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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的血流灌注是所有重要细胞功能的先决条件,肠道屏障的完整性也有赖于足够的粘膜灌注。

适当的血供提供了营养物质和氧,细胞利用这些营养物质和氧,产生ATP用于各种细胞功能,并维持粘膜下正常的酸碱环境的稳定。

而某些疾病如蛋白丢失性肠病,即是因为肠壁小淋巴管阻塞使肠道间质压力升高,富含蛋白质的间质液无法进入循环,引起间质液渗漏。

  由此可见,粘膜下血液和淋巴循环及其流体力学模式对肠粘膜屏障功能的维持也有重要作用。

  2.化学屏障

  肠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形成一种弹性凝胶层被覆在粘膜表面,组成一道肠道细菌不能自由逾越的化学屏障。

粘液层中主要功能成分是由杯状细胞分泌的糖蛋白。

  肠道分泌的粘液可以通过以下4种方式保护上皮细胞:

①形成水溶性粘液层,作为生理屏障将上皮细胞与管腔内复杂的环境隔开;

②一部分粘液中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粘附于细菌表面,阻止其与上皮细胞的接触;

③粘液中存在直接杀伤微生物或抗病毒活性物质,如分泌型免疫球蛋白、补体成分(C3、C4和B因子)、杯状细胞向肠腔内分泌各种抗微生物物质(溶菌酶、分泌型磷脂酶A2、α-防御素等)、上皮细胞分泌的能有效抑制细菌生长的杀菌肽和阻止细菌与上皮细胞粘附的乳铁蛋白等;

④在一定时间内粘液随管壁平滑肌的运动而排出体外,同时排除细菌等有害物质[4]。

肠粘膜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中还含有碳酸氢根离子,使粘液层呈弱碱性,形成粘液层的pH梯度,控制H+的逆向弥散,有效阻止胃酸及胃蛋白酶对肠上皮的侵蚀。

同时,一些适于酸性环境的病原菌在碱性环境中也会失去活力,如幽门螺杆菌在十二指肠降部以下便难以生存,失去致病能力。

肠道还可以分泌各种不同的溶菌酶、蛋白分解酶及存在于肠道中的胆汁,都具有一定的杀菌和溶菌作用,由此构成消化道的防御屏障。

  3.微生物屏障正常机体的肠道内栖居着大量细菌。

据统计,人体内微生物总量中约有78.67%分布在肠道,种类至少在400种以上,占粪便湿重的20%~30%[5]。

其中绝大部分是厌氧菌,是需氧菌(包括兼性菌在内)数量的1000倍左右。

这些微生物通常对人体无害,而且是有益的,为人类生存所必需,这就是所谓的正常肠道菌群。

  正常情况下,正常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关系,对机体和外来微生物也产生各种作用,组成了肠道的微生态系统。

正常肠道内固有微生物菌群的大量存在非但无害且对机体有利,这是由于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正常菌群与宿主形成了共生关系,达成了微生态平衡。

它们与肠道粘膜或结合,或粘附,或嵌合,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膜菌群,构成了肠道的微生物屏障。

在此情况下,肠道菌群的定植性、繁殖性和排它性作用使外籍菌无法在肠道定植和优势繁殖并向肠外移位,因而被称之为“定植抗力”(Colonization

  resistance)[5,6]。

  肠道微生物生态学性质具有很大的代谢和生理性差异,一般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环境。

近端小肠内的微生物密度低,主要为兼性(需氧)菌丛,而远端小肠和结肠内粘膜表面则主要是厌氧菌。

厌氧菌在肠道内数量最多,它们对潜在性致病的兼性菌和需氧菌的定植抗力对维持肠道的微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既能抑制其他细菌的优势繁殖,又能阻止其粘附于肠上皮细胞。

在粘液层中,厌氧菌产生的糖苷酶能够将糖类的残基与粘液层中粘蛋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厌氧菌产生的蛋白酶通过降解粘液层中的肽类物质,为肠道细菌提供合适的氮源[4]。

  Berg等[7]将普通无特殊致病菌动物盲肠中完整菌群接种到无菌动物的肠道中,一周后,在无菌动物的肠系膜淋巴结中依次分别培养到大肠杆菌、乳酸杆菌、肠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和变形杆菌。

而对照的无特殊致病菌动物的肠道中也接种了相同的菌群,一周后,肠系膜淋巴结的培养是阴性的;

