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浙江的蚕丝业改良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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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崇德县志·

纪疆》记其时：

语溪（崇德）无闲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培壅茂美，没必要以亩计；

贫者数弓之宅地，小隙必栽，沃若连属，蚕月无不育之家。

那时，江浙地域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业中心之一。

至清朝，乡间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由此可见，蚕丝业是浙江农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

余里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稔，则公私俱困，为苦百倍。

（4）19世纪50年代，报界人士王韬，在这一区域游历时看到：

由嘉兴至此（平湖），沿河皆种桑林，养蚕取丝，其利百倍，诚东南生民衣食之源也。

（5）

在五口通商以后，浙江受商品经济的影响日深，蚕丝业发展迅速，生丝和丝织品开始大规模地向西方输出。

尤其是太湖流域的"

辑里湖丝"

，以其优美的色泽，取得国际市场的青睐，被以为是"

最纤细、最匀称、最坚韧，也是最光亮的纤维"

。

据《吴兴农村经济》载：

外商需求既殷，拉拢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愈盛。

（6）到20世纪初，蚕丝成为我国出口货物的第一大宗，而且一直呈增加趋势：

每一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生丝八、九万担，占全国丝茧总数三分之一。

（7）但咱们也看到，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比较发达的传统蚕丝区，它在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却相对地减弱了；

在外国的先进技术眼前，曾经优越的传统养蚕缫丝技术也日趋暴露出了它的短处。

于是，浙江的蚕丝业慢慢地走上了近代改良的历程。

二、改良蚕种的推行

19世纪中叶以前，国际生丝市场向为中国所独占。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机械缫丝业发展很快。

1857年，日本开始成为生丝出口国。

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开始受到日本的要挟。

到1905年，日本的蚕丝出口总数已与中国的蚕丝出口总额差不多。

1909年，日本的蚕丝出口超过了中国。

1913年，日本出口的蚕丝数量，相当于同一时期中国蚕丝出口数量的两倍。

1915年，活着界蚕丝总产量中，日本占％，而中国仅占三分之一左右。

（8）日本活着界生丝市场上已成为中国的强敌。

日本蚕丝业发展迅猛，其原因在于日本能不断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养蚕法，同时国内又有一批致力于蚕业研究的人材。

19世纪末，蚕瘟（微粒子病）蔓延，日人学习法国技术，采用600倍显微镜一一查验蚕种母体，淘汰带病蚕种，有效地控制了蚕瘟。

而在中国，蚕丝业则故步自封，蚕病蔓延，所产丝茧，每况愈下，出口日减，蚕利被日本所夺。

在戊戌变法期间，中国蚕丝出口问题引发了某些关注。

甲午战败以后，爱国人士熟悉到了加速改革以达到日本、意大利、法国的技术水平和夺回世界市场的需要，纷纷主张振兴实业，谋求引进先进养蚕技术、培育技术人材的呼声也与日俱增。

最先最成功的私人改革尽力之一是杭州知府林启开办的"

浙江蚕学馆"

，是我国最先的蚕丝教育机构。

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关（今福州市）人。

林启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调任杭州知府以来，踊跃推行新政，主张开办各类新式学堂，并以为振兴浙江实业，应以蚕业为要。

于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一日，蚕学馆开始在杭州西湖金沙港关帝祠旧址动工兴修馆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蚕学馆正式招生开学。

对此，《农学报》有以《蚕馆开学》为名的详细报导：

杭州蚕学馆已于上月十三日开学，学生二十人，备取学生二十人，额外二十人，留学日本二人，日本蚕师轰长木，为其国宫城县农学校讲业管主。

（9）蚕学馆每一年招收学生30名，学制三年，入学后供给膳宿，不收学费，每一个月还发零用钱2元。

所设课程包括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学、桑树栽培学、蚕体生理学、蚕体解剖学、养蚕学、显微镜操作、制种、蚕茧查验、生丝查验等。

