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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
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市100871）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关联密切的年轻学科。
本文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三个阶段加以述评：
草创时期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新起动及其在观念、思潮、专题和个案等方面的研究。
评介了海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存的问题及改进之途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
代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门贴近现实而又边界相对不易确定的学科。
我们时代的思想庶几都能追溯到近代，从那里发现它的渊源，但因为太近，对它的研究故不易把握。
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相近的领域有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与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交叉或重叠之处。
因此，参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显得多元而庞杂，这是一块不易画地为牢、被人专擅或圈走的“领地”。
如果说中国近代思想是中国人在中西碰撞大背景下的心灵之旅和自我探索，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充满了中西古今多元因素，那么展现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则带有强烈的自我认识意味。
对自我的反思、反省和重新认识，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叙事方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知识谱系建构体现了当代中国人自我探索的深化、升华和知识理念的逻辑化、合理化和复杂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句最能反映历史学现实品格的名言，对描述和定位中国近代思想史是最贴切不过的。
尽管中国近代思想史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但对于真诚从事这门学问的学者，仍然希望以尽可能学术化的态度来处理它，从而使这一学科真正成为一门具有探寻真理意义的学问。
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情形，过去虽有数文加以述评[1]，但因时段、地域、材料的限制，似难尽如人意。
本着学科建设的姿态，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做一全面、深入的报道，以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推进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
一、草创阶段：
1949年以前的中国
近代思想史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的学者来说，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显然是撰写“当代史”。
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见识、他们的选材，都不免受到自身所处语境、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知识背景的限制，其观点和叙史方式明显打上个人的、时代的烙印。
这一阶段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草创阶段。
最早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应推蔡元培。
1923年12月申报馆出版《最近之五十年》，收入蔡元培所作《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
蔡氏认为：
“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没有独创的哲学。
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
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
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和古代哲学的整理这两方面。
”[2]关于西洋哲学的介绍，蔡元培详细讨论了严复译介英国哲学、王国维评介德国哲学、张东荪、张君劢评介柏格森哲学、胡适评介美国的实验主义。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整理，蔡元培论及康有为、谭嗣同、宋恕、夏曾估、章太炎、胡适诸人。
蔡元培此文可谓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具理论意义的部分哲学史做了精湛的总结。
此文从西洋哲学的介绍和古代哲学的整理这两方面评介中国近代哲学，实为总结中国近代哲学史提供了门径。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论对象为清代学术史，故实际在后半部分涉及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尚未作为独立的学科确立之时，半新半旧学者如梁启超、钱穆者仍采取学术史的方式研治近代思想，梁启超重在学派渊源和思潮演变，他将清代学术段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其对晚清今文学派和思想家谭嗣同、章太炎的评论几成经典，常被人们所征引。
钱穆沿用传统的“学案”体例叙事，其著对近代学术大师龚自珍、曾国藩、陈澧、康有为各辟一章有较多的发掘，对东塾先生的学术赏识，则显示了钱氏的独特见解。
第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应为郭湛波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5年11月），1936年经作者修改、增订，以《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为题再版。
此书可谓中国近代思想史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
该书共八篇：
第一篇导言，第二四篇评述五十年来中国思想之演变，它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甲午之役”（1894年）至民国成立（1911年）是“农业宗法封建社会思想之回光返照”，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炳麟、王国维、孙中山。
第二阶段自辛亥起义到北代成功（1911-1928），“是工业资本社会思想输入时期，所谓‘新文化运动’（1919年），‘新文学运动’、‘新思潮运动’都是这个时代的产儿”。
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敬恒、梁漱溟、张东荪。
第三阶段自“北代成功”（1928年）到其成书之时（1930年代中），“是由工业资本社会自身的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思想”，其代表人物有冯友兰、张申府、郭沫若、李达、陶希圣。
“这个时代的特征，以马克思体系的辨证唯物论为主要思潮”。
第五篇“五十年来中国思想方法”，介绍了形式论理、实验论理、数理逻辑、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研究。
第六篇“五十年来中国旧思想之整理与批评”，评介了反孔思潮、疑古思潮、诸子思想的复兴与整理。
第七篇“五十年来中国思想论战”，介绍了“孔教”与“文体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
第八篇“五十年来思想的介绍”，评介了严复对英国思想的介绍、李石曾对互助论的介绍、王国维对德国思想的介绍、胡适等对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的介绍、张君劢对柏格森思想的介绍、张申府对罗素思想的介绍、陈独秀等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
从该书的庞大体系和内容来看，作者的抱负显然是对自戊戌维新到1930年中期中国思想界的情形做一通盘考察[3]。
1973年3月香港龙门书局出版了该书新的增订本，书名改题《近代中国思想史》，做了新的大幅度的扩充。
全书分二十一篇，分别论述了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吴敬恒、蔡元培、章炳麟、王国维、刘师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梁漱溟、冯友兰、郭沫若关于思想方法、传统思想的批判、关于思想的论战、外来思想的介绍等思想家和问题，是书在港台地区有一定影响。
