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文档格式.docx

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文档格式.docx

《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文档格式.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2）这些问题可能象墨顿和勒那已经证明的，主要与“维持现存制度的结构有关”。

二是美国社会现实的改变。

20世纪上半叶，改革运动相对减弱，美国社会学家的听众由倾向于冲突的群体如法学家、改革者、激进分子和政治家转向这样的群体和专业人员，他们关心的是加强共同的价值观念，把群体冲突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这些人包括社会工作者、精神健康专家、宗教领袖、教育家、以及行政官员。

最后说明本书的写作的思路和宗旨。

作者仅仅从齐美尔的经典著作《冲突论》中得出若干命题，虽然在齐美尔的著作中可能发现某种理论，但是只有通过把其他社会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思想与之结合才能更有效地说明这种理论。

在检验引自齐美尔的命题的时候，将它们与其他社会学家的有关思想相比较，与有助于说明、修正和证伪命题的证据相对照，从而去阐明那些命题，检验每一命题的内在一致性以及所有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

同时对社会冲突进行定义，从本书的目的来看，可以权且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

命题立足点：

冲突及合作都具有社会功能，决不是说反功能必要，而是说一定程度的冲突是群体形成和群体生活持续的基本要素。

冲突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没有哪个组织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样的话就将使组织缺少变化过程和结构性。

组织既需要和谐、也需要不和谐；

需要对立、也需要合作；

它们之间的冲突决不全是破坏因素。

第二章冲突与群体疆界

命题1：

冲突对群体聚合的功能

首先，齐美尔：

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内部分歧和外部争论，恰恰是与最终将群体联结在一起的因素有着有机的联系。

科塞反思：

齐美尔混淆了个性和社会系统，“敌意和排斥的情绪”只有在成为社会模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可以观察到其出现的规律的地方才加以讨论，那些出自个人癖性的行为在分析结构性的社会系统中是占不了一席之地的。

首先，冲突通过加强群体意识和分离感而在社会系统中的各群体间建立起边界线，由此使系统内的群体身份得以确立。

象索莱尔的“强暴”一词、萨姆纳的内群体与外群体、马克思的阶级冲突思想都体现了冲突在建立和维持群体身份方便的功能。

其次，互相“排斥”通过在不同群体间建立一种平衡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得到维持。

比如印度种姓间的冲突虽然在不同种姓间形成了一种分野和区别，但它也通过在对抗性种姓的要求之间建立平衡而保护了整个印度社会结构。

在典型的开放性阶级系统中（美国阶级系统）阶级之间相互的敌意常常转化为互相依恋，这是与印度种姓系统不同的，他们并不是对其具有敌意的价值或群体表示真正的拒绝，而是表示出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态度：

被指责的恰恰是在暗中渴求的。

最后批评了齐美尔没有明确地区分敌对的情绪与这种情绪的实际宣泄，印度的种姓系统与美国阶级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前者，对立的情绪并不导致公开的冲突；

而在后者，冲突（比如资方和工人之间）是经常发生道德，而且人们也愿意发生这种冲突。

敌对的情绪是否引起冲突行为，部分地取决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否被认为是合法的。

重新整理命题得出以下结论：

①冲突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线②与外群体的冲突，可以对群体身份的建立和重新肯定作出贡献，并维持它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界限③模式化的憎恨和互相对立可以起保护社会分工和分层系统的作用。

这种模式化的对立可以防止社会系统中各子群体之间界限的逐步消失，并为整个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指定它们的位置④在可以提供大量流动机会的社会结构中，上等阶层对下等阶层的吸引，恰如阶层之间的互相敌对一样，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种情形中，下等阶层的敌对情绪往往采取互相依恋的形式，也就是，敌意是与吸引结合在一起的。

第三章冲突关系中的敌意与紧张

命题2：

冲突的群体保护功能与安全阀制度的重要性

在压力存在的条件下，冲突中敌意的表达可以维持他们的关系，它通过允许行为的自由表达，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

①没有区分冲突行为和敌意情绪②齐美尔忽视了一个问题：

积累起来的敌意和进攻性情绪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初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

