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广场舞休闲研究以广州为例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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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城市市民的日常休闲和公共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市的地方精神。
在当代中国大城市公共空间的休闲活动中，广场舞最为典型。
对于很多中国大城市的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来说，他们最大的生活乐趣和最佳的休闲方式便是广场舞。
广场舞源于20世纪90年代全民健身风潮下的体育舞蹈[1]，目前已经演化为融合多样舞蹈元素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集体性舞蹈，近几年风靡全国各地。
“中老年妇女+广场+集体性舞蹈”成为了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中日常休闲的标志性符号，这个符号包涵了地理学和休闲学的几个范畴：
使用群体―公共空间―休闲行为。
当这几个范畴叠加在一起形成公共空间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休闲现象时，对这种集体性休闲的研究将会与西方公共空间现有的研究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在西方语境下，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是泾渭分明的。
Sennett[2]认为，现代的公共空间由于人们对私人生活的过分强调而呈现衰落，这种衰落还体现在西方现代城市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商业化、私有化等导致的问题上。
在多数西方国家，公共空间中的集体性活动通常需要提前申请，因此公共生活更多的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偶遇和交往。
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虽然也有在节庆时候出现普通民众集会跳舞的情形，或者在一些旅游目的地有类似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展示，但是在大城市公共空间中却很少出现集体性的日常休闲行为。
因此，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中出现的以广场舞为代表的日常集体性休闲行为在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西方现有的关于集体性休闲或者不同生命阶段休闲偏好的经典研究，都很难用以解释中国公共空间中的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广场舞休闲。
例如，西方研究者认为随着生命进程的发展，人们参与非家庭型和非朋友型的集体休闲的频率和程度也许会降低[3]；
北美相关的研究发现，年长的男子和妇女倾向于较高程度的独处与放松，以及较低程度的娱乐和肉欲快感[4]。
但是，中国城市中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的高亢、欢乐的且非家庭型的集体广场舞休闲，却难以用这些理论进行解释。
国内关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在早期总体上偏向物质和美学形态分析[5-6]，近年来则引入西方的公共空间理论，开始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及其社会功能[7-9]，但极少把“公共空间”与“休闲行为”联系。
而关于休闲行为的研究，早期更多的也是研究行为本身，例如休闲行为的时空规律[10-13]，或者某一群体的休闲行为特征[14-16]，但近年来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网络休闲对非网络休闲的影响[17]、休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8]等。
总的来说，国内较少将休闲行为与所处场域联系起来分析两者如何相互影响，而是偏重对休闲本身或者公共空间本身的探讨，较少深入分析这些使用公共空间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和需求，以及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难以用来解释目前已经成为国内热点的广场舞休闲现象，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和旅游学都缺乏从其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因此，本文试图以广场舞休闲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身于公共空间这个场域，结合公共空间和休闲的理论探讨特定场域下特定休闲行为的意义及背后的深层原因。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广场舞作为一种集体休闲活动在当下中国大城市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广场舞休闲者为什么要选择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其活动的场域？
这种集体休闲行为的意义以及产生的机理是怎么样的？
1理论和方法
1.1公共空间中的日常休闲实践
本文基于日常休闲的视角，援引公共空间的理论，试图通过公共空间相关文献的回顾，搭建一个关于“公共空间中日常休闲实践”的理论框架，用以理解公共空间中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休闲活动。
