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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河奔腾向前一去不返，巨浪过后，留给世人的，除了物质遗存、制度遗产，还有思想观念。
因此任何历史研究、历史教学都离不开对这一难点之难点的探讨。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们首先会想到先秦诸子流派纷呈、百家争鸣。
然而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追问：
诸子百家有没有思维上的共性？
甚至思考：
中国传统的思维有何特点？
例1正是隐含了这样一种思考：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诸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注重现实的认识处事之道等，都是从上述思维特征引申而来。
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那些或多或少由宗教意识支配的思想文化境况不同，中国传统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切入点的主流思想文化不囿于某种宗教的框架，因而具有很大的文化包容性。
中国的文化之所以不像世界众多文明区域那样因宗教的因素而导致尖锐的文明冲突，其根本的原因仍在于我们的思想文化坚持一种低限度的文明标准，即从现实的人、自然、社会来思考万事万物的存在及相互关系。
今天中国的文化仍延续着上述包容、开放的精神。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我们更需要深思支撑中国文明走到今天的思想文化根基究竟是什么？
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文化根基又在哪里？
这其中显然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独有的看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精髓在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的教学和考试虽然不必以如此深奥的道理为核心做扩展式的发挥，但教学者和命题者的心里要有上述文化思考的境界。
从以往的实际教学情况看，我们可能就诸子百家各自的思想内容、特点等讲得比较多，而对于共性部分则开掘得不够深入。
而事实上，正是那些共性、特征等体现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内涵，也正是它们支撑起中国文化的大厦，并影响着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走向。
鉴于以上考虑，在高考与历史教育的各个环节中还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等内容的分析。
如果能启发学生初步了解诸子百家的思维共性，那他们今后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思考会意蕴无尽。
例2：
2014年第37题“传国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制了六枚一套的御玺，分别刻着“皇帝之玺”“天子之玺”“皇帝行玺”“天子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信玺”。
如任命国家官员，则封印“皇帝之玺”;
若任命四夷的官员，则用“天子之玺”;
信玺用于对国内和四夷用兵事宜，行玺则为皇帝外巡时随身携带。
秦亡，御玺落入汉室，代代相传，称“传国玺”。
汉亡，传国玺为魏文帝所得。
蜀汉和东吴亦想握有传国玺，遂自行刻之，并编造了传国玺神授的故事。
唐兴，所获传国玺多达十余套。
唐太宗明白了这一切，于是重新刻制了御玺，使其形制增大，并增“授命玺”一枚用于祭天仪式，表明君权神授。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建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并一直延续下来，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政治实践。
秦始皇的开创之举，包括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文字、开拓疆域等奠定了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基础，邓之诚的名著《中华二千年史》从秦朝开始写起，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①
我们以前的教学过多强调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一面，而对于大一统国家层面的整体认识则略显不足。
例2通过梳理传国玺这一皇权象征物的“来龙去脉”，引导学生对大一统国家体制做更细致、全面的思考。
问题：
（1）根据材料，秦始皇制玺的史实反映出他所创立的国家体制有哪些特点？
（2）魏、蜀、吴三国竭力想获得的“传国玺”象征什么？
（3）唐太宗为什么要重新刻玺？
与之相应唐太宗又做了何种制度建设？
（4）你能从传国玺流转的过程中提炼出中国古代政治哪一值的关注的主题？
四个问题层层推进，回顾了大一统体制发展过程中创制、继承、完善的三个关键阶段，进而引导学生反思大一统国家政治体制在中国政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和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
此题从一个侧面提示历史教育工作者：
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国家要有一个全新的分析视野。
放[世界历史，古代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都出现过强盛的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古罗马曾出现不可一世的帝国政权，且疆域广泛。
但罗马的政治家始终无法解决罗马与各行省之间的政治治理关系。
到公元5世纪前后，罗马帝国慢慢衰落下去，以后虽然也出现过像阿拉伯帝国之类的国家类型，最后也崩溃了。
唯独中国文明中的大一统国家一直以不同的政治面貌呈现在世界文明的各个阶段。
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延续了几千年，这与大一统的国家及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集中体现在与大一统国家相关的政治制度设计与运作上，例如官吏的选用、各政府部门的有效运作、权力的监管等。
2015年第4题（秦朝的基层属吏）、2015年第33题（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政事堂）、2013年第7题（宋朝的文官体制）、2015年第9题（元朝的行省制度）、2014年第33题（清朝的军机处）等试题均体现了上述特征。
此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制度――科举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创新的核心部分。
就国家政治的参与度而言，科举制不仅使有识之士施展政治才能，也使国家的运行成为士大夫广泛参与的政治实践过程。
2012年第37题“开国议政”即体现了这一思想。
试题以引导学生“神入”历史的方法，要学生假设自己是“宋初的决策者，需要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是否大力推行科举制”，并且根据史料给出了几个决策中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唐代设置科举，人才汇聚，享国三百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提高士大夫的参政意识，王朝便能更稳固了”。
科举制在不同时代产生了诸多弊病，但我们希望引导学生通过科举制这一切入点，对中国古代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有更全面的认识，即便对通常所说的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也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例如：
科举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权的开放性，皇帝并不是大权独揽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①这一点又反过来巩固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
至于大一统国家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本身的进程来加以探讨。
