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考核要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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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考核要求
中国文化概观课程考核说明
第一部分 课程考核的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一、考核对象
本课程的考核对象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生。
二、考核说明的依据
本课程的考核说明是根据“中国文化概观”课程的教学大纲以及课程主教材《中国文化史》（李山著）和其他根据主教材制作的多媒体教学资源编制的，是“中国文化概观”课程考试命题的依据。
三、考核要求
考核对教学内容的要求分为三个层次：
了解、熟悉、掌握。
“了解”即要明白、懂得有关内容，要求学生对教材中的所有知识点由全面的一般的了解和认识。
一般以选择、判断的题型进行考核；
“熟悉”即要十分了解有关内容，要求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对问题有较深入的认识，能够对教材中的知识和理论进行条理化的归纳总结。
一般以名词解释、简答等题型进行考核；
“掌握”即了解、熟悉有关内容的基础上，能够适当分析探讨并阐发自己的领会和心得。
一般以论述、专题分析等题型进行考核。
四、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采取平时形成性考核与期末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形成性考核：
采用平时作业的形式（也可以加上其他形式），每学期4次，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统一布置安排。
期末终结性考试：
期末考试采用开卷考试的形式。
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考试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统一命题，试卷的卷面分数为100分。
试题类型有选择或判断题（约20分）、名词解释或简答题（约20分）、论述题（约30分）、专题分析（约30分）等。
五、计分方式
平时形成性考核的四次作业中，取其四次的成绩平均值的30%计入学期课程总成绩。
期末终结性考试的卷面成绩按照70%的比例计入学期课程总成绩。
两者相加即为本学期本课程的总成绩。
60分为及格。
第二部分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绪论
第一章 地理与民族
考核重点：
中国的地理地形、边疆演变；历史上的文化区域及其演变；由北向南的开拓，民族融合。
考核要求：
1．掌握主要区域文化特征；
2．熟悉地理地形、边疆演变情况；
3．熟悉魏晋以后的开发南方的几个高潮期；
4．了解历代典籍关于区域文化的描述。
第二章 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考核重点：
礼乐文明、百家争鸣；帝国的强盛与衰落；经学时代、玄学时代、佛学时代、理学时代和西学东渐
考核要求：
1．熟悉经学时代、玄学时代、佛学时代、理学时代和西学东渐；
2．了解夏商周礼乐文明；百家争鸣时代；
3．了解帝国政治第一次强盛和衰落，唐宋元明清的强盛与衰落。
第三章 古代政治概况
考核重点：
几千年王朝政治制度的变化大要；王朝政治的形成及其一般特征；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和运行的变化。
考核要求：
1．掌握王朝政治的一般特征；
2．熟悉几千年王朝政治制度的变化大要；
3．了解封建制、郡县制的特点与意义和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和运行的变化。
第四章 古代民众的历史品格
考核重点：
由“国人”走向“编户齐民”；商鞅变法对民众的控制；秦汉以下民众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表现。
考核要求：
1．掌握秦汉以下民众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表现；
2．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民众由“国人”走向“编户齐民”；
3．了解秦汉以下民众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表现。
