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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戏》美文欣赏看戏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
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
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
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
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
“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
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
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
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
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
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
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
“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
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
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
看戏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菡子
单靠“死”记还不行,还得“活”用,姑且称之为“先死后活”吧。
让学生把一周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记下来,摒弃那些假话套话空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篇幅可长可短,并要求运用积累的成语、名言警句等,定期检查点评,选择优秀篇目在班里朗读或展出。
这样,即巩固了所学的材料,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等,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课本、报刊杂志中的成语、名言警句等俯首皆是,但学生写作文运用到文章中的甚少,即使运用也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为什么?
还是没有彻底“记死”的缘故。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每天花3-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一条成语、一则名言警句即可。
可以写在后黑板的“积累专栏”上每日一换,可以在每天课前的3分钟让学生轮流讲解,也可让学生个人搜集,每天往笔记本上抄写,教师定期检查等等。
这样,一年就可记300多条成语、300多则名言警句,日积月累,终究会成为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些成语典故“贮藏”在学生脑中,自然会出口成章,写作时便会随心所欲地“提取”出来,使文章增色添辉。
选自1981年7月19日《新华日报》。
要练说，得练听。
听是说的前提，听得准确，才有条件正确模仿，才能不断地掌握高一级水平的语言。
我在教学中，注意听说结合，训练幼儿听的能力，课堂上，我特别重视教师的语言，我对幼儿说话，注意声音清楚，高低起伏，抑扬有致，富有吸引力，这样能引起幼儿的注意。
当我发现有的幼儿不专心听别人发言时，就随时表扬那些静听的幼儿，或是让他重复别人说过的内容，抓住教育时机，要求他们专心听，用心记。
平时我还通过各种趣味活动，培养幼儿边听边记，边听边想，边听边说的能力，如听词对词，听词句说意思，听句子辩正误，听故事讲述故事，听谜语猜谜底，听智力故事，动脑筋，出主意，听儿歌上句，接儿歌下句等，这样幼儿学得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既训练了听的能力，强化了记忆，又发展了思维，为说打下了基础。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故乡的人们，不问男女老幼，自古至今都是喜欢看戏的。
正月里倾巢而出，看各种各样的戏，进城和各村之间的路上，看戏的行人，谈着戏的内容。
