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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一直带到选举日吗？
”
强势与实用主义
不断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沙龙的“强势”，来自戎马岁月的生存哲学。
而“强势”之于内塔尼亚胡，是表演，是策略。
1996年首次竞选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激烈反对与巴勒斯坦人议和而胜利，上任后却与阿拉法特签订协议，同时得罪左右翼势力。
年轻气盛的内塔尼亚胡，曾试图挑战沙龙在利库德党内领导地位，但他始终走在沙龙的阴影里。
沙龙不是高歌“金色耶路撒冷”踏进圣城，在哭墙塞“祈祷和平”纸条唯一的将军。
他不是以色列唯一有资格谈“战争与和平”的人——1993年前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缔结《奥斯陆协议》，呼吁“铸剑为犁”，称反对者“千万人的怒吼，比不上一个失去孩子母亲的哭泣”。
拉宾倒在犹太极端主义者枪下。
沙龙曾经与拉宾走得很近，但终究与拉宾式浪漫与理想保持距离，换句话说，他不相信以坚实的土地，换虚无缥缈的和平。
沙龙可以接受“以土地换土地”，只谈买卖，或者“以和平换和平”，互许承诺。
他坚信，只有彻底把对手打伏在地，才能谈论下一步。
围攻、软禁阿拉法特，“成功地”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塑造成“恐怖分子”。
沙龙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阻挠巴以和谈。
他重返政坛的出场宣言，就是“来挑事”的。
2000年7月巴拉克与阿拉法特的戴维营谈判失败，巴以之间气氛躁动不安，这个时候，身为反对党党魁的沙龙强行闯入巴勒斯坦人宗教圣地，一把火点燃西岸与加沙地带遍地起义。
巴勒斯坦人实施自杀式爆炸、以色列动武复仇，沙龙与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像一对“潜伏”，里外策应，以暴易暴，为中东火炉添柴鼓风。
对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离任前的促和努力，沙龙蜻蜓点水般奉迎，心里却惦记着自己的时间表。
半生崇拜“硬道理”
沙龙大半生，崇拜硬道理。
这也是以色列人崇拜他的原因。
军令算什么，打下来才是硬道理——沙龙在大战中违抗总理梅厄命令，率军空降西奈半岛，却打通重要通道；
协议算什么，占领才是硬道理——沙龙身为建筑与住房部长期间，大肆扩张犹太人定居点，扩大版图或留作谈判筹码；
国际形象算什么，自有主张才是硬道理——影星简.芳达一身黑衣，站在总理府门外为巴勒斯坦人请命，沙龙根本不为他眼中的妇人之仁开门。
在“硬道理”的宣传之下，沙龙，和信奉拳头的以色列，成了一抹幻彩。
犹太民族渡尽劫波，在纳粹的宣传机器中，曾经被丑化异化。
而近些年来，另一种宣传，又为犹太民族披上武力与智力超常的神秘光辉。
一个经历流散聚合的民族，终归有些智慧值得分享，中东战争中屡战屡胜的事实，造就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光环。
但光环，从来为现实政治服务。
沙龙的“战神”形象，来自中东大战期间，以色列政府有心树典型而外国记者乐于追捧。
贪污腐败的罪名也伤害不了沙龙，很多人忘记了他在黎巴嫩造成的大屠杀，甚至忘记了巴以冲突给以色列家庭带来的痛苦。
人们很容易相信，所有苦难都来自于外敌，战胜苦难的方式，就是团结在强势领导人周围，比敌人更强大。
一个以色列人告诉我，上学时遭人欺凌，就找来玻璃瓶疯狂捅人报复，直到其他人认为他是“疯子”，不敢再惹——“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他要是读到《狼图腾》，应该会心一笑。
以色列人常常说，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外敌，很快会因为内斗而分裂消亡——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卸任时，国际媒体评说，内塔尼亚胡是最怀念他的人。
“有人要杀光我们，但是我们会先杀光他们”成了以色列政客拉拢选民最有效的宣传。
“幻彩”已经消散
可是，“硬道理”会不会有迷信的成分？
2008年奥尔默特对加沙发动“铸铁行动”，代价惨重却没能达到清除哈马斯的初衷，最后陪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内塔尼亚胡式强硬，往往赢不了国际舆论中的道义战争。
就连沙龙自己，连续暗杀哈马斯领导人之后，有没有料到有一天这个极端组织逆袭，彻底拿下加沙地带，日夜威胁以色列南部？
而沙龙口中“和平的障碍”阿拉法特去世之后，谈判环境并没有多少改变，和平进程仍然停滞不前。
当以色列人怀念将军时代的“幻彩”，有没有意识到，沙龙自己已经说破，武力并非硬道理。
据说早在1982年黎巴嫩大屠杀之后，他曾向同僚提到，“巴勒斯坦国将在我手中建立”。
2002年，他公开提议巴勒斯坦建国，尽管巴勒斯坦人并不欢迎他设下的苛刻条件。
正是“战无不胜”的沙龙，改造并裂变右翼党派利库德集团，放弃“大以色列”之梦——所谓领土以《圣经》为参照。
他开始相信现实家园，而不是梦中故国。