第五章 重农主义与古代经济
考核重点：
重农主义的起源；重农主义下的小农；重农主义下畸形发展的商业；社会解放问题。
考核要求：
1．掌握重农主义下的小农；
2．熟悉重农主义下畸形发展的商业；
3．了解重农主义的起源；
4．了解社会解放的问题。
第六章 古代社会与宗法观念
考核重点：
西周宗法制的深刻影响；秦汉对非身份大家族的限制；魏晋至中唐大家族的发达情况；“两税法”以后大家族的破析
考核要求：
1．掌握西周宗法制的深刻影响；
2．了解秦汉对非身份大家族的限制；
3．了解魏晋至中唐大家族的发达情况；
4．了解“两税法”以后大家族的破析。
第七章 主要思想和道德伦理
考核重点：
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儒家的基本思想；道家的思想；法家的主要主张。
考核要求：
1．掌握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
2．掌握儒家的基本思想；
3．掌握道家的思想；
4．了解法家的主要主张。
第八章 古代宗教的基本特征
考核重点：
最原始的信仰；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佛教的东来及在本土的传播与发展；西方宗教在中国。
考核要求：
1．熟悉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2．熟悉佛教的东来及在本土的传播与发展；
3．了解最原始的信仰；
4．了解西方宗教在中国。
第九章 科学与艺术成就
考核重点：
与科学相关的观念；主要科学成就的说明；建筑与雕塑；绘画、书法、戏曲。
考核要求：
1．掌握主要科学成就的说明；
2．熟悉建筑与雕塑；
3．熟悉绘画、书法、戏曲；
4．了解与科学相关的观念。
注：
本章不列入期末终结性考试范围。
第十章 近代的文化历程
考核重点：
两次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失效与变法思潮的崛起；变法的失败与革命精神的觉醒；帝制结束与新文化的缔造。
考核要求：
1．熟悉变法的失败与革命精神的觉醒；
2．熟悉帝制结束与新文化的缔造；
3．了解两次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
4．了解洋务运动的失效与变法思潮的崛起。
注：
本章不列入期末终结性考试范围。
另注：
本考核说明与指定教材中重合的部分为考核的基本范围和重点所在。
冉进奎：
回复：
《中国文化概观》考核说明――知道了,
道家的两大渊源
其一，来自周人的天道信仰。
《老子》中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福祸相倚。
这一观念的来源，实来自周人天道信仰，在周人的天道观念中，有一项重要的含义，那就是“天道即诡道”。
周人相信，当上天欲惩罚人时，有时会先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以使之将侈张其恶，再从而罚之。
与儒家的“仁”道重视人伦情感相比，《老子》的“道德”无疑是智慧型的。
儒家精神充满济世热忱，但史官渊源的道家则更强调“道”作为一种宇宙观的客观性。
对于道家而言，史官的职业，本来可以使人“看惯历史兴衰”；非周族同姓的出身，更可使其在判断家国的兴衰时冷静而智慧。
其二，来自远古以来即已出现的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道家学术的另一个重要渊源，那就是远古以来即已出现的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老子哲学是外治世界，内治身心。
治身心、要长寿、要长生久世，这部分内容实际源自古老的神仙术。
可以说，《老子》之学中关于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自古老的长生追求。
胡正伟：
无为而治：
君“无为”而民“自为”――“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概念。
自然而然就是“无为”，“无为”地创造了一切，就是“无不为”，“道”因此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大逻辑。
在文化的方略上，道家与儒家的差别，在于道家以去除人的“有为”而恢复“道”的“无为”的大境界。
道家在思想上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大格局，从“道法自然”出发，道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可称为“中国古代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政治文化观。