赵丰田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燕京大学1939年）评述了自1861至1911年十余位晚清重要人物的经济思想，将他们分别列入农本、开矿、劝工、重商、改良交通、除弊政、崇俭约、增岁入、厚俸禄和行预算十目中加以讨论，以为“求富强”为晚清“政治经济思想之中心”。
此书作为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开拓之作，在材料搜集、解析架构上有其独到的处理。
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重庆三友书店1945年出版、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再版）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成果。
据作者在《自序》中说：
本书共分三篇，第17世纪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深远，应作特独研究，是为第一篇；第18世纪的汉学运动，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乾嘉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戴（东原）章（实斋）二子不过是清初大儒思想的余波（梁任公谓清代的学术极盛时代，不确），是为第二篇；第19世纪中叶以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内容殊为复杂多面，直与现在文化相连，是为第三篇[4]。
从该书内容看，真正进入我们所讨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范围的是第三篇，亦即该书下卷。
第三编包括五章，目次为：
“百日维新派自由思想者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健者谭嗣同”“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反映十九世纪末叶社会全貌的太炎哲学思想”“古史学家王国维”。
1955年经过作者补充修订，将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部分，亦即原第一、二编，单独成书，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19世纪中叶以后的部分，亦即第三篇，作者拟另改名为《中国近代思想史》。
作者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自序中检讨道：
“我的这部旧作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结构不够谨严。
写作的年月又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好多问题只好以心照不宣的方法来处理，所以材料虽多，而说明却是简略的。
”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经黄宣民校订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算是了却侯先生多年的一个心愿。
该书系由《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重新编订而成，附录部分增补了侯先生有关洪秀全、严复、孙中山、鲁迅的几篇论文，实为对侯外庐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成果的汇集。
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虽冠之于“哲学”之名，但主要涉及1894年至1949年这一段重要思想代表的介绍和评价，如作者在序中所说：
“此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五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的各个方面及逐步发展的线索。
”该书实为作者1930年代初至1947年有关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的汇集。
全书分四章，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系由原作《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改编而成，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汇”，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展”。
作者自以为“就内容实质说，实本书最关重要的一篇文字”“对于关系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和时代思潮很大的知行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989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作者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做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对原第三章做了较大的修改、对原第四章做了较大幅度的扩充。
作者在《新版序》自认“由于我当时对于辨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重大修改”[5]，反映了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对这些问题的新近认识。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学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述，在时段上涉及的主要是从甲午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段，在内容上以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为主，间或涉及其他方面（诸如经济思想）的思想，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带有强烈的自我认识、自我总结意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描述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思想趋向和个人选择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从其诞生起即是时代与个人思想选择的结晶。
二、意识形态化：
1949-1976年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学术领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学术工作的指导思想开始在学术领域确立其统治地位。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服从意识形态的这一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史，这是毛泽东时代（1949-1976）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显著特色。
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的问世，是这一变化的显著标志。
著者在该书《出版后记》对是书编写体例有扼要说明：
“一、本书是在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时供同学参考用的‘提纲’，并非讲义或教本，所以没有包括很多原始材料的引证。
二、本书对于各个时期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叙述力求简括，避免跟一般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等过多重复。
三、本书着重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因此只能选择各个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重点，同时对每一个思想家的分析和批判，也只限于他所代表的时期，不必涉及他一生思想的全部内容。
四、本书是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范围，因此凡及有关近代人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思想时，则特别从简，以别于‘中国现代思想史’。
”6该书在《序论》中论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对象和任务”“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路线”。
然后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依次论述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的社会改革思想、农民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对改良主义的思想斗争、“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分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该书的叙事模式，既是贯穿了此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又对此后中国近代思想史撰写和研究产生了长期影响，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范本。
