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问题研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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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化

在美国的社会学文献中，同化这个概念经常被使用。

根据克雷泽（Glazer）与卢卡森（Lucassen）的观点，所谓移民被东道国（流入地）社会同化，是指移民在流入地被完全接纳，现实的归属于特定的群体，他们的后代具有与其先辈完全不同的认同，实现了对流入地市民身份的完全认同。

同化的概念主要是从价值、认同等观念方面来界定，并且更突出了移民群体对流入国社会特质的被动适应，他还着重强调社会成员的同质性特征，移民的最终融入就是要完全地接受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同流入地居民无差别的社会成员。

4文化适应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文化适应的概念使用较多。

雷德菲尔德·

林顿（RedfieldLinton）与赫斯科维茨（Herskvits）对文化适应下了一个较为经典的定义。

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在进入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后）进行持续的联系与互动过程中，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

它包括集体或群体层面的适应与心理方面的适应。

但从移民融入的过程和内容来讲，文化适应只是社会融入的阶段之一，米尔顿·

戈登研究指出，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阶段过程，文化适应只是移民融入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更高一阶段的是结构性融入。

根据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在特定意义上，文化适应是指在新社会中，移民逐渐接受了主体文化的某些重要元素，但并不完全丢弃他们自身原有的文化认同。

5社会吸纳

社会吸纳是一个带有公共政策、社会福利研究色彩的概念，它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

这个概念源自于20世纪70-80年代欧洲的医疗与福利危机，1980-1990年间，法国为了使缺少机会进入新经济劳动力市场的众多年轻人与失业群体重新融入，便实施了所谓的社会吸纳工程。

可见，社会吸纳带有比较明显的公共政策痕迹，它更多地体现为流入地社会的行动与作用，而移民群体则被看做行动客体。

（二）研究维度

在研究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时，如何考察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

一般都倾向于从社会经济、文化与价值观念、政治活动、组织参与等多个维度来研究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

此外，移民的融入不仅仅包括移民个体或群体主观上对于流入地社会的同化与适应，同时也包括流入地社会在面对移民群体时的态度，即是接纳还是排斥。

因此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是两个相互调适过程的集合。

一方面是移民群体对于流入地社会的融入，另一方面是流入地社会群体的再融入过程。

这是恩泽格尔等人提出的研究社会融入问题的四维度模型的一个重要贡献和创新。

由此我们可以把移民的社会融入划分为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四个基本方面。

1社会经济融入

社会经济融入主要是指移民在社会关系、社会性活动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就业状况、收入水平、职业流动等方面的融入。

在经济性方面，移民在劳动力就业市场、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住房等方面与流入地居民的平均水平差距反映出移民在经济方面与流入地的融合程度；

在社会性融入方面，移民与社区的互动交往、社会组织参与、亲属关系可以反应其社会性融入程度。

2政治融入

政治性融入主要涉及到移民群体的合法政治身份——合法公民权、移民的政治参与、对市民社会的参与。

如参与政党、政治选举、工会等政治组织与政治性活动。

一般来说，合法的政治身份即公民权是移民政治融入的基础，是考察政治融入的最关键指标，如果移民在流入地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在政治上不能被给予同本地居民同等的对待，那么在参加选举、政治性活动等方面移民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结果导致移民群体在政治融入乃至整个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

3文化融入

文化性融入主要体现在文化习俗、规范、生活交往方式以及语言习得等方面。

当移民进入到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必然会遇到不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冲突，这时，移民能否实现社会认同的转换，意味着融入程度的高低。

所以移民的文化融入还体现在主观上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

4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和拒斥

在移民群体涌入流入地的过程中，流入地社会成员如果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和理性的方式来看待并接纳移民，如果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自我心理调适，那么本地居民就会形成对于移民群体的巨大的心理排斥，甚至会导致两类群体之间的冲突与隔离。

可见，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是复杂的，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多维度的融合以及流入地社会对移民的态度与接纳，所以，移民的社会融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流入地社会群体的再融入过程。

二移民社会融入存在的困境

为什么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移民群体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程度较低，以至于产生许多的社会问题。

对移民群体自身和流入地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移民群体受自身条件或能力、社会关系网络，流入地政策、文化观念和主流社会群体的态度的限制，移民在流入地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据调查显示，移民群体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融入方面，如就业、住房、教育等，还是在公民权利、政治参与，观念意识等方面，与流入地居民相比，可获得的各种资源和发展程度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这些都造成了移民与主体社会的隔离。

（一）自身条件或能力缺乏

移民自身的能力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能融入到主流群体。

一般来说，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条件，包括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语言能力、劳动技能等因素。

