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写文章金冲及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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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现在我们选拔人才,文字能力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如果这个人写的文章别别扭扭,内容空洞,逻辑混乱,语言干巴,他的综合素质是要大打折扣的。
以上三点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根本。
你从这个岗位转到那个岗位,即使专业完全不同,但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比较好,你就会很快适应和取得进步。
尤其是文字表达能力,可以说到哪里都用得着。
关于怎样写文章
写文章,特别是写好文章,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古今中外,哪一篇名篇佳作是按照什么套路写出来的?
没有!
所以,怎样写好文章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
各人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这里,我只能说说自己的几点体会:
第一,写文章要处处替读者着想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自言自语。
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得处处替看的人着想。
要考虑到他所关心的、有兴趣的是什么,要考虑到哪些是他已经知道的、哪些是他还不知道的。
众所周知的话要少说两句,大家还不清楚的要多说几句,而且要努力说得透一些。
现在有很多文章,我在看的时候,不少地方我常用眼睛飘过去,但有些段落,甚至就那么几句话,却会用心看上两三遍。
为什么有些话要飘过去?
因为这些话我已经知道,已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无数遍。
只看头几个字,后面的都知道了。
但如果有新内容,那就得仔细看。
我们写文章时,估计人家眼睛会飘过去的地方,不如自己先把它删掉;
不能不讲的,或者不讲就接不上气的,就尽可能用简略的几句话把它说过去。
反过来,如果读者不清楚的,那就要交代明白。
胡乔木同志改东西时,如果看到某个人们不太熟悉的人物,他都要求交代清楚这是个什么人。
即使是大家都知道的人,他有时也要求交代清楚这个人那时是干什么的。
总之是处处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
替读者着想,还要注意文章的写法和语气。
乔木同志说过,现在有的文章,到处是“应该”、“必须”,像是法官的判决书,却缺少充分的说理。
乔木同志要求在写文章时,应该和读者处在平等的地位,尊重对方,把问题提出来,把事实摆出来,一层一层地进行分析,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探讨,自然地共同得出结论,不要有那种强加于人的味道。
第二,写文章总要提出和解决某个问题
为什么要写文章?
因为存在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需要去写文章,否则你写文章干吗?
有些年轻朋友喜欢“著书立说”,这当然是好的。
但书写了好几本,“说”却没有立起来。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种书往往只是叙述式的,而不是分析式的。
叙述式的,材料有的是,只要你花时间,把材料梳理、加工就出来了。
这种书对接触不到这些材料的,或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材料的人,也有用。
但毕竟不是高水平的东西——因为没有提出和解决别人以前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写文章要分清轻重主次
一些同志写文章时,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结果,文章就平铺直叙,没有轻重主次。
其实,一篇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真正精彩的东西并不多,有那么一两点很独到的地方就不错了。
字字珠玑,每一句话都那么高明,没有那回事。
打个比方。
我们到饭店去吃饭,点一道炒虾仁。
其实虾仁就那么一点点,主要的配料是白菜。
厨师一定是把白菜铺在盘子底下,虾仁放在白菜上,让你一眼就看到重要的东西。
假如这个厨师把虾仁和白菜搅在一起炒,你吃了半天还不知道这盘菜中有虾仁。
乔木同志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会看见很多广告牌,但多数都是一眼瞟过,只有少数几块能给你留下印象。
要么是这块广告牌特别大、色彩特别鲜艳,要么是摆放的位置特别显著,要么是它反复出现。
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到首都机场去,回来时经过三岔路口,有一个广告牌,是丰田汽车的,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为什么到现在还会记得呢?