同时科塞指出必须坚持对敌对情绪和它的行为表现进行基本的区分，敌对情绪在行为中的相应表达，至少有三种可能的类型：

（1）对作为挫折源的个人或群体直接表示敌意

（2）这种敌对行为指向替代目标（3）可以提供满足感的释放紧张状态的活动本身并不需要对象或替代对象。

舒尔茨创造了“排气孔”概念，用来指原始社会中为敌意和被群体压抑的一般内驱力提供制度化出口的习俗和制度。

菲尔坎特指出这种出口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了一条河道，它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于受到毁灭性的影响。

他们两位没有对排气孔和安全阀制度进行区别，前者是为进行冲突而又不导致中断群体内的关系提供社会认可的框架，而后者则是使敌意转向替代目标，或说是起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

欧洲和前文明社会中决斗的制度就是一个安全阀习俗的例子，那些得到社会赞成，并由社会加以控制和限制的复仇行为也属于同样的类型。

①冲突对其发生于其中的关系并不总是反功能的；

冲突经常是为维护这种关系所必须的。

如果没有发泄互相之间的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群体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也许会用逃避的手段作出反应。

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

②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

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

这些制度提供敌对情绪的替代目标以及发泄的手段。

通过这些安全阀制度，敌意不至于指向原初的目标。

但是，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系统和个人付出代价；

它会减轻迫使系统发生变动以适应变化了的条件的压力，并使紧张由于阻塞而在个人中积聚起来，这样就造成了毁灭性爆炸的潜在性。

命题3：

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

由利益的抵触或人格抵触所引起的冲突包含着一种限制因素，因为斗争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如果可以用其他手段同样或更好地获得所期望的结果，这种手段就可以使用。

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的区别中蕴含了区别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的标准。

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素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可以叫做现实性冲突，因为这些冲突不过是获得特定结果的手段。

相反，非现实性冲突虽然也涉及到两人或更多人的互动，但它不是由对立双方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起因于至少其中一方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

同时科塞指出作出这种区别的意义：

（1）有助于避免由于完全按照“紧张释放”来解释现实性冲突的社会现象而造成的谬误

（2）有助于为讨论社会控制和社会越轨提供资料。

①每一个社会系统都包含着现实性冲突的原因，因为人们会对稀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提出有冲突的要求，而且他们也支持冲突的价值观念。

地位、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虽然是由规范和角色分配系统支配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成为争夺的对象。

当人们在追逐受挫的要求和期望获得某种结果时发生抵触时，现实性的冲突就产生了。

②非现实性冲突产生于剥夺和受挫，这种剥夺和受挫则产生于社会化过程及后来的成年角色义务或其结果，也有的是由原初的不允许表达的现实性冲突转化而来。

第一种类型的冲突是对着使自己想得到的特定结果的期望受挫的建构，相反，第二种类型的冲突则是由对转换了的对象发生进攻行动时的发生的紧张释放过程所构成。

第一种类型的冲突被参与者看作是获得现实性目标的手段，即一种如果有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目标的其他手段就可以将其抛弃的手段。

第二种类型的冲突则不存在这样的选择，因为满足感是产生于进攻行为本身。

命题4：

冲突和敌对冲动

他指出两点：

（1）敌对感情产生于“敌对冲动”与所反对的对象间的相互作用

（2）要分析冲突的情境，仅仅考虑精神上的动机是不够的，精神上的动机可以加强现实性争夺。

“人们相互之间的基本敌意”本身并不能对冲突作出解释，行为总是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作为社会现象的冲突只能被看做是发生于互动模式之中的，而不是用本能、内驱力和先天倾向来解释社会现象。

科塞认为，心理动机对于解释冲突是不充分的。

个人或群体之间由于对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要求，或由于对对立的价值系统的效忠而形成的现实性冲突可以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调动情感能量，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和情绪的互相作用，但这并不是现实性争夺的必然结果。

可以把进攻性定义为一套发生进攻行为的趋向。

相反，冲突则总是表现为两个人或更多人的互动，确实可以把进攻性看做是冲突的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冲突都必然伴随着进攻性。

①进攻“冲动”或敌对“冲动”并不足以对社会冲突提供充分的解释。

憎恨恰如爱一样需要对象，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冲突才可能发生，它总是以某种关系为先决条件。

