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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的文化价值浅谈
蒙学的文化价值浅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蒙学文献的分析和对蒙学教育的特点的认识，来发现蒙学的文化价值。
即善于总结的文化特点、自由活泼的文化思维、经世致用的文化心态、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要论蒙学的文化价值，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蒙学。
蒙，取《易·蒙卦》：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
注云：
“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
”[1]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
蒙学，《辞海》的解释是：
“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
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
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
没有固定年限。
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
”[2]学术界所称的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上讲，专指启蒙教材，即蒙学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部分，除了官方所倡导的儒家正统经典外，就要算这类普通的认知教育读物了。
儒家经典必须是具有教高的文化水平的人才能学习理解。
而这类蒙学书籍，把深奥难懂的高文典册通俗化了，并参以人们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人生哲学、处世方略，易学易懂，切近实用。
其流传比儒家经典还要广，还要深入人心。
像“三、百、千、千”之类，在古代家喻户晓。
比起那么堂而皇之的儒家经典来说，蒙学文献也就更直接、更具体、更真切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面。
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把握传统文化的某些普遍特征。
我们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这个过渡（改革）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的文化建设的决定因素。
在简单的否定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对当代的种种文化失范现象，尤其是道德失范现象，应该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即或是单单从教育思想的角度，其熟读成诵的教学方式，事例并举、内容广阔的教材编写体系，也让我们受益颇多。
一、善于总结的文化作风
蒙学教材的编写，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历代学者的不断增删纂辑下，形成了门类繁多、版本芜杂的局面。
在编纂方式上，蒙学书籍都需出经入史，集百家之言，得其精华，就如编一部百科全书，足见编者之才力。
在语言运用上，精当简洁。
传统文化善于总结的作风在其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蒙学书籍的编写，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前827-781在位）太史作的《史籀》大篆十五篇（已佚）那里。
秦汉时期，有李斯的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史游的《急就（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等，其中史游的《急就（篇）》对后世影响最大；南朝梁时有周兴嗣的《千字文》是后世流传很广的蒙学书；到唐时李瀚编纂有《蒙求》一书，它为“蒙学读物的的撰述和命名，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标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名义。
后世注释、增辑、续作、唱和、改编的很多，有的取其形式，有的取其名义。
”[3]其影响几乎可与“三、百、千、千”相当；自宋以降，由于私学大盛，蒙学书的编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应麟的《三字经》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元明清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蒙学著作，影响最大的如宋谢枋得选编、清王相补选注的《千家诗》、明程登吉原本、清邹圣脉增补的《幼学琼林》、佚名的《百家姓》、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的《古文观止》、清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清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清王筠的《文字蒙求》、周希陶重订的《增广贤文》等等，可谓代有新作。
从其历史发展总貌来看，唐以前大都是以识字教学为主要内容。
唐五代的蒙学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多样，已渐趋完备。
至宋综合类逐渐增多，宋以后各种专书继出。
元明清是蒙学书籍编纂的极盛时期。
在上起周秦，下迄民国两千多年的蒙学书编纂史上，经过历朝历代的撰辑增删，注解阐发，蒙学文献的版本相当芜杂，难以确切计数，据张志公先生所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
[4]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馀种。