经典的关于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
一种是把公共空间作为政治表达的平台，公共空间的概念应该追溯到希腊的“广场（agora）”和罗马的“论坛（forum）”[19]，从其诞生开始，公共空间就成为可以自由表达想法的社会和政治的领域，因而公共空间在一些学科里面也被翻译成“公共领域”；
而另一种范式主要在城市社会学和规划学科，公共空间充当非常重要的社会交往的功能，并能够使城市生活更加健康和富有活力。
正如Orum和Neal[20]所指出的，公共空间的社会生活对一个城市市民秩序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中的社会生活能够促进社会互动和建立社区凝聚力。
而城市作为集聚的中心，一个理想的城市应该规划成一个无拘无束的社会接触和互动的地方[21]，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扮演一个陌生人和多样性文化可以混合和彼此“擦肩”的共享性社会平台[22-23]。
基于以上两种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大批西方学者认为公共空间的商业化、私有化等导致了公共空间的“消亡”[24-26]。
在这两种范式下，“休闲活动”往往被匿名化并归入到日常社会生活中。
而在中国语境下，城市公共空间中最活跃的活动既不是典型的政治表达，也非典型的社会生活，而是普通民众的休闲生活。
Orum等人和Qian的研究都揭示了这种市民休闲活动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活动，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公共空间非但不像西方研究所昭示的公共空间正在衰亡，反而有着非常活跃的公共生活[27-28]。
因此，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交往或者政治想象的场所，人们还可以在这里通过公共休闲生活的参与产生文化意义和身份建构[29]。
公共空间中的实践就如同可以使得人们脱离单调、传统的日常生活的圣地[30]。
这种空间实践基于日常生活之上而不脱离日常生活，正如列斐伏尔所认为的，人类的幸福和希望不能诉诸于日常生活之外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革命和宗教信仰都解决不了日常生活问题，日常生活的希望在于某种瞬间狂欢[31]，而公共空间则为这种“狂欢”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
对日常生活中休闲行为的研究，就是为了发现标准化日程中的韵律，发现日常生活实践中迷人的、感性的、惊奇的以及诗意的东西[32-33]。
有学者把休闲活动称为是具有“诗意”的行为并给予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休闲就是一种社会空间，可以促进朋友和家人关系得以发展，而且反过来还受这种功能的影响[34]。
休闲也受到社会阶层、社会角色、生命周期、社会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休闲既是表达性的，又是习得性的；
既是为了满足主体自身的需求，又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社交期待；
既常常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体验，又往往是社会互动的一个片段[3]。
可以说，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又是日常生活中具有诗意的一个节奏，列斐伏尔也号召更多的对日常生活节奏的深入分析，解读由具身体验、意义、互动和社会关系所组成的持续变化的社会生活[35]。
1.2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地对广场舞休闲进行研究。
广州是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是广东省省会城市，其市民的日常休闲娱乐蓬勃发展。
为了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广州市政府在举办第16届亚运会（2010年11月12日―17日）前期还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和拓展城市的公共游憩空间，这些公共游憩空间很快就被前往休闲的广州民众所占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广场舞人群，他们的活动规律和人员构成与笔者所调查到的国内其他大城市的广场舞人群具有很大的共性。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公共空间中的广场舞休闲活动非常活跃，它们经常成为本地媒体报道的热点，对这些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因此，广州是研究广场舞休闲的理想城市。
研究者在初步考察了广州市20多个有广场舞休闲的场所之后，发现不同场所的广场舞在人员构成、参与动机、组织形式和表现形式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共性。
考虑到研究者此前几年一直持续关注了中山大学北门广场和花城广场的休闲活动并做过追踪调研，决定选取较有典型性且有调研基础的花城广场（图1）和中山大学北门广场（以下简称北门广场，图2）为案例地对13支广场舞队伍进行研究，其中北门广场8支队伍，花城广场5支。
选择这两个广场还基于以下3个原因：
（1）均是广州市著名的广场舞活动场所之一。
（2）人群构成存在一定差异，花城广场较为均质，北门广场较为多样化。
（3）广场的区位、规划定位和管理方式都不同。
因此选择这两个广场作为案例地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互补性。
花城广场总面积约56×