蚕学馆的办学宗旨是：

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术饲育，改良土丝，教授学生，推行民间。

蚕学馆遵循办学宗旨，制定《蚕学馆试办章程》，提出了蚕学馆的四大任务：

首先，引进国外的先进养蚕技术，编译了《微粒子肉眼鉴定法》、《蚕外纪》、《喝茫蚕书》、《饲蚕新法》和《屑茧缫丝》等高作和科技资料，普及蚕桑科学知识。

其次，培育了一批蚕丝专业人员，推行养蚕技术，对蚕丝业和经济有很大的增进作用。

1900年，蚕学馆的第一届毕业生分赴杭、嘉、湖、宁、绍五府劝设养蚕公会，推行饲养新法。

罗振玉在上海开办的《农学报》对这一事件作了报导：

光绪庚子，杭州蚕学馆诸生既卒业，得文凭者十有六人，中丞湖阳恽公，谋有以推行之，爰饬杭嘉湖宁绍五府创设养蚕会，而令卒业诸生充教习。

派往海宁者一人，曰陈之藩；

余杭者一人，曰朱敏；

嘉兴者三人，曰骆缵郊，曰吕汝本，曰黄燮；

湖州者四人，曰宣布泽，曰陈翰，曰陆宝泰，曰郭廷辉；

宁波者二人，曰周式毂，曰沈鸿逵；

绍兴者三人，曰陈拜庚，曰俞鸿荃，曰吴锡璋。

复遴其尤者二人，曰丁祖训，曰傅调梅，留蚕学馆为帮教习。

（10）在蚕学馆的影响下，各地陆续兴办了一批蚕桑丝绸教育机构。

蚕学馆的毕业生不仅在浙江推行养蚕新法，而且在清末民初，全国蚕桑生产和蚕桑教育方兴未艾之际，还支援兄弟省蚕桑事业的发展。

蚕学馆在浙江蚕丝业乃至中国蚕丝业改良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生产无毒改良蚕种的同时深切民间，为农人检查土蚕种病毒，指导他们利用改良蚕种。

我国的蚕种，数千年来，均系土法生产，不知应用科学检查蚕种病毒，致使品质不能随时期进步。

制作优良的改良蚕种，是蚕丝业改良的第一步和关键所在。

对此，那时蚕丝界人士已有所熟悉，所谓"

蚕种之好坏，足以左右养蚕成绩与缫丝成绩甚巨，实为决定整个蚕丝事业之大体因素。

（11）林启在《请筹款创设养蚕学堂禀》中，花费很多笔墨，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着力论证了蚕种好坏的重要性。

他以为"

中国蚕子亦有瘟病，以致出丝不旺，税厘既未能减，蚕业遂以中衰"

，而"

西人养蚕之法至备，即配种一节，亦有神效。

蚕学馆章程中就有两条专门关于蚕种制造的，一是"

广购外国蚕子纸，考验选种配种之法"

；

一是"

颁给谕帖，准学生造买蚕子纸。

（12）因此，蚕学馆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优良蚕种的培育制作，并分送农人饲养。

蚕学馆通过拣选、培育、杂交，前后试制出一批新的无毒蚕种。

浙江蚕学馆在开学的那一年，即制成无病蚕种500张，分送周围蚕农饲育。

蚕学馆开创了推行改良种之先河，在它的提倡下，浙江各地域陆续有人集资开办了一些蚕业学堂、蚕种制造场：

——制种场所地址每一年制种数（张）创建年代办理年数

蚕学馆杭州西湖500－1000189711

桐乡蚕场桐乡300－50019003

乌镇蚕场乌镇100－50019005

崇德蚕场崇德石门300－50019003

——杭州武林门500－1000190615

——杭州湖墅1000190710

蚕桑女学堂——500－70019074

钱塘县蚕场低级师范杭州三墩500－70019082

蚕桑学堂杭州西湖1000－200019095

钱塘县蚕种制造场杭州三墩700－1000191111

资料来源：

吴峻《近代杭嘉湖地域的农业专业化生产》，《中国农史》，199八、1由上表可知，那时成立了一些制种场，对改良种的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但它们所制的改良种的数量还相当有限，作一项简单的比较，差距显而易见：

余杭是那时浙江主要制种中心，该地约有3000－4000户，或说约70％的人口从事这一行业，每一年约出产300000－500000张蚕种。

（13）而且，除蚕学馆等少数几个制种场维持较长时间外，大多数的制种场办理年限极为短暂。

以致改良种在最初推行中，由于种场所制的蚕种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尚未取得蚕农的信赖，另外又受到土种商的抵制，发展迂缓。

就浙江改良种而言，那时蚕种改良的提倡，仅仅只是蚕业学校和有识之士的提倡，而缺乏有规模有组织的种场。

不仅如此，另一方面，虽然，改良蚕种开始在蚕桑学堂和制种场生产出来，但浙江大部份地域的农人育蚕仍然是以陈腐的简陋方式从事此业。

就以临安而言，其"

