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权力结构变迁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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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比一张1910年和2010年的地图，就可以发现西方霸权的基础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
在1910年，不夸张地说，世界就是欧洲的。
因为那时候现代工业文明就是西方国家的专属物。
凭借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力量优势，欧洲各殖民帝国横扫全球，将世界版图几乎全部瓜分殆尽。
亚非拉地区要么直接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要么被迫卷入殖民贸易、成为西方全球殖民体系中的依附国。
整个世界是一种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等级秩序明显、垂直控制有力的帝国式国际秩序。
但是，主导帝国秩序的欧洲并不是一个帝国。
欧洲由许多国家组成，它们相互竞争激烈。
因此，全球权力结构除了总体性的等级特征外，还有西方大国之间的“极”的特征。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权力结构就是“多极”、“两极”还是“单极”的问题。
很快，两次世界大战就终结了以欧洲为中心舞台的“多极结构”。
趁欧洲衰落之机，亚非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开始了独立运动。
在经历了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以后，这些国家已经初步迎来了先进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潮流，并利用现代大众政治的思想凝聚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
到20世界60年代，欧洲的全球殖民体系就彻底崩溃了。
对于欧洲来说，竭力战争带来的衰弱只是暂时的，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所带来的相对没落却是恒久的。
“二战”后，西方的霸权并未结束。
美国和苏联建立起了强大的力量优势，并对西方和西方之外的世界再次进行了划分。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也是一种典型的等级秩序。
刚刚开始工业化、国力孱弱的亚非拉国家要么选择接受一种依附关系，要么在美苏两极的夹缝中生存。
冷战时期是国际政治相对紧张、也是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
这一方面是因为美苏竞争的自我控制机制；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垂直控制的等级秩序的存在。
等级秩序的基础就是财富和军事能力集中于美苏两个霸权国之手。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联盟体系保留了下来，原来属于苏东集团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也要么加入到西方体系中，要么处在这个体系的边缘。
世界出现了西方以美国为核心、全球以西方为核心的双重等级体制。
2. 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双重等级体制的动摇
但是，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也不是稳定的。
当前新兴国家的崛起让“美国—西方”双重等级秩序的权力基础受到动摇。
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许多主要的亚非拉国家完成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并在艰难的国际环境、意识形态纷扰和探索发展道路的挫折中，逐渐开始进行市场化和外向型经济改革。
先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
然后是80、90年代“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崛起；
进入新世纪以后，“金砖四国”、“新钻十一国”的出现，使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脚步更是扩展到了亚非拉各大洲。
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这样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国家，出现连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势必带来全球财富和权力对比的重大转变。
最近10年以来，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①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远超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从2000年到2008年，这9个新兴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1％上升至15.7％，份额增长了近40％，而西方7国的份额则从77％下降至55.8％。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更是达到了43.7％。
②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新兴国家的发展进程。
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的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幅的贡献率超过了45％。
2009年，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全面的衰退，全球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新兴国家。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新兴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迅速上升。
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的传统秩序似乎正在出现动摇。
2008年7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在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组成了“五国集团”，构建出的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平等对话的首个正式多边框架—“G8+5”，被视为新兴大国携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
③（次年的G8峰会又增加了埃及，形成了“G8+5+1”的结构）。
此后，在协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新兴国家组成的“G20”机制取代“G8”，成为讨论和处理世界政治经济议题的核心机制。
2009年10月，第三次“G20”金融峰会正式把二十国集团会议予以长期机制化，并将其定义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这预示着“G8”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CPU”将更新换代，新兴国家正式以对等的地位进入了世界核心决策层。
④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强硬地拒绝了西方国家惯常的指手画脚。
