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60年代断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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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逊60年代断代
60年代断代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
本文的出发点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制约和种种机遇，对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里提出一个推测性的描绘模式。
然而，要谈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运用眼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不再时兴的历史分或模式。
60年代的老战士们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复一年的戏剧性的变化，思考程问题来要比其前辈更具历史意识，这一存在事实，我们且不去管它；以代分类对我们的意义现在已经变得像对19世纪晚期的那些俄国人一样了（他们依照十年一段来划分人物类型）。
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现在发现以一种历史叙述来维护他们当下的立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于是阿尔图塞主义的局限便开始呈现了出来”，等等）。
好了，这里不是从理论上为历史写作中的分期进行辩护的场合。
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近似和同质性或同一，对于他们。
我们可以很快答曰，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先搞清历史上所谓主导或统识为何物的前提下，特异——雷蒙·威廉斯称之为“残存”或“崛起”——的全部价值才能得以评估。
在此，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境的结构范围之内发生的。
然而，林林总总彼此颇有不同的对立理论也会影响到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选择上。
如果历史分期批判对历时性之种种潜能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潜能使牵涉到共时性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要在挑选出来加以关注的历史变化的不同层面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实际上，本篇叙述所称要就60年代说些有意义的话，就是要对其中的仅仅四个层面做一简要的勾勒：
哲学史，革命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以及经济循环（基本限于美国、法国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内）。
这种选择似乎不仅是要不加区别地赋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同的历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唤起那至少自斯宾格勒以来已被认为是滥用的建立同构关系出的实践幽灵——这种类比平行论（ana－logicalParallelism）在某种程度上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等同”于切·格瓦拉的政治实践。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像诗歌写作这样特殊且高级的现象就不能像“现实生活”那样同等生动地显现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也许，由于诗歌创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状态下进行，近似一种实验室的情状，它或者更具揭示力。
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一个旧式有机历史的叙述是通过在远为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间建立起相似和同构关系来求得“表现性的”统一，这与本叙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前者认为这种种层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断裂（break）和其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同构关系。
于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断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层次在其间按各自内在的规律而发展）的节奏和推动力提出一个假设。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这种历史的或叙述程序里的弱点，结果却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让人能够对组成叙述的单个线条作某种“核实”。
我们有时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领域——对历史可作无限多样的叙述阐释，推一的限制是来自实践者（其所谓的原创性取决于其推出的新史学理论的新颖度）的慧眼机巧。
于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发现针对一种活动领域（如认识、美学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规则竟然在一个远为不同、似乎毫不相干的领域又再现了出来，从而戏剧性地、令人吃惊地得以“证实”。
本文中将要论及的经济层面就是这种情形。
无论如何，下文将会表明，这里要给出的完全不是传统叙述意义上的60年代史。
然而历史再现正像其远亲线性小说一样，确实处在危机之中，原因也极其相像。
“解决”这一危机最聪明的方法不是把历史写作同时当作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和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予以全盘抛弃，而是——如在现代主义的美学中那样——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重新组织其传统的手法。
阿尔图塞的提议似乎是这种局面下最为明智的办法；鉴于老式的叙述或“现实主义的”历史写作成了问题，史学家就应该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概念，至少这将是本文的冒险尝试。
1．第三世界的开始
以发生在英属和法属非洲土地上的伟大的非殖民化运动作为第三世界朋年代的开端，似乎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议。
最能表现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征都要晚于此，无论是反文化意义上的吸毒和摇滚，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学生新左派和大众反战运动，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