蚕桑一项向称茂盛，近更发达。

蚕种多购自余杭，自制者少，人民对于新法养蚕，均以为不便，盖编氓之家，屋宇小而资本微，故惮于效学。

（14）即便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农人采用蚕桑学校和蚕种制造场培育的改良蚕种，但仍然是用老方式饲养。

连一个日本人考察了中国农村的养蚕法后也写道：

自上海到苏州……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

一家所饲不过三斗左右。

其方式颇粗，颇像我邦三、四十年前饲蚕情形也。

中国饲蚕，多未尽善，其始失于太多，观其撒布桑叶，殆三倍于日本，故桑叶不能继续，及将上簇之前，反不得饱食，以致结茧太薄。

又造簇之法，亦未尽美，盖失于窘束。

故多为玉茧。

余劝中人仿日本簇式，渠云：

中国用久，未易改也。

盖中国农桑墨守古来之习，不好改变。

（15）这样饲养改良蚕种，就会因为饲养方式不合要求，以致其改良种性不能显现出来。

因此，推行改良种必需指导农人改良育蚕方式。

在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中，这方面的工作未受到重视，致使推行的改良种未能显示其优良种性，那时推行改良种不能取得农人的信赖，与此有关。

据上海万国生丝查验所考察，"

一般农人乃至不肯白拿那些他心存疑虑的或他过去已经实验过而发现不好的蚕种"

（16）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养蚕区，传统的习惯势力还相当顽固，它对作为"

蚕丝之源"

的蚕种改良和其他改革办法，形成一种庞大"

惰性"

的阻力，使一切改革尝试，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出现

在蚕丝业向现代化迈进的方向上，蚕种疾病的控制，改良种的推行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机械化缫丝是蚕丝业标准化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法国于1828年发明利用蒸汽为动力的缫丝车，意大利对这种缫丝车进行了改良，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为提高。

从而资本主义缫丝业在西方许多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在浙江，五口通商后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名甲天下的湖丝生产极盛时期，但那时我国缫丝业还停留在手工缫丝阶段，所产生丝质量逊于厂丝。

土丝与厂丝相较，则土丝有条份粗细不匀，断头、硬绞、废丝等夹杂较多、丝片紊乱和丝片长短、阔狭、轻重大小不一等缺点，因此土丝的销路不及厂丝。

据海关统计，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年的十五年中，厂丝增加倍，而土丝包括干经在内已减少了30％左右，特别是白土丝已减少74％以上，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17）一名外国观察家申述道：

只要他们拥有最简单的缫丝厂，或乃至只要他们采用烘茧系统以便能把蚕丝缫得慢些、仔细些，他们就可以提高产值的30％左右。

（18）当厂丝出现，土丝处境越发不利的时候，浙江制丝业走上了改良土丝的道路，首先是采用"

做经"

的方式，就是将土丝，按丝的粗细、色泽、均匀等情况，分成各类品级，加以复摇整理，摘糙接头，粗细分片，尽可能避免同片的忽糙忽细。

整理和包装的方式大致与厂丝相仿。

从质量上来讲，干经是由品质较优的细土丝所分档复摇而成，但因土丝生产技术掉队，它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仅靠再摇一次，只能说比较好些，固然仍不能与厂丝相匹敌。

所起作用，并非很大。

手工缫丝工厂对土丝的改良也起了必然的作用，即将旧式缫丝车加以改良，乃至把分散于农家的土丝车适当加以集中，以工厂的形式来进行缫丝。

从工业化的角度而言，手工缫丝工厂的发展，较之它的前期，无疑是一种进步。

可是，这种发展，是在国外已经有了先进的工业技术，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下，开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仿造外国厂丝，若是没有适当的保护，它就几乎不可能在与厂丝的竞争中幸存下来。

中国小农生丝的生产和生丝市场交易与经营上的掉队性与国外市场要求提高生丝品质的矛盾不断突出起来，虽然已有改良的土经丝出口，而仍不能适应客观要求，这就促使了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出现和兴起。

浙江虽盛产蚕茧，但因与上海靠近，蚕茧供给上海，同时浙江民间缫制土丝，不肯轻易放弃，开办机械缫丝厂反而迟于上海、江苏等地。

据《申报》记载，梅小严（启照）任浙江巡抚时（1877－1879），"

