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管理应突出人文关怀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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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观念，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党的十八大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需求。

而人的最高需求就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关怀是社会管理所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

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攻坚阶段，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

面对社会管理的不足，面对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日益复杂细化的社会矛盾与诉求，我们更加应该考虑率先用人文关怀来弥补我们的社会管理硬件的缺憾与不足，不要既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伤了人民群众的心。

社会管理应该是以法律、规则、制度为框架来维持社会理性运转。

然而，法律、规则和制度总是滞后于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这使得一切现有的规则与制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一切现有的社会问题。

当依据现有的规则暂时无法解决新问题的时候，作为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尊重与敬畏，就特别需要人文关怀及时跟进与补位，有效地弥补规则与制度的空缺。

所以，人文关怀还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好的社会管理模式就在于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努力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需要人文关怀。

因为唯有对百姓充满人文关怀，才会真正深入群众，才能知百姓所想、解百姓所盼，也才能第一时间发现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源头；

才能使管理的关口前移，尽可能防止、减少、弱化严重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发生。

人文关怀为第一时间发现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可能，所以人文关怀是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基础。

二、人文关怀缺失在社会管理中的表现

1、发展观上“重物轻人”

各级地方官员片面追求经济的、物质的发展，往往眼中只看到“物”；

而看不到“人”，人的尊严、人的权益、人的关怀、人的幸福，都被忽视了。

这种“重物轻人”的片面发展观，是从效率、财富、收入增长等物的视角看待发展而不是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角看待发展，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衡量发展而不是用社会指数、幸福指数、人的发展指数等有关人的尺度衡量发展。

它是按市场、技术的逻辑发展而不是按人性要求的逻辑发展，它是按物的必然逻辑而不是人的应当逻辑发展。

总之，这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种发展观让我们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分析，由于经济取向的绝对化，导致了一切向钱看；

从而造成社会道德的失范、思想领域的混乱，使得贪污腐败等诸多社会弊端显现充分。

幸福被物质化和客观化，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银行存款，这些原本是作为实现幸福的条件和手段的东西被当成了幸福本身，被作为目的性存在而不遗余力地追求。

实用主义盛行，功利主义泛滥，这种价值取向的结局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缺失，引发文化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情感危机。

经济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全面的发展，不能自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似乎我们的经济越发展，积累的社会问题却越多。

经济的发展所增加的也许只是作为生活数量的财富，而不是作为生活质量的价值。

幸福感的失落表明：

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

2、管理理念上重“维稳”轻“维权”

传统社会管理以维稳为最高目标，稳定压倒一切。

近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创新社会管理作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但管理理念的滞后却成为制约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瓶颈”。

在维稳理念指导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名义下，“社会控制”趋紧的态势，并且正在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加以推广。

所谓管理实施全覆盖，不能留空隙，“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这种做法尽管短期看有效，但从长期看运行成本很高，除了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有形消耗，还会导致政府公信力流失、信任危机加剧等社会成本或道德成本的增加。

满足人的正当需求、维护人的合法权利、推动社会进步是社会管理的根本追求。

但在以维稳为最终价值取向的管理模式下，对人的需求的漠视、对人的权利的肆意践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十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到去年的唐慧案，一而再的惨痛事实让我们无从回避。

权利维护是当前社会管理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利益冲突现象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维权仍是当前社会管理的关键，例如因征地拆迁、劳工权益、环境污染侵害等引发的冲突事件大多是由于权利之争引发的。

由于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维护机制，民众往往选择“非体制化行动”进行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抗争”，导致冲突事件频发高发。

国家作为维护公民权利的主导主体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作为当前社会管理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并为权利救济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动社会权利普及化目标的实现。

3、管理手段上重“管控”轻“服务”

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管理手段单一、方式简单。

为了维稳，习惯依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来实施社会管理。

甚至许多本来应该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思想教育手段，或者通过社会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习惯于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使政府不堪重负，势必影响管理效率。

利用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许多官员来说驾轻就熟，同时又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于是就不习惯通过官民协商对话、平等沟通等民主政治手段来吸纳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不习惯于通过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等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

这样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甚至还会激化政府与公众的矛盾。

这种社会管理，其所要求的就是要服从，极易导致人治大于法治，服从大于参与。

由于缺乏沟通交流，作为管理对象的社会成员难有主体意识，也缺乏合作意识，许多矛盾和问题被掩盖，抑制了社会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重要的是要把服务寓于管理之中，由重管、控、压、罚向重人性化的服务协商型管理转变。

政府要由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监督者、控制者，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服务者。

既要运用法律机制和利益机制来做到依法管理；

又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充分相信人的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积极培育人们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社会管理应该通过强调服务来体现“以人为本”，这样社会成员之间就易于理解和沟通，社会成员就有平等及尊重感，有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社会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并利于化解，社会就会和谐。

4、对待弱势群体上重“经济支持”轻“人文关怀”

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关注并认真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尤为重要与必要。

今年6、7月份，国内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厦门人陈水总在厦门快速公交上纵火，导致本人在内47人死亡34人受伤。

另一件是山东菏泽冀庄村人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处，引爆了自制炸弹。

无论是冀中星，还是陈水总，他们都是身处社会底层、不断上访又屡屡受挫、进而悲观厌世，最终选择了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己维权。

这两起事件足以让我们深思，对弱势群体仅提供经济扶持而忽视人文关怀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虽然经济支持能够解决一时的困难，但会产生更多的不良后果。