事实上，以政治上来说，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治文化模式的意义，如在象征性的毛主义定的第三世界主义。
此外，它的反战活动所针对的正是要遏制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战争（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贝尔登·菲尔兹提出，涌现出声势最为浩大的学生运动的两个第一世界国家——美国和法国——所以成为得天独厚的政治空间，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身陷殖民战争之中，虽然法国新左派是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冲突解决之后）。
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外是那在许多方面都堪称第一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运动——新兴黑人政治和民权运动。
它们不能说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是起于1960年2月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发生的第一次静坐。
然而，或许可以证明，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运动，而且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运动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种运动不断交流，相互影响，贯穿了整个这一时期，其作用无可估量。
加纳的独立（1957年），刚果的创痛（卢蒙巴于1961年1月遇害身亡），继1959年戴高乐主义者的公民表决之后法属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独立，最后，阿尔及利亚革命（其内在的顶点——1957年1一3只发生的阿尔及尔战役，以及196Z年通过外交方式达成的解决——或许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标在我们的概要上）——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后来人所熟知钻60年代阵痛政诞生：
并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人居住：
其中五亿是人，十五亿是土著。
前者拥有字词；
其余的仅是使用它……
萨特《（地球上的可怜人）前言》于是，60年代便是所有这些“土著”成为人的时期，内外告报：
第一世界内部的被殖民者——“少数族裔”，边缘族和妇女与其外部的属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样。
这一进程可以见三经得到了多种多样的描述、每一种都暗含了一种“历史观”和对60年代本身独特主题他的解读：
按照克罗齐历史是人类自由史的观点，这个进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经典的黑格尔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识苏醒的过程；可以最后卢卡契的或更加马尔库塞式的关于一个无阶级类新型“历史主体”（黑人、学生、第三世界民众）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构想，或可以是关于赢得以世界舞台上前所未闻的新型集体声音说话之权力以及同时把迄今声称为你代言的中间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的构想（萨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里意味深长地先提了出来）；与此同时，也不要忘了还有那更加严格意义上的自决或独立的政治修辞，或关于新型集体“身份”的更具心理学和文化意味的修辞。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新型集体“身份”或“历史主体”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为可能的历史情境里，尤其是要把这些社会和政治新范畴（被殖民者、种族、边缘性、性别等等）的出现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种种社会抵抗都包纳于内的那更加普遍的范畴，即传统的社会阶级观，所面临的某种危机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从思想上而是应该从体制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
若是以为是社会阶级过抽象概念、尤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观里构缺陷导致了这似乎是新兴无价级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义购想法。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体制上的一场危机，借此，一个真正的阶级政治得以表达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样的不够完美。
在这一方面，美国橄榄球联盟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在1955年的合并，可以被视为把60年代新兴社会和政治能量加以释放的一个根本性的“可能性条件”：
这一合并是麦卡锡主义的胜利，它保证了把共产党人从美国劳工运动中驱逐出去；它加强了美国资方与工联之间达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会契约”；它开创了一个白人男劳力的权利优先于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数族裔要求的格局。
因此，后者在一个旧式工人阶级政治的传统体制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
这样，他们将从社会阶级里被“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紧张而矛盾意义上（比如，在圈地的语境下）的解放，他们脱离了旧体制，从而“得获解放”去发现社会和政治表现的新形式。
美国共产党曾是美国社会里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实亡向人提示了这大格局的另一面：
美共的危机是由麦卡锡主义下的镇压和因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而在苏联集团内引发的“革命”所“决定”的。
欧洲共产党那里也将发生类似但又具体有别的相应事件。
尤其是在法国，在经历短暂一刻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是由东欧国家的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之后，随着赫鲁晓夫本人的倒台及其种种实验在1964年的最终失败，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现了：