曾究心洋务，讲究西法"

，购得缫丝机械若干具，想开办丝厂，后来奉调"

交卸入都"

，遂中止。

其所购机械，卒为上海公平丝厂仅以七千元廉价购去，论者惜之，然惜之者皆他处人，而杭之人未之惜也。

浙江省有些买办绅商甘愿仰洋人之鼻息，不在蚕区当场办厂，而设厂于沪。

如1881年上海民族资本初创得公和永丝厂（亦陈昌记丝厂）的开办者就是浙江归安人。

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南浔在太平天国后就"

有缫丝厂，收茧作丝"

但这种丝厂仅是集合一些旧有的缫丝车，雇佣工人的缫丝工厂，尚未利用蒸汽和机械动力。

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1895年杭州开埠后，一些官吏、绅商在蚕茧大量外销而原来著名中外的辑里丝则销路停滞的情况下，为了振兴缫丝业，获取重利，就兴办机械缫丝厂。

据记载：

1895年，湖州富商庞元济（莱臣）和杭州富绅丁丙（松生）合伙筹备世经丝厂于拱宸桥；

次年七月，建成动工，牌号为"

西泠桥"

同年嵊县富商楼景晖和萧山官绅合伙筹备合义和丝厂于萧山转坝头，辛亥革命后改成庆云丝厂。

昔时还有宁波商人合股，在本地政府拨款提倡下，于离会稽县曹娥镇十五里的百米堰筹设了开永源丝厂。

另外还有嘉兴、湖州、塘栖等地也前后成立了一些丝厂。

可以看出，一时之间，各地接踵开办了很多丝厂，成为一种风气。

但其中有些只是创议而未办成，如嘉兴石蕴真、嘉善虞颂南、石门姚元梅、海盐姚文楠等也曾谋划在嘉属各县开办丝厂，终因缺乏机械设备和技术力量而未实现；

有的只是利用旧式丝车归并加以改良的"

缫丝工厂"

，有的为时不久就告停业，如世经丝厂后以排场阔绰，不善经营，亏损过大，于1898年闭歇，将厂房机械低价盘卖给日商，被拆迁至上海；

开永源丝厂后以股东纠纷，政府提款，到1901年无法继续营业而停闭出盘；

海宁硖石镇、余杭盘竹弄、富阳等地开办的丝厂或工厂，经营不久都告停闭。

还有的是为了设灶收茧取利，挂上了丝厂招牌。

到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省机械缫丝厂，仅大纶、合义和、公益等几家。

1905年，杭州口输出厂丝386担，1907－1909年厂丝输出量均超过600担，到1911年又下降为344担；

外销厂丝在昔时输出总量中的比例，1905年为35％，到1911年则下降为％。

（19）那时杭州是浙江的重要商埠，除上海外，杭州也是蚕茧生丝的主要集散地。

从杭州口输出厂丝的统计数字，可以想见清朝末年浙江机械缫丝业何等嬴弱，它的发展是何等艰难。

清末浙江力图改良蚕丝业的艰难尝试，由于政府无绝大之决心，蚕丝业的改良也只是留待某些个人和教育机构去进行，致使推行事业未能贯彻落实，这一时期改良的成效未能凸显。

自蚕学馆提倡开始，到民国成立，中间十余年，终因习惯势力重重阻挠、抵制而得不到推行，人民墨保遵法，执迷不悟，宁知有土种，而不知有改良种，改良蚕业的新风难以吹进各个养蚕区。

注释：

（1）朱新予：

《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沈云龙主编、陈忠倚辑：

《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五户政十四养民下

（3）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三物产

（4）光绪《桐乡县志》卷七《食货志下·

农桑》。

（5）王韬：

《漫游随笔》，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28页。

（6）刘大钧：

《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第11页。

（7）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

《中国实业志·

浙江省》，第四编，第八章，1933年，第164页。

（8）［美］李明珠著：

《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9）《农学报》29册，1897年。

（10）《农学报》第134册，第1页。

（11）徐淡人：

《三十六年蚕种供需记要》《浙江经济》第2卷第5期。

（12）《农学报》120册，1900年10月。

（13）周德华：

《华中蚕丝业调查》，《丝绸》2000年第2期。

（14）魏颂唐：

《浙江经济纪略》，临安县，页3。

（15）李文治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579－580页。

（16）

【美】李明珠著：

《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17）《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18）

《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19）朱新予：

《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