同时无菌动物的肠道中菌量比对照组的无特殊致病菌动物高出1000倍。

原因是无菌动物的肠道中缺乏具有抗定植作用的正常菌群。

  4.免疫屏障

  肠道除了机械屏障、化学屏障和微生物屏障三种非特异性防御功能之外,最重要的屏障功能就是肠道的特异性免疫。

肠道是人体内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全身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肠粘膜相关的淋巴组织较身体其他组织含有更多的免疫细胞(包括B细胞、T细胞、浆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

肠道相关淋巴网状内皮组织(GALT)是体内最丰富的淋巴样组织,其中浆细胞的含量高达1010/m2,是肠粘膜抗感染免疫性防御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具有免疫作用的组织由消化道淋巴组织各种辅佐细胞和粘膜上皮细胞共同组成。

肠壁相关免疫组织和细胞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在粘膜上皮内及粘膜固有层内的免疫组织,即肠道免疫的效应部位,其主要免疫细胞包括粘膜上皮细胞,上皮内淋巴细胞和固有层的浆细胞;

另一部分在肠壁内,主要由粘膜上皮下的集合淋巴小结(peyer‘s

  patches)、孤立的淋巴小结和阑尾壁内淋巴滤泡群组成,三者有相同结构和功能,是肠道免疫的诱导部位[8]。

  肠道GALT与中枢和外周淋巴器官不同,其中的淋巴细胞起源、表型、分泌物都不同。

首先在粘膜部位的免疫球蛋白是分泌型IgA(SIgA)。

另外,肠道有些特殊类型的T细胞如αβTCR+CD4-CD8-在中枢和外周淋巴结内是不会出现的。

  肠粘膜通过3种有效的免疫机理参与其免疫防护:

(1)分泌型抗体;

(2)抗原特异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

(3)位于上皮层和粘膜下层的调节性细胞,通过分泌调节性因子参与粘膜的免疫防护作用[2]。

  具体的作用机理是位于粘膜诱导部位的M细胞摄取抗原,传递给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B细胞、肥大细胞,这些细胞对抗原进行加工和处理或由上皮细胞提呈B或T细胞[9]。

粘膜摄入抗原后可能诱发主动的免疫反应,也可能导致耐受的发生。

多数情况下是诱导耐受。

主动的免疫反应有两类,它们可单独或同时诱发:

一是抗体形成(SIgA),二是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SIgA是机体内分泌量最大的免疫球蛋白,成人肠道平均每天约分泌3g,是其他抗体总量的10倍。

SIgA在肠粘膜表面的主要保护功能包括抑制肠道中细菌吸附到肠粘膜上皮细胞表面并阻止其在肠粘膜表面定植,中和肠道中的毒素和抑制抗原的吸收。

实验证实,SIgA对肠道革兰阴性杆菌具有特殊的亲和力,人和啮齿动物肠道中60%~80%的革兰阴性杆菌被SIgA包裹,被包裹的细菌向上皮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移动及结合的能力均被抑制,从而保证了肠道的屏障功能。

[10]

  另外,由肠腔来的抗原经过提呈细胞的输送,在通过淋巴滤泡的有关上皮之后,与粘膜固有层中的淋巴细胞、浆细胞和巨噬细胞接触,激活成熟的T细胞、B细胞、浆细胞和巨噬细胞,并在此实施细胞介导的免疫过程,发挥吞噬作用和消除有害抗原的作用。

同时,还包括分泌白细胞介素、INF-γ和TNF-α等,并产生IgA。

  通过上述机理,肠道的免疫屏障起着保护粘膜,防止有害微生物的定植,防止粘膜上皮摄入来源于食物或共生菌群等外源性未消化蛋白抗原的作用。

一旦这些抗原进入体内,肠粘膜免疫相关组织还可以防止有害的免疫反应进一步发展。

  肠道粘膜屏障损伤的原因及机制

  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发现,多种因素都能削弱或破坏肠道屏障功能。

这些因素包括:

严重创伤、热烧伤、出血性休克、肠缺血、肠梗阻、胆道梗阻、腹腔炎症、急性胰腺炎、蛋白质营养不良、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或免疫抑制剂、电离辐射等。

这些因素可归为两大方面:

一是肠粘膜组织结构和通透性损伤;