自1919年的图尔会议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实际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独立地构想革命著作（“我们了解它的一切，我们并不太喜欢它。
不过没有共产党，从政治上讲就什么也做不成”——这些旧式的立场，萨特在其政治新闻写作，尤其是《共产党与和平》里给予了经典性的表述）。
而今，托洛茨基主义重新复活，各种意识形态面貌的超议会组织，所谓的“小团体”，跟着新兴毛主义形式大量涌现，展现了一种同样“摆脱”了传统阶级范畴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两个关键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给予注意。
实际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那至关重要的导火索——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明确表明革命不仅仅是个历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馆的藏品，而是真实可以达至的——一是来自这样一个民族：
其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们对斗争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决不可能抱有的一种同情和手足情谊，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说。
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征意义仍然暧昧含糊：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与经典列宁主义革命或毛主义的经验都不相同的一种第王世界的革命，因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战略，即游击中心理论（相关情况，下文再谈）。
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将来临的60年代不是对旧式社会和概念体系的肯定，而是一个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时代。
与此同时，个人见证似乎清楚地表明，对美国的许多白人学生来说，尤其是对日后新左派里的许多积极分子而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在剥夺国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败坏议会进程方面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标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传递给年轻一代领袖的彻底终结，以及某种大众或公民理想主义新精神的戏剧性的破灭。
至于说到表象下的实情，现在看来，鉴于其保守主义和反共立场，在“导弹危机”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赌博，以及他对美国身陷越南所要担负的责任，公众对肯尼迪当政的那种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这并不很重要。
更加值得注意前是，肯尼迪政权留给60年代政治发展的遗产很可能就是关于青春和“代为”的那套词藻。
他利用了这套词藻，而这套词藻又在他身后流传了下来，辩证地成了美国学生和年轻人可以用来阐发政治不满情绪的表现形式。
这些便是60年代的“新兴”社会力量得以像在现实中那样发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条件”，它们既存在于传统工人阶级的政治体制之内，也存在于使国家权力合法化的领域里。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这些新兴力量。
它们最终做命运也似一种方式标志了60年代的结束：
“第三世界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终结大半是发生在中国的热月之前．其时人们正意识到了发生在非洲许多新兴独立国家里日渐蔓延的制度性的腐败；而且拉美政权，在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以后，几乎完全军事化了（后来发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胜利自此便被认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第三世界主义的”；而越南在美国人最终撤离后从美国人意识里消失之干净就像阿尔及利亚在1963年伊维安和约签署后便从法国人的意识里消失了一样）。
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里出现了一股向更加内部的政治回归之势是肯定无疑的。
这一点，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法国1968年5月爆发的事件都可以作证。
但是，美国人的运动不仅与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展而来的进步党工会型团体的毛主义的鼓舞有着有机的联系，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战本身里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着有机的关联，所以，随着战争的逐渐平息和征兵的停止，整个运动也将失去其动力。
在法国，左派的“共同纲领”（1972年）——当今的社会党政府即源发于此——标志了朝着葛兰西模式和一种与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渊源关系的新型“欧洲共产主义”精神的新转向。
最后，美国的黑人运动，随着其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一种与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连的意识形态——的枯竭，也就在这同时步入了危机之中，妇女运动也与这种第三世界的鼓舞有着一些渊源。
但在1972－1974这段时期内，它也将被日渐阐发成相对有别的意识形态立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出于上面列举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终结定在1972－1974这段时间似乎也说得过去。
关于这个总体“断裂”的问题，本文末尾将会再度提及。
眼下我们必须完成的是对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历史的整个动力的描绘，尤其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动力或“叙述线条”对第一世界60年代的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力（或是通过直接干预，如民族解放战争；或是凭借外国政治模式的脸力，非常明显的就是毛主义模式；或最后是由于某种两个世界共同面对且以相对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的全球动力）。
当然，此刻正好可以观察第三世界新兴力量的“解放”何以像这个词常常表现得那样暖昧不明（自由是脱离旧的制度）。
说得更尖锐一些，非殖民化在历史上是与新殖民主义携手并进的；老式帝国主义那体面的、不情不愿的、或暴烈的终结当然意味着一种压迫形式的终结，但它也明显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发明和建构——象征地说，就像大英帝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而代之。