104m2，周边分布有广州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以及大型商场和写字楼，30分钟步行距离内也分布有大量高档楼盘。
花城广场由广州市政府委托城投集团进行融资建设，广场地面部分免费向市民开放。
由于其中心的区位以及标志性的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以及日常休闲的市民。
花城广场北端的“市民广场”（面积约1.5×
104m2）在晚上则成为广场舞的集中地，澳大利亚悉尼市市长来访广州，晚上参观花城广场的时候感叹：
“广州的广场舞是城市空间和社区的活跃因子，我们要将它带回悉尼。
”由于媒体对此争先报道，花城广场的广场舞的知名度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北门广场位于广州中山大学北门，占地1.7×
104m2，毗邻珠江。
该广场由广州市政府出资建设，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以及这所学校作为华南地区最优秀高校的突出地位。
该广场用地归中山大学所有，但管理权交给广州市海珠区政府并免费向市民开放。
该广场规划定位为“纪念性广场”，为了凸显中大精神和传统，广场包括中山大学牌坊、中山大学校徽、中山大学校训及校史等部分，但是开放之后很快被前往休闲的市民占领，中山大学校徽、校训及校史部分由于影响到休闲活动已经撤离。
这里已经成为广州最著名的广场舞场所之一。
本文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来获取定性资料，并辅以问卷调查收集更多的证明数据。
非参与式观察从2014年3月开始，第一个星期首先观察了两个广场上早晨、下午和晚上的主要活动，最后选取活动人数最多的晚上进行集中式观察和调研；
集中式观察从第二个星期持续到2014年9月，其中包括对各种广场舞活动的图片和影像记录一共307份，以及对40名广场舞者和5名相关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访谈文本采用文本分析工具（ROSTcontentmining）进行词频分析并对关键词进行话语内涵分组。
另外选取了13支队伍的210名舞者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问卷208份，其中有效问卷205份。
2广场舞休闲的表现形式和特征
2.1广场舞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新阶级群体的“有闲”及其生活形态，把有闲阶级的特点归纳为讲究礼仪、注重优雅、炫耀性休闲等[36]，齐美尔也研究了中产阶级的“时尚生活方式”[37]。
在广州市的公共空间中，普通民众也在实践着自己独特的休闲方式，然而，与现代西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普遍休闲商业化现象不同，广州城市广场中的日常休闲基本不具有商业性，典型代表就是广场舞。
Qian认为公共休闲在中国的复兴应该与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相联系[28]。
广场舞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流行起来，也离不开这样的背景。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草根阶层的公共休闲得到了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休闲和文化的供给成为一种国家的福利体系，自发的休闲行为较少[28]。
公共空间中休闲活动的活跃首先得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这一时期公共空间中的休闲活动更加多样化和开放化。
第二，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城市之一的广州，向来有着较为包容和开放的城市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上治理方面，相对于内地城市，广州市在公共空间的治理相对宽松很多，对于广场舞活动产生的空间占领、噪音干扰等问题，广州市公共部门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协商”解决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场舞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为了迎接2010年的亚运会，在“全民健身”战略和创建“宜居城市”指导下，广州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多个城市公园和广场，包括海珠湖公园、花城广场、荔枝湾涌、陈家祠新广场等，广场舞休闲者成为了这些公共空间的主力军。
这样的空间完全打破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休闲场所的运作逻辑，城市普通居民在这里可以较为自由地演绎多元的休闲文化。
2.2广场舞休闲的组织形式
广州城市广场舞蹈队大致可分成两种：
一种是有较为专业的领队带领的“培训型”队伍，另一种是业余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娱乐型”队伍。
两者区别在于前者一般以培训某种舞蹈为目标，基本属于收费项目，学习一种舞蹈费用大概在200～800元；
后者是舞蹈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由几个骨干共同维持舞蹈队的运作，由于购置音响需要花费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费用，且后期需要充电、保管等维护，因此需要收取一定的音响服务费，固定队员约20元/月，而对于即兴加入的舞者，原则上是2元/晚，基本属于免费项目。
在北门广场和花城广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娱乐型”队伍，其人数约占总人数的63%。