前几年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浮现出来的“发达国家集团VS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局面再次戏剧性地出现。
新兴国家底气十足地同发达国家相抗衡，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夺世界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由于中国、南非、印度和巴西在哥本哈根峰会前后有意识地密切协调立场、维护自身利益，因此被冠以“基础四国（BASIC）”的称号。
⑤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同“基础四国”进行秘密会议，才使声势浩大的哥本哈根大会总算达成了一个无约束力的协议而敷衍告终。
不管怎样，到今天，新兴国家的全面崛起和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已经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共识。
就像埃默金·
波沃斯（EmergingPowers）所言，新兴国家问题也正在“浮现”成为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话题。
3. “新兴国家”的定义及圈定指标
那么什么是新兴国家？
笔者将其界定为经济、政治和历史三大内涵的结合体。
当今世界经济表现优异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新兴国家必须是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在新兴国家的定义中存在着一个标尺，那就是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
在经济维度上，是从原来的落后于西方到今天的追赶西方；
在政治维度上，是从原有世界秩序的“客体”逐渐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体”；
在历史维度上，是改变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出现一个新的全球体系。
只有从三个维度上同时理解，才能对新兴国家有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定义。
到底哪些国家属于新兴国家？
如果要严格根据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含义来圈定，就必须进一步细化指标，比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具体量化到多少、“全球或地区性影响力”具体如何判定等等。
实际上，“新兴国家”是一个在日常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概念。
通常公认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展望五国”、“新钻11国”、“G8+5+1”、“G20”等概念，已经包含人们对新兴国家相关特征的认同。
在这些国家之中，符合上述经济、政治、历史三重内含的国家，就是新兴国家。
实际上，列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是人们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认可，列入“基础五国”、“G5+1”、“G20”是对新兴国家政治影响力的肯定。
对照这些集合，再加入属于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这一历史因素，我们就可以得出当前新兴国家的大概名单和排序：
最核心的新兴国家（在绝大多数集合中都出现）：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
重要的新兴国家（在经济集合和政治集合中均有出现）：
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拉伯。
⑥
边缘的新兴国家（只在经济集合或政治集合中出现）：
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尼亚、越南、伊朗。
⑦
因此，完全符合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的新兴国家共11个，加上6个具有政治潜力的边缘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总共17个。
在最核心的新兴国家中间，东亚、南亚、南美、中美和南部非洲各一个。
北部非洲、中部非洲、西亚、东南亚也分布了重要的新兴国家。
几乎整个亚非拉三大洲的各个次区域都有新兴国家出现。
这些国家已经成为或者很有潜力成为地区权力中心。
二、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经典结构性矛盾
新兴国家崛起给世界权力结构带来了两个层次的变化：
从整体上看，财富、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能力集中于西方国家的等级结构正在打破；
从“极”上看，许多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可观的新兴国家，正在加入全球性大国的殿堂。
原有等级格局打破、新的权力中心出现，对全球政治秩序意味着什么呢？
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来看，权力的分散意味着新一轮“大失控与大混乱”⑧的到来。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结构决定着权力秩序。
现实主义的鼻祖霍布斯（Hobbes）写道：
“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
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
”⑨
相反，某种秩序的结构基础是权力的相对集中。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等级的结构比一个实力平均的结构更利于产生安全秩序。
霸权国家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像政府一样尽力压制其他国家自由使用武力的权利，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
霸权国这样做本来是出于安全目的，防止他国对自己形成挑战，同时通过制定规则保障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这种出于私利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排序结构，于是，相应程度上的等级秩序和“公共产品”就出现了⑩。
在古代地中海罗马帝国、东亚中华帝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同盟体系和苏东集团内部，都分别可以看到这种秩序。
那么，当原有霸权衰落、新的权力中心崛起的时候，国际秩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西方理论对此产生了分野。
自由主义者乐观地相信国家出于理性的考虑，会把国际合作制度保留下来，继续向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转让权力，从而以国际组织来填补霸权的空缺。
（11）而现实主义者则对此抱悲观态度：
很难想象没有了美国的主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何以维持；
也很难想象当初没有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法国和德国怎么放心交出主权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现实主义者相信，霸权衰落必然带来权力的重新分散，国际秩序将重新回到“天助自助之人”的状态，直到新的霸权出现。
乔治·
莫多尔斯基（GeorgeModelski）将15世纪以后国际政治体系分为五个霸权周期，长度都约是100-120年，每个周期都会经历全球战争（globalwar）、世界强国（worldpower）、权威丧失（delegitimation）、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四个阶段。
