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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德克乐利的儿童教育思想之比较
鲁迅和德克乐利的儿童教育思想之比较
摘要：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作为20世纪的文化巨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儿童教育极为重视。
在他的一些著作中，鲁迅用最美丽﹑最大众的语言将先进的儿童教育思想呈现给了读者，这于当今的教育现状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可乐利是比利时的教育家、心理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兴起的新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由他创办、以其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布鲁塞尔生活学校，是当代欧洲学校教育革新的典型代表。
本文通过对两位教育家的儿童教育思想观、儿童教育方法观及教育实践观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目前乃至将来的教育革新和新型办学模式探索提供学习和借鉴的源泉。
关键词：
鲁迅德可乐利新教育运动新文化运动儿童教育
鲁迅（1881—1936）是我国伟大的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1909年，鲁迅弃医从文，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任教。
1912年，应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后随政府迁北京。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开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鲁迅以极大的鼓舞。
他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活动，发表了脍炙人口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小说。
1927年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定居。
残酷的斗争现实，改变了鲁迅只信进化论的思路。
鲁迅定居上海以后,开始了后期10年的战斗生活。
1930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
鲁迅后期的战斗生活是以“左联”为阵地进行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也就在率领左翼文艺队伍反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繁重的工作和险恶的环境极大地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
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而在儿童教育方面，鲁迅有许多科学而精辟的见解。
针对封建社会压抑儿童、摧残儿童的旧教育体系，鲁迅从儿童自身特点出发，在创作和评论中提出了许多使儿童健康成长、成为解放的人的新思想。
德可乐利（O．Decroly，1871-1932）是比利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医生，新教育的代表人物。
他曾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工作，由此对变态儿童产生兴趣；1901年在布鲁塞尔创办特殊儿童学校，研究低能儿童的心理和教育问题。
1903年，德可乐利人布鲁塞尔式特殊教育督学，一些热心人士敦促他将其教育方法试用于正常儿童。
1907年，德可乐利在布鲁塞尔市郊创办“生活学校”（或称为隐修学校）。
他积极赞助欧洲新教育联谊会的创立，出席了它的1921年和1923年的大会，并作有关其教学学法的讲演。
1913年在布尔斯泰波（Bulstempels）学校任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孤儿院院长。
1920年任布鲁塞尔大学儿童心理学部主任。
1921年又任该大学医学院教育卫生学系主任。
1923年任布鲁塞尔市立师范学校教授。
1928年任布鲁塞尔大学教授，直至逝世。
作为东西方“新教育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鲁迅和德可乐利由于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生活经历不同，他们的儿童教育思想各有特点，同时也具相同之处。
一、对教育的认识
1902年，青年时代的鲁迅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准备毕业后,“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然而，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他在校内放映的幻灯片上看到中国人因替俄军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的场面，而围观这杀头的也是中国人，他们神情麻木，无动于衷，这使鲁迅深受刺激。
鲁迅于是认为医学不是一件很紧要的事，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枪毙杀头的材料，或当麻木的观众。
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
在他看来，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改造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当务之急。
而青年时代的德可乐利，因获得比利时根特大学优秀奖学金于1896-1897年分别在柏林大学和巴黎萨伯特慈善医院学习和见习，受当时精神疾病领域先驱的影响，从开始的病理解剖学，到神经精神医学，到心理学，和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有着惊人的相似。
1898年，德可乐利回国在布鲁塞尔根特大学继续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工作，同时作为一名助理在该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布鲁塞尔联合诊所工作。
在工作期间，德可乐利亲身接触到由于贫穷，战乱，社会弊端等所造成的儿童病人，并由此对变态儿童产生兴趣；1901年在布鲁塞尔创办特殊儿童学校，研究低能儿童的心理和教育问题。
1903年，德可乐利人布鲁塞尔式特殊教育督学，一些热心人士敦促他将其教育方法试用于正常儿童。
1907年，德可乐利在布鲁塞尔市郊创办“生活学校”（或称为隐修学校），从而涉足教育行业并付诸实践。
