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捆绑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启蒙关系的一种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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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捆绑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启蒙关系的一种反思

错位的捆绑:

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启蒙关系的一种反思

　　众所周知，以“五四”新文学为肇始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启蒙”的文化思潮语境下庄严登场并派生出自己相应诉求的。

启蒙诉求在20世纪文学史上几经沉浮，反复凸显，并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主题建构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悖论。

事实上，面对迄今为止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者从二者关系角度做了不少探索。

可在已有的反思范式里，主导型的倾向依然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启蒙看做一个同质范畴，似乎文学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启蒙本身遇到问题，只要坚持诉诸启蒙，文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种研究范式固然对一部分由启蒙问题造成的文学问题的解答富有说服力，但由于回避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价值诉求和启蒙诉求诸多本体上的异质属性，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些价值问题的解答依然显得不尽可靠。

基于此，本文企图理清的是，启蒙诉求所派生的人性演绎话语和文学本体所要求的人性话语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能否互相取代；启蒙嵌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的是是非非到底该怎么看待；中国文学要进一步向前发展该如何处理和启蒙的关系。

中国论文网/5/view-7060570.htm

　　一、并非一体：

中国启蒙话语的

　　文学诉求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

　　在我看来，20世纪的中国启蒙话语其实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出现的一个思想文化领域里有特定内涵的独立话语系统，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同文学审美话语系统的价值诉求并非等同，二者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一体关系。

　　启蒙本意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

世界史上启蒙运动是指17到18世纪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它是在近代科学发生发展的基础上，受其认知方式启发，将该时代派生出来的理性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旗帜，针对中世纪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开展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17到18世纪的欧洲，一些思想者基于对自身所拥有的理性的信仰，相信他们在对中世纪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的对垒中真理在握，可以“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为历史立法”，并带领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蒙昧走向智慧，从而义无反顾地发起了这场在人类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解放运动。

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通过对社会、历史、科学、政治、道德等诸多领域的理性探索奠定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大厦的现代性基石，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走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不过自身也充满许多悖论，其最大的不足在于过分迷恋人在那个时期理性达到的高度，把它看成是完全可以解开一切矛盾直抵人类幸福之门的钥匙。

中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20世纪初期，其时西方世界在享受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对它的反思。

由于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正面临的是隔离于现代文明大门之外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体制背景，促使社会政治体制现代转型成了当时中国启蒙者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面对当时社会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而黑暗势力依旧非常顽固的现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总结道：

“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

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

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①基于这种认知，陈独秀积极呼吁先觉的知识界开展一场对民间的精神伦理改造运动：

“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

何以言之？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

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

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

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

”②因为要对民众进行启蒙，他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被启蒙者有效连接起来的工具，文学由于在改造世道人心、影响民众方面“有不可思议之力”，于是被中国的启蒙先驱异乎寻常地重视起来，从而拉开了新文学的序幕。

　　正因为启蒙运动先驱们完全是基于为建立新型的社会政治框架和促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功利性目的发起了改造国民文化心理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其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社会政治问题，这一时代诉求奠定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启蒙”理念有着许多先天的弊端。

一方面，作为一场政治革命的补课去寻找文化依据，使得它无法以从容的心态在科学和哲学上全面承接西方启蒙的文化传统，从而为它的展开打下深厚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特定环境下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与传统的政治模式相表里的封建文化意识形态，这使它在运用一些启蒙所倡导的抽象概念同封建传统文化观念杀伐攻打时，过于迷恋它表面上的优势，没有充分正视其与现实生活对接的复杂性以及现代社会里已经产生的对启蒙的反思经验。

当它闯入文学领域时，按照自己需要建立的价值法则和整体的文学所需要的更复杂意义上的审美价值阐释是有距离的。

其所开辟的人性演绎内容在抽象地追求和捍卫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固然拥有比一般性文学审美更集中、更具体的现代性价值指向，但相对于以对社会人生和人性的全面深入发掘和表现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文学本体伦理诉求而言，价值诉求依然过于偏至和表面化。