这种观念认为，改造社会文化现状的枢纽和关键，就在于权力者以“无为”作自我限定，而将一切“为”的权利让给“民”之一边。
于是这样以来因果关系就是“我”（即“君”）的“无为”是“民”的“为”的前提。
“无为而治”的精义在于限制君王施展其无限的权力。
黄老道术：
君“无为”而臣“无不为”
《老子》道家学术的后继者是黄老之学。
顾名思义，就是黄帝、老子之学。
“黄老”之称，始见于《史记》。
这派学术最早应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国，其的文献主要保存在《管子》中的《心术》上下两篇、《白心》篇和《内业》篇中。
老子文化设计的要义，在君主“无为”而民“自为”，亦即以限定君主的方式为民众的“自为”提供前提。
但是，发展到黄老之学，在限定君主方面，即在要求“最低度的政府方面”，从《老子》的立场后退了。
“无为”变成了一种君主“无为”与臣下“有为”的相对关系。
所谓君主的“无为”，只是要求君主尽量少“为”具体之事，而将具体之事交给臣下，“无为”的君主修道，并以此驾驭群臣。
无为而治与黄老道术的区别
从内涵上说，在《老子》“无为”强调君主对民众减少干预，而君主的少干预也就是臣下的少干预；在黄老，则变为君主少做具体事情而让大臣去做，大臣做也是对民众的干预。
从方法论上看，《老子》强调“无为”，重的是社会“自然”秩序，因而“无为”是一个禁令；在黄老，“无为”只是君主在具体事情上的“无为”，目的是更好地驾驭群臣以干预社会，因而只是一种“有为”的手段。
以上两方面的改造，实际将《老子》之学中被限定的君主和君权，又重新彰显了出来。
以此，黄老之学即具有人主“君人南面之术”的属性。
这便是黄老之学与《老子》重大不同。
“轻重”之术的理论背景
“轻重”之术的提出，以齐国发达的社会文明和社会各业经济为基础。
首先，《管子》学派坚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重视财富积累对富国强兵的作用，是先秦思想家的一个共许的观点。
所不同的是，《管子》的财富观不是片面地重农，片面地强调五谷的生产，相反它强调各业的并兴。
《管子》作者所要求的国家富裕，是经济多种经营的富裕。
主张多种经济，甚至提出利用消费以增加就业，必然重视社会分工。
多样化的社会生产，又决定了《管子》学者们对私人工商业的并不排斥的基本态度。
这种与民三七分利的设想，还将国家的富强和工商业者的利益结合起来。
因此，《管子》中的富国论是一个兼顾到民间利益的“富上而足下”的“上下俱富”论。
这是《管子》学派与商鞅、韩非法家治国言论重要的不同之处。
“轻重”之术的内容
何者为“轻”、何者为“重”，首先是一个变化不居的现象，年景好的时候，粮食多，价格就低，这就是“轻”；一定数量的钱可以买较多的谷物，钱就“重”。
轻重关系的变动不居还表现在万物（即商品）的散则轻，聚则重；藏则重，发则轻；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等，不一而足。
轻重之术的关键是谷物和货币，谷物和货币是“轻重”之术的核心。
有货币方可以收购囤积谷物，有谷物方可回收货币。
“轻重”之术带有强烈的集权性质，它的提出，最重要的目标有两个：
***豪民，外斗诸侯。
以经济的手段改变豪民侵夺小民的“一国而二君之征”局面，是“轻重”之术的中心。
到战国时代，经营盐铁和粮食生意，则是当时富商大贾的致富之道。
国家要对付这些人，必须掌握经济上的大权，从而使国家在经济上永操胜券。
粮食、盐铁等战略物资的国有化，是“轻重”之术的基础。
“轻重”之术在国与国之间的运用，首务是防止重要物资外流，保持“天下轻，我独重”的优势。
在《管子》的学派们看来，自古以来的朝代兴亡，没有不是用“轻重”之术的。
用此术致敌国于臣服之地，就是“商战”。
徐娟：
中国酒文化的特征有哪些方面呢？
胡正伟：
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点：
一、源远流长绵延不断
二、工艺精湛美酒众多
三、极高的精神文化价值
1、中国的酒文化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社会文化
2、酒的政治化
3、酒文化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
4、酒与文学艺术的关系
“轻重”之术的文化史意义
文化史研究的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群族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命运。
春秋战国东西两大区域的文化分野，其间的胜负，关涉着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
假如不是商鞅那一套富国强兵论最终获得了胜利，而是在治国理念上走《管子》“轻重”之术的路线，中国的历史文化肯定会是另一番模样。
