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洛阳相互竞争 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其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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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洛阳相互竞争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其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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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洛阳相互竞争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其衰-历史论文

长安与洛阳相互竞争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其衰

文｜押沙龙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

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

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

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

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

就地理而言，长安有一个安全的地形。

安全固然重要。

但作为首都，还必须有战略上的考虑。

长安并非是帝国的经济中心。

虽说关中过去比较富庶，但其实远在汉朝，全国经济中心就已转移到河北河南一带。

隋唐后更是往江南转移，总趋势是离长安越来越远。

那么是否应该放弃长安，将首都转移到经济中心呢？

那也不见得。

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帝国，必须考虑全国的均衡，避免畸轻畸重。

经济中心最好和政治中心错开，这样能让经济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这个道理就算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成立。

如果中国现在将首都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北方连一个一线城市都没有，完全缺少辐射中心，整个国家的区域失调会更加严重。

此外还需要考虑敌人的位置。

在汉唐时期，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其是西北。

汉唐把首都定在长安，全国物资向西北大量涌入，确保了西北经济的繁荣，使汉唐不仅能抵御匈奴和突厥，还有余力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

东汉放弃长安，间接导致西北经济凋零，带来羌族的动乱，更种下了董卓之乱的祸根。

但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外部威胁开始向东北方转移。

契丹、女真、后金相继从东北崛起，西北方倒相对安全。

中国的首都也由西向东神龙摆首，从长安变为北京，其间正呼应着这种变化。

压力所向，正是首都之所向。

因为首都之所向，也就是全国物资财富之所向，也是全国注意力之所向。

隋朝的都城选择

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

汉朝的第一长安并不在现在的西安，而位于它的西北方。

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

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

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身上。

关陇集团这个概念最早是陈寅恪提出的，现在还有细节上的争议，但大体已经得到史学界的公认。

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

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

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

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

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

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

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

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

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既然是个荒淫无耻的人，建造新都城、修建大运河当然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荒淫无耻。

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

隋炀帝毕竟不是个神经病，不会不惜代价修一条打通全国的大运河，就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

我觉得他所作所为的背后，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

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也才会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从来害死人。

大隋朝灭亡了。

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

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事实上关陇集团的力量一直还在，所以李渊起兵后马上急吼吼地直奔关中，争取这个集团的支持。

也正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李唐王朝才能扑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统天下。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

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

粮食。

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

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

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长安恢弘洛阳奢丽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

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从江南到洛阳一段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问题都不大。

真正的问题出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

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

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

所以危险还没暴露出来。

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

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

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国并不缺粮食。

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堆积如山，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

好在粮食是死的，人是活的。

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去。

当然，长安还是首都。

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

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

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

永淳元年那次，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

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这肯定说不过去。

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说到这里，首先要对洛阳做个介绍。

隋唐时期的洛阳论规模远远比不上长安。

隋文帝的第二长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阳城只有它的一半。

而且洛阳城不够险要。

它周围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临黄河，东临洛水，周围还有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等八个关口，也算是形胜之地。

但黄河平原毕竟是个大平原，再怎么形胜也没法和关中相比。

洛阳的防守难度要远远超过长安。

洛阳最大的优势，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

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职贡所均，水陆辐辏”。

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这是个很悠久的辩题了。

总体来说，古代知识分子认为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

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如果你担心变乱，最好还是定在关中比较安全。

但是据说仁者无敌，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定都洛阳就比较好。

唐朝的帝王弑兄杀弟、扒灰通奸之余，很聪明地拒绝把命运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

他们选择了长安。

当然，这是古代的话语逻辑。

按照现代人的动机分析，隋唐定都长安背后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需要依靠关中的军事力量。

关中不仅有关陇集团，还遍布府兵，已高度军事化，将首都迁离关中危险很大。

但是话说回来，长安在经济交通上的劣势又摆在那里。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帝王对首都定位都颇为犹豫。

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

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位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

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

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武则天这么做，历史上有很多解释。

有人说她害死了皇后和萧妃，长安宫殿里闹鬼；有人说她喜欢洛阳的繁华富丽。

从武则天害人杀人的劲头看，她神经强健得很，应该不会太怕鬼。

洛阳的繁华倒可能是个因素。

当时长安以恢弘取胜，洛阳以奢丽见长。

从个人审美而言，武则天无疑更偏爱洛阳。

但武则天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如此肤浅。

她更深层的动机还是摆脱关中的影响，抹掉唐朝的痕迹，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国。

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武则天一手策划了关陇集团的破灭。

陈寅恪在学术上眼界独到，气象宏大。

但像这种开创架构的一代宗师，在细节上往往颇有可商榷之处。

他对武则天和关陇集团的分析也是如此。

不过洛阳确实是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也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

长安的粮食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

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

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

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

韦后则反驳说：

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

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

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

以前也不是没做过努力。

尤其是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很多人都曾设法改进。

比如将作大匠杨务廉就想过一个办法，他开凿了砥柱旁边的三门山。

船过砥柱时不需要改牛车陆运，直接从开凿的山路上用纤夫拉过去，绕开砥柱。

但是代价非常惨重。

这条山路极其危险，纤夫往往从山上坠落，动辄死亡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纤夫的哭声震动山谷，骂杨务廉为“妖人”。

后来还是靠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

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名，但对唐朝的贡献，其实还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

他认识到了按照当时的技术手段，三门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碍，只能走陆路。

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点在其他环节上改进。

美国有过一个著名的企业管理家泰勒，他创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将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后将每一道工序设计得最合理最高效。

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

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设计好衔接时间，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

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什么时候到洛阳，什么时候走陆路，什么时候入渭水，什么时候到长安，裴耀卿都精心设计，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减到骨头里。

这个方案没有牵涉到工程技术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

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结果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

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

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四百万石粮食上。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

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

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

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两都的末日

安史之乱是一个绝大的历史关键点，影响的绝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

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

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

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

可这样的破坏在历史上有过很多次。

北魏的崩溃很残酷，隋朝的崩溃也很残酷，但每次长安和洛阳都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

可安史之乱不同。

这主要在于它发生的时机。

从汉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

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还是占优势。

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三比二。

但这个比例还在变化。

安史之乱前夕，这个比例已到达了一个关键点：

一比一。

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到了宋朝盛时，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翻转为二比三。

这背后当然有各种深层原因：

战乱、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

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气候的改变。

传统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些，而且要湿润得多。

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

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这个力量也许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强大，更加无可抵御。

在这个大背景下，长安和洛阳双双衰落了，这两个失败者再也不用辩论谁更优秀了。

安史之乱后，唐朝依旧将首都定在长安。

此时帝国内藩镇割据，长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输入。

从地图上看，这是非常怪异的形象。

东南的身子伸着一个上千里的细长脖子，供养着西北的一颗头颅。

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

这条细长的脖子太容易被斩断了。

最大的威胁来自运河沿线的军阀们，相比之下，三门砥柱倒不算什么了。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

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

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皇帝对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活矣！

”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也就是开封）脱颖而出。

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

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

漕运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来的漕运体系，从地图上看是两条大折线。

第一条折线是从南到北，连接江南和黄河。

第二条折线再从东至西，通过黄河将物资运往关中。

现在第二条东西折线被斩断，只留下了第一条南北方向的折线。

这条折线后来又向北延伸到了北京。

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长安和洛阳被放弃了。

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的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

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

从长远看也无法实行。

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

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

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