二是肠粘膜支持能力的下降。

  1.肠道粘膜屏障损伤的原因

  1.1肠粘膜组织结构和通透性损伤

  在创伤、烧伤和重度感染等应激状态下,经各种细胞因子和激素的作用,高代谢的持续发展,机体组织血流分布改变,使肠粘膜组织处于低灌注和低血氧状态。

当组织在缺血缺氧等病理性情况下,体内的黄嘌呤氧化酶系统启动,大量的黄嘌呤脱氢酶转化为黄嘌呤氧化酶,并催化组织中因缺氧不能进一步代谢分解的次黄嘌呤,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

自由基通过与蛋白质和酶发生过氧化反应,破坏其结构,令蛋白质的生物活性丧失,导致细胞的代谢紊乱、功能丧失。

  一些放疗、化疗、损伤粘膜的药物、导致粘膜溃疡的疾病如炎症性肠病等均可损害肠粘膜结构及其通透性。

这种损伤和程度可从粘膜血管通透性增加、粘膜上皮水肿、粘膜上皮通透性增加开始,进一步发展为上皮从绒毛脱落,直致粘膜全层脱落和粘膜下层断裂不等。

  1.2肠粘膜支持能力下降

  肠粘膜支持系统,主要包括肠道细菌生态平衡、合适的营养摄入和健全的免疫系统。

这些因素失常本身虽不至于影响肠粘膜连续性的完整,但易导致肠粘膜受损,使其更新、修复能力下降。

  长期禁食或长期接受肠外营养,使肠道长期处于无负荷状态,粘膜缺少食物和消化道激素的刺激,可使肠绒毛萎缩,肠粘膜变薄,并使粘膜更新和修复能力下降;

同时,胆汁、粘多糖和蛋白分解酶分泌的减少,进一步削弱肠粘膜的化学屏障,肠液化学杀菌能力减弱,可促使肠道致病菌的繁殖。

  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造成在肠道的正常菌群失调,部分条件致病菌过度繁殖,造成肠道微生物屏障的破坏[11]。

  2.肠道粘膜屏障损伤的机制

  2.1缺氧、缺血

  机体在正常情况下,循环血流的30%流经胃肠道。

当机体遭受严重创伤或休克时,机体为了保护心、脑等重要器官,使全身血液重新分配,胃肠道血流明显减少。

若全身血流量减少10%,可致胃肠道血流减少40%[12]。

机体的缺血缺氧可以使肠粘膜上皮水肿,上皮细胞膜及细胞间连接断裂,细胞坏死,上皮从绒毛顶端开始脱落甚至黏膜全层脱落而形成溃疡,导致肠通透性增加。

对烧伤后大鼠肠粘膜结构功能改变的研究发现,在伤后12小时用光镜可以观察到肠粘膜绒毛固有层裸露并坏死,电镜观察到微绒毛断裂和缺损,上皮细胞间连接分离,出现裂隙,肠壁对分子量680~68000的物质的通透性明显升高[13]。

  Lambert等[14]发现失血性休克可造成肠粘膜上皮细胞间联结开放,使肠壁对辣根过氧化物酶的通透性增高。

Suh等[15]观察到阻断肠系膜上动脉1小时后肠粘膜绒毛顶端水肿和破坏,继之出现肠壁的水肿和出血;

缺血3小时后粘膜上皮脱落,并有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

缺血6小时后粘膜上皮大部分坏死脱落,肠壁各层广泛出血。

  2.2再灌注损伤与氧自由基

  当缺血的组织恢复血液灌注后,部分组织细胞的代谢障碍、结构破坏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此种现象为缺血再灌注损伤。

而肠道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是肠屏障功能发生障碍的重要机制。

导致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原因是大量的氧自由基的生成。

  氧自由基具有极强的细胞毒性,主要是由于氧自由基的高度活性,令其可以与机体几乎所有组织(包括肠上皮细胞)发生反应,使构成生物膜多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影响生物膜的液态性、流动性及通透性。

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大量的阳离子涌入细胞内,如Ca2+激活特异的钙依赖的磷脂酶和蛋白酶,引起细胞损伤和死亡;

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加,可以影响能量代谢;

溶酶体膜通透性增加,使溶酶体破裂,大量的溶酶体酶的释放导致细胞损伤或溶解。

  2.3炎症介质及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在肠粘膜损伤中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尚不十分清楚。

