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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选四P180）
1920.7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反对帝国主义,但要在斗争中保持独立性。
这些都是中共和国民党合作的理论依据。
（2）近代中国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敌强我弱，反革命势力异常强大凶残，“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二P634）三大敌人掌握着反动的国家机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这就要求我党必须有一个好的策略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去共同对付反革命势力。
（3）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决定了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无产阶级，一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少数，反动势力虽强大，但也在人口中占少数，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
因而无产阶级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4）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有利于扩大中共在全国的影响，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实现三民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
1923.2孙中山又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不禁止工农运动。
而中共刚刚建立，力量还很弱小，影响也有限，因而同国民党合作，可以通过国民党这面旗帜，来扩大中共的影响，发展革命势力，加了革命步伐。
统一战线的建立光有必要性还不够，还要有可能性，即其他一些阶级、阶层、社会政治力量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也能参加革命。
可能性:
（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各被压迫阶级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在近年中国，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尤是前者（民族矛盾）。
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能建立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
（2）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国民党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们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坚持民主革命立场，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进行了不懈努力，有一定的革命性。
（3）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迫切需要苏俄和中共的帮助。
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和挫折以后，特别是在经历了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一筹莫展，迫使希望得到苏俄和中共的帮助。
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
”（毛选四，P1360）
2.中共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制定的，它经历了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
中共刚成立时，由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还未传到党内，同时，我党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还缺乏正确认识，因此，党的一大既没有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也没有提出国共合作问题。
当时我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的是关门主义政策，排斥其他一切党派，不和他们合作。
一大后，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开始传到我党，共产国际又派魏金斯基和马林来华帮助共产党人从事统战工作（不过开始共产国际更接近吴佩孚,称吴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
二七惨案后由于吴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共产国际才完全转向孙中山）。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加上中共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共在统战问题上开始转变态度。
1922.7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和国民党建立以党外合作为形式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不同意和共产党建立这种党外合作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共到三大时也只有420人，在大部分地区还只能秘密活动，因而孙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反对两党平等地实行党外合作）。
马林根据以往在印尼工作的经验，认为只有采取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方能实现国共合作。
但马林的建议一直遭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反对。
陈独秀曾先后于1922.4和6两次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负责人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马林在1922.7返回莫斯科（二大前）,同共产国际商谈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
7.17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阐明了孙中山、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中共对目前形势缺乏认识等。
他还对国民党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价,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大加抨击,说他们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
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应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主张，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止。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了马林的报告后,第二天便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并在7月和8月两次作出指示,要求中共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还要求中共把总部迁到广州,在马林的帮助下工作。
这也标志着共产国际准备和吴佩孚建立联盟计划的破产。
1922.8马林再次来华。
为了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否决中共二大关于党外合作的决议,8.29-30,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和马林七人。
会上争论激烈，马林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等基本同意党内合作，认为中共的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中共二大制定的统战政策，避免与马林及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
张国焘等人则反对党内合作，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陈独秀是反对党内合作的，但表示如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那可以服从，同时他提出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即只有孙取消入国民党时打手印及向孙宣誓永不叛党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否则他要坚决反对。
由于会上争论激烈,各方争执不下,于是马林提出了组织纪律问题。
他问：
你们还要不要纪律？
你们是否遵守共产国际的决定？
由于是纪律，大家只好服从了。
当时决定少数负责人首先加入，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的决定也许是对的，利于推动国共合作的步伐，但其强迫接受的方法也有不足之处。
目前史学界对党内合作的形式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于9.4以个人身份第一个加入国民党。
随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也陆续加入。
但当时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而党内在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上思想仍未统一。
共产国际对此问题十分重视,抓得很紧。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1.12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共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其途径便是实行党内合作,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由于共产国际的重视,加上1923年初发生的二七惨案使中共进一步看清了军阀本质,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因此统战工作加快了。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正式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陈潭秋等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
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大会也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并由陈潭秋作了有关报告。
“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依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
会议围绕参加国民党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争论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是否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关于共产党员是否应全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赞成，马林和陈独秀甚至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而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同意少数加入，反对全体加入，他们强调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认为全体加入国民党会使我党腐化。
关于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等主张加入，认为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会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主张“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反对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党的基础,它加入国民党会削弱党的基础，取消党的存在，主张产业工人应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国民革命。
这两种意见都有其正确和错误的方面。
其错误一派表现为右倾，看轻工人阶级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者，甚至共产党没有也没关系；
另一派则表现为左“”倾，怕参加国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不去积极参加和促进国民党的改组。
[陈独秀转右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一再强调、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陈独秀和刘仁静等于1922.11-12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强调国共合作重要性的同时,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忽视了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把无产阶级降到了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1923.1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也有同样的阐述。
二是受二七惨案的影响。
工人运动的失败使陈独秀感到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开始对中国革命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并逐步形成了右倾错误理论。
1923.4陈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只能是资产阶级，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指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