争霸战争是霸权的摇篮，权力的分散是霸权的坟墓。
权力分散又引发新的全球战争。
（12）国际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样一轮又一轮争霸的轮回。
以现实主义理论看待新兴国家的崛起，结论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新兴国家崛起，从莫多尔斯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权力分散过程的开始，大国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以下就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为新兴国家崛起的世界所描述的几种场景：
现实主义场景一：
大国悲剧
新的大国冲突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所能预言的最自然而然的前景。
中国、印度的崛起和之前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崛起没有区别，都是对世界霸主的新一轮争夺。
新兴国家崛起的后果，就是一批新的大国应运而生，投入到古老的权力争霸游戏之中。
米尔斯海默认为这是一场无法逃脱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他认为：
“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效仿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
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13）
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论断，所有的国家都会为了最大限度的安全而追求最大的程度的权力。
换句话说，新兴国家崛起的结果无非就是在狂野的丛林中增加了一批野兽，有更多的强者来彼此进行更激烈的安全竞争。
在这种“群雄乱战”的局面中，中美之争当然是焦点之一。
米尔斯海默认为：
“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
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
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不让远处大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这正是门罗主义所表明的），那么中国的利益所在无疑是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
当然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
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14）
当然，按照竞争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不止是中美之间，只要是排得上号的新兴大国，都会与其他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展开安全竞争。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龙象之争”，指出中印之间未来经济和安全竞争的可能性。
（15）美国学者则预言，中国、印度、日本在亚洲的三角之争，以及它们与美俄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在最近数十年改变世界政治的未来。
（16）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预测报告甚至描绘出了“金砖四国”闹翻的可能前景。
（17）
现实主义场景二：
霸权战争
相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来说，霸权转移学说更让人惊心动魄，这在西方理论学说之中也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早在公元前2000年，修昔底德就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归结为雅典增长的力量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
这样的描述大概深深地刻在了历代西方政治理论家的脑海中。
霸权国与霸权挑战国之间的争夺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永恒主题。
在霸权战争论者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无非是新兴的霸权国德国和日本要挑战老牌殖民帝国的陆地和海洋霸权。
霸权的维持和转移可以引发最激烈的国际安全竞争和最惨痛的战争。
罗伯特·
吉尔平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解释霸权转移和霸权战争的原理。
“国际体系中的失衡，归因于该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该体系内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的断裂。
虽然统治集团的声望、领土分工、体系的规则以及国际分工仍然有利于传统的支配国或国家集团，但是该体系的统治方式最终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已经受到侵蚀，原因在于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增长与发展。
……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
作为对此的反应，支配国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平衡来对付这种挑战。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努力失败，这种失衡就只有依靠战争来解决。
”（18）
今天，很少有西方学者或者媒体公开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称为“霸权挑战国”，因为全球处在一种自由主义、合作主义的道义氛围中。
但是很明显，很多人都在为这几个非西方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霸权转移趋势而感到紧张。
吉尔平在上面的文字中所描述的情况，越来越像今天世界的写照：
“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增长”，说的似乎就是新兴国家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率和西方连续多年的经济波动和低迷。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的状况更是如此。
看看今天G8变为G20，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呼声，还有无果而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现存统治方式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失衡”似乎显出了端倪。
新兴国家会寻求多大的改变？
西方国家有能否通过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努力恢复平衡”呢？
都还是未知之数。
不管怎样，这场霸权转移的大戏总有一个远方的阴影，那就是“依靠战争来解决”。
按照霸权转移的逻辑，今天的世界不管怎样“扁平”，各国不管怎样相互依存，都生活在一场可能到来的霸权战争的阴影中。
现实主义场景三：
文明冲突
并不是所有西方现实主义理论都是单层次视角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其中的例外。
在其提出者萨缪尔·