近代西方国家大致在15世纪左右初步形成。
近代西方国家说到底是一种民族国家。
它的出现推动着西方近代化的文明进程，使它们在15世纪后逐渐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
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是，历史上正是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比较稳固、强大的民族国家率先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达地区，并傲视群雄。
此后的德国、美国之所以领跑世界也与政治统一局面有关。
反观中国，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同样发生多方面的影响。
它保证中国农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在人类文明的前沿。
经过近代以来的各种洗礼，中国的国家形态仍维系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21世纪，当文明再次面临转型的时机，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究竟如何发挥其政治功能，这是政治理论家、历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例3：
2015年第39题“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并非只是丝绸贸易的通道，而是指中西方之间的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流通道。
假设你是一名历史学家，在研究“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如下问题，该如何解决？
……
例4：
2012年第40题“伏尔泰[中的中国”：
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
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
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
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
……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
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
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
……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
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
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
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
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
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
――节选自伏尔泰《风俗论》
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是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中国曾给世界带去了诸多文明进步的因素，其中既有物的内容，也有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分。
学者朱谦之曾就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做过专题研究。
②近年来出版界对中西方交流方面的著述也比较关注。
③在历年的上海高考试题中，不乏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如2012年第11题“日本《养老律令?
学令》中规定学校须行‘释奠礼’，以祭拜孔子”，又如2013年第14题传教士“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和2014年第11题要求学生完成“中外文化交流”时间轴。
2015年第39题主要考查了丝绸之路上的物质交流，但试题的导语则提示要将视野放得更宽些，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就考题而言，围绕物的方面展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教材对物的方面强调较多。
但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除了物的层面，更多的文化内涵是否值得我们好好挖掘？
从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看，文化之间的交流还渗透着不同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解读，涉及个体、时代和文化等诸多因素，是对文化交流深层次的开掘。
启蒙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12年第40题“伏尔泰[中的中国”正是在此一思路下命制出来的。
该题选取了启蒙学者中颂华派代表伏尔泰对中国的一段论述，问题设计是：
（1）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描绘主要以什么时代为依据？
说明判断的理由。
（2）根据材料，概述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
（3）你如何评价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
上述问题设计就是引导考生在各种情景中进行文化解读。
这里有伏尔泰本人的情景;
有孔子的情景;
有中国、法国的社会历史情景;
同时又要根据给定的材料去进一步追问：
伏尔泰对中国的种种印象从何而来？
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那些想法？
根据所学知识和史料，伏尔泰对中国的了解基本来自传教士的转述，不免带有一种对“他者”的想象。
他带着启蒙学者的视野看中国的制度、文化，跳不出时代的局限。
但是伏尔泰在解读中国文化时不只是关注专制制度的表面现象，而是以启蒙学者的[光切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试图从中国的家庭伦理、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等进行全方位的考查。
我们还可以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为例，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堪称中国文化的“知音”，鉴于对中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和比较，他认为中国在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上要高于欧洲;
中国思想文化中有一个完满性的“理”和道德标准;
尊崇自然规律，等等。
特别是《易经》等著述中有辉煌的科学思想。
①通过上述文化解读，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这也提醒我们反思：
我们自己对传统文明中的特点（如大一统国家政治制度等的内涵）如何做进一步的开掘？
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因素？
是否可从文化比较中寻找新的思考线索？
例5：
2015年第40题“竞争世界”与“大同理想”
材料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
礼运》
材料2：
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近自天]之说鸣，竞争之义视为至理，故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
人与人机诈相陷，以欺凌为得计。
百事万业，皆祖竞争，以才智由竞争为后进，器艺由竞争而后精，以为优胜劣败乃天则之自然。
――康有为：
《大同书》
材料3：
自达尔文等说出，酝酿数百年，而成欧战，创深痛巨，始觉其谬。
而我孔孟之说幸未■灭，或可因此而流入欧洲，普■世界，此亦天不丧斯文之一征也。
――刘绍宽：
《厚庄日记》，1925年
材料4：
虽然儒家所教导的世界和谐与和平将是遥远的美梦……但是我们不应该丧失更高更好目标的信念。
因为没有信念，我们的努力便无目标，这个世界的历史也无意义。
――傅朗克（OttoFranke）
除“例5”题外，上海历史卷从2012年至2015年连续4年在非选择题上直接、间接涉及进化论内容。