现在正是回忆这些明显的事实的时刻。
顺便说一句，当下流行的权力和压迫的修辞（福柯是这些修辞学家里影响最大的人物，但是从经济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已经发生了）所以最终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与形形色色的权力和压迫“拼搏”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但是除非把它们与经济剥削的功能关系阐发出来，也就是说，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于经济的之下，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它们（在另一方面——尤其从本文历史化的视角来看——60年代中期的人们感到必须用一种关于权力、压迫、权威和反权威主义等等这样物化了的政治语言来表达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所设计的实践，这显然会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和社会征兆：
这里，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以其对社会主义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种种构想——提供了一个有趣又奇特的侧面材料）。
与此同时，关于集体身份的种种构想，特别是关于后结构主义发出的征服言语，赢得以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说话之权利的口号，也可有类似的一说：
以你自己的声音说出新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满足它们；说并不一定就是从他者那里获得一个黑格尔式的承认（或至少哪怕是在严酷凶险意义上的承认，即他者现在不得不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你考虑进去，且发明出新方法来对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
现在看来，对60年代抱有这种典型的修辞或意识形态幻像的“唯物主义核心”也许可以在对文化革命（现已脱离了其褊狭且成为历史的中国现象）自身性质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的矛盾或辩证的结合，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从经济的角度，对另一个进程（其开端与我们提出的整个60年代的总体开端正好同时）的性质作一反思。
这个进程通常是用农业技术“革命”的中性但却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谓的绿色革命：
化学手法新用于施肥，加紧的机械化战略，以及那顺理成章的对进步和创造奇迹的技术（据称注定要把这世界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的颂扬（顺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对应于绿色革命的是赫鲁晓夫那灾难性的“处女地”实验）。
但是这些却远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对外出口——实际上由肯尼迪家族所倡导——也不是一个慈善而利他主义的行为。
19和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对后者传统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改造。
确切地说，这些生产方式大多并未触及，“仅仅”是被一个更加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结构加以利用。
正是这些陈旧农业生产方式的飞地性质，结合了占领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种暴力——货币的引进，建立了一种在相当时期内有益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隶属关系。
绿色革命把“资本逻辑”的这种渗透和扩张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古老村落结构和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现在被系统地加以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的农业，其效应与第一世界历史上资本崛起过程中的圈地时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灾难。
村落社会“有机的”社会关系已遭破坏，一大批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被“制造了出来”，他们流向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扩展可以为证），而农业劳力新的、更加产业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旧的集体或传统的形式。
这种暧昧的“解放”必须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借以颂扬资本本身之动力或借以称赞英国对印度之占领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那全部的辩证矛盾立场加以描绘。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构想成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汹涌浪潮里，全世界都挣脱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枷锁镣铐的时刻，这完全是一种神秘的简单化。
抵抗是因最终不满老式帝国主义的结构而发；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为绿色革命的新型渗透而起。
前者本身也还受到了一个以前曾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崛起称霸这一历史景观的影响，即日本在二战初期对老牌帝国强权所取得的横扫一切的胜利。
埃里克·沃尔夫在其写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纪农民战争》一书里，强调了存在于抵抗的潜能，一种革命精神的发展以及与那更加绝对蚀气丧志的资本的社会和经济逻辑保持某种基本距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如下所述的最终的暧昧性放下这一话题，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为资本和第一世界强权在全球退败的一个时期，但我们也能同样容易地把它构想成一个资本借助崭新生产技术和新型“生产方式”的全副武装，开足马力创新扩张的时期。
现在仍需看清的是，这种暧昧性以及第三世界农业发展的更大特殊性与发达国家自身在60年代所展现的动力是否有任何对等之处。
2．他性的政治