首先，以小农为核心的重农主义，肯定不会在中国获得那样永久性的统治地位。
极端重农主义可以像商鞅变法那样带给秦国攫取天下的结局，却不能带给天下太平。
《管子》的富国论，已经认识到单纯的农业不足以富国，它不是国家经济活力的充分条件。
它的“把流通问题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管子》在古代经济思想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由重视流通，到重视市场的作用，如此高明的观点，又岂是重农主义者所能想见！
其次，《管子》的“轻重”之术，是一种国家干预的治国之术。
重农主义则是给历史“穿小鞋”的干预主义。
重农主义是一个政治技术含量低下的制度。
“轻重”之术则大不同，它是从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治国理念，对治国者提出很高的以经济手段管理国家的技术要求。
官僚制度在先秦时期萌芽并初步成熟，那时还是楚材晋用、唯才是贤的，列国竞争，用的是有本事富国强兵的人才。
到了秦汉时期，官员的选用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偏重道德的倾向。
业经确立的国家理念是小农主义加道德教化的。
于是孝子廉吏、文学贤良纷纷走上了政治舞台，占据要津，并逐步发育出独特的官僚士大夫文化。
再次，要讨论以下“轻重”之术下的的民众。
民众这个概念包括富人和一般人两种人在内。
自来富人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处境很尴尬，皇权离不了它，制造它，却又很不待见它，尤其是那些靠着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富人。
“轻重”之术，只是排斥、限制富人群体，却不是消灭它。
政府与豪民们“定券契”，豪民的粮食就被国家控制了，国家掌握了大的主动权，粮食价格就操控在国家手里了。
复次，“轻重”之术与小民的关系，是它的“无籍”主张。
如何以“轻重”之术使一般民众不要陷入太贫困的地步，是《管子》的作者们时常考虑的问题。
而“无籍”主张的实施，在《轻重》各篇的基本思路，是政府通过“官山海”，即通过控制盐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销售，来获得财政收入，进而免除一般民众的赋税。
商鞅“农战”思想成功的历史条件
法家的重农主义是从西周重农精神嬗变而来的经国理念。
重农主义是一种功利主义，它的理论奠基者是在秦国实施变法的商鞅。
重农主义的逻辑系统，就保存在《商君书》这部法家著作中。
关于商鞅重农主义，一言以蔽之，即利用小农的弱点，使广大民众成为君主的手段。
商鞅法家的重农，可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思想体系，因为除去允许民众务农之外，不要其他的经济活动。
非但经济活动，一切可能使民众产生摆脱权力控制的活动，它都不要。
这种以重农主义为核心的农战思想在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却对中国历史造成了严重危害。
农战思想得以在秦国获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驱农归战”的思想适合秦国的历史文化条件。
一个人群正在由传统。
游牧生活方式向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转化，这正是商鞅重农、驱农归战之策得以获得巨大成功的独特条件。
这样的变法，在一个纯粹游牧的时代不能进行，在东方农业已获得高度发展的东方人群中也难以得到实施。
正是这样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商鞅才得以推行他那一套以“农战”为核心的重农主义。
商鞅变法的确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也发展了那里的农耕事业。
但是，它是随着秦在军事上的胜利而强制地推行与全天下的，这实际上是将一种只适合于秦这样一个农耕文明相对单纯的地区的生产方式，强行推广于天下，必然是对历史的削足适履。
同时，那是一个畸形的富国论，国强意味着民众的弱小，专制的成功意味着民众的失败。
秦以后小农经济穷的困和经济上的暗弱，不是历史的常态吗？
秦的成功意味着东方文明的失败，意味着代表历史方向的文明方式被斩断。
中国社会在未来的停滞倾向，不能不从商鞅变法这里寻找根本原因。
李临：
请问中国的山水文化，意义何在呢？
胡正伟：
这些问题不在我们大纲和教材的指定范围内。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教学活动之外探讨。
李临：
中国画的特色是什么呢?