进化论是19世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意识，也是19世纪中国有识之士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深刻影响了整部中国近代史。
中国思想界能够与西方站在同一个理论制高点上，与严复的译介以及梁启超等人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2013年第40题“严复笔下的进化论”，直接切入主题，力图引导学生通过对赫胥黎的原著与严复译本的比较，还原严复是如何通过有选择的意译、通过按语借题发挥等方式“‘做’过赫胥黎《天]论》的”。
①这里，不仅仅是在用这个经典的实例引导学生理解史料的性质之差（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对历史解释的决定性影响，更在于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严复作为19世纪末年感觉敏锐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部与原著不同的《天]论》？
②与那个时代救亡图存的主题有什么联系？
2014年第40题“梁启超论李鸿章”一题，则在材料中隐含了进化论的思想，如“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
又如：
“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
”梁启超是进化论的大力鼓吹者，正是在他的积极宣传下，进化论深入人心，几乎成为当时有识之士[中的“公理公例”。
对于试题最后一问：
“你如何看待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如果有学生能够通过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接受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并以此来分析当时中国的时局，评述当时的历史人物，可谓是高层次的理解和回答。
经过19世纪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学的译介，西方的话语权逐渐上升，直至引发中西文化的论战。
在传统权威被打碎、各种主义流行、新旧思想交锋之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各方都回避不了的议题（2012年第22题、2013年第25题和2014年的第35题即涉及上述情况）。
近代中国遭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但中国文明并未被冲毁，通过百年来的各种文明应战，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文明暴露出的诸多弊端，转而重估自己文明的价值。
刘绍宽在日记中所表露的心路历程，颇能代表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
梁启超则是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例子。
1919年，当他亲历巴黎和会，实地考察欧洲各地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但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社会进化论和功利主义进行了反思，更提出要用中国文明补助西方文明之不足，引领未来新的文明。
③究竟什么是中国文明的优势？
传统文明中哪些因素能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这种对中国文明过去与未来的反思在2015年第40题集中地展示出来。
该题的第（3）问为：
你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竞争世界”与“大同理想”？
旨在引导学生反思西方近代形成的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为中心的进化历史观的局限性，启发学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大同思想中发掘宝贵资源，反思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
大同思想是一个古老而经久不衰的命题，前有《礼记?
礼运》理想世界的描述，后有康有为受此启发而萌生的大同理想。
尽管康氏的大同理想在盛行丛林法则的时代显得颇为理想化，但其中对平等的追求、对仁爱之道的推崇、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却远远超出了其所处的时代，具有独特的价值。
由此，学生们可以理解在近代西方所崇尚的实力与利益原则之外，还有中国人所坚持的另一种价值――对道义的追求。
正如傅朗克所指出的，这种超越性的理想虽然很难实现，却不应该放弃。
这也提醒我们，要进一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从一个更新、更完整的视角重构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建立起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是在文明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既要注意各文明之间共性的地方，也不能忽视其差异性。
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都试图解答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表达了理想的人文境界，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相似的内容，而由于表述的不同呈现出差异。
例如，仔细辨析就可以发现，宋明理学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只是双方所使用的语言、概念符号体系不同，造成了表述方式的不同。
中国并不缺乏西方引为自豪的理性思辨能力。
同时，不同文明中呈现的文化形态又都是各自历史发展的产物。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与城邦制度]变关联在一起的历史产物（2015年第36题涉及此意）;
美国的自由、平等观念能够付诸政治实践得益于新大陆这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并在美国人对西部广袤无人地区的开发中逐渐扩展、生根。
民主、自由、平等的内涵并不是几个抽象的符号，而是浸透着血与火的历史内涵。
同样的，中国的启蒙思想（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的观点）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明清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相呼应（2015年第34题有所涉及）。
我们需要借鉴各种人类文明的成果，同时也应该明白一个民族只有立足自身的文明土壤并以历史为鉴，才能取得文明的进步。
传统中国文明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不同文明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其中就包括文化软实力的竞争。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世界中认识和开掘中国文明的底蕴，这已经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的迫切课题。
就中学历史教育的特点而言，一堂历史课、一张考卷都只能在中国历史的习得、检验方面起到有限的引导作用。
但今天中学生与世界的接触程度愈来愈紧密，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历史的走向，更需要了解中国将以怎样的文化姿态融入世界。
显然，简单地向学生灌输中国文明的内容已经成为过去时。
历史教育的各个环节都要通过生动的事例向学生呈现中国文明丰富的内涵。
2012年以来的上海历史试卷只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也得到了各方面积极的回应。
相信今后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上述想法和具体的做法，使中学历史教育更具世界的视野，更能呈现中国文明的底蕴。
【作者简介】顾春梅，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历史学科秘书，主要从事教育测量及评价研究。
【责任编辑：
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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