[5]实际上还远不止此数。
蒙学书门类繁多，涉及面非常之广。
唐宋以降，蒙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基础知识综合类，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文字蒙求》以及各种《杂字》等，此类以生字词的认读为主；
二是伦理道德、处世哲学类，如《菜根谭》、《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
三是历史知识类，如《叙古千文》（宋胡寅编）、《五字鉴》（明李廷机编）、《历代蒙求》（元陈栎编）等；
四是名物、典故、声律类，如《声律启蒙》、《蒙求》、《龙文鞭影》（明萧良有撰、杨臣诤增订，清李晖吉、徐灒续）、《幼学琼林》等。
此类是为作诗作文作准备；
五是诗歌类，如《神童诗》（宋汪洙编）、《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六是阅读作文类，如《文章正宗》（宋真德秀编）、《文章轨范》（宋谢枋得编）、《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清姚鼐编）等；
七是教育史文献，包括教学条例、教学方法等，是教学经验总结和传承，如朱熹的《小学》、元许衡的《小学大义》、明王守仁的《训蒙教约》、明吕坤的《蒙养礼》、《社学要略》、清王筠的《教童子法》、章学诚的《论课蒙学文法》等。
林林总总，可谓包罗万象。
蒙学教材乃是将基础的知识汇集在一起，或综合，或专门一种以类相从，所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总结纂辑的痕迹，但遣词造句，编写体例上又代有新变。
以《三字经》为例，这部蒙学读物在旧时可谓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其书文字简洁，概括性强。
在短短千余字的篇幅中，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先讲了学习的重要性，再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最后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儿童。
全篇段落分明，结构谨严。
所以自问世以来，取代了原有的蒙学教材，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
《三字经》往往用几句话就概括一事或一物，如“八音”云：
“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九族”云：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其叙史部分最为简明扼要，如汉魏六朝史云：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
”将公元220年到581年共360年的历史用几句话便叙述得脉络清晰。
所谓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因而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入门书，被称为“袖里通鉴纲目”。
可见其概括性之强。
《增广贤文》是一部处世哲学的大辑要。
其中心是讲为人处世之道，它用格言谚语的形式，荟萃成书，宣讲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希望进一步能治世育人，敦伦劝孝，美化风俗。
这种形式在我国有很久远的传统，如《老子》中的不少文句就是当时的谚语熟语。
明代洪自诚的《菜根谭》是直接启发《增广贤文》成书的著作。
《菜根谭》可以视为明代的《增广》，《增广》可以视为清代的《菜根谭》。
《增广贤文》所编选的格言警句，有来自经史诸子的：
如“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庄子》）；有来自文人诗文著作的：
如“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有来自同类著作中的：
如“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菜根谭》原文作“志以澹泊明，节从肥甘丧”），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几乎全部收入，如“洒扫庭除，须内外整洁；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有直接取自民间谚语熟语的，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有不报，日子不到”、“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来自民间通俗文学的，如“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即是出自于宋话本《碾玉观音》；而“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津渡，悉为旧日争战场。
”简直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注解》的改写本。
正是因为出处不同，所以全篇“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
”。
[6]不拘一格，广泛采录，正是其特点所在。
就如今天的《格言警句大全》之类，雅俗共赏，切近实用。
这种善于总结的特点在名物典故类的蒙学书籍中表现的最突出。
将各种名物别称、事典语典汇集在一起，既可供查释典故出处，又可供初学者积累作诗素材。
最早的是唐李瀚的《蒙求》，其书是以四字主谓短语的形式，将唐以前的典故（主要是事典）汇集而成书的。
有出自《世说新语》的，如“孙楚漱石”、“郝隆晒书”等；有出史书的，如“苏武持节”、“文君当垆”等；有的是文人故事，如“韩子孤愤”、“梁鸿五噫”等。
编的最好的典故类蒙学书，当数《幼学琼林》。
其书多收语典，采用类书的编纂方法，按内容分类编排。
内容涉及很广，从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文臣武职到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文事科第以至制作技艺、花草鸟兽、释鬼神道共三十三类，无所不包，旧时人们常用文字、常见的典故，几乎都能于中见到。
