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家族与学脉.docx

地域家族与学脉.docx

《地域家族与学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地域家族与学脉.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地域家族与学脉

地域、家族与学脉

西泠，又称西陵，即今浙江杭州。

西泠词人群体是明清之际词风嬗变和清词复兴的重要一环，其成员多达351人，创作词集近百部，是明末清初词坛成员数量最多，创作最为繁荣的一个群体。

他们不仅热衷于词的创作，还倾心于论词和选词，其词学思想既恪守传统又开放包容，独领词坛风骚。

西泠词人群体与云间词派、柳洲词派等共同开启了清词史的序幕，于清词复兴的贡献不可忽视。

并且，它对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的形成也有一定启蒙作用。

正如吴熊和先生《吴熊和词学论集》所说，明末清初西泠呈现出词学的全面复兴态势。

然而，对于西泠词人群体形成的文化基础，学者从未系统论及。

因此，本文拟从地域文化、家学传承和西泠学脉三个方面，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一、地域文化西泠词人群体形成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西泠文化。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可以从中国文学的源头找到印证，如《诗经》的《国风》即以区域分类诗歌；《楚辞》赖以产生的基础以及抒写内容，均与楚地文化密切相关。

而对于地域文化作用于文学的路径，历代学者论述颇多，如刘勰《文心雕龙》认为：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中则说：

“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与北文迥别。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

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二人持论大致相同，主要强调自然地理对于文学风格形成的重要性。

对于地域文化如何作用于文学这一问题，张宏生师《清代词学的建构》有更深一层的讨论和解释，他认为地域文学之间的差异，并不仅是自然地理的不同，而且更与人文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文地理与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内涵往往表现为文化习俗、艺术传统的历史积淀，我们不妨称之为人文感应。

”那么，西泠独特的地域文化，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然会对当地文学群体或流派的形成，提供一个自然及人文的感应场。

西泠山川秀美，物产丰饶。

作为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泠自古都为人文渊薮，可谓家尚文雅。

上至缙绅儒士，下至贩夫走卒皆以能文为当然之事；而著书以立言、刻书以不朽、藏书以储识，已经成为西泠的文化风尚。

据《后汉书?

张霸传》记载，汉代西泠便以诗、书、礼、乐而闻名，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弦诵之声。

南宋时期，西泠作为都城之所在，其制度、诗、书、礼、文之繁盛更是前所未有。

对此，周密《武林旧事》有详细记载。

延至元、明两朝，西泠文化传统尤其是诗、书、礼、乐之风被继续传扬，如元戴表元《学古堂记》记载：

“三吴之州莫大于杭，其地山秾水妍，其人机慧疏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娱乐而多驰驱。

”（《（乾隆）浙江通志》卷九九）更为重要的是，西泠秀美山川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山山水水皆有典故，如白堤、苏堤、断桥、苏小小墓等，不胜枚举。

自南宋延至明末清初，西泠文人一直在有意识地编撰史志，记录西泠山水之胜，营造浓郁的人文地理氛围。

从南宋钱塘人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元代临安人刘一清《钱塘遗事》、明代钱塘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到明末清初张岱《西湖梦寻》等，均是如此。

西泠文人生活在如此厚重的人文地理环境之中，无论心理感受还是文学创作，无疑会受到熏染和触动，尤其是遭受鼎革之变的清初西泠词人，多有吟咏西泠湖山之胜和即景怀古之作，往往将眼前美景、前朝旧事、今人之哀融为一体，反映出明末遗民入清后弃绝仕进，隐匿于西泠山林之中，以岐黄读书为业的高洁情操和淡泊之志。

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双重孕育下，崇尚文学，摛文弄章便成为西泠文化传统。

单就词这一文体而言，两宋以降直至元明，所取得的成就可谓斐然出众。

西泠词人群体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陆进在《西陵词选序》中指出：

“西陵山川秀美，人文卓荦。

宋、元以来，以词名家者众矣。

迄于今日，词风弥盛。

”（陆进《西陵词选》卷首）陆进所言并非虚夸。

唐宋以降，西泠地区一直是词学活动的重地，作词、论词，一直是西泠文人自觉的文学活动。

据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统计，两宋时期有词流传而籍贯可考者共867人，仅浙江省就有216名词人，位居第一。

