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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这样讲: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1]（P374-375）这既是对马克思一生贡献的一个简短总结,也是对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通俗表述。
其中包含着三个理论问题:
一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基础,为什么只有在马克思之后才被清晰地揭示出来?
二是这种生产与“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什么是“生产”而不是什么其他的范畴能够成为界定这种“一定阶段”的标尺?
三是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是如何颠倒了“历来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的?
在我们看来,上述三个问题的解答,都首先同一对内在勾连着的范畴相关。
这对范畴就是“生产”和“生产方式”,也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最关键范畴。
一、“生产”构成“基础”的思想史考察
虽然按照张一兵教授的指认,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生产”和“劳动”概念的批判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唯物主义最险恶的敌人。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鲍德里亚确将一个过去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隐含着的理论问题清晰地展现出来。
这个问题就是“生产”概念的现代起源。
挪用福柯的话说就是,从生产出发分析人类的社会历史存在是一个晚近的发明。
这个发明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并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的继承。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意在表明:
马克思当然是一个站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思想家,但却并没有像鲍德里亚和其他一些布尔乔亚学者所污蔑的那样沦为政治经济学的隐形同谋。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自己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2]（P26）但是,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
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2]（P26）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分析的确承认存在一个作为“合理的抽象”的生产一般,但是这个抽象的目的恰恰在于为了说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的具体特征。
这实际上是通过引入“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得以实现的。
换句话说,同作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变革的标志的“实践”范畴一样,“生产”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抽象出发点,而就是一个同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具体概念。
即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内在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具体性,从生产出发是通向一定的生产方式批判的必由之路。
在具体说明“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理解中所起的作用之前,还必须回答我们这里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这就是,如何理解“生产”构成“基础”这个简单的事实却是一个现代世界的发明?
首先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讨论并不是要否定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说,从生产也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出发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展开,这样一个认知路径本身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才得以确立起来的。
换言之,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基础这一事实,只是在现代社会的兴起中才被凸显出来,并且映射在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的逻辑演进之中――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社会和思想史前提。
从根本上说,从生产出发、以生产的方式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这一理论路径的确立是同现代个人、社会和历史观念的形成内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后者的逻辑延伸。
正如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史巨擘已经深刻体悟并指认的那样,大致以1500年为界标的现代世界的兴起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次根本变革。
特别是17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在西方的大幅度提高,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能力跨过了一个关键的质点:
自然界第一次在工业中被现实地当作受动的、被人改造的对象。
[3]（P7）这样,一个独立于自然或神之外的个人主体才获得了存在的真实基础。
“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对现代个人主体的关注本身包含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
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对欲望的承认,并用利益约束欲望,到古典经济学中转化为有关私有财产和劳动的讨论――这一讨论在古典哲学中再现为自我意识的思辨运动。
与这一过程同体发生的,是一种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之间进行交往活动的场域（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这是现代社会概念的现实起源。
与此相关,有关人类社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总体思考,即历史观,也发生了跃迁。
在启蒙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下,维科最先把历史的创造和理解移入到人的活动中来。
经过赫尔德,康德首先肯定了历史过程是由人的理性建构,但同时又发现在社会历史的运动中存在一种超越个体自由的“自然规律”。
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黑格尔用“理性的狡计”统一了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因为绝对精神把“世界历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和场合”。
[4]（P95）
简言之,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大全体系中,现代个人、社会和历史统一于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并以思辨的方式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
现实的个人（自我意识）通过对象化活动（劳动）和相互承认,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个人主体通过欲望（需要）、利益和财产关系相互结合构成社会（市民社会）;在此过程中,世界历史得以凸显出来,并表现为超越个人意志的总体规律（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
在这里,劳动或者说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与相互承认实际上构成了绝对精神假手自我意识实现自身的中介环节。
而马克思也正是在颠倒黑格尔的过程中把劳动范畴萃取出来,这就为发现生产的基础性地位提供了前提。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已经体悟到的那样,“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的”。
黑格尔的上述观念,包括对劳动的分析在内,与古典经济学息息相关。
而劳动价值论则构成了政治经济学进展的中心线索。
劳动和价值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是对“商业社会”（斯密语）中人与人之间经济的社会关系考察的结果。
一方面,不同于财富概念,价值不仅仅表示一种主体与物质实在间的对象关系,还在商品中映射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另一方面,劳动成为价值实体,本身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产物,特别是随着古典经济学从财产（权）关系到生产过程的推进,劳动也逐渐获得了抽象的存在。