在严重创伤感染或休克时,炎症介质大量产生并相互作用,形成网络,且不断循环促进,形成“瀑布样”反应,造成肠粘膜损伤并加重甚至衰竭。

参与的炎症介质包括内毒素、血小板活化因子(PAF)、肿瘤坏死因子(TNF)、白介素(IL)、γ干扰素(TFN-γ)、一氧化氮(NO)等。

  内毒素可使肠粘膜上皮细胞超微结构(微绒毛和细胞终末网)发生病理改变,通过损伤细胞内支架系统而破坏细胞间紧密连接,也可使TNF、PAF增高以及促进中性多核粒细胞(PMN)粘附而发挥作用。

PAF在肠粘膜损害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可引起血小板聚集,PMN脱颗粒和呼吸爆发,同时可导致低血压,血管通透性增加,胃肠粘膜损伤[16]。

  大鼠烫伤后,血和肠细胞PAF水平均显着升高,肠道通透性增加,与内毒素水平呈正相关。

  给予PAF拮抗剂治疗能明显降低血浆内毒素水平以及肠粘膜通透性。

TNF-α能激活中性粒细胞,促使中性粒细胞释放大量的活性氧与弹性蛋白酶,对血管内皮细胞和器官组织细胞产生损害作用。

TNF-α还可诱导大量NO生成,造成持续低血压,微循环淤血,加重组织的缺血缺氧。

TNF-α还能通过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使儿茶酚胺分泌增加,而后者可以促进多种血管活性物质释放,如白三烯、PAF、TXA2等,加剧了微循环障碍[17]。

  研究表明TNF-α对肠粘膜有直接损伤作用,给狗注入TNF-α后小肠血流量明显下降,肠粘膜下血管有灶性栓塞,粘膜糜烂,血培养阳性率增加。

  在正常情况下,来自血管内皮的NO可调节肠粘膜灌注,不同肠上皮细胞也可以是NO的来源。

  在炎症期,由于可诱导的一氧化氮合酶活化,导致NO生成增多,而高浓度的NO可破坏细胞内支架、抑制ATP生成,使细胞间紧密连接变得松弛而致肠粘膜处于高通透状态[14]。

IL-1、IL-6、IL-13、IL-4和IFN-γ同样是通过破坏细胞间紧密连接引起肠粘膜损伤的。

  2.4细胞凋亡

  正常条件下,小肠粘膜每日每根绒毛约有900~1200个细胞发生凋亡,以维护肠道粘膜屏障的生理功能,保证衰老细胞的不断更新。

肠上皮细胞凋亡与隐窝未分化细胞的增殖是相辅相承的,这种稳态对维持肠道正常形态和功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肠上皮细胞凋亡的增加是导致肠屏障功能减弱的机制之一。

  许多研究表明炎症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均可增加体内外细胞的凋亡。

生长因子的缺乏、细菌毒素、氧自由基及肠道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均可发现肠粘膜上皮细胞凋亡增加,同时伴有肠粘膜屏障功能障碍,且通透性与凋亡指数呈正相关[18]

  。

  Ikeda等[19]对缺血-再灌注的小鼠进行了观察,发现肠黏膜损伤的早期形态学改变为小肠绒毛上皮分离。

通过组织学观察分离的上皮细胞80%具有凋亡细胞的形态学特征。

采用免疫组化和琼脂凝胶电泳分析DNA片段也证实了细胞凋亡的存在,提示细胞凋亡是小肠缺血再灌注损伤时肠黏膜上皮细胞死亡但是有别于坏死的另一主要形式。

  2.5营养障碍

  长期的全胃肠外营养(TPN)极易造成蛋白质营养不良。

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发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是破坏肠道屏障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营养不良可引起肠上皮细胞DNA含量减少、蛋白质合成及细胞增生减弱,肠腔内黏液层厚度变薄,导致黏膜萎缩及继发性肠黏膜酶活性下降。

陈洁等[20]在实验中发现,给予TPN1周后的幼犬,与普通犬食组相比,肠的长度、质量和肠壁各层厚度都显着减少,肠粘膜上皮细胞分裂指数下降40%。

  实验研究发现,与经肠饮食组相比,经TPN营养2周的大鼠,其回肠末端粘膜绒毛高度降低,上皮细胞增殖缓慢,粘膜二胺氧化酶活性显着降低[21]。

从而提示蛋白质营养不良可破坏肠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造成肠粘膜萎缩,提高肠粘膜对肠道中大分子物质的通透性,从而直接促进肠道细菌和内毒素侵入体内。