两者在对教育的认识上都超越了自己的职业，通过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进而改变了人生的选择，投身20世纪初的教育巨变的洪流中。
可以说二者都是弃医从文的典范。
二、对传统启蒙教育的批判
1918年，鲁迅发表了他的堪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之作的《狂人日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些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他在作品的结尾所发出的一声最为沉痛愤懑的呼喊——“救救孩子”——惊醒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有关启蒙与教育的重大话题。
鲁迅在后来的近20年的教育实践中，以对教育的深切体验和丰富实践，形成了“树人”为目标的完整的教育思想。
他说，“生命便是第一义”，要珍惜生命；又说：
“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因而，他提出教育要“以幼者为本位”，也就是要以儿童为本位，教育的任务在于“教这新生命去发展”。
鲁迅曾批评旧中国的家庭教育的错误方法：
一种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另一种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息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父母往往认为是“听话”，以为是教育的成功，等到放他到外面去，“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其实这两种相对较为极端的家庭教育方法，至今还有不少父母在采用。
在儿童教育方面，鲁迅有许多科学而精辟的见解。
针对封建社会压抑儿童、摧残儿童的旧教育体系，鲁迅通过自己童年时期痛苦的经历，从儿童自身特点出发，在创作和评论中，提出了许多使儿童健康成长，成为解放的人的新思想。
鲁迅把当时旧中国的教育，即只许学生埋头读书，不许过问国家大事，只许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不许稍事反抗的教育，称之为“兔子式”的教育。
鲁迅认为新教育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应该培养一代新人，去改造社会，推翻吃人的筵席。
要培养“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
德可乐利在创办特殊儿童学校研究低能儿童前后，接触到社会各阶层并对其教育现状有深刻的了解。
他认为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保障是先于收容所、少年管教所、监狱而应该受到重视。
而这些机构是“感染他们伤口的而不是治愈的有害的绷带”（1904年语）。
德可乐利还曾投身于比利时义务教育促进运动（比利时政府直到1914年才批准义务教育）。
德可乐利非常反感传统学校，他把传统学校比做一些箱子，要求教师与学生都必须钻进去。
教材艰深陈旧，超出了儿童的理解力与记忆力，教学与生活缺乏联系，儿童的思维过程得不到重视，自主性创造性得不到提高。
比如在布鲁塞尔，据他1921年的调查，“85%的儿童仅仅受到最低限度的好处，剩下来的是少量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儿童对于智力活动不感兴趣，厌恶作业，渗透着消极沮丧的情绪”。
德可乐利否定传统教育的权威观念，力主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建设力。
德可乐利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具有过多的学术性，所教科目各不相关，违背儿童的认识特点，不能很好适应儿童的年龄、能力和兴趣；儿童被动吸收得太多，主动表达得太少。
德可乐利还认为，道德教育是学校的首要任务，教学应当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依靠儿童的活动来完成。
他在布鲁塞尔市郊创办的“生活学校”在建立之初就把生活教育、世俗教育作为学校的思想基础，因此该校的工作一直具有民主的、反教权主义的性质。
尽管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的不同，但在儿童教育上，鲁迅和德可乐利都深刻地认识到儿童教育在传统教育中所应该有的地位，那就是剔除社会的弊病，或改造社会，儿童教育应该首当其冲。
另外两者针对各自社会上儿童教育的现状和弊端，都发出了跨时代的振聋发聩的呼声。
鲁迅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斗士”，而德可乐利曾被称为“教育学史上最革命的人物之一”。
三、对儿童教育理论的贡献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即对封建主义的教育进行尖锐的批判，他写了《狂人日记》、《海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作品和文章揭露礼教吃人的面目，发出打破“黑色的染缸”、救救孩子的呼声。
在以后国内各地辗转任教特别是做了父亲的鲁迅，根据自己对教育的躬行实践，对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非常重视和关心，并对儿童教育问题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
1、鲁迅认为要教育儿童必须要理解儿童。
他认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他们有不同于成人的“世界”，最少有传统观念和精神负担，善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富有求智欲和好奇心，最喜欢活动和游玩，又富有独立意识和自我追求，是思想最活跃、个性最为鲜明、精神最为旺盛的群体。
“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切忌用成年人的思想去理解儿童，更不应该用成年人的一套方法去要求儿童。
儿童天真活泼，喜欢游戏，喜欢生动的有图画的书籍，有爱美的天性，有丰富的想象力。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人蚁穴。
”
2、鲁迅认为对儿童一定要加以指导，给以正确的教育。
打骂和放任自流都是错误的。
他主张要把儿童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养成他们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
3、鲁迅认为应该解放孩子，使之自立。
鲁迅把把孩子、学生看作是单纯的认知体，不把孩子、学生看作是长辈和教师的附属品，而首先看作是生命的个体，是“独立的人”，他们与成人一样，有独立的意志、思想和情感。
鲁迅又认为社会在进步，后期的新人“一定尤异于前”，人的发展道途又“大有差等”，因而父辈和教师不能以传统要求他们，而要“把人当人”，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意志，要让孩子“自由思索”，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差异，“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