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他还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还须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只有待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无产阶级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所谓的“二次革命论”）。
]
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最后决定：
在保持党在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大会发表了宣言，修订了党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
大会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邓中夏、徐梅坤、邓培、李汉俊、张连光。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其余4名中委分派：
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
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党的“三大”的召开，标志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
它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会议主要批评的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左”的倾向，而对右的倾向则认识和批评不够，因此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明显反映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观点：
对国民党估计偏高，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估计不足，认为“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
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
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认识不足，强调国民党应立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对农民的土地问题、革命军队问题等，也没有提出或没有作出明确决定，则是其不足之处。
#关于党内合作的形式史学界有不同评价
3.国民党的改组
二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不能"
单独依靠兵力"
，而要依靠党的力量。
而这时的国民党，虽是一面通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有较大的号召力，但它也存在一些本质性弱点,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如没有一个明确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组织涣散，纪律不严，连有多少党员也搞不清楚,号称数十万（20万左右）；
内部成份复杂，缺乏真正的革命分子,官僚、政客、投机分子大量入党，多数党员把入党当成"
做官的终南捷径"
；
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孙中山只好采取联合军阀的办法,联甲倒乙,或联乙倒甲。
因此，孙中山痛感这个党有彻底改造的必要。
鉴于国民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孙中山曾多次想改组国民党,但由于认识没有提高,党内思想又不一致,加上缺乏可依靠的骨干力量,因此始终未见成效。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需要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戴季陶1924.3在同谭平山的谈话中也不得不承认：
“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
”----王健民：
《中国共产党史稿》P110-111
在孙中山的奋斗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希望革命后的俄国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诚盟友。
为此，他曾想方设法同苏俄政府取得联系。
1920.11，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俄的使者魏金斯基，提出了与苏俄建立联系的要求。
次年8月，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复信中，孙中山表示：
“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
”
1921.12，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进行了三次长谈，讨论了中俄联盟的可能性。
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要有一个联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好的政党；
二是办军官学校，形成革命的武装核心。
孙中山对此非常赞同。
1922年初，孙中山已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1922.4，孙中山又在广州会见了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当时马林已离华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再次表达了与苏俄建立联系的愿望。
双方还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但孙反对和中共进行党外合作（平行合作）,要求党内合作。
陈炯明叛变后,共产国际和苏俄通过达林告诉孙,他们和孙站在一边,反对陈。
马林回到中国后,于1922.8.25（西湖会议前）在上海会见了孙,商讨苏俄与国民党联合及国共合作问题。
马林告诉孙,共产国际已通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建议孙改组国民党,孙表示接受。
1922.7苏俄（1922.12称苏联）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派他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有关外交、商务等问题,同时,和孙商谈双方合作问题。
8.12越飞到京,他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进展迟慢,但和孙的秘密谈判发展迅速。
双方在多次书信交往后,越飞于1923.1.17离京赴沪,并在1.22首次会见孙。
经多次会谈,双方于1923.1.26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中双方都做了重大让步。
苏俄政府声明同情中国的统一和和平独立事业,支持中国革命,重申苏俄政府愿意放弃沙俄政府时期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在外蒙古搞独立活动；
同时，孙中山也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并“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
但同时宣言还贬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对孙作了一些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认为：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
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后来1923.2.1莫斯科《真理报》的报导中把这段话删了,但这种错误的提法为日后国民党右派反共反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依据。
这个联合宣言的发表，既标志着苏俄由原来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方针的转变，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以俄为师"
观念的定型和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
它还促进了孙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以后，孙中山的思想有了飞速的进步，他很快把目光转向了新诞生的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并引其为同志和战友，确信"
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曾赞扬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提出了与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李大钊、林伯渠等人与孙中山商谈了国共合作问题。
中共"
二大"
通过了《关于"
民主的联合战线"
的决议案》，决定以党外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在此前后，孙中山拒绝两党对等的党外联合方式，但同意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则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
为此，马林于7月间返回莫斯科，征得共产国际对他的建议的赞同，然后带着国际的指示来中国贯彻。
8月，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
会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会见了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
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赞成改组国民党。
早在西湖会议之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多次与孙中山讨论过"
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诚恳帮助感到由衷的高兴。
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李大钊率先加入了国民党，不久，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也陆续加入。
1922年9月，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孙中山开始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
9.4孙在上海召集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研究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马林到会讲了话。
9.6孙指定陈独秀、张秋白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草案起草委员会。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重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纲，并首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孙也从依靠地方军阀开始走向依靠民众，这是孙革命思想的一个飞跃，也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孙同时公布了党纲和总章。
这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联合部分粤军和留驻福建的许崇智北伐军进军广东，讨伐陈炯明。
陈在战败后，退往惠州。
1923.2，孙中山再回广州。
3月，组成陆海军大元帅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第三次在广州建立起革命政权。
国民党改组步伐也由之而加快。
1923.8，孙中山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赴苏俄考察党务、政治和军事,并洽谈苏联的援助问题,还邀请苏联派政治、军事顾问来广州（11.29启程回国,12.25到上海）。
10.6，应孙中山邀请，苏俄政府派驻广州常设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具体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
10.19，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汪精卫、戴季陶、张继、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协助自己工作。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任命廖仲恺、谭平山、胡汉民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古应芬、许崇智、谢英伯为候补执行委员，负责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
同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
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国民党改组的起点。
之后，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即着手办理改组事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及党员登记，统一宣传机关；
又决定来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1.12，临时中央执委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
党的基层改组工作开始进行。
1923年底至次年初，孙中山以勇敢的革命精神，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各项准备工作，迎来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4.国民党一大和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
大会代表196人，出席开幕式的165人。
这些代表，一部分由孙中山指派，一部分由各省区党员推选。
其中，包括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大会）、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王尽美、夏曦、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胡公冕等23人。
孙中山以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
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有：
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重要文件；
并根据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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