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眼中，像“极”、“霸权”这种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最关心的字眼，只是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的一个部分，即最高权力争夺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宏观的权力问题，那就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力量优势的削弱。
就像他的很多其他理论一样，文明冲突论出自亨廷顿惯有的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却往往得出别出心裁、甚至离经叛道的结论。
亨廷顿长期研究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熟悉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崛起历程。
他对世界的理解因而比一般的西方中心论者更加完整和深刻。
他显然相信，无论亚非拉世界如何推进工业化，他们都不可能变成跟西方一摸一样。
如果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在更大范围内造就多个西方式的工业国，那么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就只会是“大国悲剧”和“霸权战争”两大情景的再现，而不会出现所谓“文明的冲突”。
相反，不同国家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会让相似的文明找到新的认同。
在现代化道路上，文明和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会出现聚合力。
新兴国家崛起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先进技术和现代化模式的学习。
文明越相近的国家，相互的模仿和学习就容易，合作和制度就更容易对接。
中国的维新运动和改革开放，就是在对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学习、借鉴中发端的。
而在现代化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文明相似的国家的现代性也就越相似。
可以想见，一个现代化的沙特阿拉伯和一个现代化的埃及的相似之处，要远远大于其同现代化的中国或者现代化意大利之间的相似之处。
如果以现代化道路和文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亨廷顿预言的文明板块的凝聚就不是无源之水。
不过在亨廷顿看来，相同文明之间既然能够找到更多认同，不同文明之间则必然会发现更多的差异。
未来世界的冲突，就在文明与文明交界的断层线展开。
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将出现持久和深刻的摩擦。
（19）
总之，亨廷顿作为一个颇富宏见的西方学者向我们展示了新兴国家崛起以后的第三种世界冲突图景：
随着西方的领先优势和对世界的控制力的不断衰退，世界将会进入一个以文明为边界，相互冲突的时代。
三、新兴国家崛起的新结构特征
新兴国家的崛起会不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安全冲突呢？
在某些方面，现实主义理论逻辑是非常清晰的。
近200年来，世界都是一个以西方霸权为基础的等级秩序。
新兴国家的崛起、权力的“东移”，势必冲击原有国际秩序。
新权力格局与旧国际秩序之间将发生罗伯特·
吉尔平所说的“断裂”，带来霸权转移时期的系统性安全风险。
更深层次的麻烦是，权力从西方流向东方、从较少国家流向较多国家、从集中垄断走向均衡分布，可能不利于新的世界秩序出现。
一个权力分布更加分散的系统会将会更难于产生秩序，并呈现出更多的无政府状态特征。
这种论断是从霍布斯开始，一直延续到华尔兹、吉尔平、米尔斯海默等人的一种现实主义基本的“结构—安全”逻辑。
以下模型可以概括现实主义的这一基本逻辑（见图1）。
新兴国家的崛起正把国际体系从上述线段的一个偏右位置拉向一个偏左位置，从一个趋向于等级结构的西方霸权体系拉向一个趋向于扁平结构的均衡实力体系。
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人人自助的原则会强于由某个权威裁决的“9·
11原则”，“霍布斯文化”将会占据上风，国家间的安全竞争会更加激烈。
然而，新兴国家崛起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大国的崛起。
新兴国家的崛起具有以前时代无可比拟的新特征。
这些新时代特征当然包括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所鲜明强调的那些因素——本文在最后会对此做必要的追溯。
但本文想要重点分析的，是新兴国家崛起所具有的几种新的结构性特征。
这些结构性新特征，将把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传统欧陆政治从很大程度上区分开来。
在安全问题上，结构是最有说服力的因素。
新兴国家崛起的新结构性特征包括：
国际体系的扩展、新国际安全关系和局部极化。
1. 国际体系的扩展对军事力量的局限
权力结构是一个几何化的概念。
它既包括权力的对比，又包括权力的分布。
新兴国家崛起既带来了权力对比的变化，又带来权力分布的变化，而后一点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
新兴国家崛起带来了全球权力的转移。
当我们高度关注大国之间、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权力对比的时候，似乎确实忽略了全球权力分布发生的重要变化：
跟欧陆政治相比，权力中心分布的地域更加广泛，强国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
如果还要用竞技场（arena）这个词来形容国际社会的话，今天强国之间的竞技场要比以前宽敞得多了。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一位地缘战略学者写道：
“一个大致限于欧洲或以欧洲及其文化为中心的体系，当然大不同于一个涵盖全球并以非欧力量为中心、若干种类文化并存的体系：
这也就是传统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当代全球国际体系的主要区别。
”（20）
空间和距离可以从很多方面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剧烈方式改变国际关系的面貌。
比如，当国际竞技场的几大对手都挤在西中欧一块狭小的陆地上、彼此互为近邻的时候，国务家们时刻担忧的是某一日邻国的快速骑兵团或者坦克旅会突然长驱而入，兵临城下。
地理特征造就了传统欧陆政治。
在那里，空间就意味着安全，因此领土和势力范围就是国际政治的最核心目标。
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当然绝对是你死我活的争夺；
因此，欧陆时代的国际政治是以连绵不断的战争、变换不停的联盟组合、反复出现的版图重置为特征的。
然而，在美国、中国、欧洲、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国被高山、大漠等障碍性地形阻隔的时候，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会发生实质意义的变化。
可见，从根本上来说，巨大的距离是通过改变军事力量的作用方式，从而改造国家的安全观和地缘战略关系。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权力的本质就是军事实力，以及人口、财富等可以在战时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其他国家潜力。
（21）国务家们在盘算安全问题时，脑中浮现的就是对手有多少士兵，装备怎样，以及对方有多少人口、资源、基础设施和社会财富可以支撑战争。
但关键的问题是：
即便国家精兵无数、粮草充足，军队打得过去吗？
从军事力量投送的角度来说，几百年来交通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不断地增强军事力量的作用，把越来越广大的地区拉入为备战而恐惧的漩涡。
16世纪，俄罗斯的首任沙皇伊凡雷帝是不用担心西班牙国王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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