如“尔我同心，曰金兰”（朋友）本《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浙江乃武林之区，原为越国；江西是豫章故地，又曰吴皋”（地舆）、宋末周密有笔记《武林旧事》，王勃《滕王阁序》句云：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如不明来历，便会产生歧义；又如公主驸马的得名由来：
“帝女乃公侯主婚，故有公主之称；帝婿非正驾之车，乃是驸马之职”（外戚）；又如：
“富贵不归，如锦衣夜行”（衣服），本《史记·项羽本纪》；“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人事）本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身体）、“兜鍪系是头盔，叵罗乃为酒器”（器用）（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引，辛弃疾《南乡子》云：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管城子、中书君，悉为笔号”（器用）（杨绛《我们仨》引作对联“中书君即管城子，大学者兼小说家”）；“鹢首鸭头，别为船号”（器用）（朱自清《荷塘月色》引）。
二、自由活泼的文化思维
蒙学在书籍的编写、教育方式上并不是死板划一的，其思维方式显得活泼自由，主要表现为文体、语言形式、书籍编辑样式的多样化，教材编写体系灵活与教学方法自由。
蒙学教材综合运用了各种文体，有用骈文体者，如《幼学琼林》；有用散文故事体者，如元虞韶《日记故事》；有用诗歌体者，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有用对联体者，如元佚名《对类》、清李调元《精选幼学对类读本》；有用歌谣体者，如明吕得胜、吕坤的《小儿语》及《续小儿语》。
编者可以根据具体内容，灵活安排文体。
多种文本形式的交错运用，儿童读来才不至于枯燥乏味。
尤其是故事和诗歌形式，引人入胜，读来更有趣味，所以儿童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和美的熏陶程度自然较高。
林语堂说：
“中国人盖久已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
”[7]的确如此。
语言形式上，有三言者，如《三字经》、《弟子职》；有四言者，如《百家姓》、《千字文》；有五言者，如《五字鉴》；有六言至二十言者，如《巧对》（收入《四库全书》）；有杂言者，如《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
汉字一字一音，一字多义，“通过其形体，个别形象的联想、比喻去表达意思，语言文字有很强的暗示性。
”[8]这种暗示性使得字与字之间可以任意组合而表达出无限的意义，具有很强的弹性。
所以往往极简短的语句可以表达极丰富的意思。
蒙学教材在汉字的表意试验方面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以《三字经》为例，用三字句式，或全或省，如称“孔融”为“融”，“唐刘晏”句又是全称并加国号；或借或代，如称《论语》为“鲁论”，称秦始皇为“赢秦氏”；或上句释下句，如“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或下句释上句，如“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等，造句形式不一，活泼自然。
至于《千字文》编写，则近乎神话，据唐李绰《尚书故实》记载：
“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取一千字不重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
‘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
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
”作者在一夜之间，将这一千个杂乱无章的单字组织成了连贯押韵，通畅可读的绝妙文章，如不具有相当才学，实难堪此任。
《千字文》四字一句，前后连贯，其音节和谐，法度谨严而又张弛有度，与建筑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
用字多为初学常用字，句式是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实词意义详尽，虚词运用灵活，无生硬晦涩之病，符合儿童识字造句的需要。
而且各种表达方式交错运用，有说明：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是说天文气象知识的；有记叙：
“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简要概括了上古历史；有议论：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罔谈彼短，靡恃已长。
信使可覆，器欲难量。
墨悲丝染，诗赞羔羊。
”是劝戒儿童修身养性；还有描写：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
枇杷晚翠，梧桐早凋。
陈根委翳，落叶飘摇。
游鹍独运，凌摩绛霄。
”则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
所以明代王世贞称赞道：
“（《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
《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书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的限制，而以杂言为之，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
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
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
蒙学教材在书籍编辑样式上图文并茂的特点，也是其可圈可点之处。
这也是我国古代刻书的优良传统，给文字（特别是诗歌）配以插图，可以起到诠释文义，引人联想的作用。
如有旧刻本《绘图千家诗》，根据每一页上诗的主要内容，配以精致的图画，把难写之景直观地表现出来了，诗意更加显豁。
儿童图文参读，印象就更深刻。
其它如《二十四孝图说》、《启蒙图说》也是一个道理。
还有一种多文本合刻式的，如有《三字经》套刻《神童诗》的，每页下面多半部分是《三字经》正文，页眉刻诗一首。