不过，有的学者撰文对该书也提出了一些批评，认为它存在研究客体不全面、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完整、没有充分揭示思想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三个缺憾[7]。
为配合中国近代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选编》（三联书店1957年2月），全书约87.5万字，在当时算是一套篇幅较大的资料汇集。
按照前一书的体例分五辑精选了各个时段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入选作品的思想家共有三十五位，基本上包揽了各个时段的代表性思想家。
其编选原则“以近代中国影响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为主，一些带有专门的学术性质的论文，则一概不选”“对于一个思想家，更多注意他比较起进步作用时期的东西，到他堕落成为反动人物以后，如康有为等人晚期的作品，暂行一律摈弃，至于不断进步的思想家，虽则比较全面注意他各个时期的特点，但是因为限于‘中国近代’的时间范围，所以‘五四’运动时期以后，虽属十分重要的作品，一般也是少选甚至不选”[8]。
这套资料选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教学中一度发挥重要作用。
随之而来的是三种以近代人物思想为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
一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三联书店1957年），选文五篇，涉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的思想。
二是北大哲学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者说明：
195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教研室的老师，写了二十七篇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文，从中选出十五篇，论及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陈炽、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家及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的思想，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这些思想家的认识水平。
三是《中国近代人物论丛》（三联书店1965年）选文九篇，作者均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中坚学者，论文涉及林则徐、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
此外，李泽厚在1950年代发表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载《新建设》1956年第4、5期）、《论孙中山的思想》（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科学通讯》1956年第12期）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后均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地表现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见解，“分析稍细而略繁琐”，与一般带有教条主义的思想史论著有着明显的区别[9]。
其他值得一提的著作还有：
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64、1966年），它是第一部系统探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通论性著作。
叶蠖生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叶、胡两著可谓五六十年代以革命话语批判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性成果。
总的来看，“文革”以前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著明显地具有服从意识形态的倾向，以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为其理论构架，有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甚至于是完全从属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运作。
对思想家的分析，着重阶级定性；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进，依循地主阶级的改革思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线索作历史评价。
其研究由于紧密配合意识形态，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征。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完全纳入政治运动的轨道，失去了其应有的学术意义。
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将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各种流派和主张的冲突简化为“儒法斗争史”，历史研究成为“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帮凶，为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上海、北京等地组织写作班子，编辑、整理一些所谓近代思想史上“法家”的著作，出版了《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魏源集》（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等书，编辑、注释章太炎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失去了其应有的学术品性，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停滞甚至倒退的一段时期。
三、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之一：
重新起动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随着在学术领域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中国知识界开始迎来“科学的春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随之步入新的历程。
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可谓举足轻重，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率先突破的是侯外庐、李泽厚两人的著作。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中国思想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
下册部分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两部集体著作先后问世。
据侯外庐在序言中说，《中国近代哲学史》于1973年4月着手编写，1974年3月完成初稿，随后又进行了两次修改。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该书的编写工作一度受到影响[10]。
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近代社会思潮的演变为其线索，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潮，到19世纪60-90年代初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到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最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随着社会思潮的演进而向前发展。
这一特点在《中国思想史纲》得到更为明确的表现。
《中国思想史纲》是《中国思想通史》的缩写本，但并非简单重复。
其近代部分共六章，分别论述：
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潮、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与封建反动思想的对立、19世纪60-90年代初的社会思潮、戊戌变法时期的社会思潮、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的民主科学思潮和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