政府限于财力，所给予弱势群体的经济补偿一般仅仅只能维持其简单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会因此得到根本改变，许多心理问题也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

这样做有时还会加重弱势群体的自卑感和对社会的疏离感，从而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

单纯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使得救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它对于社会稳定只能起到“止痛药”的作用。

弱势群体的贫困，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也反映在精神上。

他们在社会变化中失去了很多东西，比如人际关系、尊严、道德观、对生活的前景期望等，如果对这些都漠不关心，也就是缺乏了对他们的人文关怀。

只有把弱势群体的疾苦忧乐真正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温暖，他们才会对政府和社会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政府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为其创造良好的自我发展环境，尤其要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劣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低下。

提高教育水平是改善弱势群体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

只有这样，弱势群体不但不会沦为“不稳定因素”，还会成为稳定社会的积极力量。

三、加强社会管理应突出人文关怀

1、做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者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被誉为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应该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平等享有，这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源配置与人本关怀的优越体现。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

而农村广大农民在这方面的情形恰好相反，社会保障的水平低，覆盖面窄，目前仍以已经弱化的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为主，除民政部门的救济外，几乎不存在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现有的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是有违公平的，占全国人口56％的农民群体基本上被摒弃在“现代社会保障”的保护之外。

制度缺失只是表面现象，对农民权利的漠视才是本质。

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历史和现实发展过程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从工业延展到农业，从城市延展到乡村，最后走向城乡一体化。

当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并发挥出巨大保障功效时，建立惠及所有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应该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鉴于已经存在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权起点的差别和不平等，必须采取反哺式（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策略，以期实现农村社会保障质的飞跃式发展。

政府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

在建立这三项保障制度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要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应提供部分资金援助。

2、做民主法制精神的推动者

人文关怀要求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的同时，还要尊重人的政治权利，尤其要关注与重视人的“表达权”。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这是第一次在全党代表大会中提到“表达权”问题。

在法理上公民有其利益表达的权利，但由于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由于政务信息的不公开或公开不到位，导致知情权受到严重威胁和实质性的损害，甚至在无形中被剥夺了。

另一方面，由于广大社会成员远离社会和国家的权力中心，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缺乏利益代表，缺少表达自己利益的一些具有实效性、适时性的方式。

信访制度被视为中国特色的一种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反映民愿的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制度。

然而信访机构的工作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与必要的刚性。

他们自身既无执行权，没有处罚权，更没有执法权，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众多信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常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

以上种种，导致社会成员在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而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表达最基本的利益诉求时，经常处于无力的状态。

因此，要进一步疏通与完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同时要借助媒体的独特力量，使社会成员利益诉求与表达能最大限度地、更便捷地、更及时地反映出来。

人文关怀需要法治保障。

如果公权可以肆意地践踏法律，践踏私权，人文关怀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就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从法治的角度讲，公权必须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才能行使，公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程序。

私权则不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做了都不犯法。

现在的情况是，公权太过强势，私权缺乏保障。

刑讯逼供，暴力拆迁，城管暴力，钓鱼执法等等，这些都是公权失控的表现。

一方面是公权的强大，一方面是私权的无助，公平的天平就倾斜了，公权就因此失去了它的应有的威信。

法律的本质是保护弱者的，如果法律成了强者手中的工具，老百姓就会蔑视它，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方式向它挑战。

这也就是近年来涉及公权领域的突发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3、做公平分配机制的构建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利益分化程度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收入差距的拉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产生与扩大，进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现象与问题的扩大化。

我国个人收人分配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注重效率的初次分配以承认不同个人之间在占有生产要素上的差别为前提，由于人们在进入竞争初始位置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处在分配结构中的地位不同、不同的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不同，从而导致在占有生产要素上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以往的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初始阶段，那些具有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人或群体将成为强者，他们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一旦第一步领先，往往就步步领先。

与之相反，另一些人则处在弱者的位置，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一步赶不上便往往步步赶不上。

而且，分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生产要素的累积过程中，每一次分配过程都会造成“强者更强和弱者更弱”。

由此可见，市场化的分配机制是无法实现收人分配的改善，也无法改善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

要保持个人收人分配的合理差距，提高低收人者（弱势群体）的收人水平，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职能，进行“调高保低”的双向调节，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进一步完善各种税制，增强政府财力的前提下，将转移支付向弱势群体倾斜。

在地区之间，主要向落后地区转移支付。

在社会各阶层中，主要向低收人阶层转移支付，改善“弱势地区、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

4、做群众路线的践行者

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唯有突出人文关怀，才能更好的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

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要彻底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工作作风，要做到正视群众诉求，敢于面对群众反映的突出矛盾，善于解决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沟通制度，主动密切联系群众。

包括一把手定期接访制度，领导干部定期走访制度，人大、政协代表定期访谈制度等。

真正搞清楚群众生活的真实水平，搞清楚群众内心的真实意愿，搞清楚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真实意见。

同时要建立紧急情况联系制度，让遇到突发问题的群众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反映得了问题，寻求得到帮助。

还要建立群众反映问题的限期反馈制度，限定时间反馈信息、协调问题处理结果，避免群众因等待时间过长而激化矛盾以至于产生过激行为。

最后要建立完善的人文关怀保障制度，包括各种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制度，定期访贫问苦制度，党员干部与困难群众、困难家庭结对帮扶制度等等。

唯有突出人文关怀，才能更加关注民生，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

才能最大限度的取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发挥好政府主导和社会各方协同的作用。

从而使群众自觉的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进而增强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泗洪县委党校朱万平潘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