因为它放的位置很突出。
重要的东西不仅应当浓墨重彩地写,而且放在文章的什么地方也有讲究。
我的老师周子同教授说,胡适写文章有个特点,看他的全文的头几句,就知道全篇要写什么,看每一段的头一句,就知道这二段要写什么,正是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全篇之警策”。
有的人写了文章给我看,我问他某个问题怎么没有讲到,他说已讲到了。
仔细一看,他那一段文字很长很长,而重要的几句话夹在中间草草地带了过去。
我说,你放的地方不对,都淹没在一般性的话里了,我看到那个地方时眼睛已经很疲劳,结果重要的话反而被忽略了。
另外,对重要的内容,为提醒人们注意,还可以适当地重复,正面说了,再从反面提出问题来加以回答。
这叫强调。
但对不重要的内容你反复讲,那就叫罗嗦。
第四,写文章要注意通篇的结构
古代文人有句形容文章结构的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很有道理。
“凤头”很重要。
看文章,一般都是从开头看起,他要看这个开头是不是提出了什么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有没有新颖的观点,有没有大胆的设问,让他形成一个悬念,吸引他看下去。
如果开头抓不住他,他就看不下去了。
当然也可以有别样的写法,不能一概而论,也可以像《诗经》中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先从远处说,慢慢地把你吸引过去。
开头不必太长,长了就不是“凤头”了。
“猪肚”是身子,是躯干,就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要丰满。
说理论证要充分,要有说服力,不仅要提供一些见解,还要提供一些知识。
“豹尾”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谁都知道豹的尾巴非常有力。
用在写文章上,指的是当你充分展开了论述、把问题说清楚后,希望人家看完这篇文章后能留下一个什么强烈的印象。
这就要求在结尾处把它点明,把全文有力地刹住,甚至把意思再上升一个台阶,使人读后感到可以举一反三,感到有回味。
结尾绝不能长,恰到好处时就戛然而止。
有的文章到了结尾处又去展开,那就把整篇文章给写散了。
除了整个结构中的几个部分要处理好以外,还要考虑到一条,怎么能够做到全篇浑然一体,别弄成“板块结构”。
这种结构就像过去盖房子,用预制板拼接的,在两块板之间联结处用铁钩子钩在一起,相互间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平时像座房子,实际上是几大块,一遇上大地震就全塌掉了。
现在有些书籍,各章节都白成段落,看不出来它的上一章节和下一章节的内在联系。
以前有人,说文章有的是“流出来的”,有的是“挤出来的”。
所谓“流出来的”就是像自来水龙头一样,一打开,“哗”地一下,水就喷涌而出,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所谓“挤出来的”,就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想一点,写一点,没有一口气贯注在里面,更没有前后的照应,杂乱而干瘪。
第五,写文章文字要尽量平实、干净,尽可能口语化
平实是指讲得很朴实,很准确,很亲切。
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夸张的词句。
有一次修改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听了某个领导人的讲话后,每个战士都心潮激荡,充满了什么什么。
我就问作者,每一个战士都如何如何,你一个个调查过吗?
一篇文章里面这类夸张的词句一多,人家就不相信你所说的了。
实际上,使用一些过分夸张的词句,并不能增加文章的感染力,反而会使文章减色。
干净就是文字不要拖沓,要朗朗上口。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高中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
文言文虽有不少缺陷,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语言干净,念起来抑扬顿挫。
现在有的文章不注意这些。
我对一位年轻人说,你写好文章后最好像广播员那样把自己的文章念一念,一念就能听出来文字干净不干净,有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
一般说来,句子不要太长,尽量用短句。
比如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句话大家都能记得。
如果改成“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你看了还会有很深的印象吗?
毛主席的文章非常口语化。
比如他说:
无数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难过”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特别有感情,如果改成“激起我们极其深切的悲痛”,那味道就全变了。
“难过”这个词其实很普通,有时用很多形容词,反而远不如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能打动人。
讲了这五点,我再强调一遍,写文章没有公式。
如果你拿这五条去套,那就写不出文章了。
我过去看到过一幅漫画:
一条蜈蚣在那里爬,爬得很自如,一个专家拿了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了很长时间,然后总结说,蜈蚣走路是先把左边第一只脚抬起来,抬到什么高度落下来,然后再迈右边第一只脚,再迈左边第二只脚……等这个人讲完了,蜈蚣想按照他那个规范了的方法来爬,反而爬不动了。
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
对起草文件的几点体会
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
文件的写作和平时文章的写作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我的体会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起草文件不是个人的创作,首先要对中央历来的精神和提法吃透,做到准确把握。
不能随便跟中央历来确定的方针原则讲得不一样。
这涉及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问题。
当然,也不是说过去的提法绝对不能改动。
如果经过充分的调查了解,确知周围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有些提法也是可以改变的。
但这种改动应当是在了解原来提法基础上的改动,不能随便改。
最后究竟改不改,也只能由中央来决定。