如果沙龙清醒到现在，看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中东政治版图急剧变化，会如何应对？
阿拉伯将军们的统治，一个接一个陷入慌乱，激进伊斯兰政党纷纷上台，美国与伊朗修好。
周围阿拉伯邻居，早就皆借口犹太国的存在，暗暗发展核技术。
这不再是仅仅靠强硬制胜的时代了。
沙龙之后以色列的两位总理，奥尔默特与内塔尼亚胡，都与沙龙相熟，某种意义上说，都继承了他的衣钵。
奥尔默特高举前进党中间路线，内塔尼亚胡抓牢强势外衣。
将军时代的幻彩终将褪去，以色列早些清醒，早做务实打算并非坏事。
然而，现实证明，选民们仍然愿意听内塔尼亚胡谈伊朗人要把我们从地图上抹去。
武士倒在征途
古埃及法老生前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金字塔陵墓，沙龙也早早钦定自传《武士》，形容自己无论在沙场，还是在庙堂，都做顽强斗争。
媒体更喜欢把他2001年当选总理，称作“从武士到政治家”的转身。
然而，沙龙政治生涯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武士”倒在通往谈判室的路上。
以色列前总理埃里尔-沙龙中风昏迷成为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八年。
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位医学权威的话说，躺了八年还没有死，这是一件“卓有成效”的事情。
沙龙的儿子给父亲写了一本传记称老爸昏迷那么多年，他那庞大的体重一磅都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这位政客兼将领显然是个躺在床上也能够创造奇迹的传奇人物。
2014年1月11日，奇迹终于落幕了。
沙龙的死亡其实已经是一个久已期待的事实。
以色列媒体早早就在医院大门外架起了摄像机，等待他去世的消息传来。
这就好像一个月前曼德拉去世的消息那样。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
死亡带给媒体的价值也是不可抗拒的，特别是沙龙本人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他跌宕起伏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他所具有的争议性完全是一个时代在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
“屠夫”政客
沙龙为人所铭记，正如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上级伊扎克-拉宾为人所铭记一样，过于简单化和符号化。
在1980年代，人们记住沙龙，是因为战争和杀戮。
沙龙从1948年20岁开始参军打仗，从排长一步步升职成为军区司令，最后当上国防部长，可谓军功累累。
最容易唤醒人们记忆的是他策划的1982年第一次黎以战争。
沙龙纵容基督教马龙派游击队在贝鲁特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制造屠杀惨案，数百人乃至数千人遇害，具体数字将永远是个谜。
他因此获得了“贝鲁特屠夫”的外号。
回顾沙龙一生：
从战士到政客
随着历史的延伸，这种坚决、残忍的杀戮手段被他用在政治上面，表现为毫不留情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1980年代沙龙从政，历任政府各个部门首长，一度因为贝鲁特屠杀事件被人们认定将在政坛上崛起无望。
但是他终于在2001年挑战巴以民族情绪成功，并当上以色列总理，在这一职位上一坐五年。
如果不是因为2006年中风昏迷，他本来可以又赢得一任总理任期。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记住沙龙，是因为他鲁莽地闯入耶路撒冷圣殿山，发动定点袭击暗杀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和兰提西等，将巴解组织领导人、自己多年的老对手阿拉法特活活地困死在拉姆安拉的官邸当中。
至今人们还在寻找阿拉法特的死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怀疑他是被沙龙下令毒死的，而人们愿意相信，以沙龙的风格，他做得出这种卑鄙的事情。
以色列的战争与和平
历史态度容易形成惯性。
当人们回望现代以色列的60多年历史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的政治人物两极化：
一个暴虐的、嗜血的沙龙；
一个温文尔雅、倒在暗杀者枪口下的拉宾；
一个被沙龙边缘化的和平斗士西蒙-佩雷斯；
还有一个继承了拉宾和平事业的前特种兵将领埃胡德-巴拉克。
如果往前数的话，还有那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梅厄夫人，以及和沙龙同时策划黎以战争的前总理贝京。
以色列太容易被分为两个部分：
需要战争并且赢得战争的人们，以及追求和平，并为和平贡献出生命的政治家。
有趣的一点在于，不论是现在我们如何用战争与和平作为标准衡量他们，这些政治家们在很多方面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
拉宾在从政之前，是以色列军队的高级将领，参与策划了侵略巴勒斯坦领土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全盘计划。
