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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炮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
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
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
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人，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
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回，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死伤不逾千。
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
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
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
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
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与为计，闻捷，馈饷持橐累累而至；
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
诸伤病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
”可惜，章太炎这篇于1937年1月，在《制言》杂志第32期上发表时，章太炎已于1936年6月在苏州病逝。
身体力行年老的章太炎，不能亲上战场杀敌，用笔作刀枪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口诛笔伐，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拿出多年积蓄，积极支持夫人汤国梨创办第十九路军伤兵医院，用实际行动支持淞沪抗战。
这所医院办至战事平息才结束，前后历时近一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140多人，仅1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为使阵亡将士遗骨免遭不测和凌辱，章太炎又会同沪上爱国人士，发起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迁葬运动。
他提议将烈士遗骨迁至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区，与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并葬，以表彰其抗日功绩，垂表万世而不朽。
迁墓完工之后，他亲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刻石于墓前，盛赞十九路军抗战“功虽未成，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今“度地广州黄花岗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他深信“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
陈寅恪“九·
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
紧接着，日军又在上海悍然发动“一·
二八”事变，妄图速战速决。
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原本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深居书斋、埋首故纸中的陈寅恪，此刻毅然走出书斋，激奋表达了家国情怀，对日寇侵华的愤恨，在忧思国家运命的走向，自觉承载着的“救亡之责”。
他不但在在北平学界倾力为全民抗战呐喊主张，还以一个书生之力向民众与政府大力呼吁着，并以自己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救亡活动。
通电抗日他与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学者一道，向当局请愿，公开致电，痛斥投降主义，请求政府坚决抵抗，表达绝不妥协之信念。
这篇电文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上。
该电文被记者冠以“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的醒目标题，公诸于众。
全文如下：
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不主妥协即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清华燕京两大学教授陈寅恪等，因淞沪我军退却，深为激愤，特于昨日致电洛阳国府，请速定一贯主张，原电录次：
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
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
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三日）从报道中提及的“昨日”与记者落款的时间“三日”来看，可以确知，陈寅恪等致电政府的时间为1932年3月2日。
当时驻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一·
二八”事变爆发次日，即仓促筹划，宣布迁都洛阳。
大批政府部门的急迫撤离，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恐慌，一时人心惶惶，“中国速亡论”的悲观论调也不绝于耳。
陈寅恪等的这番通电，正是在国府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发出的，正是对当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义倾向的直接痛斥。
将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比作岳飞，将那些悲观论者、投降派，比作秦桧，要求政府速作决断，给国民一个明确交待。
陈寅恪还积极参加对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的捐薪援助活动。
“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因鉴于沪战发生，各方捐输，多偏重于慰劳助饷方面，对于伤兵救护一层，似有偏废。
且近日沪上来人及来信，亦均以伤兵医药不足为言，适值斯时协和医院华籍医士百余人有赴沪组织伤兵救护医院之议，因绌于经费，尚未完全实现。
该会遂议定由全体同人，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此款协助”。
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一员的陈寅恪，积极响应捐薪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为十九路军的伤兵救护工作助力。
在捐薪议案集体表决通过后，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还以集体名义，发布了致国府公开电。
郑重建言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成立中立区，并提请收复东北失地。
陈寅恪这封集体公开电报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不食敌粟1937年7月，“七·
七事变”爆发，八年艰苦抗战的大幕开启，北平也随即沦陷。
在日军直逼平津之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陈寅恪料理完丧事，携家仓皇逃离北平，几经辗转，得至长沙“临时大学”。
不久，南京沦陷，长沙吃紧，“临大”又迁往昆明。
于是陈寅恪携家再登程西行，经广西、抵香港。
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不能再走，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
到蒙自后即染疟疾。
这时他的藏书，悉被“长沙大火”烧光。
他一股急火，开始患眼疾。
1938年秋，“联大”文学院迁往昆明，陈寅恪也值院移居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他为该校汉学教授，约他去英讲学并治眼病。
陈于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拟全家赴英。
到港后，适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成行，再返昆明西南联大授课。
1940年9月他再赴香港等待赴英时机，并任香港大学教授。
1940年冬，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九龙，陈寅恪不得不困居九龙半年。
这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典衣卖物，可以说到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境地，陈寅恪只能靠朋友接济。
陈寅恪的好友陈君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陈寅恪当时的情况。
1942年4月22日这样写：
“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米粮是陈君葆安排刘、孙两位图书馆职员送去的。
次日又记载：
“季明今天来说，昨天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的住宅找个住的地方……”5月1日记载：
“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鯻（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
’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5月3日，陈君葆“在中环勾留时，三次到大东（旅馆）去访寅恪，到下午还不见他搬进，不晓甚么缘故，敢真在他离港之前，大家终无一见之缘吗？
”5月7日，“傍晚在马先生家里坐了许久才回家，这时又微雨霏霏了。
陈寅恪在时，路费问题倒解决了，真使我欢喜不过，不过他前几个礼拜有好几天捱饿了，回想起来也可怜！
”日军占领香港时，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
“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
”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一个叫松荣的日本人作中日文化协进工作，要陈寅恪为他们修订历史教科书，便带着日本宪兵送面粉给陈先生。
陈先生和夫人力拒，宁愿饿死，坚决不吃日本人的米面。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则一边往外拖，最终拒绝了日本人送来的面粉。
陈寅恪拒绝同敌人修订历史教科书。
不久，日本人有意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40万日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
陈寅恪哪肯为侵略者服务，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拒受巨款，在民族大义上保持了独立精神，不愧为“学人魂”的美誉。
陈寅恪曾引李商隐“他生未卜此生休”一语，写成两绝。
5月12日，陈君葆“读后耿耿于怀不能忘梦寐。
深宵苦雨，坐对孤檠，以义山句，成辘轳体四绝哦咏，未惬余怀也”。
5月14日，“和辛庵送陈寅恪先生归桂林诗四绝既成，余意未尽，因续赋一绝呈寅恪先生。
”诗云：
“白云一片去悠悠，春色天涯独倚楼，尚有欲归人未得，鹧鸪声里送行舟。
”逃离香港1942年5月，在友人朱家骅营救下，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脱离虎口，陈氏一家逃离香港抵广东，6月18日辗转到达桂林。
在桂林留一年多，任教于广西大学。
这一段漂泊陈寅恪可谓备尝艰辛。
他自述道：
“寅恪六月十八日抵桂林时，已两月未脱鞋睡觉。
”他在《癸未春日感赋》写道：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鹿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他的挚友吴宓闻陈寅恪脱险，在《答寅恪》一诗中有“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的惊喜之句。
1943年8月，由桂林启程北行，途中倍历艰辛，年底抵达重庆。
任教于成都燕京大学，仍任中央研究院之职。
1945年春，终因生活艰苦，双目几全失明。
他曾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诗伤其不幸遭遇。
第一首云：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乃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时陈寅恪以喜泣的心情，写下《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讐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优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胡适1931年，日本人“没费一枪一弹”占了整个东北，当时日本沸腾了，觉得日本关东军无敌于天下，中国人不堪一击。