二、写文件前要进行调查研究,要针对实际问题来谈。
写文件不能只从抽象的道理出发,靠推理来进行,不能把主要力量用在编句子上,而是要着重分析实际问题,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表现是什么,有哪些原因,该怎么解决。
写到书面上有时可能只简略地提到,但心里一定要有数。
一次有人把一篇文章送给乔木同志看,看后他说,文章一个结论紧接着一个结论,叫人看得喘不过气来。
有些文件叫人看着累。
但假定你是针对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把它的原因、表现和对策说得清清楚楚,就不会使人产生这种感觉。
三、提法用字要特别审慎。
写文件跟个人写文章不一样,是要用来指导实际工作的,每一个提法都要提得准确、有分寸。
起草时,对文件上的话人家可能会产生什么误解,这些工作要怎样做,可能会产生什么不正确的做法,应该努力预见到。
毛主席讲1947年土改存在“左”的问题时曾说,这个问题中央也有责任,提出了原则,但没有提具体的政策界限。
有些问题其实是可以预见的,起草文件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们,想得周到,把“补丁”预先打好。
四、一篇重要的文章,总得要有几句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话。
能留下印象的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名句”。
像毛主席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同志说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在一些比较长的文章中突现出来的“名句”,大家都能够记住。
所以起草文件时,在重要的地方要努力“炼句”,给人留下印象。
五,要考虑替谁起草的问题。
写文件要考虑由谁来讲或是由哪一级单位下发,文件的写法要同它的身份相称。
给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写讲话稿,和给部门领导写讲话稿,口气都不一样。
领导的职务越高,越是需要从宏观的大的方面去讲,关键时候要说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但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时用那样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口气太大。
通常用80%的时间来看材料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写作习惯,不会一样。
我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写的东西大多同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有关,如果要问我自己的写作习惯,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点:
首先,把主要的力量放在看材料上。
通常是把80%的时间花在这方面,写作的时间只占20%。
关于材料,尽可能使用比较可靠的原始材料,二手、三手材料不大敢用。
回忆材料有时候不能不用,有些人就是当事人,记忆力也非常好,材料又很生动,当然是可以用的。
但对这些材料也不能全盘照搬,要同大量原始材料进行比较、鉴别,选择最接近事实真相、最确切的材料。
现在有些同志喜欢搞“短平快”的文章,文章的‘起承转合”也像是那么一回事,但一看就知道看材料的功夫没有下够。
第二条,边看材料边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研究历史无法再去实践了,只能依靠看材料。
看材料前,头脑里总存在一个或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看了材料,会产生一些想法。
不断看材料,不断地把原来的想法深化、细化或补充。
但一开始只能把这些想法作为假设,不能成为成见。
你看到了正面的例证,对反面的也不能忽略。
看着看着,一个新鲜的看法产生了,很兴奋,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甚至是一个不重要的侧面,接着看,到最后,甚至把原来的想法推翻了。
有的人一开始看了一些材料,认为事情就一定是这样的。
有了这个看法,马上把它形成一个固定的看法,围绕这个看法再去找材料,好像越说越周全,其实背后留下了一个大窟窿,被他忽略了,这就叫“先人为主”。
最后,被别人一戳就破。
所以,看材料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我说用80%的时间看材料,也包括这个过程在内。
通常是材料看完了,文章怎么写基本上也就有谱了。
第三条,写一篇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都是为了着重回答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通常都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存在而没有解决的。
去研究它,首先为的是力求回答自己不清楚或不很清楚的问题。
我在日本京都大学当过半年客座教授,写了一篇论文,是对我们党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
三次‘左”倾错误,本来已是常识。
问题是:
为什么一次“左”倾纠正后出现的仍是‘左”倾?
为什么党内很多优秀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也会接受这种错误?
这三次‘左”倾错误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
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两三年前,我还写过一本30来万字的专著《转折年代:
中国的1947年》,讲1947年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转折的这段历史,30万字的中心只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国民党会从强者变成弱者,共产党会从弱者变成强者,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讲得很集中,别的事就不怎么去讲了。
第四条,通常是一口气写下来,写完以后再反复改。
这样比较容易做到一气呵成,读起来比较流畅。
写起来快,以后进行修改,结构一般就不怎么动了。
包括两三万字的文章也是这样。
要翻来覆去地改,一篇文章,一般都要修改三四遍,否则是不敢拿出去的。
这几点只是个人的习惯,别人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