《神童诗》相传为出于北宋汪洙之手，又经后人增补，涉及劝学、得第、为官、四季景物及节日礼仪等内容，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莫道儒冠误，读书不负人。
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
”虽然其中赤裸裸地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说教倾向，但在古代“读书—做官”的唯一自我价值实现路径下，其激励作用自不待言。
蒙学教材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从识字阶段到基础知识到阅读训练阶段再到属对（即对对子）作诗作文阶段，涵盖字、词、句、段、篇、册等各级教育目标的教材体系。
是一套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
就识字阶段来说，“三、百、千”每种字数都不多，少则四五百字，多则千余字。
除去重复的，单字在两千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识字量，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儿童便可以独立阅读。
如果单读哪一种，便达不到要求。
又如在读诗文之前，必须要排除名物典故的障碍，在属对作诗作文之前，也要先懂声律，识名物，知典故，所以选取《声律启蒙》、《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作为这一阶段的必读书，以后在读诗文诗，遇到名物典故，便自然明了，作诗时也就得心应手了。
这样层级向上推进，各阶段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有科学的规律可循。
就内容说，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无人规定这本书中必须编什么，也无人说在历史之后必须编入做人处世，内容、顺序皆由编撰者自行掌握，以达到认知、受到到一般道德观念教育为目标，其它一概自由发挥。
蒙学教育的主要方法是熟读成诵。
读书又分为教书、背书、温书、讲书几个环节。
教书是教读新的内容，第一步是句读，这是培养语感的过程；第二步的范读，又称“正书”，即教师先把正文读一遍，学生循声跟读，遍数由教师视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而定；接下来是学生背书，要求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要读得响亮、准确、熟练，直到能背诵为止；背书是检查儿童读书效果的重要手段。
蒙学教育要求每读必背，背诵时要求流畅不打顿，“须宛然如书在心目之间，流水背出。
”[10]温书是温习学过的知识，又有日温、旬温、月温、年温的区别；讲书是教师讲解书意，一般先讲字意、句意，再分段分篇讲清中心思想。
教师在教读过程中用唱读的方式，抑扬顿挫，节奏鲜明，曲尽语言的音乐之妙。
儿童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培养了语感，对以后的学习经史、诸子杂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朱光潜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说：
“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强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
这早年读经的经验我也曾经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
我现在所记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11]但也并不是一味地死读书，也非常讲究教学手段，明代吕坤在《蒙养礼》中提出了歌、舞、乐对教学的重要作用。
他说：
“歌乐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学日劳，则神思衰倦，须舒畅而后精神。
至于养和平之气，消暴戾之心，则也不可斯须去乐者也。
歌如诗曲，竹如箫笛，丝如琴瑟，皆足以养性情，和血气，皆学者所当知，不则枯淡岑寂，不成学问。
”[12]这也和孔子所说的“诗教、乐教”是一脉相承的。
清代张行简在《塾中琐言》中说：
“授经徒者，每于傍晚时分，听其闲坐，彼此互相讥嘲。
不若携之出游，雨以啸傲山水之乐，既可苏其精力，复可荡其心胸。
”[13]即是让学生亲近大自然，一来可以减其疲劳，二来可以让学生感受天地的博大奥妙。
在教学进度上，也没有统一安排，全然根据儿童读书的规律兴趣，选其当读者读之。
林语堂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说：
“教师很明了学生读过什么书，未读过什么书，教师与学生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没有人升级，也没有人毕业，也没有人为了文凭奖状而求学，因为没有这种设备。
总之，没有人必须依照规定时期而前进，致须守侯最驽骀分子赶上标准限度。
没有人被动的每星期三上午必须读三页经济学而停止于第二节。
倘若高兴，他可以一口气读完这么一章。
”[14]
对于学习的基本程序，《三字经》有一个经验之谈，很值得注意：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里，不但说到了要遵循“小学—经学—子学--史学”的学习顺序，还把怎样学习都讲的很清楚。
这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说的：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的治学程式，有相通之处。
正如《礼记·学记》所说的：
“不陵节而施之谓孙”。
儿童如果照这种顺序、方法学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以后可能作学问打下基础。
三、经世致用的文化心态
蒙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儿童识字，会读书。
所以编写教材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
以便于初学，切近实用为原则。
蒙学教材大都选取日常所用的字，联缀成文，在语言运用上，多用浅近文言或文白夹杂。
又考虑到儿童读书注意力分散，兴趣保持不长，所以多用韵语，音节和谐，读来琅琅上口，易于记诵。