而今天国际社会对巴以和平的底线正是要求以色列回到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领土控制线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宾被称为今天巴以和平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
其余人当中，佩雷斯是以色列军火以及核项目的主管者。
当年力主从黎巴嫩南部占领区撤军的巴拉克，则曾经男扮女装只身潜入贝鲁特从事刺探情报和暗杀活动。
就是手上比较干净的内塔尼亚胡，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国防军英雄，在1976年的乌干达解救人质时间当中阵亡。
很容易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这种共同的特质，即在军事斗争当中，他们有卓越的智慧和牺牲精神为以色列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为此他们并不吝惜生命——不论是自己的，还是阿拉伯人的生命——去加以换取。
立场相同的鹰派和鸽派
但是，当以色列获得足够的力量，生存已经不再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之时，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往往与各个历史阶段特点相吻合。
拉宾和佩雷斯从军神变为鸽派，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和平协议，这是因为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之下，美国的强力介入使中东各方面实力达成了相对的均衡，和平成为可能。
但是当非传统安全问题兴起，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实力在中东一家独大的时候，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本来因为“贝鲁特屠夫”而变得臭名昭著的沙龙出任总理，喻示着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
事实上，一旦遇上挑战国家安全底线的问题，鹰派和鸽派的立场是一致的。
拉宾和沙龙并无区别。
人人都知道沙龙镇压了21世纪之初的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但是很少有人想起，拉宾镇压了1987年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
七年之后，拉宾却因为《奥斯陆协议》和阿拉法特以及佩雷斯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德高望重的佩雷斯身上。
这位拉宾的战友实际上支持了奥尔默特政府在2006年发动第二次黎以战争。
在这之前，他退出工党，并宣布支持沙龙成立的政党“前进党”。
这一切，仅仅是出于政治的要求。
在政治的实用主义引导之下，历史会选择合适的政治家去执行有利于以色列本国的政策。
当沙龙2005年宣布从加沙地带撤军而遭到以色列极端势力的抨击时，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学会了进退，学会用实用主义的手段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从而完成了从一个职业军人到政治家的全面转型，再度成为历史所选择的关键人物。
只不过，这样的转型来得太晚，而他好战、嗜血的一面已经为全世界所铭记。
即使以色列，也只有一个沙龙
在他身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曾经要将以色列人“赶到海里”的埃及，内乱的连个稳定的执政党都没有；
曾经与犹太人在戈兰高地“你死我活”的叙利亚人，正挣扎在内战的漩涡里不得挣脱。
曾经发誓要将以色列抹去的伊朗，也摇摆在“拥核”与“弃核”的两端，不知何时大棒降临。
利比亚和伊拉克，已经从棋局中退场。
巴勒斯坦，60多年后仍未建国。
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们，不是自顾不暇，就是惴惴不安。
曾经像红海一样包围着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如今不知如何振作。
中东安全路线的主导权，现在牢牢的掌握在以色列人自己的手里。
战争上没有做到的，却在这20多年的变局中达到了。
有谁能否认，以色列不是最大的受益者？
摩西带着犹太人来到了“应许之地”；
沙龙带着以色列人创造了最好的时代！
中东从来不缺英雄，但只有沙龙笑到了最后。
孤曲绝唱，再无强人。
他是犹太之王战争为他加冕
如果罔顾以色列人心底的亡国之忧，就无法体会阿里埃勒?
沙龙的分量。
当得知沙龙中风病危后，无数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特拉维夫，为他祈福。
这个男人，不仅挽救了以色列，还挽救了犹太民族。
他让这个古老而颠沛的民族，凝结在一起。
他无愧于“犹太之王”。
阿里埃勒?
