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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是人类对自然进行政府的发展时期，历时几百年。
特别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个时期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有人类文明以来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的总和，人类开始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成功，蒸汽机、电动机、电脑和原子核反应堆，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建立了“人化自然”的新丰碑。
这一时期全球的人口总量迅速增加到二十世纪末的60亿。
人口和工业的大量集中促进了城市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同时，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也日益加剧，人口的迅速增长，资源的过度利用，环境的严重破坏，加剧了全球生态的恶化及气候变暖。
20世纪上半叶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发生的“八大公害事件”，美国西部大移民导致的“黑风暴”事件，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各种灾害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目前认识的最高境界。
21世纪人类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模式改进，全世界各国政府对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达到共识，标志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开始。
生态文明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系统，是建立在知识、教育、科技高度发达和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文明，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明确人类社会必须在生态基础上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不仅吸收人类以前的先进文明成果，也深刻反思工业文明牺牲环境的高成本代价。
为此，生态文明也可称作“绿色文明”。
二、生态文明的基本特征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看，生态文明宜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文明形态表现在政治、物质、精神等各个领域，是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
从狭义看，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强调人类对待自然关系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必须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辨析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社会文明的关系。
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生态文明是对原有文明形态的超越，与以往人类文明形态相比，其意义和影响更为深远。
一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平等。
强调人是从自然生物中进化出来的一部分，不能超越自然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否则人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必将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人和自然既对立又统一，只有保护好自然生态，由征服自然变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才能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
生态文明强调，人类从大自然长期索取各种资源能源，就不能不考虑保持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当代人必须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
生态文明既关心人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现在与未来的对话。
生态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基本一致。
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就是主客体的融合。
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
同时，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周礼》“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还要求避免污染，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此外，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巴黎，一致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社会文明主要指现实文明形态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生态安全人类将陷入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人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涵体现在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政治文明，要求尊重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注重各种利益的协调与公平，避免因财富资源分配不公，权力的滥用而造成的生态破坏；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要求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和索取，逐步形成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精神文明，提倡尊重自然、认同自然价值，建立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体系。
三、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路径
建设生态文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过程。
近些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已经逐步探索出相对完整或明晰的实践途径，但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更具前瞻性、世界性的文明形态，面临着许多有待开拓、创新的领域，包括思想观念、战略规划、体制机制、产业发展（在第四部分内容专门论述）等方面。
（一）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确立科学的价值观、财富观和消费观。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
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认为不仅人是主体、有价值；
自然也是主体，也有价值。
人类、自然共同作为宇宙的成员，具有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运行轨迹，人类企图违背自然规律改变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已成为21世纪的先进理念和主流伦理。
生态文明的财富观认为农业文明是以土地资产为主流的财富观，工业文明是以有形和无形资本为主流的财富观，而生态文明则是要求以绿色财富为主流的财富观。
绿色财富是指以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为前提，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财富，具有生态性、和谐性、安全性、节约型和可持续性的特征。
比如，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绿色的食品、宜居的环境，森林、湿地、草原等都是巨大的财富。
按照世界银行衡量的新标准，绿色财富包括绿色人造资本、绿色自然资本和绿色人力资本：
如环保节能建筑物、环保型交通工具是绿色人造资本；
山清水秀、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是绿色自然资本；
德才兼备、有创新意识，首先良好的绿色教育，具备生态环保人格的绿色人才称为绿色人力资本。
生态文明的消费观认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是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
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则要求扩大“绿色文明”发展空间，倡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要求消费无污染、质量好、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产品，提供节能、环保、健康、安全、舒适的服务；
要求转变消费观念、优化消费结构，形成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
鼓励人们更加关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努力建设绿色家园。
（二）建设生态文明要进行系统的战略规划和设计。
近年来，我国在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中部和东部的工业污染治理、热带生态和海洋生态的保护等方面，已启动了一系列生态工程建设的有益探索；
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工程，仍需在发展市、战略布局、开发保护等战略层面作出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发展方式主要是实现两大转变，即由高碳发展方式向低碳发展方式转变，由粗放扩张的方式向集约环保的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应当创造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是因为消费欲望的贪婪膨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不管贫富贵贱，人人都必须共同承受，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实施一系列在保护中有序开发自然资源和促进适度消费的真正举措。
特别是中国生存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类，其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只能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可能去赶超美国。