其中西泠词人（包括本土和寓居）则有34人，约占浙江省词人总数的六分之一（唐圭璋《宋词四考》）。

宋代的西泠词学可谓极盛，名家圣手有林逋、周邦彦、张镃、汪元量、朱淑真、洪咨夔、张枢、杨缵、张炎、仇远等人；而流传于世的词集有周邦彦《清真集》、张镃《玉照堂词》、洪咨夔《平斋词》、姚述尧《箫台公余词》、张炎《山中白云词》、汪元量《水云词》、朱淑真《断肠词》、仇远《无弦琴谱》等；流传于世的词话著作有杨缵《作词五要》、张炎《词源》等。

在两宋西泠词人中，词坛大家林立，他们既是中国词史上的一座座丰碑，更是西泠词人引以为荣、争相模仿的乡贤。

而明末清初的西泠词人，继承了自两宋以来形成的词学传统，凝聚成一个阵容庞大的词人群体。

西泠词人群体不仅词人数量众多，而且成分复杂。

就籍贯言之，有土著，有侨寓，有宦游；就身份言之，有遗民，有布衣，有官宦、有方外，有闺秀。

他们交游唱和，以作词为能事，并且操持词选之政，进行各种词学活动，繁荣一时，呈现出词学全面复兴的态势。

可见，西泠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是西泠词人群体得以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之一。

二、家族文化家族文化也是西泠词人群体得以形成的文化基础之一。

西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孕育了众多的文化家族。

这些文化家族将读书著述、立言立德尊奉为家族传统，尤其重视对家族后辈成员的教育，以期家族学问的世代相传，从而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西泠家族的家学传承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经学和史学，文学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词被传统文学观念鄙视为“小道”，然而在西泠文人眼中，词不仅可与诗、文同观，同属风雅之事，闲暇时亦可用于佐兴。

并且，西泠文人尤其注重词的格律音韵等文体特质，从而形成了研究、传授格律音韵之学的风尚，这成为西泠文化家族传承家学的特色所在。

明清时期，以诗书传家、以治经史而闻名的家族遍布西泠地区,如严氏家族、卓发之家族、顾若璞家族、姚际恒家族等。

藏书读书、博学通经、科举仕进、好学进取，成为他们的家传祖训。

明清时期，西泠一地私人藏书达万卷以上的家族超过二百家，读书风气之浓郁可见一斑。

另外，中国古代社会家族声望的维系与科举入仕紧密相联，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尤其如此。

明清时期江南家族对科举的重视程度和志在必得的心态，可以概括为“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这是明清时期江南进士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西泠一地也是如此。

据范金民《明清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统计，有明一代杭州府进士共有477人，占江南各府进士总数的12.34％，位居第三；清代杭州府进士共有892人，占江南各府进士总数的22.23％，位居第一。

如果说西泠进士济济，是当地浓厚读书著述风气在科举制艺方面的成就和反映，那么，西泠文人著述之多，则是读书著述之风的直接结果。

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仅明代，西泠有别集者就多达二十余人，如张光弼《左司集》、凌云翰《柘轩集》、莫维贤《广莫子稿》、王谦《壸父集》、白范《虚室集》、瞿宗吉《存斋集》和《存斋诗》等。

田汝成还说：

“此皆予目所睹，其他未见者固多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一）而对于明末清初的西泠词人而言，家族长辈的熏陶和传授，是他们从事填词的第一步。

在西泠词人中，从明代末年至清顺治、康熙年间，两代、三代甚至四代从事填词的家族，比比皆是。

如以经、史、制举起家的余杭严氏家族。

明代嘉靖年间，严武顺、严渡和严敕三兄弟便成立“小筑社”，引领西泠盟社之风，号称“余杭三严”。

至下一辈严沆，又加盟“读书社”和“登楼社”。

严氏家族三代共培育出十余位词人，如严渡、严沆，以及严沆之子严曾榘、严曾模和严曾臬等。

又如栖水卓氏家族，明代中叶，卓氏家族因仕而显。

明末清初时以经学传家，家有传经堂，明末清初文人为此堂题诗作赋者不计其数。

卓氏家族四代皆能填词、选词和论词，如第一代卓发之，第二代卓人月、卓回，第三代卓火传，第四代卓允域、卓次厚兄弟，还有闺秀词人卓灿。

总之，严氏家族和卓氏家族是西泠文化家族参与西泠词学建构的典型代表，也是家族文化在清词复兴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明证。