但当他们企图继续南下进犯的时候，却碰到了中国军队最惨烈的抵抗——长城抗战。
1933年5月22日，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五十九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率部在京北怀柔牛栏山与日军进行了长城抗战最后一场血战。
战斗从早晨4时开始。
中国勇士们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起坚固的战壕。
坚守到了下午4时，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
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
“塘沽协定事堪伤，自拆樊篱引虎狼。
死战怀柔坚不退，放完最后一声枪.。
”英勇善战的傅部重创敌军，保卫了故都北京的安全。
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
当年10月12日在归绥城北大青山下修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并派人备棺木将从怀柔战地寻回的203位将士遗骸运回，安葬于此。
为抗战烈士撰写碑文1934年春，公墓即将竣工之际，傅作义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蜚声中外的大学者胡适，请他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撰写碑文。
傅作义在信中说：
“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壮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
接着他介绍了全军将士在怀柔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
胡适接到来信，既为将士们的壮烈事迹所震撼，也为爱兵如子的傅将军的赤诚之心所感动，他说“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
以极其敬仰的深情，欣然提笔，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
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碑铭所表达的，正是我中华子孙的民族大义和对殉国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
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
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
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作义，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识，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
傅将军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
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
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
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
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百灵庙战役”中全歼日本守敌，为怀柔战役中牺牲的367个兄弟报了血仇。
得胜之师回来以后，下令把覆盖碑文的砂石凿开，并把字重新用黑漆描过，埋藏了近一年的碑文重见天日。
埋葬着几百个爱国英魂的墓碑，终于又巍然屹立在大青山前。
这块被称为“抗战第一碑”的纪念碑经历了兴建、更改、封闭和重见天日的曲折，这段历史见证了抗战初期国人遭遇的屈辱和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也反映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待抗战矛盾、痛苦的心态。
抗战爆发后，“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这座由胡适、钱玄同两位新文化运动名人珠联璧合而作的白话文第一碑，借着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的威名，名扬海内，成为荒凉僻远的塞外一处清新的人文景观。
这里留下了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陈诚、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徐悲鸿、冰心、梅贻宝、朱自清等诸多名人的足迹，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奔赴归绥瞻仰凭吊。
出任驻美大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战火中的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
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先是受命往欧美游说，接着便接任驻美大使，凭借其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游说于英美等国，滔滔雄辩，震撼人心。
正如《纽约时报》载文所说：
“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
……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
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 抗战之初，胡适还是个“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
“八·
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
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此时，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
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
于是，国民政府遂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
胡适本不想做官，多次谢绝政府要求他做官的任命。
但在中国被日本蹂躏的危机时刻，“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
”他临危受命，做了驻美大使，可见他的爱国情怀，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为国家争取到了大量援助。
他自己的日子却过得十分清苦，不贪不沾国家一分一毫，表现了一代大师的高风亮节。
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直至晚年，他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时，还不无欣慰地说：
“当时国家是战时。
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他对使馆人员说：
“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
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
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37年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
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
9月29日，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
》的演说。
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
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
胡适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到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演说后，他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
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发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
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
“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
我屡次对你说过：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日夜奔波，“为国效劳”。
他告诉夫人：
“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
”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胡适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自许，鞭策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的精神可嘉之处。
老舍·
傅斯年·
郁达夫老舍用笔当作抗战的武器。
在家国危难之际，老舍放弃一切个人的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以笔为枪，“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
为了宣传抗战，他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写作。
他不顾得失毁誉，大胆地探索，尝试各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民歌，话剧，新诗，大鼓书，甚至还写了数来宝。
”面对种种非议和疑虑，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
”其行为让人敬佩。
傅斯年先生响应当时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
他说：
“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
‘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
你们将怎样回答呢？
’”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报名参军，傅斯年去信勉励：
“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
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
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无赖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
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为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
”其谆谆之情，震撼人心。
郁达夫先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日寇残害的文化名人。
他遇难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周之后了。
郁达夫是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勇士。
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为抗战而奔波。
8月1日，他在香港《星岛日报·
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
12月，他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
此后，他身在异域，隐姓埋名，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和日本鬼子进行了殊死斗争，最后惨遭日寇杀害。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为中华民族而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烈士和那些投笔从戎为抗战呼喊的文化名人们，他们的英雄业绩，抗战风骨，永远让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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