二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可支配财力，尽快健全城乡统一的低标准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免费义务教育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失业、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项目的保障力度。
三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资源环境的替代作用。
将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要淡化官本位观念，优化创业环境，鼓励千千万万优秀人才到基层、到企业去创造财富，特别是创造绿色财富；
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提升我国人力资本优势的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强对基础性人力资本的投入，特别是对幼儿和青少年登记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入，坚决革除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
通过减免税等措施，鼓励企业和社会增加对各类人力资本的投入，逐步形成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共同参与、分别投入，各得其所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
四是促进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与农村资源的占有相协调，走集约式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对资源、环境构成巨大压力。
应该从13亿人口的国情出发，结合人口发展趋势制定的、合理的城镇化政策；
采取严格而系统的措施，扭转盲目扩张、千城一面的建设格局，特别是各城市进行建设规划时，应科学预测人口变化趋势，合理控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留出弹性较大的生态用地规模，形成性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群，使城市建设在绿色环境中，以便应对将来人口总量变化，确保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与农村资源的占用同步协调推进，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惠州、株洲、贵阳、徐州、唐山和北海等城市再这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
战略布局主要是对国土（包括海洋）空间作出准确的定位和科学的布局。
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快制定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并确立其法律地位，这是现有区域发展战略的丰富和深化，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百年大计，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有利于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维护未来15亿人口的生态安全；
有利于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生活水平、福利水平的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应区分轻重缓急，重点突破。
按照服从中央大局和地方发展的原则，一是有限编制和公布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二是四类主体功能区中，优先开展禁止和限制开发区规划工作；
三是先行提高人口素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并从空间的层次性、管理的有效性、运作的协作性以及健全法制体系等层面，正确处理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他规划的关系，科学构建“部门分工与协作”的国土及城乡空间管理框架。
根据功能区的属性，分类指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有关科学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和考核办法。
开发保护主要是保护好我国13亿人口以至今后15亿人口赖以生存的生态安全。
资源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如西部地区作为我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蕴藏天然气、煤炭等多种资源；
但是，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地区，位于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制约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国家制定生态资源补偿政策的同时，可通过建设新型生态工业园区的模式，探索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新途径。
生态工业园区是一种宜居循环经济理论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设计的新兴工业组织形态，遵从循环经济的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3R原则，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废物交换、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手段实现污染物“零排放”。
（三）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
一是建立决策咨询体制
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设立国家战略咨询委员会、把精力充沛、从政经验丰富的部分领导干部、著名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履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就国家发展的战略进行系统咨询、研究和设计的职能，协调国家各种规划之间的。
二是建立生态、资源、环境三大补充机制
建立以财政转移为主要手段的生态、资源、环境三大补偿机制。
我国目前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融合自然的经济政策，使用生态资源获益方不必承担生态环境恶化的责任，环境保护者没有必要的经济激励。
生态、资源、环境三大补偿机制是重新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生态、经济成本与收益的必要措施，按照破坏者付费、使用者付费、收益方付费等原则，率先在森林、矿产资源开发、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重点流域及区域生态功能区等关键领域建立补偿机制。
积极推行市场化生态补偿，在政府的引导下实现生态保护者与生态收益者之间自愿协商的补偿机制，积极探索资源使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模式；
着重培育资源市场、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促使环境要素的价格真正反映其吸取程度。
三是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机制
构建区域管理的制度基础，包括完善统筹区域发展的管理机构与组织，明确统筹区域发展规划，规范统筹区域发展政策，统筹区域发展决策程序，确定不同类型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准，有针对性地指导与评价各地生态文明建设。
四、发展绿色产业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
发展绿色产业是保护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战略抉择，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更是中国十几亿人口幸福指数得以提高的重要保证。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引起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件坏事，但也是一次难逢的重大机遇。
可以肯定地说，全世界正在孕育着一场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环保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或者叫绿色革命。
因此，发展绿色产业无疑是引领世界潮流的朝阳产业，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文明复兴的科学跨越之路。
（一）加强新能源开发与利用
能源需求的集聚增加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供应格局，自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未来能源供给的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将越来越高。
由于国际贸易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石油市场的不稳定以及油价波动都将严重影响石油供给。
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相对减少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是确保中国能源经济安全的出路所在。
新能源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所产生的热能，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水能和海洋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衍生的生物燃料和氢所产生的能量。
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问题。
国家应适时出台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新能源技术创新，应对气候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着眼于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拉动投资、鼓励消费、增加就业，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提升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力。
（二）发展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
“节能减排”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也是人口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应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等科技专项计划中安排一批“节能减排”重大技术项目，攻克一批关键和共性技术；
