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与现代商道上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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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事从权，大事从道
一个人做事，小事从权，大事从道。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做小事的时候可以玩点小权术，但一旦要做大事，他必须从道。
做企业同样如此，当你的企业还很小，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玩点小名堂，但是等公司做大以后，就不能再玩把戏了，玩把戏只会把自己玩完。
所以，道是一个人对社会、对市场、对企业以及对人生的一种感悟。
企业如果想做大，必须寻“道”。
3．悟道与道的传播
“道”不是与生俱来的，而要自己去感悟、去领悟、去悟道。
道需要感悟和传播，当你从别人那里听到、悟到“道”之后，要传播给员工、朋友、合作伙伴。
人类传播知识有三个渠道，第一种表达方式叫科学的叙述，用科学来说明问题、传播知识。
例如：
1＋1＝2，a2-b2＝（a＋b）（a－b）。
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是科学的传递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用历史的方式。
人的生物基因可以遗传，但是知识基因是不能遗传的。
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他必须学习知识才能武装他的头脑。
但是人要想这一辈子活得比别人潇洒、比别人成功，不一定要把别人犯过的错误全部犯一遍，只要知道别人是怎么犯错误的，就可以少犯错误。
如果知道别人是怎么成功的，自己可以去借鉴、模仿，而不要自己去瞎琢磨。
培根说：
数学使人周密，历史使人明智，交流使人敏捷。
一个人要善于跟别人交流，那么他的思想就会很敏捷，而学史可以使人明智，让人明辨是非、洞察世事。
第三种方式是情感叙说。
例如在演讲时，通过述说一个或悲壮或豪迈或感人或温馨的故事，让别人去感悟，就可以快速达到情感沟通的目的。
人类的知识传播大体上就这三种方式。
《乔家大院》曾被《人民日报》评为2002年至2007年中最优秀的三部历史剧之一。
从《乔家大院》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叙述方式糅在一起来悟道。
第二讲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一）
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提起“生存”二字，我们就会想到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品质，就像一粒种子要发芽，需要有外部的土壤、空气、温度，以及种子内在的品质。
讲生存之道同样回避不了这两个问题。
（一）“商”的地位与产权的保护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三个最重要的基础，第一是政治，第二是经济，第三是文化。
1．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政治与法律地位
中国的商人、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外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短，进入市场经济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整个社会政治对商人是不利的。
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汉景帝时的宰相晁错就给汉景帝献过一个国策，他说：
“如果要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要注意两条：
第一，不能让老百姓有钱，不能发展商业；
第二，不能让老百姓饿死。
”也就是说在有钱和没钱、贫困潦倒和稍微有点温饱之间选择一个均衡点就可以了。
如果让老百姓饿死，他会造反；
让他有钱，他就不听话。
汉武大帝控制着大量的资源，控制着很多钱，但是老百姓却很穷，他还经常把商人圈起来，像圈猪一样关着。
这种统治方法延续了很多年。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地位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地位最高的是官员，其次是农民，第三是工人，最后一等是商人。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给商人的定义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为富不仁。
明朝时，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只能穿布衣。
改革开放以后，商人的地位才逐步开始提升。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外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是不同的，政治基础也不同。
改革开放30年，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结果很多人直接照搬外国的管理方法、规章制度、管理经验，用到自己身上就不灵了。
2．市场经济的特点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它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第二是经济获得高速增长；
第三是价值变得多元化、个性化。
这是一个个性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商人要有充分的认识，如果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认识、不清楚，能获得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