胡正伟：
这些问题不在我们大纲和教材的指定范围内。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教学活动之外探讨。
历史经验主义与王朝政治格局
历史在经验的累积中前行。
在政治经验的总结和吸取上，王朝每每采取的是非理性的态度。
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前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股强大的观念性力量。
当一个王朝经由打仗或者其他办法掌权后，前朝覆亡的教训最易于打动新皇帝们，从而可以左右王朝政治的设立格局，于是观念变制度，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力量。
然而，历史经验有起积极作用的，也有起消极作用的。
简单地说，汉、唐立国时，前朝覆灭都是因为虐待了民众，而民众也显示了造反的伟大力量，他们吸取了教训，因而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开百年的太平。
经验的影响是积极正面。
北宋则属于反面消极的。
鉴于前代藩镇之乱，而废掉了国家应有的健全军事制度，就属因噎废食。
不过问题说起来是复杂的，每一个朝代立国时前朝覆辙的借鉴，都不会只是正面或者反面的。
一般地说，汉唐以前，对前朝的借鉴正面者多，王朝政治格局也就宽大得多，越到后来则相反，而且前朝的经验教训越累积越多，王朝的防范心理越来越重，政治的格局，就越来越窄小。
施新燕：
中国茶文化有什么独特的特征吗？
？
？
胡正伟：
这些问题不在我们大纲和教材的指定范围内。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教学活动之外探讨。
姜哲：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讨论呢？
？
？
胡正伟：
学校教学的总体安排。
姜哲：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各自特点是什么呢
胡正伟：
1“天朝迷梦”的破灭；
2、“中体西用”、“西学东渐”
3、相当多的新式思想大量涌现。
士大夫政治作为中的两种法则
中国政治以文化理想作为治国最高理念，于是就产生了两种法则——“历史的法则”与“思想的法则”纠葛不清。
简单地说，历史的法则是力量的、现实的、横向的法则；思想的法则是道德的、理想的（推论设想的）、纵向的法则。
政治所要求的思维及行为，属于历史的法则的范畴，而儒家所坚持的信念系统，则属于思想的法则。
一个社会，何种势力为主宰性力量，即哪一阶层掌权，不是靠思想和道德来决定的，靠的是现实力量。
政治属于历史法则，它要面对和解决的正式并存的社会力量间的横向的对比和较量问题。
因此，要求于一个政治家的绝不是强烈的道德感和是非分明，反而是一种妥协，一种是非上的某种程度的模糊
思想的法则是纵向的，讲究“应当之理”，凡事不问实际不实际，只问应该不应该，它特别相信逻辑上的某些必然性。
思想家在阐述自己的原则的时候，都是从前代圣贤出发，从圣贤的训教中，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
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法则经常是错位的，主要表现就是士大夫从政时，每每以思想的法则代替历史的法则，结果是给王朝政治带来灾难和混乱，加速王朝的灭亡。
西汉之亡与今文经学密不可分；北宋之短命与王安石、司马光的道德理想主义联系甚密；而加快明朝灭亡的，又是东林党人的道德意气。
人群交流，文化碰撞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古代文明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交流的结果。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都发生在亚非大陆的大河流域，地处温带，所占据的地域往往与更为广大的高原相邻，因而草原人群与农耕人群经常发生碰撞和交流。
这是古代文明产生的重要条件。
若以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为中心看中国古代文明，颇有些“孤悬海外”的意思。
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很长时间里是独立发展的。
即便如此，草原在广大范围中的文化沟通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东方游牧人群在沟通西方与东方．在对西方施加影响上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功绩卓著。
尤其是在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中国内部，不同人群的相互交流频繁而剧烈。
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广大的地域．复杂的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众多不同文化人群。
其次，中国的地理条件也为众多人群相遇和交融提供了条件。
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内在交通便利。