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是能动的要素,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说法往往被看做是劳动价值论的萌芽。
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而非准确的劳动价值论理解。
在通向劳动创造价值理解的思想史旅途中,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构成了重要一环。
这是因为:
既然是讨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就不仅涉及人和自然对象的关系,而且首先涉及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这就大大推进了那种从社会关系视角说明价值范畴的思路,也成为确立作为生产关系之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
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在斯密那里迈出了重要一步。
他区分了作为物品效用的使用价值和作为某物对他物购买力的交换价值,并在探寻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问题上,把使用价值排除在外。
李嘉图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而非个别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
在这一判断背后,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结构本质的理解:
在生产活动中,个人主体与自然对象物作用,同时也与另一个主体作用;价值作为这种主体间关系的抽象,是由生产过程中抽象化了的劳动来衡量的。
可以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还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意识）中,劳动都勾连着现代个人主体和社会两极,不仅涉及主体和客体的对象化关系,而且涉及主体之间的相互异化关系。
这样,作为哲学上最古老的一个禁忌的实践和生产的差别（巴里巴尔语）便在劳动中得以缝合。
从这种有关劳动的理解出发,实际上也就是从现代个人、社会和历史的整体理解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把“生产”抽拔为“基础”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从生产出发理解作为整体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含义①。
相应地,这里自然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为什么选择了“生产”,而不是“劳动”或“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出发点?
二、生产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的原初理论文本中,“实践”和“劳动”的出现均早于“生产”。
但恰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关节点上,马克思选择了从“生产”出发,而不是前两者来建构自己新的理论方法。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其中除了有新的理论资源和视野（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开启之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自身理论方法的转变。
这一点又同他对历史理解的深化相关。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曾说,经济学家“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这里所说的历史,如果是在作为得胜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线性时间意义上,是无法理解的,而必须被看做是一个特定社会阶段的非永恒性,或者说“有死性”。
马克思对于劳动和实践的分析都已开始触及这个历史的本质,但同时也遭遇到表述的困难。
这一点在《手稿》中两条逻辑的嬗变和后来“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历史命运中都得到了体现。
马克思是在《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中才开始接触劳动这个范畴的。
《手稿》的主要内容就是用劳动异化来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说明异化劳动的形成及其扬弃。
然而,这种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具有浓厚的人类学色彩,并在面对具体的历史现实时遭遇了自身的局限性。
相应地,马克思逐渐借用斯密的“分工”来取代抽象的“劳动”――这也是走向“生产”概念的重要一步。
对于实践范畴来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有所提及,但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才有了集中使用。
在上个世纪后半叶针对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中,“实践”范畴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
毫无疑问,这场讨论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必须警惕的是,如果单纯强调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就会产生滑向人本主义的嫌疑②。
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可以发现:
从“生产”出发则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问题。
简单说来,无论是借助于作为人类学概念的劳动还是透过哲学方法论变革核心范畴的实践,马克思都已经看到了当下社会结构的历史性特征,但却无法为自己新的“历史观”提供一个有效的表述方式。
是“生产”概念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然,这是通过内在地走向“生产方式”概念才得以实现的。
从“生产”出发,并不是从一个非历史的抽象范畴出发,而就是为说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是一定的具体的“生产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关键范畴,并且内在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逻辑路径。
然而,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对“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定义;更多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中,以使用的方式将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和扮演的理论角色展示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理论文本中是以一种“述行性”（performative）语言的方式加以运用的。
因此,对于这个概念来说,不仅仅需要细致的文本考察,还必须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把握。
“生产方式”这个术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手稿》中,且是在同“需要”相关联的意义上使用的。
这一使用并不具有太多的思想史意义。
“生产方式”真正进入马克思理论话语系统,是1846年以后的事情了。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以生产和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一系列相关范畴,构成了唯物主义历史理解的方法路径。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5]（P80）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5]（P9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6]（P412-413）
不难发现,从生产出发,以生产方式为中介,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构成了马克思说明特定的社会形态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论路径。
在其中,这些范畴相互关联,并不能脱离任何其他范畴来加以单独讨论。
这也表明: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体系中,并不存在任何凝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一个范畴都是在同其他范畴的相互关系中再现出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
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
既然以生产为基础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本身是现代世界的结果,那么与之相关的以生产方式来再现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本身也同样如此。
在此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真正超越既有意识形态的地方也就得以展现出来。
简单说来,“生产方式”概念真正站到了从“生产”出发说明社会历史存在的历史高点之上,并且直面这一社会情境本身的历史有限性。
即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从直接的生产过程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内在的对抗和矛盾。