至于各个季节中这方那方演出草台戏，有的敬菩萨，有的庆丰收，有的消灾避难，却都成了活人生活中一点难得的享受，一年大约有四五次。
每逢唱戏的那个大村，有个沾亲带故的人家，访亲会友又成了看戏的缘由。
娘家人到村上来看戏，即使做了婆婆的闺女，也觉得脸上有光。
穿了新衣裳外出看戏的姑娘，又常常成为相亲的对象，自然，如果眼尖心巧，在姑娘低垂的眼梢里也能把对方瞄上一眼。
家庭是幼儿语言活动的重要环境，为了与家长配合做好幼儿阅读训练工作，孩子一入园就召开家长会，给家长提出早期抓好幼儿阅读的要求。
我把幼儿在园里的阅读活动及阅读情况及时传递给家长，要求孩子回家向家长朗诵儿歌，表演故事。
我和家长共同配合，一道训练，幼儿的阅读能力提高很快。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像故乡所有的孩子一样，我自幼也是一个小戏迷，其实是热闹迷。
戏台下的另一个场面，使人眼花缭乱，豆腐花、豆浆、剪刀豆腐、兰花豆腐、臭豆腐，虽说属一个类型，一盏灯下，热腾腾、忙碌碌，却各人有各人的手艺;挎着篮子卖野荸荠、老菱、瓜子、毛栗的，大都走来走去，凑着观众。
也许这样的场合比戏台上的更与人接近的缘故，很多人被吸引到这面来了。
我从五六岁起开始看戏，家里人却认为我绝无看戏的理由，不予理睬，我在地下赖了半天，唔唔了一阵，终于被好心的邻人拖了起来。
匆促上阵，身上并无额外的穿戴，袋里也没增添零花的铜板，我每在凄凉和激愤中，侧身于热闹的人群，自负地庆幸自己挣得来的自由。
当时大多演的是京戏。
乡下人不能理会，只知道白脸是奸臣，红脸是忠义之士，其他则茫茫然。
遇到唱多做少的戏，如鲁迅先生在《社戏》里所描写的坐下来唱个不停的老旦，哪怕扮的是皇帝娘娘，大家都要不耐烦的。
记得我看过《逍遥津》，有很长的唱段，以十三个“欺寡人”开句，他唱到五六个“欺寡人”，我已趴在别人的背上睡着了。
看戏也犹如经历人生。
许多的故事都在戏场里形成，有的亲人在戏场里走失，有的亲人又在戏场里重见，我自己就有过这么回事。
夏天的晒场上和冬天的茶馆里，经常上演江南的小戏滩簧（锡剧），妇幼都很欢迎。
看戏也仿佛家常便饭，清唱、表演唱，甚至化装登台的，一律为人们所接受。
打动人的不一定是他们的唱和做，而在乎情节。
农村的人们每在戏中认定“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人生结局，聊以自慰，也以此慰人，虽然这“精神食粮”有时还有骗人的毒素，他们也乐意喝下这杯酒。
戏目中给人强烈影响的莫过于《珍珠塔》，大凡痛恨“欺贫爱富”的，都是小方卿的同情者，那个“头顶香炉十八斤”的姑妈，更是人们奚落的形象。
于是我的老乡之中，挂在口头上的“欺贫爱富”，成了骂人的生活语言。
还很难找出一个戏有这么亘古不变的戏剧效果，以至十几年后，我居然靠这个故事，使老乡帮助我逃脱敌人的虎口。
四十年后在故乡重看两遍，还感到十分亲切。
有一次在靠近山区的村子里看戏，武打刚刚开场，一些手持铁饼和秤砣的山民，各自认定怀有世仇的对方，闷干了一仗，真是沉默而惊心动魄的一幕，不到半小时，各自走散。
台上做戏，台下的观众，只当没有看见。
据说这种武斗有打伤甚至打死的，但从未听说有一方告官，也不请吃“讲茶”，只待下回再打。
我虽然觉得这样未免野蛮可怕，不过对这些武士的沉毅的战斗作风，常带几分敬意，我认为他们大约是西边高山崇岭中的好汉，并非能在日常生活中遇见。
十一岁时进城读书，偶尔路过戏场，却是远远地听，那二胡的悲凉之声和老生凄怆的唱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时我母亲的处境每况愈下，反映在我耳际的，长久是这苍凉的声音。
关于看戏，我的故乡经过几度盛衰以后，1979年春节时，我所见闻的故乡的盛况，仍然是看戏。
一场浩劫过去不久，1978年收成又好，春节的那几天，回乡的人们都进了城，扶老携幼之外，还有不少人挎了一篮荸荠，或者掮了一捆甘蔗，一半出卖一半自吃，卖得的钱，买亲友的戏票、馄饨、包子而有余。
买戏票也要有窍门，有掮了甘蔗排在前面的，只要买他一支甘蔗，他就可帮你代买两张戏票，真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看戏的人路上相见，恭贺新禧!
也有的喜滋滋地嚷着：
“国务院硬叫我们‘遣’（玩）三天的呢。
”城中的大路小路，铺满荸荠的皮和甘蔗渣子，我跟着人们转来转去，啃着甘蔗，削着荸荠，踏着皮儿渣儿铺成的路，过着国务院给的假日，喜不自禁了。
这年过节从年三十到正月半，硬把人家金坛的锡剧团留在我们县里，唱了半个多月的《珍珠塔》，还是一日两场，当中插放电影。
小小的县城，整个像个戏场似的。
此后的两年，我回乡多些，城乡的经济已比较活络，开放的剧目也多，一两月内总有剧团光临;古今中外的电影，跟大城市差不多时间放映，我发现我的老乡几乎天天沉浸在看戏生活中。
退休的职工到了该看戏的时候了，“吊城角的（城郊社员）本本戏要看”，上班的年轻人“日里不看夜里看”，小学生是组织来看的。
杨家园是我城里的住处，要提这个地名，许多人都弄不清楚，不过一说戏馆子对面的巷子，乡下人也能给你指路。
县境内的各大镇市都有戏院，城里已有两个，但城东以养猪出名的张巷大队，城南以修车盈利的唐家大队，都想办个戏馆子。
城里最热门的电影一天要演六场，两三天换个节目，不少人有的戏要看五六遍，出场照例啧啧有声：
“好看到哉!
