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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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正是发端于“土改小说”（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在叙述“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中,这一叙事结构不仅得到延续,而且更成为主要的结构形式之一。
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同样延续着这一结构模式。
其中,唯一变化的是梁生宝的身份,梁生宝不再是外来的干部,而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创业史》的这一身份上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1964年出版的浩然的《艳阳天》,在《艳阳天》中,萧长春也是一个农民干部,但同样承担着“动员—改造”的叙事功能。
注意到这一变化也许是重要的,或许它意指着群众掌握真理的重要性,或许它意味着这一所谓的“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潜在的人民的合法性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恰好对应着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结构。
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詹姆斯·
R·
汤森和布兰特利·
沃马克认为:
“中国所属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形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
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
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
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
用戴维·
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
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
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②汤森和沃马克似乎并不完全同意将中国纳入这一“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彻底摒弃“动员”这一概念,而在他们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叙述中,既强调“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同时亦给予了“政治动员”以极大的关注。
而在事实上,“动员”和“改造”正是屡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文献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但是,“动员”这个概念,尤其是当它成为一个社会“系统”或者一个政治“结构”的指称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仍然显得含糊不清甚至过分地随意。
需要追问的仍然是:
一个社会为何需要动员;
谁来动员或者动员的目的何在;
支持这一动员的力量以及群众接受动员的因素又究竟是什么,等等。
而最后的问题则是:
“动员”真的被结构化了吗?
而这些问题,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显然很难回答。
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群众”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
而对群众的重视,即和“为人民服务”这一革命政治最为重要的理念有关,同时也直接来源于战争年代的需要。
中国革命其实质乃是一种政治/政权革命,所谓“井冈山道路”（“武装割据”、“根据地”）正显示了政党政治国家化的企图。
显然,在这一革命运动中,正是群众的参与,尤其是群众参与的质量,才在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胜负。
这一参与,不仅包括人力与物力,更是意味着,在这一参与的过程中,群众如何成为政治主体,即国家的主人。
或者说,使革命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
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强调:
“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
③正是群众对革命的参与,才使当代文学确立了“人民”这一叙事母题,而这一母题几乎笼罩了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并且经过“人民/母亲”的修辞转换（比如《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使革命获得了一种宗教性的修辞力量。
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正是经由“群众”这一符号,而确立了自己的政党—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地位。
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能重新解读,比如周立波《暴风骤雨》这一类“土改小说”。
当然,《暴风骤雨》或者其他的“土改小说”（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涉及了中国政治的诸多方面,比如革命与暴力的关系、土地政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乡村政权重组的问题,等等。
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想像,它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正面的价值观念,仍然是这类小说潜在的意蕴之一。
在这一意义上,《暴风骤雨》最热闹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场面,可能是“分马”,但是,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概念化的场景却应该是小说结尾的“参军”一节。
在农会主任郭全海的带动下,元茂屯掀起了一股参军的热潮,用老孙头的说法“屯子里的小蒋介石算是整垮了。
咱们去打大蒋介石,把他整垮,大伙都过安生日子”,而中农刘德山则说“咱是中农,这江山咱也有份,咱也要去……”议论构成了这一节主要的叙述方式,而过多的议论,难免会有“概念化”的问题。
但是,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所谓“概念化”的批评,却又需要极其谨慎的使用。
有时候,所谓“概念化”或者“符号化”的人物或叙述,却常常是小说最具想像力或者政治张力的地方。
比如《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很难说他们不是符号化的,但离开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小说的意蕴就很难完全呈现。
一个作家,常常在生活世界和想像世界之间徘徊,他真正需要做的,恐怕正是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设置必要的关联,这也是所谓结构的作用。
因此,恐怕不能对“概念化”或者“符号化”作一般的尤其是简单化的排斥。
小说首先是一个整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叙述方式,最后完成从生活到想像的过度、虚构乃至重新创造。
在这一意义上,“参军”一节试图处理的,正是“土改”如何使群众获得一种政治主体的地位以及参与意识,而用当时更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翻身当家做主人”。