此外，激烈的战争也带来符合历史逻辑的和平与融合。
因此，远古人群的文化交流范围之广．交往之频繁，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
在人群交流．文化碰撞的推动下，中华民族得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也独具一格．自成一体地得以形成。
分封制的历史价值
分封制是中华民族形成自己统一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制度,为后代社会许多文化现象奠基。
它有自身形成的特殊因果，也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一）分封制激发了人群的历史创造性。
这种创造性，首先就表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各自的情况开始了各自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激发。
同时，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诸子文化，而这种创造性力量的经久不衰，其原因也在于分封制的激发。
（二）分封制早就统一化的文明进程。
分封制使得不同的人群最终放弃了敌对，走向融合，孵化了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
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建立，标志着一种横亘了多少世代的局部历史运动期的结束和统一的历史期的开始。
相对于此前的“族群代兴”而言，西周的分封制凝聚了各古老的人群，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后，文化的统一，精神的统一才上升为历史的主导趋势。
周礼的丰富内容
（一）宣扬德治的祭祖典礼。
周人神灵祭祀内容广泛，可以分为“内祭”“外祭”两大方面：
内祭祭祖先，外祭祭天地．山川．神祗。
周初与《大武》相关的祭祖大典，主要是祭奠先公先王，并借以表现国家的胜利。
周人祭祖的特点是极重对文王的祭祀。
之所以尤重文王，即在于他以“文德”驾驭天下。
高扬“德治”的原则，是那个时期共同的时代特征。
（二）塑造公众精神．表达公众意志的大蒐礼。
大蒐礼是一个集体性的军事演习性质的大礼，培育着国家军事活动所需要的整体精神，也培养着古代战阵中特有的贵族作派。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蒐礼即关涉到“戎”。
参加大蒐礼的都是周人的基本组织，也就是乡里中的国人阶层。
据《周礼》记载，乡以外的野中之人是不出战的，只交纳相关的赋税。
大蒐礼有繁多的节目，最重要的是射杀和分享猎物，有许多重要的规矩。
大蒐礼是以典礼的方式，调动．汲取应付外患的战争资源，首先是国家团结的精神资源，其次则是通过种种约束培养君子风范。
（三）倡导文明生活的乡饮酒礼。
与大蒐礼相同，乡饮酒礼也是一个参与人数众多的礼节。
周礼盛行的时代，饮食活动“为生活的一个重大的焦点”。
据《仪礼》等文献来看，几乎所有的礼仪都离不开吃。
乡饮酒礼就是一个在饮食活动中传达出某些文明取向的隆重而普遍的礼仪。
周人通过会餐饮酒来加强社会上层之间的感情联系，这一宴饮过需要不断强调共同分享的精神，强调整体的和谐，而饮酒大礼首先起到的正是凝聚宗族．融通天下的作用。
当然，饮酒之礼也是对一个文明人的期待和考验，这一过程中追求的谦和．诚敬，甚至讲究卫生，正是其作为礼仪文化活动向人们提出的最高生活取向。
（四）展示内在修养的乡射礼。
射礼有几种：
大射．燕射和乡射。
大射是周王和诸侯一流高级贵族与群臣举行的射礼；燕射行于大夫以上人物。
而乡射应该说是这些射礼中最为普通的一种。
乡射礼是展示个人技能的节日，是一个选贤能的节日，更是一个展示个体心性修养与举止风度的礼式。
射礼有许多规矩，与其说是展示个人的外在武功，不如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竞赛，所以《射义》称：
“射者，仁之道也。
”除了“主皮”一项侧重在命中率外，其余都是要看一个人在射礼中的举止风范。
与其他典礼相比，射礼更侧重于个体德艺．心理的考验，是其明显的特点。
“曲礼”对文明人的细致规范
与典礼仪式不同，《曲礼》更侧重于日常生活细节规范，更能体现社会对成为有教养的“文明人”的规范和教育。
这些内容，朱熹称之为“小学之支与流裔”，是专门教育小孩子的。
这些施教可能进行于日常的家庭熏陶，或见诸学校的一般守则，比隆重的典礼更为家常，更为持续和细致。
一切“典礼”中体现的“君子”风范，都是从这些日常的教育中获得的。
其中有些则至今仍不失其文明价值：
（一）对表情．举止的端庄要求。
其中，又可以分为对个体和个体与他人相处两个方面。
前一方面，涉及行住坐卧。
端正庄重的姿态为周礼所提倡，可以说是对个体言行举止的核心要求，这也是古代人一个持久的要求，否则后世那些有意反叛礼法的“名士”，其放浪形骸的做派，就属于无的放矢了。
（二）交往“自卑而尊人”。
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如何与他人相处，《曲礼》等有更多的规范。
一个总的原则是：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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