再如顾、黄、钱三大世家，顾氏自沧江、西岩、悦庵、友白四世皆有文名；黄氏家族代表人物是黄汝亨，著有《寓林集》；钱氏家族代表人物是钱绳庵，因“奏销案”被放逐。

顾、黄、钱三家世代联姻，产生了一个包括“蕉园诗社”成员在内的庞大家族词人群体，如顾若璞、顾若群、黄鸿、黄敬修、黄弘修、顾之琼、钱元修、钱肇修、钱静婉、钱凤纶等人，均在清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仁和姚际恒家族也是博通经、史，兼及词学的文化家族。

姚际恒以治经书而闻名，其侄姚之骃和姚炳兄弟自幼浸淫家学，承继祖训，亦以治经、史为业。

在研究学问之余暇，姚氏叔侄亦填词、论词。

由于胸襟中有经、史作为填词的根基，姚氏叔侄的词学思想及词作，堂庑特大。

虽然姚际恒的词作未曾传世，但姚之骃、姚炳昆仲的词作，却称一时之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泠文化家族多注重音律声韵的世代传授。

词本为音律声韵之学，不精通音律声韵者，必不能成为词坛名家。

如沈谦“六岁能辨四声”（沈谦《东江集钞》卷末附录），“九岁能为诗，度宫中商，投颂合雅”（沈谦《东江集钞》卷首），并著有《词韵》、《词律》。

毛先舒亦“六岁能辨四声”（毛奇龄《西河集》卷九九），并著有《韵学通指》、《韵白》。

俞士彪亦云：

“余八岁趋庭，大人训以音律，十一学为长短句。

”（陆进《西陵词选》卷首）因此，西泠文人大都精通音律，词曲兼擅。

而西泠词人在词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与西泠家学传承中重视音律声韵的传授可谓关系密切。

总之，家族文化为西泠词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学世代承递的氛围和底蕴，从而也给西泠词人群体这一个地域性的文学群体，打上深刻的家学烙印。

这种现象并非个案，清代绝大多数词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清词的复兴，家族文化的推动作用都绝对不能忽略。

三、西泠学脉西泠学脉，是西泠词人群体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文化基础。

学脉，犹言学派，本专指儒学的流派统序，后泛指学术的流派统序。

学脉不仅使文人以某些领袖人物为中心，形成固定的创作群体，而且使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学主张和大致相近的创作风格。

学脉对文学流派和群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特定地域内的学脉，会为地域性文学流派和群体的形成，提供紧密的关系纽带。

从明崇祯末年至清康熙年间，以卓人月、毛先舒、沈谦等为代表的一批词人，形成了以同道关系、师生关系为主的学脉渊源。

他们前后传承并互相呼应，从而使西泠词人群体得以形成，影响也逐渐扩大。

西泠词人群体之间的学脉关系，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有相同的文学主张，并以文学为媒介交游酬唱的学界同道，形成稳定的学脉关系。

首先，在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的先导期，学脉已经成为词人之间的联系纽带。

如明天启五年（1625），西泠词人群体的先导者卓人月、徐士俊二人，在西泠栖水定交，并以词唱和，进而编成《徐卓晤歌》唱和集，为西泠词人群体的形成奠定了最初基石。

其次，在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的中坚期，学脉这一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作用。

如明崇祯末年，国势危急，西泠文人陆圻、柴绍炳、吴百朋、陈廷会、孙治、张丹、沈谦、毛先舒、丁澎、虞黄昊十人，频繁雅集于沈谦家的章庆堂，扼腕慷慨，指陈时事，联络风声，互相推与，怀古人揽辔登车之思，世称“西泠十子”。