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7]（P104）
这种对抗性存在的发现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但却是他第一个以自身理论的开放性将其清晰地揭示出来。
在黑格尔那里,这就是自我意识与实体的矛盾,但这对矛盾被一个神性的绝对精神所笼罩;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所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
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力图掩盖这些对抗和冲突的时候,它们也就走到了自身的理论尽头――这一点在黑格尔哲学和李嘉图体系的解体中再清楚不过了。
马克思在“生产方式”概念中,为这种对抗和冲突保留了理论空间。
甚至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阐明这一对抗和冲突而生。
在“生产方式”的一般性理论层面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一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存在的本质结构;而在具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话语中,资本本身同其对立面劳动的对抗,包括其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表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则构成了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历史边界。
总的说来,“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是对以往一切意识形态的根本颠覆。
这种颠覆的实现不是通过置换一两个范畴,而是整体理论方法和逻辑构架的彻底转变。
历史唯物主义从不设定一个永恒的抽象出发点,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再现其内在结构和历史展开。
生产凸显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成果。
历史唯物主义自觉继承了这一成果,但又不拘泥于此。
正是通过从“生产”到“生产方式”的逻辑推进,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再现当下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有效理论路径。
因此,从生产出发,并不是从一个凝固化了的技术创制过程出发,而是找到了一个唯一可能说明当下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展开的逻辑入口。
经过生产方式概念所中介的那些理论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和阶级对抗等等,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发挥作用的不同层面。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生产”和“生产方式”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和核心概念的“生产”与“生产方式”,自第二国际以来,在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当代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中被不断加以讨论。
同时,由于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的原初理论文本特殊的存在方式,它们总是处于理论论争的漩涡之中。
大致说来,“经济决定论”、“技术异化论”、“象征交换论”和“信息方式论”理解模式构成了对“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的主要误解或挑战。
这也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正面应对的东西。
对于生产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决定论”阐释首先发轫于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
这种理解实际上受到了当时作为主流社会思潮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并改头换面进入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体系之中。
在这里,“生产”和“生产方式”的讨论直接服务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论述,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扮演了重要的理论角色。
相应地,“生产力”往往取代了“生产方式”的讨论。
可以说,这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产生了最为深远的思想影响,同时也激发了最为广泛的理论争论。
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80年代中期在国内学界发生的围绕“生产方式”概念内涵所进行的争论,都是在反思“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进行的。
这些分析在走出传统教科书体系、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批判理论内部和二战后的资产阶级主流学界,用“技术异化论”来理解马克思“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主导性理论思潮。
这一思潮可以追溯到韦伯对于技术理性的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虽然接受了这种理解,但仍尝试为其植入了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张力。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三代理论家的批判理论却在相反的路径上退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之前,在青年黑格尔那里重新发现一个“交往范式”。
实际上,沿着晚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的过程中早已“顺道”批判了那种导致异化产生的“劳动”和“工作”。
尽管哈贝马斯和霍奈特引入了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但其内在逻辑在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这种“私有财产”交互承认的范式。
这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用“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所涵盖和超越了的东西。
同样是反对“经济决定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象征交换论”模式提供了对于马克思“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的最为恶毒攻击。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象征交换论”的批判是今天重新进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的一个有效阶梯。
站在结构主义的肩膀上,鲍德里亚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源,即现代工业的发展,并且敏锐地指出了“生产方式”概念只有在功利性的交往之中才能确立这一理论事实。
但当他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力图以原始社会的非功利性交往取代“生产方式”概念所浸淫其中的功利性交往时,这就离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相去甚远。
后者一方面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客观指认,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通过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质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维度。
这两个维度的内在结合使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区别于任何一种浪漫主义。
最近出现的一种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替代倾向是“信息方式论”观点。
其社会历史背景是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者说网络社会的崛起,强调随着物质生产形式本身的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也应该重新得到考察。
这种理论模式最初发端于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和“智能技术”发展的分析,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迅速崛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波斯特的“信息方式”论、卡斯特尔的“信息时代”分析、司拉什的“信息批判”、哈特和奈格里基于“生产的信息化”的“帝国”批判。
在我们看来,这种仍处于发展状态的思潮是对马克思“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的最新挑战,抑或发展,也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所必须着力回答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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