  营养不良降低了机体蛋白质水平,使免疫球蛋白水平下降,淋巴细胞减少,影响了肠道及全身的免疫功能。

其削弱机体抗感染防御功能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首先,蛋白质营养不良通过干扰肠粘膜中B淋巴细胞分化,使SIgA分泌减少,从而降低肠粘膜抗感染的免疫功能。

有研究发现,蛋白质营养不良大鼠肠道集合淋巴组织的质量以及其中细胞数量均显着下降,B淋巴细胞数量下降4~7倍,IgA同型B细胞消失。

这证明蛋白质营养不良使集合淋巴组织中B淋巴细胞分化受阻,SIgA浆细胞成熟障碍,从而造成肠粘膜SIgA的分泌量降低。

其次,蛋白质营养不良还可以破坏肠粘膜中杯状细胞功能,使粘液和粘蛋白生成减少,从而降低肠粘膜非特异性屏障功能[22]。

此外,蛋白质营养不良可以使T淋巴细胞和经过再循环的淋巴母细胞在肠粘膜中的定位过程受到损害,直接抑制机体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使机体全身抗感染防御功能处于抑制状态。

  另外,长期禁食或TPN患者,其肠粘膜缺少食物和消化道激素刺激,粘膜更新修复能力降低。

同时,胃酸、胆汁、溶菌酶、粘多糖等分泌减少,肠液化学杀菌能力减弱,都可促使肠道致病菌大量繁殖,导致肠屏障功能障碍。

  2.6微生态失调

  肠道正常微生物在种类、定植部位和数量3个方面维持着空间三维生态平衡。

肠内细菌分布呈明显的纵轴性,它们具有很强的粘附力,形成能阻止病原微生物过度生长并限制它们粘附于粘膜的菌膜屏障结构。

病理因素和治疗于扰可引起肠道菌群紊乱,促进细菌移居,致病菌过度生长。

过度生长的肠道细菌可通过细菌蛋白酶等对肠上皮细胞微绒毛膜蛋白直接产生破坏作用,或改变肠道上皮细胞的生化反应,使微绒毛受损甚至消失。

此外,过度生长的细菌还可产生各种毒素或其他代谢产物,抑制肠上皮细胞的蛋白质合成,从而损伤肠粘膜屏障。

  创伤、饥饿及大量广谱抗生素的应用很容易引起肠道菌群紊乱,优势繁殖的细菌便有可能突破粘膜屏障而发生易位。

肠道中革兰阴性杆菌的侵入能力最强,革兰阳性菌次之,而专性厌氧菌最差。

给不含特殊致病群的小鼠口服青霉素抑制动物肠道中某些厌氧菌群后,耐药性革兰阴性杆菌菌量增加1000倍,这些优势繁殖的革兰阴性杆菌将持续移居到肠系膜淋巴结。

当动物停止服用青霉素后,肠道中厌氧菌群的数量逐渐增多,革兰阴性杆菌不仅菌量逐渐下降,移居也随之停止。

用林可霉素或甲硝唑得到的实验结果也是相同的。

如果给动物分别口服上述三种抗生素,然后给动物肠道中接种链霉素耐药性菌株—大肠杆菌C24,结果发现由于厌氧菌群的受抑制,大肠杆菌C24在动物肠道中的菌量不仅达到1010这样异常高的水平,而且持续侵入肠系膜淋巴结中长达30天之久[23]。

  革兰阴性菌的过度生长还可导致内毒素易位。

内毒素是存在于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中的脂多糖(LPS)。

内毒素可致粘膜下水肿、肠绒毛顶部细胞坏死、肠通透性增加,从而破坏肠屏障功能。

在某些情况下,细菌易位可能被控制,但内毒素仍可通过“漏”到肠粘膜,引起炎症的激活及细胞介质的释放。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的后果及防治措施