3．《物权法》的颁布及意义
2007年中国通过了一部法律，叫《物权法》，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尽管来得晚了一点，但是中国人终于有了这样一部法律。
这部法律真正确立了商人的地位，提到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被平等保护，国家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的产权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
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三项最基本的人权。
世界银行曾对收入不同的国家的财富结构作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凡是法律、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它的社会的无形资产就比较大，国家公民对遵纪守法的意愿以及对本国法律的信任度就比较高。
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有效性、产权保护的明确性以及政府运行的有效性，构成这个国家的财富的总量。
所以，当我们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这样一个共和国的时候，就不能忽略这样一部物权法。
因为一个社会保护私有产权的成本和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成反比的，一个人如果要花高昂的代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又要养狗，又要养保镖，他所处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文明。
而一个国家人民的财产没有人侵犯，连防盗门都不用装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非常高。
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一直在提倡创建创新型国家。
一个国家要成为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创新的人的知识产权，这样人民才会积极创新。
如果一个搞创新的人要拿出三分之二的精力来防止别人盗版，这个企业家创新力就不够。
所以，我们要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打击盗版，国外的盗版要打击，国内的侵权也要抓。
（二）市场经济的准则
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平等、自由、自愿地进行交易。
过去，人们总认为商人是为了利润才去做事，例如地震捐款，尽管他做得不错，但是他的动机不好，所以人们就嗤之以鼻，这是一个思想误区，是对经济缺乏正确的理解。
【案例】
暴风雪后的小卖铺
有一年美国下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积雪厚度足足有一米深。
有一个大概有一百多户人家的镇子被大雪封住了。
在这个镇子上有两家副食品商店。
当大雪来临的时候，这两个小卖铺采取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第一个商店没有涨价，继续按原来的价格出售商品，一个小时之内，这家商店的库存全部被人们一扫而空，后来它就关门歇业，没有再进新的货。
另一家商店打出的价格比原来高出5倍。
大雪封镇后的第6天，开始有人到这家商店去买东西，而这家商店卖完存货后，冒着风险拉着雪橇去外面拉货，就这样慢慢地维系了15天，这一家商店维系了这一百多户居民的生活。
雪灾过后，全镇的人一起讨论这两家商店店主的人品。
那么，哪一个店主更得人心呢？
究竟这个镇子更需要哪样的商人呢？
我们知道，商人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工，他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当这种需要没有利润，危及到商人生存的时候，商人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虽然商店没有跟镇子里的人们签订合同，但是存在着一个隐约的合同，那就是商店要保证全镇人们的吃喝，如果他因为下了雪不执行合同、不供货，那就是违约，是违背职业道德之约。
对于商人，我们不要指望他们是出于功德来做事，我们只要求他遵循职业道德就足够了。
当然，商人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守住职业道德是最起码的要求，当功德和职业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职业道德是最重要的，因为别人寄希望商人的就是它。
在上面的案例中，暴风雪中，全镇的人都寄希望商铺能保证他们的吃喝，如果商店连这点都做不到，卖完了就关门，那么店主就不是一个好的商人。
商店可以涨价，人们可以理解，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买或不买，但是商店不能关门大吉。
当然涨价也不能涨得太离谱，要是利润高得离谱，别人就自己去进货了，这个商店只是以比原来多5倍的价格卖出去，因为他有销售渠道，这个价格他可以赚到钱，别人就不一定能赚到钱。
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商人职业道德的要求。
当然商人不能卖伪劣、过期、有毒的食品，这是最低的底线。
企业家作为新阶层的文化意义
1．新阶层的出现
企业家或商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阶层，具有一种文化意义。
中国的有钱人都是1978年以后冒出来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没有富人。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那时候有4亿多贫困人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还有2100万贫困人口，中国的脱贫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