“西泠十子”中的沈谦、毛先舒、柴绍炳等人，还形成了一个音韵学研究核心，与萧山毛奇龄等人彼此诘难争锋，深入探究赋、诗、词、曲等文体的用韵问题。

明清易鼎之后，西泠词人以词抒愤，间接表达内心的社稷之悲，交游酬唱更为频繁。

最为著名的是毛先舒、沈谦、张丹三人，他们经常相聚于沈谦家中的南楼，酹酒临风，长啸吟咏，又称“南楼三子”。

再者，学脉也是促使西泠词人后进成员紧密联系的重要因素。

如在康熙十一年（1672），陆进、沈丰垣、吴仪一、张台柱、俞世彪等人组成了“西泠词社”，成为西泠词人群体后进期的核心力量。

此外，后进期的主要成员，还有被王士禛称为“西泠三子”的徐逢吉、洪昇、吴仪一，三人经常以词唱和，如徐逢吉曾云：

“余束发喜学为词，同时有洪稗畦、沈柳亭辈，尝为倡和。

”（厉鹗《樊榭山房集?

集外词》之《秋林琴雅》卷首）第二类是直接有文学师承关系的师徒，形成稳定的学脉关系。

在文学史上，以师承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文学流派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如宋代江西诗派，其主要成员大多为黄庭坚的门生或后进。

西泠词人群体中的成员，也大多为师生关系，或因师生关系而衍生形成的同门学友。

如徐士俊与西泠后辈词人之间便是如此，据王晫《今世说》记载，西泠词人群体先驱徐士俊为人谦和，乐为人师，尤喜提携后进。

西泠词人群体的许多成员如沈谦、毛先舒、陆进等，都曾受过徐士俊的引导和指点。

再如西泠词人群体中的领军人物沈谦，亦有众多的弟子门生，其中最著名的有“东江八子”。

“东江八子”指潘云赤、沈丰垣、俞士彪、张台柱、王升、王绍曾、唐弘基、洪昇八人。

沈谦对于“东江八子”，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填词上，均有谆谆教诲之恩。

如沈谦教育弟子俞士彪道：

“淮海、历城，名垂千古，岂非词坛之盛轨。

然二子并有功德可称，不专以此事见长。

吾欲足下先其难者，则月露风云，不能复为笔墨之累。

”（沈谦《东江集钞》卷七）教育弟子要从秦观、辛弃疾等先贤那里借鉴吸取人生经验，为人需有人生的长久之计，必须从事可以建功立德之业，不能专以填词为事，使自己遭受笔墨之累。

而对于弟子在词学方面的点滴进步，沈谦往往则倍加鼓励，如在给俞士彪的信中写道：

“昨日在南屏，昉思盛称足下《荆州亭》词：

‘街鼓一声声，却似打人心里。

’是夜宿雷峰土室，湖月翳云，加以暑电。

炉香乍歇，群籁寂然，卧听老僧唱佛，忽起忽沉，嗽声与梵声间发，击鱼数千槌，皆若予身受之，益喜足下之技甚长进也。

”（沈谦《东江集钞》卷七）字里行间，显示出沈门师生的深情厚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西泠词人群体中，有许多词人不仅是单纯的师生关系，他们所在的家族还是世代至交。

如沈圣昭是沈谦之子，又是张丹的弟子，而沈谦与张丹则同为“南楼三子”的成员。

又如，虞黄昊与陆圻同为“西泠十子”，同时，虞黄昊又是陆圻的受业弟子。

而陆培之子陆繁绍、严沆长子严曾榘，均是“西泠十子”之一陈廷会的门生。

西泠学脉以西泠文化家族之间的世代相交为基础，以同道、师生关系为纽带，呈现出一幅交错纵横的关系，从而为西泠词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学缘基础。

这也是西泠词人群体的成因，不同于清代其他词学流派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结论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西泠学脉是明末清初西泠地区的词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文学群体的文化基础。

西泠山川秀美，自古以来便为人文渊薮，形成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这为西泠词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地域文化基础。

而家族文化则为西泠词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学世代承递的氛围和底蕴。

西泠学脉以西泠文化家族之间的世代相交为基础，以同道、师生关系为纽带，呈现出一幅交错纵横的关系，为西泠词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学缘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域、家族与学脉这三个因素，不仅是西泠词人群体得以形成的文化基础，同时，它们对于研究者考察清代其他词学流派或词人群体的形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