[去除了会摧毁革命的光环的利益关照。
利益被抽离的时候，这种动员的去利益化就发挥强大的作用]
显然,所谓“动员”并不仅仅只是寻求一种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在中国革命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也即成为政治主体或者“国家的主人”,起码,在叙述层面,这一设想,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想像方式。
这一想像,实际包含了革命中国而不完全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或者,一种乌托邦式的想像。
所谓“乌托邦”,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比如中国的“桃花源”）,但是,传统乌托邦和现代乌托邦的差别则在于:
如果说,传统乌托邦仅仅只是一种彼岸的幻想,那么,在现代,所有的努力则是如何在此岸实现这一乌托邦的想像。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解释这个世界。
因此,乌托邦的介入,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想像能力以及行动和实践能力。
而想像总是和面向未来的态度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评,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达到那些目的的适当的手段,或者说,他们不承认历史强加的限制,也没有估计到历史提供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非乌托邦性质。
而在当下,一种流行的说法,往往习惯于将人类的灾难归咎于这一乌托邦的存在,比如,常常将乌托邦和集权政治叙述成为某种因果联系。
但是,莫里斯·
迈斯纳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比如: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国民党政权……所具有的显著的集权主义特征显然与任何乌托邦思想体系从未有过什么联系,因此,甚至也从未与任何严肃的社会变革纲领有过什么联系”,相反,迈斯纳坚持认为,乌托邦对于未来的幻想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代替现存社会秩序的东西。
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能力设想另一个与现实根本不同的世界和时代,这种能力显然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根本重要的意义。
④
只有乌托邦的存在,或者因了这一乌托邦的存在而确立的面向未来的态度,才构成了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想像动力,或者叙事特征。
同时,也因了这一乌托邦的想像,不仅支持着“动员”这一政治概念,同时,也决定了人们接受此一“动员”的内在动因。
因为,乌托邦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预言的内容,更在于群众对他们的反应,或者说,如何让“少数人的鼓动变成多数人的信念”。
所谓的乌托邦想像的预言内容,在革命中国的叙述中,成分尤显庞杂。
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想像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被安德森称之为现代民族—国家。
但是,对叙述而言,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尤其是下层人民,这一——“国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它必须转化为一种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只有这样,这一——“国家”才能转变为“多数人的信念”。
当歌剧《白毛女》明确了自己的叙述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候,它实际上为革命中国的叙述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中介概念——“新社会”。
⑤当然,究竟什么是“新社会”,迄今为止,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权威并且完整的理论概括,相反,它散落在各种叙述,包括文学叙述之中。
《战斗的青春》中,高铁庄谈自己的理想:
“我的志愿哪,打走小日本,饱饱地吃上两顿肉饺子,回家小粪筐一背,种我那四亩菜园子。
当然啦,地主得无条件地把园子还给我。
这样,夏天干完了活,弄一领新凉席,在水边大柳树底下一睡,根本不用人站岗放哨。
醒了到大河里洗个澡。
嘿,看多痛快。
”在这里,“新社会”被叙述成为一首“田园诗”。
在这首“田园诗”里,人人平等,“剥削”不仅在制度上被彻底推翻,而且还在根本上被剥夺了伦理上的合法性（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男人不能打骂女人,而且婚姻自主,所以小飞娥和艾艾有了根本不同的命运:
在过去,“凡有像罗汉钱这一类行为的,就没有一个不挨打——婆婆打,丈夫打,寻自尽的,守活寡的……”（赵树理《登记》）没有匪患,从《林海雪原》开始,“剿匪”题材的小说,一直长盛不衰（比如《枫橡树》、《武陵山下》,等等）。
干部必须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所以,面对那个根本不为人民服务的“区长”,“我”和“方冠芳”心里都是“既愤怒又痛苦”（何又化《沉默》）。
封建的“家长制”被彻底推翻,青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言权,所以,黑凤调皮地要给三福老爹画眼镜,也能获得“乡土社会”的宽容（王汶石《黑凤》）。
私利被视为非道德的行为,甚至有损人的尊严,所以,李拴要买大木匠给合作社的发明,会让大木匠觉得是一种“侮辱”（王汶石《大木匠》）。
这个“新社会”是干净的,前所未有的,也是道德的,没有卖淫嫖娼,因此,朱国魂就必定是一个“邪恶”的形象（陆文夫《小巷深处》）……等等。
总之,这个“新社会”按照平等的原则,重新缔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重新创造了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
同时,更重要的,这也是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它的核心正是相互扶助。
而在所有的表述,政治、经济或者道德的表述中,潜藏的,恰恰是一种“天下为公”的文化想像。
很难说,这是一种完全的或者崭新的社会主义想像,在这一想像中,我们恰恰可以读到传统的“刻痕”。
因此,在这一想像规约下的“新社会”,既朝气蓬勃,又略显保守。
但是,任何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如果完全失去历史的支持,那么,它实现乌托邦的可能性,常常会因此逊色。
因此,这一——“新社会”,尤其是在1950年代的表述中,它唤起的可能正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历史记忆,而因了这一历史记忆的被重新唤醒,所谓“新社会”的感召力也反而得以加强。
但是,这一——“新社会”并不是要求重新回到历史,相反,它始终坚持的仍然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
因此,这一想像就必须加入新的叙事元素。
而“妇女”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符号之一。
赵树理写于1945年的《孟详英翻身》是一篇纪实性很强的作品（赵树理称之为“现实故事”）,⑥小说固然描写了孟详英不甚如意的婚姻,比如,涉县的风俗是:
“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具体到孟详英身上,更是如此,她的身世、性格,包括脚大,“这些在婆婆看来,都是些该打骂的条件”。
但是,小说并没有纠缠在孟详英的“爱情故事”上,甚至直到小说结尾,作者也没有提及孟详英的婚姻结局,只是说:
“谁变好谁变坏,你怕明年续写不上去吗?