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对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有极大影响，几成为描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模式。
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是进入新时期后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个人论著。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主要论及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思想，诚如作者所说，该书“想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大思潮（太平天国、改良派和革命派）和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
许多次要人物、反动人物以及这些主要代表人物其他与主题无关的或次要的思想（如某些学术观点、佛学素养等等），大都略而未谈”。
在写作方式上，作者有其独到的见解：
“重在主要思潮，而不在搜奇找异；重在真正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而不在包罗万象各色俱全。
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
因为有时甚至整个时代思潮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及一个思想家，这就是思想史的偶然性。
”“由此可见，思潮和代表人物这两者应该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
”[11]显然，作者对思想史的叙事方式有着较为自觉的认识。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共收论文八篇，论及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均为作者在1986年10月以前写就。
其中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该文以为“五四运动”包含着“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五四运动”以后，逐渐出现“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势，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12]。
有些论者对李文的观点提出反驳，以为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恰恰是救亡推进了启蒙，而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每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伴随着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13]。
侯、李的著作对引领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在这一领域耕耘的老一辈学者冯友兰、冯契、蔡尚思推出他们的新作，他们均为打通古代与近现代的大家；中年学者陈旭麓、丁守和为近代史专家，他们则保有思想解放的锐气，敢于提出一些突破性的新观点。
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现代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两书是冯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压卷之作，也是冯先生将其个人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绝笔”。
写作这两册时，冯先生真正达到了“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任我飞”的境界。
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七册，虽名曰“哲学史”，实为思想史，其中政治思想史所占分量尤重，这是冯先生写作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冯先生明确交代：
“这一册《新编》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政治社会思想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不是由于我的作风改变，而是由于时代不同了。
”[14]第六册以对洪秀全与曾国藩两人的思想评价最为引人注目。
冯先生认为，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
《中国现代哲学史》用了三章多的篇幅讨论新儒家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的思想，几近全书三分之一，这样的处理反映了冯先生的思想重心之所在。
而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说（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的评价则最见其当时思想解放之大胆。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续篇，它是第一部将近代中国百余年哲学发展作为一个逻辑体系来考察的著作。
冯契以为，在近代由于现实经历着剧烈变革，思想家们一生变化较大，往往来不及形成严密的哲学体系。
因此,对近代哲学不要在体系化上做苛求，而应注重考察思想家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独特贡献，看他们在当时提到了什么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从而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15]。
该书体系宏大、论证精辟，带有浓厚的思辨、哲理意味。
将一百余年的中国哲学发展进程归结为：
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孙中山）、新旧思潮之激战和哲学革命开始进入唯物辩证法阶段（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李达、艾思奇、熊十力、朱光潜、金岳霖、冯友兰、毛泽东），显示了中国近代哲学演进、变革的逻辑发展进程。
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结构和线索则以《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模式，是其体系化的具体成果。
蔡尚思著《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书收文时间跨度较长（1934-1986），论文涉及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宋恕、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王国维等人，其中对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三人用力较大，对蔡、王二人极为称许，可见蔡尚思本人治学之倾向。
因行文时间不一，文章风格不一，各文明显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作者有其鲜明的观点和个性，有他持守不变的立场，而写作于1980年代的论文亦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老当益壮的心路历程。
陈旭麓的《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内中有十余篇论文涉及近代思想史，其中《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是作者在新时期贡献给学界的大手笔文字。
《论中体西用》一文从探寻“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入手，指出“中体西用”一方面存有接纳西学的功用，因而受到顽固派的反对；一方面又有束缚西学的负面作用，故受到参与洋务、有志西学者的改良派的批评。
洋务派、顽固派和改良派三者之间的分野在于对“中体西用”态度的不一。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反以往贬斥改良派的取向，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并非一回事，改良与革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两者相辅相成，这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近代史上的改良派。
两文在学术界均有相当影响。
丁守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领域颇为活跃，编著多种。
他曾负责编辑《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集六册，人民出版社1958-1959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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