在这个奇迹中，包括一批有钱人、企业家的出现，因为多了这样一个阶层，所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世界所瞩目。
1978年，中国大陆的居民存款是260亿，手头现金是130亿，人均金融资产是39元。
而现在，居民存款是20万亿，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增长也非常快。
除了20万亿的存款之外，还有股票、房子、汽车、债券等等。
改革开放30多年，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和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
2．企业文化问题的亟待解决
中国的企业家和国外的企业家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解决企业文化问题，而外国企业文化层面的东西由宗教来解决。
著名的经济学家赵晓写了一篇文章，叫“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文章说中国属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所以很多本来是由宗教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要由企业家来解决。
为什么现在企业家这么关注企业文化，因为他不仅仅是为了钱，还因为他有了更多的追求。
没钱的时候为了钱去奋斗，有了钱以后想法就多了，就开始有了新的追求。
当你的副总都有100万存款的时候，和当年你开始几万块钱起家创业是不同的，你所面临的是成长的痛苦，很多东西需要去思考，去解决。
企业家不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还要解决理念问题。
企业家成长的三个阶段
一个企业家的成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超越自卑：
敬业、创新
第一个阶段是超越自卑，看着人家赚钱，自己就豁出去赌一把。
等到超越了这种自卑，挣到一点钱，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这些钱不属于自己了，于是就把这些钱用在很多方面。
举个例子，一个人一天挣100块钱估计就够吃了，如果要养房子，一个月挣1万块钱也就够用了，当他一个月挣2万、3万块钱的时候，他总得拿一点孝敬父母。
当他一个月挣5万块钱的时候，他觉得他需要帮助一些过去曾帮助他的亲朋好友、老师或者是有困难的人；
当他一个月赚10万、20万的时候，他会把钱存到银行去，这时候存到银行的钱就不是他用的了。
人这辈子当中，用掉的钱才是自己的钱，不用的给了银行，就变成银行的钱了，银行拿去贷款、拿去挣钱。
当他有100万、200万存款的时候，他的心里又躁动了，他会想这个钱不能放在银行，不能让银行挣钱，于是他就把200百万取出来办公司，开餐馆，把钱散出去，买桌子、椅子，租门面，交给税务局、工商局，招工，没几天，200万就没了，然后着急地要把这200万挣回来。
2．超越自我：
勤奋、执着
因此，当人掌握了一定的钱之后，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在为自己做事，他就已经开始超越自我。
但是自我会死掉的，人是必死的，为了回避对死亡的思考，于是人就去忙碌。
一个哲学家说：
为什么大家这么忙，因为你是必死的生命，因为你不敢天天去思考死亡，所以转移注意力，天天忙，忙的时候就会忘记思考死亡，于是会活得很愉快。
如果天天思考死亡，没准就会进精神病院。
3．超越生命：
自我实现
所以，等企业家做大之后，他会想到要超越生命，他会想到自己死后怎么办，他不在公司了，公司怎么办，他还能为公司留下什么？
物质的东西很快消失或耗尽，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用的劳动工具、坐的车现在都看不到了，就是100年前、10年前有些东西也都找不着了。
中华民族是最会与时俱进的，30年前的中山装，现在已经找不到几件了。
所以，物质的东西很快会消失的，唯独精神的东西、文化的东西可以传承和延续下去。
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他的一种特殊的品质，应该是敬业与创新、勤奋和执著。
第三讲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二）
如何评判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1．有人格魅力
我们判定一个人的时候，通常用三个指标来评判：
一是性格；
二是学问；
三是人格。
秉性是天生的，学问是后天学的，人格是表演给自己看的。
人格是一种表演，你是做一个与人为善、与人无争、有敬畏心、宽容心、感恩心、平常心、欢乐心，还是做一个处处与人争斗、与人为敌、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人，你就会怎样做事。
一个有人格的人做事，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看，做给自己的信念看。
不管别人怎么说，说他傻、笨、不合时宜，他都不在乎，依然故我。
这样的人就是有人格的人。
企业家的人格魅力，就是他给企业、给社会的形象是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
2．丈量天下通有无
乔致庸生活的那个年代，晋商只能用脚去丈量（当然也包括马车或船）天下。
这样一种长途跋涉的商旅人生与文人墨客游山玩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商人给所经之处的经济发展和生活便利，甚至是文化的传播，应该说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乔致庸用一件皮袍子换了一张《大清皇舆一览图》，这上面标了此前一百多年前晋商老前辈王协一生所走的商旅之路，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