沙龙参加了全部5场中东战争，从“独立战争”中的排长，到“黎巴嫩战争”中的最高统帅，他在战争中成长，也在战争中老去。
他参与战争，也发动战争；
他厌倦战争，也决定战争。
5次中东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既奠定了以色列的版图，也建立起了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的绝对安全优势。
1941年，年仅13岁的沙龙加入村自卫组织，带着木棒和一把匕首。
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
法国作家阿伊克在《沙龙传》中这样写道，“作为军人，他具有异常出色的军事素质，即使在毫无月光的夜晚，他也能找到自己的方位和既定路线。
他一贯镇静，这种特质一直感染着他身边的人。
1948年5月16日凌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
以埃及为主的阿拉伯7国，集结4万军队，扑向了初生的以色列。
阿拉伯人称为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人则称为“独立战争”。
此时，20岁的沙龙刚刚成为以色列国防军亚历山托尼旅第三营一个突击队的队长。
而整个以色列人只有区区3万余军队。
既无训练，也无武器。
在一次对约旦军队的突击行动中，沙龙被一颗致命的子弹击中腹部，他一度以为自己已无生还可能。
最后靠战友的不离不弃，使他获救。
这一切，正如以色列在美英的支持下，最终赢得了战争一样。
超过6000名以色列人在这一场战争中牺牲，他们大多是在二战中艰难存活下来的幸存者。
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沙龙已成为了一名上校。
在此之前，他的骁勇之名已经远播，带领他的部队70多次战斗无一失败。
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他带领202空降旅发动了突袭。
这场战争让英美丢掉了苏伊士运河，却让以色列彻底拔除了西奈半岛的埃及据点，获益最大。
真正让沙龙成为传奇的是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
在这两次战争中，沙龙已经成为了中东舞台的绝对主角。
以后来人的视角看，沙龙正是在这两次战争中，塑造了坚不可摧的王者形象；
也正是这两场战争，决定了以色列的安全红利。
1967年，新生的埃及在“强人”纳赛尔的带领下，重新恢复了元气，并将阿拉伯世界凝聚在一起。
埃及军队集结在西奈半岛，准备对埃及做致命一击。
而沙龙在这过程中，做了一件最关键的事：
将软弱的以色列新总理艾希科尔赶下位，让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独眼达扬”成为了国防部长。
而正是达扬先发制人的大胆作战，以色列国防军摧枯拉朽般获得胜利。
在这场“六五战争”中，以色列空军三个小时便把埃及300多架作战飞机炸毁。
以色列陆军在六天内就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大获全胜。
以色列的领土几天内扩大了3倍，并收回了祖先留下的哭墙，奠定了至今为止的地缘优势。
沙龙带领他的师，攻下了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的“攻不破的防线”。
埃及和叙利亚几乎照搬了“六五战争”中以色列的打法，以“赎罪日”为掩护对以色列发起了报复。
以色列的装甲力量和战机，成百上千的被击毁击落，巴尔勒夫防线几乎在一天之内被攻破。
75岁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在向美国总统尼克松救援时称：
“以色列快完了，救救以色列吧！
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都感受到了存亡的压力。
也都以各种形式为国家服务，各国的先进武器装备被运进红海东岸，甚至连渡河用的舟桥都是临时从法国购买的二手货。
最危难的时候，沙龙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
以军渡过苏伊士运河，向西岸的埃及挺进，以大纵深突破断绝埃及军队后路，迫使埃及回援。
这一计划的坚决实施，甚至违抗上级的命令，强行渡河作战，最终为以色列赢得了喘息之机，并渐渐拿回了战争的主动权。
凭借着两次中东战争的伟大功绩，沙龙成功的脱下军装，走入政界。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沙龙统帅大军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
这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
沙龙为以色列打击了最后一个可能的心腹之患：
巴解组织。
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也是战争的屠夫
强势生存的逻辑无可指责，无论是对阿拉伯世界，还是对犹太人。
他们都曾颠沛流离，他们对于安全与稳定的渴望，超过所有。
沙龙的一生，具备成为英雄史诗的一切因素。
出身卑微却强硬果敢；
天赋异禀却桀骜不驯，在民族的崛起中成为传奇。
这样的人，在传说时代，足够成为摩西一样的“神”。
但是如今，与许多中东的强人一样，他只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沙龙是穿着军装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们所有的价值观，都在血腥的搏杀中构建，他们所有的荣誉感，都存在于胜利所带来的辉煌中。
这也让他始终相信，只有目的才是第一位的，而通往目的的一切过程都不重要，包括屠杀。
摩西?