　　这种过于偏执和表面化首先表现在对文学表现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

对文学本体而言，文学作为人学，与人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等都属于其正常的观照对象。

文学应该把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表现出其参与人性建构的复杂性作为第一要义，如有论者所指出的：

“从根本上说，文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正是对人的不同言说构成了绚丽多姿的文学图景，这也正是文学与人、人的活动及其生存存在着密切关联的主要原因。

”③对中国现代启蒙意识的文学诉求而言，出于自身的目标，它在事实上有一个表现内容的筛选机制，即习惯于选择那些能比较直接地服务于当下社会变革的政治和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为对象，特别是在启蒙意识观照下对社会历史的前进起阻挠作用的国民性的落后方面，而对距促进社会变革的功利性目标距离较远、在人性建构的社会历史文化链条中作用更为复杂微妙的诸多精神内容和意识内容都边缘化了，甚至无暇对民生的艰难性与多维性进行深层次的辩证体认。

以鲁迅的《药》为例，因为要表达的主题是启蒙意识观照下民众的愚昧、麻木、落后，所以作者塑造了以浸透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来为得肺病儿子华小栓治病的华老栓；但华老栓一家走投无路的生存疾苦，以及在以原始本能的方式同残酷命运肉搏过程中所具有生命意志和爱子之情等方面深邃的心理内容，就被作者轻描淡写或有意忽略了。

再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看似在最高意义上深得文学与人性关系内在精髓的纲领性文章，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中所理解的人性，从动物性和进化两方面着眼：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

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

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

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

”④这的确属于振聋发聩的声音，迄今依然代表着我们对人性理解的最高深度。

可事实上，这种本来可以导向对人类灵魂做出更辩证、更深厚人性演绎的认知灵光一旦要被纳入启蒙的范畴时，马上就变味了，它所认可的“人”，只是在社会政治权利意识以及对其它心理文化内容上符合他们抽象的现代概念要求的人。

由此出发，大量的与之有违的、或者不一定有违但因为覆盖在传统文化形态下的同样具有复杂内涵的人性表现形态，在他这里不加辨析地成了“人荒”。

一言以蔽之，启蒙的文学诉求在表现对象和内容上经过了“启蒙意识”的选择和淘汰，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深入、全面和客观表现人生人性的需要。

　　其过于偏执和表面化，其次表现在作者自我姿态的设定上。

本来对文学本体而言，作者在面对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人生时，可以有多元化的逻辑立场和态度，如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洋溢的；可以是高傲的，也可以是谦卑和充满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可以是自信的，也可以是内心充满无法解答的疑虑而惶惶不安的。

作者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取决于他的经历、修养、人生观、世界观和文学观，他只要忠诚于自我就好了。

但对现代启蒙话语所派生的文学叙事立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受机械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启蒙者以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链条为依据，尽管对西方社会的当下思想知识的最新状况及内在矛盾尚一知半解，但又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拥有真理在握的绝对自信，坚信他们在批判对象面前进行的是一种布道者理所当然的“解放叙事”与“真理叙事”。

如陈独秀在为了方便对民众启蒙而附和胡适的白话主张时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⑤，潜在的便是一种启蒙者的话语霸权心态。

启蒙者的这种姿态固然使得启蒙者在使自己的主张得以迅速传播并战胜对手方面功不可没，也确保了由此派生的文学叙事不会偏离预定的主题轨道，但这种布道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意识也往往会使得他们作为文学叙事者时，丧失了面对内在自我、面对自然、面对社会持之以恒的探索态度，并极大地阻碍和削弱了他们通过自己独立的生命经验来和他们所持之“道”进行深入对话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中外文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许多经典作品都非作者单纯布道式的产物，而是他本着真诚之心调动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潜意识的各种机能在对自我、自然和社会的多重拷问和探索的结果，如曹雪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其价值恰巧不在于作者充满自信地要告诉读者某种真理或信条，而在于作者发自内在生命体验的一种探索和困惑；若作者只是采取一种真理在握的姿态向读者图解某种外在于他生命体验的观念，又如何成就里边及其复杂的、远远超出作者自己理性观念之外的丰富价值内容呢？