②现实性冲突并不一定会伴随敌意和进攻性，心理学意义上的紧张并不总是与冲突行为相伴随的。

然而，对于对手的憎恨是有用处的，宣传家期望这种憎恨将加强冲突中的感情投入，因此可以增强从事冲突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

③相反，可以认为调解者的主要作用就是从冲突的情境中剥去进攻性的非现实性因素，以便使争夺的双方能现实地处理对特定问题的不同要求。

命题5：

紧密社会关系中的敌意

社会关系似乎都涉及到趋同和趋异两种动机，都涉及到“爱与恨”，这两种因素一般是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经常恨所爱的人，因此在具体的现实中要分离这两种因素是徒劳的，要把一个因素建立在另一个已经分裂的因素之上是不可能的。

在参与者深深卷入、并用全部人格而不是人格的一部分从事活动的关系中，将可能产生爱和恨两种感情，也就是吸引和敌对。

初级群体中引起敌对感情的原因要多于次级群体，因为人们的关系越是以全部个人投入的参与为基础——这是与片面参与相区别的，它就越是可能产生爱与恨这两种感情。

关系越紧密，感情投入越多就越是趋于压抑而不是表现敌对感情。

作为初级群体或作为形成初级群体关系特点的热烈互动趋于涉及到整个人格，因此它可以加强感情上的亲密程度，恰恰是这种亲密性导致了敌对感情的积累，因为它为那些由于感情投入而被压抑的冲突提供了理由。

①对立通常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因素。

共同的和相异的动机是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种实际的关系中，以致只是为了分类和分析才能将其分离开，相反，实际的关系则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特征②以参与者的频繁互动和全部人格投入为特征的密切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包含在他们的动机结构之中，即一种基本的情绪矛盾，在这当中，它包含积极的与消极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第四章内群体的冲突与群体结构

命题6：

关系越紧密，冲突越剧烈

一种敌意所动员起的意识越是深刻、越是强烈，双方对敌意产生的背景的相似性就要越大。

冲突双方的互相憎恨并不是由于产生冲突的具体原因，而是在于要恨群体的敌人这种社会学的原因。

一个坚定的群体把叛变看做是对团结的威胁。

与外群体的冲突规定了内群体的界限，相反叛变的威胁则会打破已经建立起来的群体的边界线，因此群体必须竭尽全力地与叛徒进行斗争，因为叛徒如果不是实际上也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威胁到我们一直关心的群体生存问题，叛徒和异端作为内部的“敌人”不仅怀疑群体的价值和利益，而且会对团结造成威胁，叛变意味和象征着被认为对群体团结是至关重要的群体标准的被抛弃。

叛变也有助于加强变节者现在所忠于的外群体。

变节者不仅可以用抵制和改变它的价值观念来表达出对新的群体的忠诚，而且他将把对过去的精神进行一系列连续的清算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异端分子代表一种暗中更为有害的危险：

通过拥护群体的核心价值和目标，而把群体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在用什么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是不同的。

正是由于这种斗争使群体自我保护的能力集中起来，它能使群体成员互相之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促进群体的整合。

①当冲突是产生于坚定关系的时候，它更容易动感情，也更加激烈。

在这种关系中，联合与反对的并存使冲突具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性质。

一个派别在其起源的背景中牵连越多，仇恨所呼唤起的反应就越深、越暴烈。

②在关系紧密的群体的冲突中，一方对另一方恨得越切，它对这个群体的团结和一致的威胁也就越大。

③其成员在群体中的参与越多，人格投入越多，所提供的发生冲突行为的机会也就越大，而对不忠诚的反应也就越强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剧烈的冲突和群体忠诚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

命题7；

群体结构中冲突的影响与功能

冲突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积极的功能，因为它导致团结的重建和群体的平衡。

齐美尔未能在有关关系基础的冲突和关于不太重要问题的冲突之间做出区别。

亲密关系虽然提供了经常冲突机会，但仍表现出了抑制某种冲突的趋势。

然而，如果冲突不顾抑制而发生了，它们也将破坏这种关系，因为他们由于个人的全面卷入和被压抑的敌意的积累而不可能承受特别强烈的冲突。

同样，要求成员全面卷入的社会害怕并且压抑冲突，但是也受着毁灭性反抗的威胁。

然而，建立在多重群体关系之上的多元社会有可能通过群体间多重关系和多种形式的冲突而被“缝合在一起”，在这种群体中仅仅包含了成员的部分个性。

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

在冲突能消除敌对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范围内，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对群体关系有积极功能，而只是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及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不相矛盾的冲突才有积极功能。