北至大漠，南到南海，东至极远，西达荒蛮之地。
其中，茶路从武夷山一直向北，过长江，走汉水，经太行，过晋中，出雁门关，到达库伦和恰克图；
丝路从苏浙贩丝到山西，在潞州织绸之后，再销往全国；
药路从云贵一直向东北，再折回两广；
盐路从山西通扬州，再折向京津两地。
还有许多红圈，表明当时在大清帝国版图上开设的生意，蔚为壮观。
因为战乱的原因，当年中国的茶路已经断了四年，乔致庸看到这里面的巨大商机，决定要亲自下江南打开茶路，这就是一种要做“无中生有”生意的大手笔。
这种立志要通过“货通天下”来为民谋利的想法，虽然离不开自身利益的驱动，但他的这种做法证明：
发展商业，互通有无，最能消解猜忌，驱散敌意，最有利于社会和谐。
所以，“晋商”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代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
因为见过世面才能有大胸怀，有胸怀才会有要见更大世面的冲动和勇气。
经过长期的浸润和滋养，商业在晋商看来就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利”字，而是一种带原生命意义的顽强精神。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是个大男人就想做大事，是一个大男人的女人，就会把自己的男人放出去，成就大事业当做天经地义的事。
做生意最大的商机是互通有无。
在已经“有”的条件下，从中挣一点价差，那是小商人的思路。
真正的大商人，总是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通过“无中生有”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3.具有文化意义
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阶层，体现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或者是对社会进步发展的贡献，而且包含着文化意义。
例如“时代光华”这个名字就起得非常好，有很深刻的含义：
“华”是表示物的东西，物华天宝，华贵、华丽、奢华、豪华讲得都是物，“光”字超越了物的范畴，是可以感觉到的、看到的，但是闻不到，抓不住，它更抽象。
当我们用“光”这个词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思想之光，让人豁然开朗。
“光”字会让人想到理想之光、智慧之光、理性之光、心灵之光、灵魂之光，更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时代光华”研究时代的“光”与“华”，精神与物质，这样的大讲堂不来听，肯定很遗憾。
对企业家来说，他的文化意义更重要，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钱，现在身价多少，应该问他：
你身上有多少光，你能照亮多少人，能照亮多少颗心，这才是新阶层的文化意义。
企业家要面对的三只手
一个企业家要生存，需要面对三只手：
市场、政府和上帝。
市场之手：
商人是一种社会分工
企业家要面对市场之手，因为商人是一种社会分工，市场是交易的，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别人，这是最重要的。
商人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卖给别人，就要接受这个分工。
人来到这个世界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接受分工，第二是寻求合作。
先接受分工，再寻求合作，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得到好处。
1．商人利己亦利人
《乔家大院》的编导在剧情安排上，有着意拔高乔致庸的人物形象的主观愿望，这种善意可以理解，而且值得称赞，但在观念上却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
例如在南下贩茶之前，他们就让乔致庸义正言辞地反复说道：
“开通江南茶路是为了天下的茶农，茶路不通，多少茶农失业，流离失所，强者沦为强盗，弱者死于沟壑。
”再加上陈建斌个人颇为夸张的演绎方式，使得乔致庸在观众面前成了一位救国救民的救世主，似乎商人只有做到这个份上，才算得上是一个好商人，无形之中就让商人承担了超出他们社会分工本身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其实，商人逐利，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属性，经商而又不逐利的人是慈善家，而不是企业家。
好商人与坏商人的区别，往往就在于前者所逐之利，予人亦有利，或者叫利己利人，是正和博弈；
后者所逐之利，往往是害人之利，或者叫损人利己，是零和博弈。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我们既然不能把商人说成是不逐利的圣人，也就不能把商人们正常的逐利行为说成是不高大、不完美。
2．商人为利天经地义
很多人觉得为利好像是一件丑事，很多商人一听别人说自己惟利是图马上就软了，因为他心里觉得不能讲利，君子言益不言利。
所以说，中国商人的心态是脆弱的。
其实商人为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言利企业能发展吗？
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是长富于民，即让老百姓有钱，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二就是商人能够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讲利了，再不像乔致庸那时的心态了。
当然商人讲的利，与利己是不同的。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拥有100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有的人如果拥有这么多的资产，可能就要出问题，就要崩溃，就要胡作非为、狂妄、找不着北了。