如果移民群体缺乏与流入地社会所需要或相配备人力资本条件，则其社会融入程度尤其是经济融入程度较低。

因为他们不具备适应新社会经济生产体系、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的基本条件，因而也就缺乏基本的经济融入条件。

例如，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犹太移民美国潮，此次移民是因为欧洲掀起反犹主义。

由于此批犹太移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对英语几乎是目不识丁，对美国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绝大多数穷困潦倒，保留在温饱线上挣扎。

．此外，移民原有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等也束缚了移民的社会融入。

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移民群体往往难以适应东道国社会的生活与交往方式。

对当地文化传统难以理解。

由于这种文化间的紧张与冲突存在，移民群体在个人认知与观念认同上通常很难调适，而是保守着原有的文化观念、行为方式。

因而，这些与自身素质相关的因素从根本上限制了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出被隔离、被排斥的状态。

（二）流入地（东道国）政策的限制

对跨国移民来说，东道国的移民制度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与主流社会群体的融合进程。

因为它涉及移民在就业、社会福利与保障、社会救助、住房、子女教育、社会歧视、宗教信仰、政治权利等多个方面的政策与制度安排。

在某种意义上讲，移民的社会融入就是东道国移民融入政策的目标取向与产物。

由于受到东道国制度或政策的影响，东道国特定的移民及移民融入政策、制度建构是影响移民能否有效实现融入的决定性因素。

那种排斥性的移民融入政策如就业政策、教育制度等从根本上剥夺了移民群体提高自身素质，增加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制造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应该说，这是移民融入流入国的一大困境。

它深刻地反映并传达了世界上主要移民流入国移民政策的现实影响。

（三）移民与流入地文化观念的差异

移民与流入地社会群体的文化观念差异是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群体的一大困境。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国内三峡工程移民事件中了解到文化观念得差异对移民群体的影响。

首先，从历史文化来看，三峡库区属于巴蜀文化，而安置区则分属于不同的亚文化区域。

三峡库区移民属于巴蜀文化，而安置区包括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和岭南文化等，各自地域文化特征非常显著。

因此，移民的举家搬迁不仅仅意味着居住地点的改变，更意味着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心理的改变。

其次，从经济文化来看，三峡库区农耕文化特征较为明显，而安置区则带有更多的商业文化特征。

安置区与三峡库区虽属于同一经济文化类型，自古就形成了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经济结构和饮食习惯，但安置区则带有更多的商业文化特征，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即重商谋利。

而三峡库区地处内陆封闭的山区，自古以来即形成以农耕为主的谋生方式，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

再次，从社会心理特征来看，三峡库区移民较为封闭，而安置区移民更具有开放性。

而三峡库区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人们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与外界的信息、物资、资金、人才交换频率不高且流量较小，容易使人们形成封闭、狭隘、僵化保守、封闭的思想观念，缺乏开拓创新精神。

更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传统力量或习俗惯性在较为落后的地区可能还很强大。

因此，三峡工程外迁移民和安置区人民在社会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是移民安置区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四）主流社会群体的排斥

历史上的犹太移民曾遭受主流社会群体的拒斥。

如犹太人移民美国与欧洲殖民者几乎是同步的，美国土地上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欧洲或者是欧洲在美洲殖民地上的后裔。

所以，这些早期殖民者或多或少都带有欧陆上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的思想。

由于当时的荷兰殖民者信仰新教，不想接纳犹太人。

所以，起初来的这批犹太移民在贸易上受到限制，不能购买土地。

而且没有公民身份，不能公开信仰上帝，不能担任名誉性公职等。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的排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歧视明显加剧了。

原因是犹太移民的后裔迅速崛起，成为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才。

美国的中产阶级因此感到巨大的压力，排犹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反犹主义”的高峰期，也是美国国内沙文主义和孤立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反黑人、反犹太人和反天主教的三K党大肆发展，气势汹汹。

三K党也把矛头对准了犹太人，犹太人因此受到较大的冲击，全国上下反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美国政府也因此修改移民法，极力限制犹太移民的数量，犹太人移民数量减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到了1924年，移民法对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关上了大门。

同时，一些反犹措施也在20年代纷纷出笼，从就学、就业、从业上给犹太人限额。

又如，二战前，秘鲁和巴西社会普遍对日本移民持有一种排斥态度，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演化为一种排日思潮，进一步加深了日裔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情感鸿沟。

秘鲁和巴西都是多人种国家，种族构成比较复杂。

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白人，他们受白人优越论的影响，认为多样化的种族构成不尽如人意，只有大量引入欧洲白种人，实行种族通婚，才能实现白化国民的理想，引入亚洲黄种人，只能危害到这一白化进程。