骈体的应用也是蒙学的一大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虽然散文曾经大放异彩，然而作为统治阶级文学样式，士大夫们必须掌握的文体，也即是主流文体，仍是骈文。
上至庙堂的书启表奏，公牍文书，下至普通士子交往的书信，祭祀典礼的祭文、铭文、诔辞、墓志，婚丧嫁娶的礼仪文书，节日的对联，大多都为骈体文。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历千年而不衰。
在“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指导下，学童士子们必须得掌握这一体裁。
在蒙学的教材编写中，作者明显得照顾到了这一方面。
《千字文》虽为单字联缀成文，但也有骈体的成分在，如“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似兰斯馨，如松之盛”等；《三字经》中如：
性相近，习如远”、“犬守夜，鸡司辰”、“幼而学，壮而行”等。
《声律启蒙》与《笠翁对韵》韵书，则是专以骈句出之。
因为它本是儿童练习作对作诗的基础课，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三尺剑，六尺弓，岭北对江东。
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
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幼学琼林》多用骈文句式。
骈文是清代才有的称呼，宋代称为“四六”或“四六文”，因其多四字句六字句式。
其衔接方式，又有上四下四、上四下六、上六下四、上六下六、四四对四四句式之别。
上四下四如“混沌初开，乾坤如奠”（天文）；上六下六如“事遂心曰如愿，事可愧曰汗颜”（身体）；上四下六如“韩柳欧苏，故文人之最著；赵翦颇牧，乃武将之多奇”（武职）。
上六下四如“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人事）；四四对四四句式如“赞襄共事，谓之玉成；分裂难完，谓之瓦解”（人事）；甚至有直接从骈文名作中引来的：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身体）。
其中《朋友宾主》一段最为精彩：
“取善辅仁，皆资朋友；往来交际，迭为宾主。
尔我同心，曰金兰；朋友相资，日丽泽。
东家曰东主，师傅曰西宾。
父所交游，尊为父执；己所共事，谓之同袍。
心志相孚为莫逆，老幼相交曰忘年。
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好，孙策与周瑜。
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肝胆相照，斯为腹心之友；意气不孚，谓之口头之交。
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
蒙学教育非常注重伦理道德知识的传授。
伦理道德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
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是最重要的。
蒙学也就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
劝孝、向善是其主旨。
《三字经》云：
“孝于亲，所当执。
弟于长，宜先知”，三纲、五常、九族、十义等内容，无一不是以维护人伦道德系统为目的的。
《幼学琼林》用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妇女、外戚等章节来阐发观点，借历史事件贬恶扬善，如“弑父自立，隋扬广之天性何存；杀子媚君，齐易牙之人心何在”（祖孙父子）、“爱敬宜法温公，恭让当师延寿”（兄弟）、“要知身修而后家齐，夫义自然妇顺。
”（夫妇）、“至若礼重亲迎，所以正人伦之始；诗首好逑，所以亲王化之原。
”（婚姻）等。
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说教，一直是蒙学教材的中心内容，除了在综合性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外，还有大量的专书存在，几乎任何一本蒙学书中都能多少找到相关的东西。
在知识教育中融入伦理道德教育，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塑造儿童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以期能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其本意是好的，但过分的注重，就产生了负面效应。
有的教材给儿童的行为设计了一个固定的框框，不仅有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还涉及到日后家庭婚姻生活、为人父母等，这样就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中去了，是不可取的。
蒙学还教人待人接物之道，处世应对之学，以人伦关系为这会关系根基的道德哲学，其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应对交往，明代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
“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15]”所以说“以便日用”，是因为与人相处，首先要能识得对方姓字，所以百家姓将常用的五百个姓氏编成有韵的四字句，以为儿童与人交往打基础。
儿童在私塾中还要学习应对的礼仪，每天早晨到校后全班同学先向孔子的牌位行礼，再向老师行礼，然后分班对揖。
这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礼貌教育。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从中接受吸取的则是礼的精神。
中国人崇尚礼仪，讲求礼貌、礼让、礼节。
所谓礼貌就是个体的修养，待人接物应有的品质，其实质就是不断超越自身，克制个体欲望，在现实利益与社会秩序矛盾时，宁可牺牲自己利益，表现为：
宽厚博大，安贫乐道，养生自持。
是“自处超然，处人蔼然，得意欿然，失意泰然”、“责人之心责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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