可是比尔•盖茨心里想的是，上帝赋予了他这样一个聪明的头脑，所以他这辈子要服从上帝，活着的时候要尽其所能地获取，通过商业合法的方式获取很多很多的钱，在死之前要尽其所有付出，回馈社会，上帝只是派他来管理这些资产，这些资产不是他的。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不是因为他个人需要，而是因为社会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做这么一件事情，正好被他抽签抽中了。
所以他临死之前尽其所有要付出，现在每天必须捐出去50万美金才完成任务。
中国的企业家也应该有比尔•盖茨的胸襟。
钱散人聚，把钱散出去，总是很痛苦，因为挣钱不容易，挣钱是靠能力加上运气，花钱是要有智慧的。
3．利己利人要解决两个问题
谈到商人的利己和利人的时候，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损人利己与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的关系。
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到损人利己的人，是极少数的，多数人一不小心就损人不利己，再滑一步就变成损人害己了，真正能达到损人利己的人微乎其微。
在市场中，一个企业家想损人利己不大容易，做人的底线是损人利己，损人是方法错了，利己的动机是对的，目的也是对的，损人利己的人是可以谈判的，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的人是不能谈判的。
所以，做人起码要做到损人利己。
但是很多人往往都守不住这个底线，但凡损人利己的人，最终都是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
所以真正的好商人、企业家，一定要走到利人利己的道路上来。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奸商和为富不仁这个问题。
什么才算奸商，奸商是道德问题，而为富不仁只能说这个人很自私，但是他不一定是损害别人的利益，不对别人进行威胁，只能说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不高，这跟奸商是有所区别的。
第四讲企业家的生存之道（三）
政府之手：
市场创新与制度寻租
1．企业家挣钱的办法
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企业家挣钱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在市场上创新，第二个是通过制度寻租。
在现有的制度当中，有缝隙去寻租。
在中国这种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家应该选择什么方式，如何把持自己，需要企业家认真思考。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现在资源逐渐转向市场配制，企业家如何不在改革中犯错误，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2．创新之租谁当享
乔致庸是个“敢做敢为”的商人，他投资的第一个官员，居然就是日后在清廷名声大振的张之洞！
张之洞不仅是清流派中坚，也是洋务运动的后殿，更是晚清推行新政的要角，可谓一身而三任。
可是乔致庸第一次见到他时，张之洞还仅仅是一个因没有钱贿赂吏部，赋闲在京等着补缺的三品闲官。
乔致庸对张之洞的投资，是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给张之洞十万两银子。
张之洞接过折子之后，立马就给乔致庸出了一招：
让票号替南方战区的各地官府向朝廷汇兑银两——这可是一笔大买卖！
让乔致庸高兴得当场就要给张之洞下跪。
在出了这么个好点子之后，张之洞还给南方几省的督抚写了推荐乔致庸去办票号的信，这也算是一种政治资源。
在张之洞的点拨下，乔致庸即刻发现：
与官府和朝廷做生意，才是天大的生意。
因此，他南下广州，给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说明通过票号向朝廷上缴银子好处：
票号汇兑不仅比银车押送节约运输成本，而且风险小，周转速度快。
当然，哈大人与李总管知道用票号开展这笔业务，真可谓日进斗金。
而乔致庸的“汇通天下”，有点俘获政府、靠权力垄断吃饭的味道。
在专制社会中，行政权力君临一切，无人能敌，因而能与权力结盟，做依附于权力的买卖，确有可能在市场中所向披靡，做大做强。
在中国，权力专制源远流长，中国商人于这样的生意早有传统，自然驾轻就熟。
只是，在依附权力的生意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不依附权力的生意定会奄奄一息，甚至无立锥之地。
善于俘获权力的商人，很难也是善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商人。
因为，俘获权力和创造客户价值虽都能赚钱，但对商人的素质要求和企业的文化要求相去甚远。
当权力成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时，不善俘获权力的企业家只有被淘汰的命。
3．政府充当什么角色
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由政府控制全部的社会资源转向由市场来控制资源的过程，当今社会和3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30年后的中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问题。
宏观政府如何管理这个国家，政府如何成为一个服务者，而不是自己做经济，这个转变如果完不成，中国未来的发展还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如果政府既当裁判员又进场踢球，现场肯定一片混乱。
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只提供公共产品、教育、国防等等这些企业和个人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政府只要维护市场秩序，让球员去踢球，让企业家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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