所以，近代以来，拉美社会一直充斥着欢迎白种人、排斥亚洲黄种人的言论。

以上因素都影响了拉美日裔群体与主流社会的融入进程。

三建议与措施

从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入过程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移民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移民群体与主体社会的融合是双向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移民的社会融入是流入地主体社会的再融入过程。

从移民群体来说，自身的人力资本即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社会关系网络、观念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程度；

对于流入地（东道国）来说，其制度与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

纵观历史上的各种移民潮流，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案例。

但现实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移民遇到的是主流社会的隔离与排斥。

为了使移民群体能更好地融入到主流社会中，促进移民与主流社会群体的良性互动，提高移民群体的生存能力与社会地位，最终促进融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针对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一）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观念

一般来说，移民进入的新社会是与其居住社会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空间，相比而言，移民进入的是更现代化、更为发达的社会。

这个新的社会空间必然要求移民也具有能够与之相适应或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为维持生存的基本素质，如教育、技术、东道国（流入地）语言能力等。

新移民所面临的是一种以物质生活压力为基础的全面生存压力，促进他们的社会融人与社会发展首先需要增强他们的社会能力。

为此，社会应该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的观念，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指导。

（二）加强移民社区的建设

社区作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社会的“具体而微”。

社区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育和逐步成熟起来的。

社会生活的公共化，经济的市场化，个人的主体化是其产生的前提条件。

这样形成的社区，实质上是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居民的伦理共同体。

它的特点是：

社区成员的主体性、平等性；

社区活动的公共性、参与性。

移民进入接受国社会，在组织化上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选择加入当地社会的组织网络，接受他们的组织理念、价值、规则；

要么延续自身的组织资源，在内部从来源国搬用自己熟知组织资源和组织方式，组建自己的移民社区。

因为现实中的许多移民本身不具备流入国的语言、文化素养、价值观念，一般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移民国外，他们基本上不熟悉主流社会的组织情况，没有能力和条件加入到这样的组织中去，因此选择在移民内部实现组织化的路径。

即建立或参加移民社区，使之成为自己与外界融合的桥梁。

（三）构建多样化的社会支持网络

由于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对于其社会融入具有关键性作用。

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移民起到了一种社会支持的作用。

根据李霈的调查，在瑞士没有唐人街，也没有任何被隔离的空间，华人群体是一个十分多样化的群体，他们不处于社会的边缘。

他们活动于国际交往圈，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或德语。

因为在瑞士，华人群体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华文学校的纽带作用，使华人移民拥有丰厚的社会资本，并成功融入瑞士主流社会。

（四）政府应设立移民服务机构

当移民进入新社会以后，会在社会融合过程面临许多的的困难。

在一个关于香港新移民社会融合情况调查中，显示新移民在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这三个层面碰到一些困惑。

但香港政府为移民提供了一个服务使用计划和服务机构，他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可以强化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朋辈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功能的发挥，提高参与者的就业能力和经济独立能力，从而帮助他们参与社会、贡献社会和融入社会。

因此，流入地服务机构和服务使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健全移民法制

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一些移民在进入东道国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非法移民给东道国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

例如，德国经济文化发达，社会较为稳定，是很多经济难民和非法移民的目标国家。

但德国移民法规的复杂性使德国各地区执行移民法规时掌握的尺度很不统一，给移民群体带来许多不便。

另外，德国相对较好“人道的待遇”也经常被一些非法移民和各类极端主义分子利用，以各种原因非法滞留并拒绝遣返。

如一些非法移民以无国籍、治疗疾病等各种理由，一些极端分子以会受到迫害的理由拒绝遣返，导致德国与一些非发达国家在移民问题的领事实践过程中经常发生矛盾。

为了规范移民的流入和维护东道国的社会稳定，健全移民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六）强化国家认同

移民进入新社会以后，会在社会融合过程面临许多的的困难。

心理上很难快速认同居住国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因此还要努力建立一种跨越种族、语言以及文化等族群边界的国家认同。

“事实上，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常常是对社会歧视与排斥的一种自然反应，是为了消除不安全感而建立的集体性心理联系。

”因此，如果输入国能够真正秉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在尊重公民人权基础上，建立一种超越血统、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的利益分配模式，使得任何种族、语言或文化族群都无法通过各自的族群认同来谋求特殊的利益，族群认同作为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而国家认同的政治整合作用就能够得到稳定而有效的发挥这样，移民流人所导致的种族结构变化就不会引发国家凝聚力的削弱或断裂。

对输入国政治和社会根基的撼动作用将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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