鲁迅对自己的教育主张身体力行，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海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4、鲁迅鲁迅认为应该使儿童在德智体美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他认为儿童应该健康、活泼、挺胸仰面，反对把儿童束缚成“低眉顺眼”、“少年老成”的小老头。
他说：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而在世纪之交的德可乐利，则受到卢梭的教育思想和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针对儿童教育提出如下观点：
1、重视儿童的本能和兴趣，将它们视为教育的基础。
同时，他也重视环境的作用，强调两者的融合，认为儿童的认知具有整体化的特点。
他主张学校应遵循两条路线进行改革：
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为儿童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由刺激的环境。
其基本设想是将班级分解为能力小组，施行主动的、个别化的、适合儿童需要和兴趣的学校课程。
他的教学计划在教育史上以“德可乐利教学法”著称。
2、在教育环境的安排方面，德可乐利认为应为学生智力的、体力的、社会的和审美的生活服务，他把学校设在一个便于儿童和自然接触、便于充分自由地活动的环境之中。
那里风景秀丽、场所开阔，到处有美丽的花草和可爱的动物。
教室犹如画室，教师是细心的观察者和富有智慧的激励者，儿童则按自己的兴趣从事身心受益的作业活动。
3、德可乐利的课程理论思想以“兴趣中心”为其主要特征。
与杜威相似，他将兴趣视为儿童成长方向的指示器。
在他看来，儿童的生命冲动在由他们的基本需要所唤起的兴趣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教育家应改利用这种冲动，以儿童的需要为中心来进行教育。
德可乐利认为人有四种原始的需要：
供养自己、保护自己免遭自然力的伤害、防卫自己对抗危险和各种敌人以及活动的需要。
与这些需要相联系，有四种主要的兴趣中心：
事物、躲避自然灾害、防御敌人以及劳动和相互依赖。
根据这种观点，他打破传统的分科体系，把课程分为关于个人的知识和关于环境的知识两大类，以个人生活中的需要为中心，再与属于环境的知识如家庭、学校、社会、动物、植物、矿物，天时和气象等联系起来，组成教学单元，逐年学习。
4、教学方法也根据单元学习分为三段：
观察、联想和表达。
观察练习在于收集第一手资料并予以理解。
为此，要使儿童直接感知事物，并应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遵循从整体到部分的原则。
联想即对已充分理解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综合、分类和比较，并为概括打好基础。
表达的目的在于帮助巩固前两个阶段所习得的东西，并帮助扩大学生的兴趣范围。
表达可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种。
前者如泥工、裁减、油漆、绘画等手工活动，后者则包括书写、作文和讨论等。
上述两者对儿童教育领域的立论，相同之处是二人都从重视儿童的本能和兴趣出发，在教育孩子上采取重方法，有目的教育原则，对孩子宽容大度但辅以正确的指导。
重视环境对孩子学习、健康成长的影响。
他们尊重儿童，相信儿童，用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儿童。
这赋予了后世人们在儿童教育理论宝贵的财产。
由于德可乐利直接从事儿童教育长达数年，在教育方法、教育理论、教学课程论等方面相比鲁迅要丰富和深入。
而鲁迅在旧中国各高等学校任教，没有直接涉足儿童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在儿童教育领域的观察和思考。
四、在儿童教育领域的实践
辛亥革命后，受蔡元培之邀，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提出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观的鲁迅，很重视儿童教育的躬行实践。
鲁迅曾亲自在教育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会”上讲“美术略论”。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更为关怀和重视儿童的教材和读物。
他认为那时的儿童读物太少，陈腐不堪，许多事粗制滥造。
他主张给儿童读的书一定要适合儿童的心理特点，要给儿童正确的印象和科学的概念，要用“孩子的话”来写，要图文并茂。
他要求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人，要注重教给儿童一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培养儿童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和习惯，呼吁要“放低手眼，拿起笔来，为少年儿童多写点科普读物。
”他自己曾亲自搜集儿歌，翻译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科学小说。
他先后译有《爱罗先坷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月球旅行》等，作为涵养儿童广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作为发展中的中国儿童读物的借鉴。
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对中国新的儿童读物的建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德克乐利于1907年创办了“生活学校”后进行课程编制和教法改革时建立了一种实验教学制度（亦称德克罗利教学法）。
为试行这种制度，德克乐利认为：
①学校应是实验室、活动室、工作室，而不只是听课室。
②课程应适应人的四种基本需要（饮食、衣住、防卫和活动、工作与娱乐）。
应根据上述需要，从社会生活知识和自然界（动、植、矿、天时、气象等）的知识中选择并加以组织。
③应以游戏和手工作业为主要手段，并以兴趣为中心，进行单元教学。
④或方法应为观察、联想和发表。
观察是让儿童直接对事物感知和经验。
联想是使儿童间接获知事物或回忆以前所观察的事物。
发表是让儿童把所获得的认识，表达出来。
发表分具体发表即手工作业课（如泥工、剪纸、绘画、制模、制品等）和抽象的发表即语言课（包括阅读、写字、作文、故事、演讲、讨论等）。
语言课教学应采用“观念视觉法”即“整体（整句）教学法”。
⑤应爱护儿童、爱好科学和钻研儿童心理学，并在教学中培养儿童互助合作，自觉遵守纪律和为团体服务等高尚品质。
德可乐利自1901年涉足教育之长达31年的过程中，呕心沥血，曾出访过英国，西班牙，法国，美国，拉丁美洲等地，为儿童教育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对后世儿童教育的启示和借鉴