在抽样的广场舞人群中，很多人则同时参加过这两种类型的队伍，他们一般在刚刚接触广场舞的时候会先到“培训型”队伍学习1～2个月左右之后再到“娱乐型”队伍中，“因为完全没基础，希望有个老师教得仔细一点，但是收费相对比较贵，所以学完了就到旁边的队伍（“娱乐型”队伍）跳了。
”（访谈对象20140420A）
调研发现，广场舞人群的构成以中老年人为主，并且女性占80%以上。
广场舞队伍类似于一种“流动的共同体”。
根据韦伯词典对“共同体”的定义，首先是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团体；
第二是共同体内的成员通常具有相同的特征或相同的抱负；
第三是不同个体之间一般具有互动关系；
第四是成员一般居住在同一地方，但这不是必要条件①。
从以上定义看，广场舞队伍基本符合了共同体的条件。
一般的队伍都会包括几名协调者（包括领队）、普通舞者和音响设备。
问卷调查表明，跳舞人群中只有3%的人基本不和人交流，而97%的人都会有互动（图3）。
可见他们除了“跳舞”之外，“社交”占据相当大的部分。
进一步深度访谈发现，广场上由休闲关系所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对于50～60岁年龄段的中老年妇女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她们除了亲戚和好友之外最为重视的社会关系。
访谈中很多人都表达了定时定点来到这里“聚会”已成为她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但是由于广场舞队伍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又是不具备稳定性的，因为其成员可以自由地进出和流动，所以更适合用“流动的共同体”来形容这种组织形式，在这里，城市广场就如同是一个磁场，个体被看不见的“磁铁”所吸引聚集在一起，而广场舞就是这块“磁铁”。
2.3广场舞休闲自身的特征
广州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广场舞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而广场舞自身的特点也是吸引大量草根阶层参与的重要原因：
（1）进入门槛低。
一方面是经济门槛，从问卷调查可知，参与广场舞休闲的人群平均工资在3657元/月，远低于南方人才市场发布的《2014―2015年度广东地区薪酬调查报告》中所显示的广州人均月收入6830元。
因此广场舞休闲的经济门槛相对较低成为他们选择这项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调研的所有舞者都强调这种休闲不是“盈利”的，他们所交的每月20多元的费用是音响的基本维护费。
而“培训型”队伍的人群，也认为培训所收取的费用与市场化的培训机构相比低得多，很多人表示“老师是出于对舞蹈的热爱，在这里赚不了什么钱”（――访谈对象20140502C）。
另一方面是技术门槛，广场舞强调以“娱乐”为主，舞蹈动作比较简单，休闲者不需要任何舞蹈的基础就可以跟上节奏，在加入队伍之后还会有队友或者领队帮忙纠正动作。
（2）具有集体主义情怀。
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从古代宗法集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价值取向，集体主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38]，尤其是舞蹈队主力军为中老年人。
被访者在回忆年轻时代生活的时候，几乎都会提到“集体”的字眼，认为跳广场舞就如回到过去的集体生活。
每天固定时间，大家通过统一的步伐甚至统一着装来演绎中国大城市中被逐渐淡化的集体主义情怀，像《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阿里山的姑娘》《十送红军》等所反映的对往日集体主义追忆的歌曲最受中老年群体的欢迎，因为“这些歌连着自己的青春”（――访谈对象20140922D）。
（3）带有狂欢色彩。
Bakhtin把“常规生活”和“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提到同等地位，认为这是中世纪的人过着的“两种生活”，是摆脱了日常身份禁锢的全民性的狂欢[39]。
反观中国城市广场舞，随着音乐的响起以及舞者身体的摇摆，广场上如同上演着一场狂欢节。
在这里人们基本不存在角色差异，大家身份是一样的――广场舞爱好者。
人们穿上舞鞋，随着音乐开始释放自己的身体，沉浸在舞蹈和音乐之中，甚至旁边的观众也受其感染纷纷起舞。
对于部分人来说，这确实是他们区别于平凡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舞蹈中可以释放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而真正放松自我、表达自我。
3广场舞休闲对城市广场空间的使用
3.1运用身体：
空间占有和意义演绎
城市广场由于具有良好的地面条件和灯光照明而成为了广场舞休闲的理想场所，同时，城市广场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得这里成为了很多普通公民在城市里面唯一可以免费从事休闲活动和接触到多元文化的开放性场所。
从以下访谈者的表述可以了解到他们选择公共空间的普遍心态。
“这个广场最适合跳舞，空气好，地面平整灯光好。
而且来这里跳舞比较便宜，我一个月只要20块钱就每天晚上都能够跳个够。
另外这里跳舞也最有氛围，因为有不少人经常一起跳所以就认识了，大家一起跳感觉很好。
”
――访谈对象20140921A
可见，空间的公共性和物理属性是他们使用广场的最重要原因，而“氛围”也是吸引他们前往广场活动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氛围”强调的是一种其他人的在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同时满足了休闲者“廉价”和“他人在场”两个方面的需求，因此也成为了他们从事广场舞休闲的最优选择。
另一方面，舞蹈作为一项具身性很强的休闲活动，广场舞人群通过身体扭动获得愉悦感，同时也在传达其文化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身体还被用来作为空间占有的工具。