应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支撑平台建设，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加强资源环境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一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转化与产品创新体系。
探索创新信贷管理模式，支持国家和省级“节能减排”高新技术项目，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创新产品生产，并及时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三）发展高效优质绿色农业
绿色农业是以生产、加工销售绿色食品为轴心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包括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高效、绿色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
“高效”体现农业有较高的土地产出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务农也能致富的要求；
“绿色”体现农业既能为社会提供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又可实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
大力发展以绿色农产品生产为主的生态农业，积极推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延伸，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延伸，由国内市场向国外市场延伸。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
用经营企业的思维谋划农业产业，走大企业带动、大基地联动、大产业运作、集群化运销的产业化发展路子；
整合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以及相关的教育、科研等环节，形成一个完善的无污染、无公害的安全、营养、优质食品的产销网络和管理体系。
积极发展绿色庭院经济，以农户为单位把沼气工程作为推进绿色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工程，以沼气工程为纽带，发展“畜—沼—菜”、“畜—沼—粮”、“畜—沼—果”等专业化循环经济生态链，推动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四）发展绿色旅游等生态服务业
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循环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绿色商贸服务业、绿色旅游业、绿色物流业等。
绿色商贸服务业，以营造全社会绿色消费环境为重点，构筑绿色市场体系，杜绝假冒伪劣商品，创建“绿色消费社区”；
绿色物流业，将物流需求、物流节点分布、仓储功能与容量、连接的道路管网或线路、运输工具系统规划、统筹安排，提高物流效率、减少交通污染排放，打造现代化的职能物流体系；
绿色旅游业摒弃传统的粗放式大众旅游，保护环境，为旅游者提供颐养身心的高质量旅游经历，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绿色旅游倡导绿色理念，是实现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
培育绿色观念、推行绿色标准、实行绿色开发、生产绿色产品、开展绿色经营是实现绿色旅游的有效形式；
完善旅游产业结构，促进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行业之间的优化，推动入境旅游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和处境旅游市场结构多元化，调整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和特种旅游三大旅游产品结构。
绿色旅游要求旅游地居民的参与，使其成为绿色旅游的直接受益者，提高爱护环境和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推一。
（五）发展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和生物反应器工程五大类别。
生物工程产业遵循生物资源—生物制作—生物食品—生命健康，有利于合理节约利用资源、环节资源约束、减轻环境污染，促进资源永续循环。
当前应围绕重大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发展生物医学产业，大力发展新疫苗、生物工程药物、小分子药物、现代中药和生物医学工程产品；
发展生物制造业，利用可再生的生物原料生产乙烯、乳酸等大宗原料化工产品，环节我国经济发展对石油等矿物资源的过分依赖；
发展生物能源，推动高产、高含油、环境适应性强的能源植物新品种培育和产业化，提高生物基燃料酒精规模生产的转化效率，加快生物柴油等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环节能源紧缺矛盾；
在生物环保领域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处理城市污水、垃圾，加快生物技术对盐碱地等低质土地改良步伐，研究推广荒漠及沙漠绿化植物新品种；
发展生物技术服务业，拓展生物工程产业链。
五、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体系
生态文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政治层面，在于中央决策层和地方领导层的意志和政策。
需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生态观；
加强法制建设；
重视生态行政建设；
推进生态民主建设，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教育、行政等各种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节能减排，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
（一）经济手段
1、改革财税体制，引导发展重点由GDP增长转向居民生活改善。
适时建立以居民财产为税基的税收制度，逐步形成地方财政收入随居民财富增加而增长的机制；
改变资源税、开征生态税（环境税），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提高资源消耗的成本，扭转过分依赖高耗能、高污染重工业的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工业新型化、生产清洁化、农业生态化、经济发展循环化的新经济模式；
探索建立适合公共设施建设的融资模式，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扭转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保护和有序开发土地资源。
2、综合运用纵向、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实施功能区的生态补偿。
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手段，适宜用于国家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实现补偿功能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是我国当前生态补偿的基本模式。
横向转移支付手段，适宜于跨省界中型流域、城市饮用水源地和辖区小流域的生态补偿，构建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补偿机制。
3、制定有利于资源节约的差异价格政策，提高浪费资源的成本。
资源能耗、污染排放来源于人为活动，由人口数量、生活方式共同决定。
发达国家人口数量基本稳定甚至有所下降，实现环节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程度政策，主要在于由浪费性消费转向必要性消费。
而我国人口总量尽管进入低生育水平但仍处于增长区间，人口总量控制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是试图解决资源环境耗损的可选之策，浪费性消费、保障必要性消费。
生活性资源实行差异价格，确定家庭规模资源消耗合理需求限额，限额内执行补贴价格，超出部分执行市场价格。
4、适时调整进出口政策，优化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产业结构。
尽快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和起来鼓励出口政策，设置出口配额以空气出口的数量；
加强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进口的调控和管理，不断提高国际谈判能力和定价影响能力。
（二）法律手段
1、加强生态环境补偿立法
制定生态环境补偿法，统一协调生态环境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建设、资金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明确生态环境补偿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制度，科学确定生态环境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合理界定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将生态环境补偿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2、尽快启动主体功能区规划立法
目前主体功能区规划虽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撑，但尚未列入规划体系的范畴，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应及时在法律上明确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定位，以便处理好与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建设等规划的关系。
（三）教育手段
动员政府、社会、家庭以及各种大众媒体、网络，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舆论引导，特别是生态文明要从娃娃抓起，从每个人做起，让生态文明的理念进课堂、进家庭、进企业、进社区。
营造浓厚的保护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培育全体公民的生态文明观念和绿色消费意识。
（四）行政手段
根据不同地区、阶段的功能定位，构建和规范科学、合理、完善的监测评价考核体系。
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绿色产业的指标体系，并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定期发布全国及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数，充分发挥评价体系的动态预警功能，引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类市场主体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产业。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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