结构松散群体和开放社会由于允许冲突存在，这样就对那种危及基本意见一致的冲突形成保护层，从而把产生有损核心价值观念的分歧的危险减少到最小程度。

对立群体的互相依赖和这种社会内部冲突的交叉，有助于通过互相抵消而“把社会体系缝合起来”，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要分裂线的崩溃。

命题8：

作为关系稳定指标的冲突

如果关系双方意识到关系是牢固的，这种关系内产生的敌对情绪就可能表达出来，因为如果他们有把握的话，他们就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然而，如果是这样一种关系，即关系双方唯恐如果发生冲突就会瓦解这种关系，那他们就会抑制或放弃敌对情绪。

如果我们有意弄清某种关系是否稳定，仅仅调查冲突因素是否明显是不够的，因此仅仅没有冲突行为不能作为压抑和敌对情感不存在的标志。

齐美尔并没有区分社会现象与社会本质，在紧密关系中特别强烈的冲突被认为是敌意积累的结果，如果紧密关系中每一冲突机会都导致直接的爆发而不是压抑敌对情绪，那就不会出现敌意的积累，同时这种关系既不表现命题5中感情上的矛盾心理，也不表现命题6中的强烈感情。

这些都可以在家庭加息的调查以及对志愿团体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没有冲突不能作为关系稳定和牢固的标志。

稳定的关系可能以冲突行为为特征。

紧密的关系造成发生经常冲突的机会，但是如果参与者感到他们的关系是脆弱的，他们就会避免冲突，害怕它会危及关系的持续。

当紧密关系以经常的冲突为特征而不是以敌意和矛盾心理的积累为特征时，我们可以认为，由于这种冲突不可能涉及基本一致的意见，这些经常的冲突有理由作为关系稳定的标志。

在从属关系中，我们最初由于成员的部分卷入而期望冲突不很强烈的地方，冲突的出现就可以作为平衡机制运转的标志。

第五章与外群体的冲突和群体结构

命题9：

与外群体的冲突会增强内部的团聚力

一个群体的专制倾向和尚武趋势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这种非正式的基础：

战争需要一种集中制强化的群体形式，这是专制政治的最好保证。

进一步提出了外部冲突将加强群体的内聚力和中央集权。

齐美尔不加区别地从不使用暴力的冲突转移到假定为战争形式的斗争，这种不加区别地把战争与其它冲突形式混为一谈，时常得出站不住脚的结论。

与齐美尔指出的相反，专制主义并不一定是战争的必然结果，战争条件是否导致专制主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体系的凝聚程度，但当内聚力减弱的时候，即由于内部团结削弱而不太愿意接受权威的时候，“专制主义”才是战争情形下的必要条件。

外部冲突使群体团结，信念增强，但它是否也导致集权则取决于群体自身的结构和冲突的性质。

内部团结可能与外部发生冲突的群体中得到加强。

但是，专制主义的发生与内部团结的加强有反相关关系；

在冲突开始时内部团结不够和冲突情形未能带来一致行动所必要的团结的地方专制就会发生。

只要外部威胁被认为是对整个群体（或社会）的威胁，内部冲突就不会妨碍对外部敌人的一致行动。

①与其他群体的冲突能动员起群体成员的活力，进而增强群体的团结。

集权是否会伴随团结的增强而加强，这要取决于冲突的性质和群体的类型。

集权更可能在战争冲突事件和要求以劳动分工为标志的异质结构中产生②集权似乎与缺乏团结有关；

在群体团结不够的地方要调动起群体成员的活力就要求采取战争行动③在与外部敌人进行斗争的群体中集权和专制的发生都首先取决于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结构，而不是首先取决于冲突的爆发④缺乏社会团结的社会体系面临外部冲突时可能会瓦解，虽然某种统一会被迫加强。