”赵树理着重叙述的,恰恰是孟详英的非“爱情故事”,比如她如何当了村干部,如何发动群众,如何领导妇女搞生产,最后,孟详英成了劳动模范,还把她“领导妇女们放脚、打柴、担水、采野菜、割白草等经验谈了许多”——“她在会上作宣传,许多村的妇女都称赞她的办法好。
今年涉县七区妇女生产很积极,女劳动英雄特别多,有许多是受到孟详英的影响才起来的。
”注意到孟详英的这一非“爱情故事”也许是重要的,显然,在赵树理看来,妇女只有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或者公共政治之中,其家庭或社会地位才能真正提高,同时这也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之一,而“新社会”恰恰为妇女的这一解放路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女性解放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模式,同时,也直接影响了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创作。
事实上,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其致力于叙述的,正是妇女如何积极地介入到社会事务或者公共政治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主体性。
而在妇女介入社会的过程中,“劳动”（或者“工作”）,正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中介,因此,“走出家庭”恰恰成为当代文学和艺术一个重要的叙事主题（比如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女理发师》等等）,以致于连徐义德的三姨太林宛芝也开始向往“工作”（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显然,“新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鲁迅当年的疑问——“娜拉走后怎样?
”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更是政治化的过程,因此,妇女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开始成为社会主体,同时也开始成为政治主体,成为“新社会”的积极的支持者。
只有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米燕霞和“光头汉子”的争论,不仅是“保守”和“激进”的冲突,同时也是女性和男权的冲突（王汶石《米燕霞》）,而在《新结识的伙伴》中,秀气的吴淑兰和风风火火的张腊月,所显示的,不仅是那种“咱们女人也志在四方”的自豪感,同时,更意味着女性作为政治主体的生成。
⑦
如果说,符号控制着我们的想像力,那么,一个新的符号的出现,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解放了我们的想像力,因此,符号领域的冲突,是政治的根本性的冲突。
在这一意义上,“女性”的符号并不仅仅局限在女性主义的领域,它所代表的,还是那一时代的政治的想像,这一想像同时又渗透在文学的想像之中。
在我看来,“女性”这一符号所意味的,恰恰是经由这一符号表现出的“新社会”和包括女性在内的底层人民的亲密关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承认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承认的政治”。
正是在这种承认中,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地位。
并且,经由“新社会”这一日常生活的形态对“革命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也使“动员”获得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基础。
显然,在中国,“动员”并不完全是一种外在的指令,它同时包含的可能是某种群众的自发心理,比如,“当家做主”所带来的尊严感甚至荣誉感。
加斯托曾经提到西蒙波娃对革命中国的赞美,比如,“她敬佩中国可以动员每个老百姓拿起拍子打苍蝇”,⑧尽管加斯托语带讥讽,并且隐含着对“同一性”的批评。
但是,在这一“同一性”的表象背后,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
而问题正在于,对“同一性”的简单化的批评,常常会导致对其中的复杂性的省略甚至忽略,这也是所谓“政治正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需要讨论的,正是为什么“动员”常常需要依托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而这些政治运动仍然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这并不是“集权政治”可以完全解释的。
真正作用的,可能正在于某种“承认的政治”的运作机制,而这一“承认”正是经由“新社会”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被体现乃至被表述出来。
因此,史华兹在观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曾经提出“德性统治”的概念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承认的政治”恰恰构成了这一“德性统治”的群众基础。
当然,离开了群众的认同、支持和自愿加入,“动员”和“运动”就的确会流于同一性甚至强制性的形式,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仅仅这样理解“动员”结构,仍然不够。
比如,我们可能据此将“动员”缩小到解释成为对国家政治政策的某种配合。
这一点并无问题,事实上,大到国家政治,小到一个单位的生产任务,在中国,并不完全依靠科层制的管理系统,在更多的时候,恰恰是依托了这一群众的“动员”机制,比如,“义务劳动”或者其他的群众性参与活动。
而在所谓的“单位”的制度设计中,围绕党委的,常常是党、团员,而后是先进人物或者劳动模范,再而后,则是普通群众,即使是某项行政指令,党委也会依靠这一模式,层层动员,配合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共同完成。
这一“动员”方式,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隐形”的管理结构。
这一制度模式以及“动员”与科层化的关系,我在下面仍会继续讨论。
可是,将“动员”仅作如是观,我们仍然无法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视域中对此加以观察。
比如,回到文章开头,我们怎样来理解邓秀梅下乡的真正意图?