他们通常通过集体的身体占有空间来宣告其领地范围，从花城广场和北门广场的案例中都可以了解到，他们占有空间的方式就如以下广场舞者所描述的：
“现在我们基本都有固定的地方跳舞，但是为了保证别的队伍不蚕食我们的地方，每次跳舞无论来的人多还是少，我们一般都要把边界的地方占住，得有人在那边跳，不然隔壁的队伍就会有人跳着跳着就挪过来了，或者是围观的人身体也会越来越往里面靠，如果这样我们这块地就越变越小。
――访谈对象20140608A
从以上广场舞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占住”“跳”“挪”“靠”等描述身体动作的词汇被多次提及，为了保持他们所占有的地块，他们使用了身体策略与其他队伍以及其他人群进行博弈，通过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在这里，身体是最重要的工具。
他们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也得到了管理部门的默认甚至是支持，为了避免其他活动与广场舞出现冲突，北门广场管理部门在广场上设置了拉闸门，广场舞活动高峰时期（20：
00―22：
00）将其他活动排斥在外，这里完全成为了一个广场舞的空间。
这样的地方经过广场舞人群集体的身体占领、改造之后，重塑成为了一个“舞台化”的空间，有灯光、有场地、甚至还有观众，普通人伴着舞曲便可以“登台”表演，在围观群众的注视下翩翩起舞。
这样的空间慢慢地被建构成为一个富含意义的地方，对于舞者来说，这是他们具有“归属感”“获取快乐”的地方，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是一个反映城市普通市民休闲趣味的地方，而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自豪的“载歌载舞”体现“和谐社区”的地方。
在这个空间中，休闲人群运用他们的身体对其空间意义进行了最好的演绎，他们通过运用其身体来演绎不同的舞蹈，并通过舞蹈的演绎对广场内部的空间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空间的生产不只是对其本身起作用，还影响到了其他群体对这个空间的感知，从一个围观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描述中可以很好地体现这种意义的建构：
“这里的广场舞丰富多彩。
你要看肚皮舞就到牌坊的右前方，那些女孩子每天都在那里扭腰。
看民族舞就到牌坊下方那两队统一蓝色和黑色服装的大妈，他们人最多很有气势。
不过最好看的我认为是中大北门出来左手边那个屁股翘翘的老头带的跳恰恰的队伍，他们的腰身扭动很有动感，而且衣服也好看。
――访谈对象20140608C
该访谈者对北门广场不同空间的特色描述得非常具体，在他的描述中，界定空间特色的就是“身体”和“舞蹈”，不同广场舞人群通过日复一日的具身舞蹈动作传递的信息，给了围观人群一个异质空间的概念，虽然每支广场舞队伍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舞蹈类型，但是他们都有自己所擅长和特色的舞种，这种特色也奠定了其他人群对这个空间属性的感知。
对于外部人群来说，北门广场就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广场舞空间，对于广场舞人群来说，他们每一个队伍所在的空间就是他们具身表演的舞台，而对于围观者来说，每一个队伍所在的空间代表的是不一样的“身体”和不一样的“舞蹈”。
3.2广场空间：
自我表述的场域
广场舞人群对休闲活动感知的访谈中发现，最常用到的词语是“锻炼”、“释放”、“快乐”。
“锻炼”源于休闲者对健康的追求，很多人本来是因为锻炼身体而加入广场舞休闲，但是随着在舞蹈中各类压力的“释放”，他们发现了这些休闲活动带来的“快乐”。
城市广场上，原有的社会角色被打破，休闲人群基本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几乎不用担心别人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判，因此可以自由地将身体投入到自己喜欢的活动（舞蹈）中，将身体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并在舞蹈中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只有来到这个广场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来这里跳两个小时，经常跳得非常忘我，整个人就沉浸在舞蹈和音乐中，跳得大汗淋漓的感觉真爽。
――访谈对象20140628A
该访谈者用“存在”“沉浸”“大汗淋漓”来表达自己的身体状态，这种状态与广场舞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在舞蹈的要求上，舞者的舞姿并没有受到严格的专业要求，但是也有相对统一的舞步和舞曲。
而在舞蹈中，舞者也经常进行即兴创作，这样的舞蹈介于纯粹的身体释放与专业性表演之间，使得舞蹈者可以自由地在两者间游移，舞蹈者本身也融合了这两种效果，达到一种所谓的“心流（flow）”[40]状态，这种状态被认为是休闲中最理想的状态，介于乏味和焦虑之间――乏味源于挑战低于主体自身的能力，焦虑源于主体感知到的挑战大于自身的能力。
这种状态的达成除了舞蹈本身的特点之外，还与舞蹈所在的场域有关。
“跳舞就是人的天性，每次听到音乐我就想跟着起舞，但是在其它地方不合适，在这个广场上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听从自己身体的呼唤，跟着节奏自己发挥，当然，有些动作是有要求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跳得不标准也没关系，因为这里又不是舞台表演，我们自己发挥的空间很大。
” ――访谈对象20140628C
该访谈者把跳舞的天性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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