达扬是这样，沙龙也是这样“纯粹”。
沙龙在战争中，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屠杀是1953年10月14日的，的奇比埃行动。
他和他的小分队用TNT炸药炸毁了55幢巴勒斯坦平面的房屋。
至少70具遗体在废墟中被找到，其中大部分是躲藏在地窖和粮仓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
最让沙龙臭名昭著的是沙龙在“黎巴嫩战争”期间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1982年6月，在沙龙的极力主张下，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
在此之前，沙龙亲自秘密访问贝鲁特，带着保卫人员走遍贝鲁特的大街小巷，对每一条街道、每个重要的建筑物都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1982年9月，在以军的默许下，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组织进入贝鲁特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了1500名巴难民。
这一惨案震惊了世界。
1983年，以色列议会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身为国防部长的沙龙对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沙龙因此被迫引咎辞职。
沙龙从来都是个实用主义者。
即使是作为政治家，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推倒、碾碎他面前的一切绊脚石，为此他获得了“推土机”之称。
2000年9月28日，因为选举落败，沙龙成为了下野的反对党人。
为了重新赢得执政，他毫不顾忌可能引发的流血冲突，在保镖的护卫下强行访问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尊贵禁地”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地区，从而引发了最新一轮持续数月仍无终止迹象的以巴流血冲突。
当时的巴拉克总理被迫辞职，而沙龙自己却趁乱以73岁的高龄当选为以色列总理。
沙龙是“土地”换“和平”计划的反对者，也不愿遵守美国提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
沙龙主张用“和平”换“和平”，尽管他晚年态度有所缓和，但他仍然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
为以色列人争取祖先的土地和安全的保障，是他不渝的坚持。
沙龙、费尔康预警机和中国
尽管沙龙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一个“真正安全的以色列”的建设中，但他一直对中国保持着关注。
这种情结，既是因为现实的考量，也有个人的感情。
以色列与中国有历史的友谊，也有现实的利益。
以色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中国也曾是许多以色列人的第二故乡。
以色列工党主席、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蒙?
佩雷斯在与中国政府代表的会晤中，曾说：
“本?
古里安先生早在50年代初就教诲道，‘中国是世界未来的希望。
’为此我毕生致力于发展以中友好关系，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没有令人失望。
因为这层关系，沙龙对中国一直有好感。
尤其是沙龙进入政界后，他与中国或明或暗的联系一直不断。
1997年他作为基础设施部长访华时，参观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
他说：
“中国有一些中以合作示范农场和其他科技合作项目，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再去中国看看。
在2001年，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原本有机会达成一项极为重大的军售合同：
费尔康预警机出口中国。
费尔康预警机是以色列自行研制的全天候先进预警机，是以色列军工在美国技术上深化发展的全新型号，在当时的世界军工产品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而对于刚刚开始重新起步的中国空军来说，这是一针强心剂。
如果合同履行，将让中国空中作战的能力起码提升10年。
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时任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撕毁了中以之间的协议，最终将这一军售合同撕毁。
这一举动也最终警醒了中国军工人，在屈辱之中造出了中国的“争气机”，当然，这都是后话。
费尔康预警机事件发生后不久，巴拉克也因巴以冲突下台。
接替他上任的正是沙龙。
沙龙一方面积极的向中国释放出善意，正式给江泽民写信，对无法续约表达歉意，同时在退还中国1.9亿美元前期费用之外，再赔偿中国1.6亿美元，共计3.5亿美元巨款。
另一方面，与沙龙关系密切的国防部发言人公开强调，美国的施压是个“错误”。
正是在沙龙任上，中以度过了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最低潮期。
实际上，沙龙任上做的不止这些，现在不断公开的一些文件显示，中以之间的军事交往远不止这一些。
同一时间至少还有两项重要的军工合作在履行。
中国歼-10战机的研制和以色列哈比无人机的引进。
据现有的一些消息推测，大约在1988年10月，中国航空工业确立以以色列“狮”式战机为蓝本，全面改进“歼十”工程，传闻命名为“8810”工程。
或许这些传闻有一些牵强附会的成分，但中国战机在四余度数字电传飞行控制系统的研制上的确获得了以色列的帮助。
这款如今成为中国海空军主力的战机，也因为和以色列的“狮”式战机相像，而屡次被人联想。
而哈比无人机在中以之间，则实实在在是在沙龙任期内被推进执行的，当然也酿成过外交事件。
2004年，哈比无人机成为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武器和出售先进的军事技术所作努力的焦点。
据称以色列在1994年把哈比无人机以5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国，按照合同约定，2004年12月哈比无人机被运回以色列进行技术升级。
这时，美国要求以色列扣住无人机并解除合同。
按照美国所说，哈比无人机具有美国技术；
但是按照以色列所说，哈比无人机是以色列自主设计的无人机。
2005年，哈比无人机没有进行升级，原样返还给中国。
这几年，中国无人机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很难说与以色列一点关系没有。
如果人类文明不再倒退，我们永远不会再看到像以色列这般艰难的立国。
同样，我们也再也不可能看到一个强人如沙龙一般，终其一生都活在战争之中。
中东的和平路线正在展开，一个个的强人都已消亡。
即便如以色列，也只能长出一个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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