小说写“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
这里突出的是“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隐藏的,却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乡党支部的批评。
于是,有了李月辉这个形象的出现。
而邓秀梅的任务,不仅是对群众的动员,也包括对乡党支部的改造。
应该说,周立波在对李月辉的形象处理上,态度是相当温和的。
在小说中,李月辉被描述成为“心机灵巧,人却厚道,脾气非常好。
但斗争性差,右倾机会主义者砍合作社时,他也跟着犯了错误”。
批评相对激烈些的,则是书中另一个党员谢庆元。
而在相关的叙述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都会出现谢庆元这样的人物。
比如,赵树理《三里湾》中的范登高,柳青《创业史》中的郭振山,浩然《艳阳天》中的马之悦,等等。
当然,形象不一,作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这些形象的出现,固然有其现实依据,⑩而赵树理和柳青的态度也更为激进,但尚未将其归入“阶级敌人”。
只有到了浩然的《艳阳天》中,马之悦才被明确叙述为“党内资产阶级”,而萧长春和马之悦的冲突也因此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当然,这和1960年代的政治有关（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小说潜在的结构意义恰恰是在这里,邓秀梅们的动员和改造,不仅针对着落后的群众（比如“秋丝瓜”和“菊咬筋”）,还针对着党的基层组织（比如李月辉和谢庆元）,而其背后,显然是“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冲突（在“文化大革命”中,则被正式命名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而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广大人民——这一“人民”由先进人物（比如刘雨生和陈大春等）、贫下中农（比如陈先晋和盛佑亭等）、可以争取的中间人物（比如盛佳秀等）——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热情,一旦这种热情被动员乃至被激发出来,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这一潜在的结构意义乃至相应的人物关系的配置,同样出现在其他的小说中,比如《创业史》、《艳阳天》等等,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构成了当时某种主流的写作模式。
[这叫潜在？
这是压过一切的政治装饰性外衣。
还潜？
谁敢让它潜？
]
如果说,小说只是含蓄地或者隐蔽地接触到这一政治主题,那么,将这一政治冲突以及相应的政治构想明确化的,则正是毛泽东的个人叙述。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一方面将“我们的某些同志”讥讽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老是埋怨旁人说:
走快了,走快了”。
而另一方面,却高度地赞扬了蕴藏在群众之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且预言“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进而要求“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
同时,毛泽东也在抱怨:
“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11}”将“领导”与“群众”对立,并且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因素,同时政治/政策分歧并不在组织内部解决,而是通过动员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改变“小脚女人”的态度。
历史上的孰是孰非,我们暂且不论。
仅就毛泽东的叙述而言,我们看到的却是,“动员”在1950年代以后,开始向政治领域转移,并且被赋予另外的功能性意义,这一功能也许可以被表述为:
通过动员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形成的某种“压力政治”。
这一“压力政治”有时候针对科层化的管理制度,有时候针对官僚主义,有时候针对保守主义,也有时候针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等等。
毛泽东对“群众”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组织”的不甚信任,可能意味着毛泽东某种潜在的意识,即认为“人民”具有一种潜在的“普遍愿望”和一种天生的“社会主义意识”。
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西方论者察觉到毛泽东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某些不一致的地方,并且据此认为毛泽东具有一种天然的民粹主义倾向。
{12}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延安道路”和“苏联模式”之间的冲突。
所谓“延安道路”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表征之一,便是群众的广泛参与,这一群众参与不仅包括制度化的“统一战线”,{13}同时更强调了一种参与的政治热情,以及对群众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肯定,而潜在的分歧,则正是专家化、科层化、官僚化等等“苏联模式”的现代性特征。
{14}这一“延安道路”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比如,1926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毛泽东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有二:
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
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
{15}在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列宁主义的影响。
但是,以1966年3月中国纪念巴黎公社起义95周年活动为标志,则更强调公社的选举制度（比如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的原则）、群众自发的革命首创精神（比如“自己解放自己”）等等,尽管这些“公社理念”后来又逐步倒退,也暴露了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设想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悖论乃至分裂,当然,这些已经涉及到“文革史”的专门研究,此处可以不论。
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延安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特征所在。
这一群众性参与,显然与另外一种理论设想有关,也就是我们怎样理解“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觉悟”。
按照迈斯纳的说法:
“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真的要求这样的无产阶级来实行,而只要那些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人们来实行就行了。
虽然在毛泽东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一再解释这种‘觉悟’的信仰与价值观,但是它的特殊的社会含义是难以确定的。
‘无产阶级’既不是特定的社会阶级所固有的属性（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也不存在于某个特殊的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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