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华民族是有哲学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有理论思维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原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
清人云：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本文据以考察三大思维的资料，除少量经书外，其主体就是子书（含道教、佛教和中医文献）。
一、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
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件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位受到损害，其整体都会受到伤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作。
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correlativethinking）①、“关联宇宙论”（correlativecosmology）〔2〕、“有机宇宙哲学”②或“有机主义宇宙观”③，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3〕，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
《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④，“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
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⑤）；
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
乾·
文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4〕
東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
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
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齐物论》）。
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
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
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
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
乾称下》）。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
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⑥，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⑦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
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
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
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
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
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国著名哲学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怀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在对西方的天人观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赞赏。
他认为，这种哲学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
〔5〕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先贤在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类比法（analogy）。
他们所枚举、所阐释的天地、万物与人、我的关系，是基于丰富的联想与独特的比附（“类”），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只可意会而不可实证。
虽然在立意与眼光上有其沉潜与高明之处，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主旨、研究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二、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都曾有过极其丰富、异常发达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
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
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
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
〔6〕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
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
〔7〕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
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
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
李荣著有《道德真经注》等，但其书业已亡佚。
蒙文通（1894-1968）耙梳钩稽，多有所得，详见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都：
巴蜀书社，2001年。
另外，蒙文通又命笔撰文，先后写成《辑校〈老子李荣注〉叙录》、《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等文，详见蒙文通《佛道散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年。
蒙文通对重玄学派著述之钩稽、思想之表章，有导夫先路之功。
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
无欲之士，又滞于无。
故说一玄，以遣双执。
又恐行者，滞于此玄。
今说又玄，更祛后病。
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
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道德经义疏上》）〔8〕，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
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
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19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9〕，“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
〔10〕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
朱伯崑（1923-2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
〔11〕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
《礼记·
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
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
所謂“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
〔12〕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
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
微子》）。
更详细的论述，请参看吕绍纲《论孔子“中”的哲学》，《庚辰存稿》，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0-53页。
“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
〔13〕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张载（1020-1077）的“一物两体”《正蒙·
参两》：
“一物两体，气也；
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
”在《横渠易说》一书中，张载又集中表述了“一物两体”思想。
另外，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论断（《正蒙·
太和》）。
这就是说，“气”是统一的物质实体，“一”是矛盾的统一性，“两”是矛盾的对立性，“参”是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反其为”是矛盾的一方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
就渊源而言，张载的“一物两体”思想，来源于《易传·
系辞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程颢（1032-1085）的“物极必返（反）”朱熹《近思录·
道体》引程颐曰：
“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
”、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朱熹论说“理一分殊”的文字比较多，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七、九十四等。
等。
王夫之（1619-1692）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张子正蒙注·
太和篇》）；
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
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
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
……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
说卦传》）。
《孙子兵法·
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
〔14〕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其后，《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内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
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李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韩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韩非子·
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
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黄帝内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
明朝末年，张景岳（1563-1640）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
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
阴阳类》）。
张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15〕，“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
〔16〕
中国佛教亦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
比如说，三论宗对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的阐发、宗密对“遮诠”与“表诠”的思辨，便深具辩证色彩。
三论宗依龙树（Nāgārjuna）《中论》卷首“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之意，以显发中道实相。
《中论·
观四谛品》所说“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便是通过对空、假二谛的审视而归诸中道。
三论宗所说“中道”（madhyamāpratipad），意在揭示缘起事物的存在就是性空，但不是除去缘起的事物而后说空。
诚如《十二门论·
观因缘门》所说：
“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
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
”圭峰宗密（780-841）对“二诠”（“遮诠”与“表诠”）妙义与奥旨的畅论与思辨（详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之一等），可谓深得“辩证思维”之个中三昧。
吕澂（1896-1989）指出，宗密“把当时佛学最高思想统一于自身”，“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正统佛教的最高学说”。
〔17〕
克罗齐说：
“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
”（〔意〕克罗齐著，朱光潜等译：
《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页。
）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用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来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
阴阳学说认为，天文气象、时令变化是由阴阳二气交感引起的，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一切世事的变化都与阴阳二气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分不开。
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张，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①；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②，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
〔18〕质言之，“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相待而有），“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
若就中西之比较而言，西方是倾向于排他的“二元对立论”，中国是倾向于互补的“二分对比论”。
〔19〕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
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
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三、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直观感觉，intuition），即未经逻辑推理而得的认知，是将“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交融于对象之中的体悟③，“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具体说来，“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为方便计，可以简略地认直觉为用理智的同情以体察事物，用理智的爱以玩味事物的方法”。
〔20〕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
“直覺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和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86-1952）。
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
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的两者基本形式，二者其实并非水火不容。
就本文论题而言，“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色之一。
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觉的领域”，“这是一种敏感或机灵”。
〔21〕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
但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并未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主流。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特别重视的是经验，而分析性的逻辑则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逻辑思维在中国始终不发达。
相反，直觉思维则有长足的发展和广阔的市场。
在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别重视直觉思维。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
《庄子·
知北游》：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
道不可见，见而非也；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
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
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
人间世》）。
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
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
大宗师》郭象注）。
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
佛教所讲的“般若”（prajn～ā），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
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
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而言）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要做到不迷而悟，必须在思想上恪守“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在修行方法上，禅宗提倡“顿悟成佛”，“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以上引文，均出自流通本《六祖法宝坛经》），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
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
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
尽心上》）《孟子·
尽心上》：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
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
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
〔22〕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
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
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
〔23〕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
比如，居里夫人（MarieCurie，1867-1934）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intuition）。
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
（〔德〕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6年，339页。
）科学史家乔治·
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
〔2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
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
钱学森：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按：
钱学森所说的“灵感”，即直觉思维。
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
〔25〕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
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1909-2004）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
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
〔26〕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