如果哲学史不是被看作某一系列不受时间限制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永恒之中有限的立场，而是被认为是试图对一个本身处在不断辩证转化中的历史和社会本质加以概念化的历史，其僵局（aPOrias）和矛盾把所有承接相继的那些哲学都标为明确的失败，但从这些失败中我们却可以迅速读出它们遭遇挫败之对象的某些性质，那么，对而今那高度专业化学科的更加有限的轨迹作一扫描，以寻求“真实”或“具体”的60年代本身那深层节奏的征服，似乎也不是非常牵强的举动。
就这一时期的哲学史而言，有一些影响广泛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这样的：
统识性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及其基本上是现象学的观点）逐渐让位于通常被含糊地称作“结构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让位于各种各样的新的理论尝试，这些尝试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经验”，即它们发现了语言或符号（在这个领域里，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仍然是相对常规或传统的）的首要性。
结构主义影响最大的典范杰作似乎根本就没有哲学性，但与新语言学本身一起，却可以被视为是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和雅克·拉康对人类学和心理分析所做的语言学的改造。
然而，结构主义的鼎盛时刻却是一个天生不稳的时刻，有成为一种新型普遍科学的使命，否则就会作为另一种思想时髦而烟消云散。
于是，结构主义鼎盛时刻的分类产品一方面可以被视作是对一种科学主义、对纯粹的方法和分析技巧（在符号学里）的精巧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可以看成是把结构主义的方法改造成积极的意识形态，其间伦理的、政治的及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从迄今为止更具认识论色彩的“结构主义”立场推断出来的。
这最新的发展当然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后结构主义，同福柯、德鲁兹、德里达等这些熟悉的名字连在一起。
这个范式虽然在关联指涉上明显是法兰西的，却又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这一点可以从经典法兰克福学派在哈贝马斯的著作里经由交流题源发生的类似演变作出判断；或从实用主义当下在理查德·罗蒂著作里的复兴看出，这种复兴带上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美国“后结构主义”的色彩（皮尔斯毕竟是大大领先并超过了索绪尔的）。
哲学体制的危机和哲学家经典政治使命（萨特于此是我们时代的最高体现）的逐渐消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关乎所谓主体的死亡：
不仅是单个自我或个性，而且还有最高的哲学主体；不仅是我思，而且还有伟大哲学体系的作者。
把萨特看成是传统哲学最后的系统建构者之一当然可以（但至少经典存在主义有一面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即虚无中存在性选择和自由的英勇哀婉性以及尤其是加级那里的“荒谬”）。
我们有些人也是通过早期萨特里的辩证因素来到马克思主义这里的（萨特本人在其后期更具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里又转而走上了这条道）。
但是总的说来，他的著作里被他自己以及他人给予最丰富的实践阐发的成分还是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他对黑格尔的主仆意节的令人震惊的改写，他把观看（Look）构想成我与其他主体相互联系、斗争的最具体的方式，即在我那“为他人的存在”之中我的异化，其间，我们每个人都徒劳地试图通过观看扭转局面，把他者那恶毒的异化目光变成我那同样具有异化力目光的审视对象。
萨特在《批判》一书中将继续在这块看上去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竖起一个更加积极的团体动力的政治理论：
两个人之间的争斗现在辩证地变成了团体本身之间的斗争。
然而《批判》是一本前瞻性的著作，其意义和重要性直到1968年5月以后才最终得到承认，而其丰富的后果影响实际上直到今天甚至也未被完全认识到。
在本文中现在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即《批判》没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没能完成那计划好的大道，可从存在经验的单个主体直达完全形成了的社会阶级。
在组建小团体的那一点上它停了下来，最终也主要是对小型游击队（在60年代后期）以及微型团体（在这一时期结束时）的意识形态有些用处：
这一轨迹的意义很快就会清楚明白了。
然而，在的年代的开端，萨特的观看范式以及单个主体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也将引人注目地被挪用于一个很不相同的政治斗争模式，即弗兰兹·法农在《地球上的可怜人》（1916年）一书里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所作的那影响巨大的想像；其间，观看那对象化的逆转被富于启示想像地改写成为奴隶反抗主人的救赎暴力行动，这一刻，在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中，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这些等级位置被强行倒转了过来；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从的意识，面对狼狈鼠蹿的殖民者，获得了集体身份和自我肯定。
在此意味深长的是，一个一直曾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体（“唯我论”的问题，单个主体或“我思”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落入尘世，成了一种爆炸性的、令人瞠目的政治意识形态：
正统存在主义的旧哲学体系脱落下一块，完全落入哲学系之外，进入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实践和恐怖的天地里。
法农的伟大神话，无论在感觉害怕的人还是感觉振奋的人，当时都同样可以把它解读为不负责任地号召诉诸盲目的暴力：
现在回顾起来，且参照法农的其他临床工作（他是一个精神病专家，治疗着殖民化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恐惧和磨难的受害者），法农的神话则可以更恰当地被看作是对文化革命整体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文化革命是指对被压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阶级所实施的集体再教育（或甚至是集体心理分析）。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被剥削的劳苦阶级都已把卑贱性和顺从内在化为一种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则是打破这一亘古习惯的一种策略。
对于这一更加庞大的有争议的问题，葛兰西与威廉·赖希、法农与鲁道夫·巴罗所做的贡献今天可以说正像毛主义的更加官方的实践一样的丰富。
3．题外傍话毛主义
一然而，提及这一重大的新关联，自然就要说几句尴尬却又无法避免的题外话：
毛主义乃是助年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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