鲁迅和德可乐利的儿童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当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意义，反思当前的儿童教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重视家庭教育，切实提高家长的素质。
鲁迅曾认为在中国须设“父范学堂”，这一主张至今仍未过时。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家长的素质依然偏低，对什么是教育，如何教育子女仍然没有科学的见解。
此外，中国特殊的国情，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一代代人。
例如“棍棒底下出孝子”，“传男不传女”，“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等有失偏颇的教育观点依然流行。
客观现实的需要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因而开办类似家长学校等性质的培训机构（例如新婚父母育儿班），为家长开设家庭教育课程成为客观需要。
2、提高幼儿园、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和教育修养。
鲁迅曾提到了儿童教育的师资问题，批评了把儿童交给蠢材去教育的做法。
鲁迅的这种批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当今我国各级学校中，幼儿园、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最低，这种做法虽不能被视为将儿童交给蠢材去教育，但确实反映了社会对儿童教育师资的不够重视。
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成功早期教育的前提是从事者的高素质，具体地说，早期教育者必须具备较高的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素养，发达国家用教育学、心理学博士教小学、幼儿园的做法正说明了这一点。
提高幼儿园、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是改善我国早期教育落后现状的可行之策。
3、还给孩子完整的童年。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里揭露了社会对儿童的精神虐杀致使儿童早熟，过早地失去了童心。
过早失去童心的一代必然是创造力、想象力缺乏的一代，社会虐杀了童心，也就虐杀了民族的创造力，屠杀了民族的未来。
德可乐利也通过对儿童教育的改革，激发学生对学习和生活的极大热情，从而健康成长。
我国当前教育的激烈竞争，促使部分家长“拔苗助长”式地把孩子送进各种各样的“加强班”，“兴趣班”，这种热潮应该减减温了。
4、儿童的品德教育要注重实际，要靠学校和家庭双方的努力。
鲁迅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批评了某些儿童读物违反儿童心理特征进行的不切实际的宣传教育，如《难答的问题》、《等错的文章》。
审视一番今天的小学教育、小学教材，过多的充斥了违反儿童身心特征，严重脱离实际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
这些说教性的内容也许只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播下说空话、大话以及虚伪、欺骗的种子。
德可乐利则认为，道德教育是学校的首要任务，教学应当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依靠儿童的活动来完成。
学校应当和学生家长保持经常接触。
5、教科书的规范化和课外读物的多样化
鲁迅对旧中国儿童教科书的粗制滥造深恶痛绝，并亲自参与了儿童读物的翻译和编写工作。
这对目前我国儿童教育领域的教材质量的提高和规范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为课外读物种类少，“少看闲书”传统的错误思想提供了改革的典范。
这里的规范化并不是要求教科书必须整齐划一，而是在编辑的质量、选材上要有所标准和要求。
6、关于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可以丰富多样。
鲁迅在很多作品中描写了幼年时代的自己，充满了学习和观察大自然的欲望，以及很多学习之外的美好回忆，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儿童教育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把儿童禁锢在课堂里。
德可乐利创办的生活学校，采取了多项教学革新措施，如出版学生报刊、创办学生自我管理组织“清洁工俱乐部”、定期举行节日庆祝活动等。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借鉴的教学管理方法。
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鲁迅和德可乐利的儿童教育思想更显得高瞻远瞩。
如今，鲁迅美术学院在中国成为艺术教育的先锋阵地之一；德可乐利的生活学校也在全球广为流传。
同为教育大家，尽管国籍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生活轨迹不同，但其发人深省的儿童教育思想却感同身受，并历练成教育殿堂的累累硕果。
后世的我们，唯有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两者的儿童教育思想，为培养高素质的未来人才而努力才是对两位教育大家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1、《外国教育家评传》赵祥麟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外国教育家评传精选》刘传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4、《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5、《励志中国-鲁迅杂文集》崔钟雷著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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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欧洲新教育运动的历史研究》吴明海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8、《呐喊·彷徨》鲁迅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9、德可乐利的“生活学校”儿童教育实验述评——兼析德可乐利教学法的特点周红安郑颖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维普资讯2005年
10、Jean-OvideDecroly,FrancineDubreucq,UNESCOwebsite,1993
11、OvideDecroly,PsychologueEteducateur,JeanMarieBesse,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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