”
如今文明看戏，无人收票，门口贴着十六个大字：
“敞门入场、对号入座、严格清场、违章处理。
”潮涌般的人群，一刹时间都肃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最近上演日本的《吟公主》，虽然有看不懂的，也嫌长，但不声张，只是出了剧场，才听见有人轻轻地说：
“两个多钟头，活揉。
”有位乡下表兄几天没买着《红楼梦》的票子，终于抱了一只鸡进场，他自言自语地说：
站着也是看，两块钱听罚!
一只鸡该够了吧!
作为忠实的观众，还有不少可爱动人之处，他们把反映解放前和写“文革”的戏，都称为“苦戏”。
老妈妈们进场的时候，会互相查问：
“手绢带了几块?
”对门的程婆婆看了《卖花姑娘》出来说过：
“情愿出两角钱买哭!
”在戏场里，当人们泪眼相对的当儿，平时相恶的人也成了知己。
对剧中的反动派、坏蛋、“四人帮”之类的人物，人们咬牙切齿地骂着溧阳人使用的语言：
“野种!
”“贱货!
”“贼胚!
”溧阳的年轻人也有在电影中趋向时髦的服饰，但真正的恋人，却在《生死恋》中注意大宫雄二“相亲”时的谈话：
“只有看见鱼忘记一切的人，才能理解我的工作。
”并以此尊重对方工作上的志趣。
更有多少有志青年，追慕的是《刑场上的婚礼》中那样诗意的境界。
《吉鸿昌》唤起溧阳人自豪的记忆。
在这新四军的老家，出过一些视死如归的英雄，也该为他们编一本戏。
我在故乡，也常跟着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去看戏，带着手绢，抹着眼泪，更多的是发出纵情的笑声。
每当走出场来，看着我的老乡亲爱的脸孔，有时会忽然想到：
溧阳人要没有戏看，该怎么办呢?
但是看着潮涌的人流，又在向剧场走来，我想就是这些要看戏的人们，将会占领舞台，创造新的戏和看戏的历史。
【简析】
人们常说“人生如戏”，也可以反过来说“戏如人生”，所以作者说“看戏也犹如经历人生”。
纯朴的乡人并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但是他们在戏台上接受伦理纲常，在戏台下感受悲欢离合，戏台就是他们的学堂。
社戏（节选）
鲁迅
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
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
但在我是乐土：
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
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
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
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
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
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
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我，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
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
赵庄是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
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
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
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
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决没有留用的道理。
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
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
母亲便宽慰伊，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
只有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
总之，是完了。
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
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
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没有的。
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
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
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
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
”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
我高兴了。
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不可靠;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
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又大声的说道，“我写包票!
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
诚然!
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
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
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
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
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
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
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
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
”阿发说。
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
其实我们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篷的船在一处，而况并没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
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
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
”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时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
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
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
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
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
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买豆浆去。
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
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
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
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罢。
”
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
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
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
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
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
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
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
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
我忍耐的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
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哈欠来。
双喜终于熬不住了，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还是我们走的好罢。
大家立刻都赞成，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三四人径奔船尾，拔了篙，点退几丈，回转船头，驾起橹，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
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
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
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
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
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船行却慢了，摇船的都说很疲乏，因为太用力，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
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
大家都赞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
“阿发，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
”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
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
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
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
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
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
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都回来了!
那里会错。
我原说过写包票的!
”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
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了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
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
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
”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
我们请客。
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
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
”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
——这是应该的。
”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
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
“豆可中吃呢?
”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
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
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他于是打着楫子过去了。
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
听说他还对母亲极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
姑奶奶，你的福气是可以写包票的了。
”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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