统计数据相一致）。
转换率为：
1千克的稻谷=0.7千克的大米。
②其他：
包括种子，工业使用和损耗。
作者预测。
对于粮食安全最为重要的大米和小麦，在基准方案下它们的净进口都很少。
随着东北亚（如日本和韩国）大米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将成为大米自由贸易后最大的受益者。
大米的出口将从现在的160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200万吨左右，到2020年将可能达到800万吨。
对于小麦，自从80年代后期进口达到1500万吨的最高水平后，一直是在下降（除了1995年外）。
在1999～2001期间，小麦年均进口量不到100万吨。
基准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小麦的进口在未来的10年内将继续增长，不过到2010年前年进口量不会高于1000万吨（表6）。
此后，进口将不断减少。
小麦进口将减少的主要原因有3个，人口增长率将逐年下降、人均小麦消费量下降（表5），以及小麦单产在未来20年内还将会不断提高。
基准方案模拟表明，粮食进口的增长主要源于饲料粮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玉米。
尽管在未来的20年内，玉米的产量将会不断增加，甚至还快于大米和玉米，但由于国内外对畜产品需求的增长，导致对饲料粮的需求同步增长，玉米的供需缺口将不断扩大。
在2001年，我国饲料粮消耗将达1.26亿吨（表6），其中78％是玉米。
在当前畜牧业发展水平，饲料粮需求只占中国粮食需求的30％。
到2010年，口粮总需求将从2001年的2.33亿吨上升到2.40亿吨，上升仅有3％；
而饲料粮需求将从2001年的1.26亿吨增长到2010年的1.81亿吨（表6）。
到时，饲料粮需求占粮食总需求的比例将上升到38％左右。
2010年后，国内粮食生产的增量将主要用于饲料粮。
到2020，饲料粮比例将上升到42％左右。
饲料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玉米生产增长难以满足国内玉米需求的提高，弥补这一缺口将依赖于国际市场。
基准方案模拟显示自2005年后，中国将从目前的主要玉米出口国转变为一个主要的玉米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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