　　其过于偏执和表面化最后表现在其内在逻辑方式的使用上。

启蒙话语所派生的文学方式有异于常态文学方式的地方，还在于斗争意识驱使下采用的二元对立逻辑模式。

一般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常处于中间状态，从不同维度看有不同的意义，常态的文学方式在对它们进行表现时未必一定需要在黑白对立的意义上设置矛盾冲突，做此是彼非的价值判断；启蒙话语则服从于借对对立面的批判来迅速普及和推广自我的斗争需要，摈弃了对中间地带以及含混成分的兼容性，以自我的单一价值维度为标准，将有意识地选择出来的表现对象不无简单化地分为是非分明的对立双方，进行彼是此非的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正如伯林所指出的：

“启蒙运动，在反抗各种各样的蒙昧、压迫、不公正和非理性方面，其无与伦比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也许是所有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共性。

他们如果为了突破一般公认的教条和习俗的抵抗，就注定要夸大其词，面对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美德却视而不见。

”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在高张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启蒙大旗之后，是对与之对应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毫无协商余地的否定，“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⑦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里，在设定了他以为的现代维度的人的道德标准后，将与自己目标相违的文学类型，一概打成“非人的文学”。

即使体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也如此，鲁迅“听将令”心态驱使下创作的《狂人日记》明确地指出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历史实则“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其发现固然惊世骇俗，其概括也力透纸背，拉开了挑战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序幕，但未免也有将对方复杂内容一棒子打死的绝对化倾向；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中代表封建势力的赵老太爷、鲁四老爷等，也一无例外是毫无可取之处的反面对象；甚至阿Q、祥林嫂这些下层社会的民众，因为要肩负落后的国民性的原罪，也一律变成了愚昧落后的符号。

这种以我为准、我是彼非的二元对立思维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主题里可谓根深蒂固的情结，即便一些演绎启蒙主题的作品为了造成更复杂的效果，在人物形象和主题设置上组合了多种不同元素，但并没有在更高层次上改变其启蒙主张的价值维度与其反对面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总之，表现内容上要经过“启蒙标准”的选择和淘汰，以及“布道者”自我姿态、斗争意识驱使下设置的二元对立逻辑模式共同铸造了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思想政治革命的工具性，也使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同文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价值诉求不完全是一回事。

正常的情况下，在启蒙之外，文学还应该存在着一条更为开阔、更为深邃的发展河道才是。

　　二、复杂扭结：

20世纪中国文学

　　史上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审视

　　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文学和启蒙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相当深入的程度上一直在一条道上艰难跋涉。

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依然未彻底完成，文化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着以启蒙来建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基础任务，故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与社会文化现代性的价值取向捆绑在一起的启蒙，整体上占据着精英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位置，以至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话语范畴长期以来不得不在同它的皈依中寻求自己的合法性；第二，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启蒙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诞生和成长的，并在终极的价值诉求上，也和启蒙的现代性诉求有许多一致性，历史处境的特殊性以及终极诉求的诸多一致性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启蒙与文学这两种各有独特内涵的价值范畴处于非常复杂的纽结中。

　　就文学史而言，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高潮与衰退阶段，和启蒙思潮的高潮和衰退阶段大致是一致的、互为支撑的。

大张旗鼓地将文学问题和启蒙问题一体化、用启蒙来支配文学并形成文学高潮的时期有二：

一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以启蒙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文学史就可能需要重写，中国新文学不会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产生和壮大，也不会在黑幕层张、泥沙俱下的20世纪早期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找到自己的现代性价值核心，哪怕其初衷是带有工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