  1.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的后果

  1.1菌群易位

  Berg等[7]认为“菌群易位是指肠道内活的细菌穿过肠道粘膜层进入固有层,继而到达肠系膜淋巴结以及更远处器官”,这一概念在近年来被很多学者加以扩展和完善。

目前认为当机体应激反应过度或失调时,寄生于肠道内的微生物及其毒素,越过肠粘膜屏障大量侵入正常情况下无菌的肠道及以外的组织,如肠壁浆膜、肠系膜淋巴结、门静脉、以及其他远处器官,这一过程称为肠道细菌易位,其结果可能引发肠源性的全身感染,并且触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甚至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是危重患者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大肠杆菌、克雷伯杆菌、肠杆菌科和假单胞菌是常见的致病菌,病情严重时可出现白色念珠菌为主的真菌感染。

细菌移位的发生发展有3个基本因素[7],即肠道细菌过度繁殖、肠黏膜屏障损害和机体免疫防御功能低下。

细菌移位的发生不仅与肠道细菌的总量有关,更关键的是与增生细菌的所属种类及其在肠道所寄居的部位密切相关。

大量繁殖的肠道细菌,部分可能纵向反流入胃,并随胃液进一步反流到口咽部和呼吸道。

  1.2毒素血症

  正常情况下,被吸收的内毒素在肝脏被清除而不会发生内毒素血症,当肠道内革兰阴性细菌过度繁殖、菌种比例变动、菌群失调以及毒力剧增时,经门静脉进入机体的细菌内毒素大量增加,超过了肝脏解毒能力;

或肝功能受损时,不能清除来自胃肠道的内毒素,使侵入体循环的内毒素量达到一定程度而形成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内毒素的生物效应是多方面的,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全身各系统的代谢和功能。

[2]

  1.3多器官功能障碍

  肠道的屏障功能受到削弱或者损害,可以使大量的细菌和内毒素经由门静脉和肠系膜淋巴系统侵入体循环,造成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和细菌移位,并在一定条件下激发细胞因子和其他炎症介质的连锁反应,引起全身各器官的损害。

在很多临床情况下,肠粘膜屏障功能衰竭的发生要早于其他脏器功能衰竭的出现。

肠功能衰竭常常成为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启动因子”,许多活性因子,如血管活性肠肽、一氧化氮等都发挥重要作用。

[24]

  2.防治措施

  合理的营养支持途径、谷氨酰胺、生长激素及多肽类生长因子等,对正常肠粘膜的生长及损伤后的再生、修复发挥着重要作用。

  2.1改善肠粘膜的血液灌流

  防治低血容量是维持肠组织灌流的基础,也是防治肠屏障功能障碍的主要措施。

低血容量时,可有肠系膜血管收缩及胃肠道血流减少,低血容量得到纠正后,这些病理改变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除补充血容量外,还可选择应用改善肠血液循环的药物,如小剂量多巴胺、前列腺素等,改善内脏组织灌流,维护肠粘膜的灌流和代谢,减轻肠粘膜的损害。

  2.2抗自由基和抗氧化

  目前常用的抗自由基药物有别嘌呤醇、维生素C、维生素E、脱苷脱氨酶抑制剂等。

此外,一些化合物可以保护细胞免于氧化性损害,如橄榄油和某些草药可以保护肠道上皮细胞免受氧化性损伤。

  2.3选择性肠道去污染

  选择性肠道去污染(selectivedigestive

  decontamination,SDD)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旨在控制肠道这一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达到预防肠源性感染的目的,方法是口服或灌肠不经肠道吸收、能选择性抑制或杀灭潜在致病菌的抗生素。

临床上有顺行清除和逆行清除两种方法。

前者疗效优于后者,但要求病人能经肠道摄药并能耐受腹泻,通常是口服肠道不吸收的抗菌药物,如新霉素、甲硝唑、庆大霉素等,也可添加制霉菌素、氟康唑等以减少肠腔各类细菌[25]。

  若病人情况允许,服药前可先给予甘露醇、大黄等缓泻剂,清除肠腔积存物,再给予肠道抗菌药物,类似结肠手术的术前准备,仅是清除的程度要求略低。

逆行清除即反复灌肠,可清除下肠道内容物。

由于结肠内细菌含量最多,平时即可达1012/g,若有异常繁殖,则细菌数量更高。

因此,虽然对E33的价值与实用性仍存有争议,但在目前尚缺乏很有效的肠粘膜屏障维护措施的情况下,减少肠腔细菌数量无疑应认为是综合治疗措施的一部分,与其它治疗同时应用,当有协同作用。

  2.4营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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