命题10：

与其他群体的冲突限制群体结构及随之发生的对内部冲突的反应

群体对内部意见分歧反应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群体结构的某些方面，以及冲突的强烈程度。

如果群体内部的关系不允许有表达冲突态度的余地，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排斥它。

群体结构能够限制实际的、或预料的与外部冲突的激烈程度。

齐美尔关于群体规模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重要的是应注意规模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

群体结构与外部冲突之间有着一种互补关系，实际的或预料的内部冲突对数量少而成员参与程度高的群体施加着压力，参与程度高的小战斗群体将倾向于刻板地保持其思想的一致性。

在规模较大，包括成员较多的群体中，成员的参与程度不深，因而群体的思想内容就允许随着内部倾向性的分歧和冲突而改变。

同时齐美尔忘记区分群体结构的三个方面：

（1）群体成员的相对规模

（2）群体成员的参与程度（3）情境方面：

是不断进行冲突还是偶然发生冲突。

①不断与外部发生冲突的群体往往不容忍内部冲突。

他们不能容忍超出对群体统一有限背离。

这种群体往往有着类似宗派团体的性质：

他们根据特殊的品质选择成员，他们要求成员全面参与群体活动。

他们的社会团结取决于群体生活所有方面的共同参与，并通过坚持群体一致反对持异议者而加强这种团结。

他们解决意见不一致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使持异议者自愿或被迫退出群体②教会类型的群体没有卷入与外界的不断冲突之中，对成员个性的全面参与也没有特殊要求，同时由于对成员构成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因此其规模往往较大。

这种群体能够通过显示结构灵活性和允许内部的一定范围内的“有限冲突”来成功地抵抗外部压力。

命题11：

寻找敌人

为了维持和增强群体团结，战斗群体可以实际地“攻击”敌人，持续冲突作为战斗群体生存的条件，他们必须不断地诱发这种冲突。

为了促进群体内部的团结，外部冲突并不一定要真正出现；

所有这些对成员发现或诱导他们发现外部威胁以便把他们自己结合在一起都是必要的。

威胁可能实际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是群体必须感到他们面临着威胁。

外部威胁的社会感知可能被歪曲，但是它对群体内部的影响可能与客观威胁不被曲解一样。

对群体成员来说，群体寻找敌人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成果，而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特有结构。

即使最初把群体带入冲突的条件不再出现以后，战斗群体仍然根据他们最初进入舞台的规则继续表演。

最初的敌人消失导致去寻找新的敌人，以便使群体可以继续从事战斗，从而维持住一个将陷入不再有敌人存在的危险的群体结构。

这种“寻找外部敌人”（或夸张实际敌人带来的危险）的工作不仅起到维持群体结构的作用，而且当受到干劲松懈或内部分歧威胁时它也能加强群体的团结。

激烈的外部冲突使成员重新警觉起来，或者调和分歧趋势，或者形成反对持异议者的群体一致行动。

当群体刻板结构遇到打击或遇到意外增加的外部危险时，“寻找外部敌人”的推论就是寻找内部敌人。

被寻找的内部敌人可能与被招引来的外部敌人一样是实际存在的：

他可能是一个反对群体生活或群体行动的某些方面的持异议者，他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变节者或异教徒。

但是内部敌人也可能是“发现的”，他可能仅仅是虚构的，通过对他的共同敌视以实现群体所迫切需要的团结。

①组织极多严密的战斗群体在搜查敌人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甚或可以取得加强内部统一和团结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种群体实际上还能够洞察出某种来自外部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尚不存在。

根据已经看到的情形，这种虚构的威胁有着与实际的威胁同样的使群体整合的功能。

②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或虚构一个这样的敌人，能加强受到来自内部威胁的群体团结。

同样，寻找或虚构一个内部持异议者可能起到维持受到外部威胁的群体结构的作用。

这种替罪机制尤其将发生在那些其结构处于现实冲突的群体中。

③夸张的现实危险，引人瞩目的现实敌人与完全虚构的威胁力量之间存在变动着的顺序。

第六章意识形态与冲突

命题12：

意识形态与冲突

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