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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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论文题目:
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研究生专业：
经济管理专业
研究生学号：
200614037
研究生姓名：
冯宝珠
内蒙古党校研究生毕业论文
工作单位：
通辽市环境保护局
指导教师：
梁先桃
2008年12月2日
障优先性大大低于城市和工业，因此在水资源总体紧张的状况下，农村的缺水问题尤其突出。
通辽市奈曼西湖曾经是奈曼旗及周边地区的一个度假胜地，当时水库的面积达到了4万多亩，相当于100个颐和园水面的面积，由于连年干旱，来水减少，西湖水面逐年萎缩，在几年内就彻底干枯了。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畜用水普遍缺乏必要的质量监管，供水设施和用水器具简陋，因此，农村饮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污染和多种水型地方病问题。
水量和水质两方面的压力，导致了我国农村总体用水安全性较差，已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水量问题。
我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总量为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
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受人口密度、经济结构、作物组成、节水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现象十分严重。
据相关资料显示，全国每年农业正常用水缺300亿立方米，农村之中有8000万人口、600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通辽市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相对贫乏的地区，境内分布着1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和近千个天然湖沼。
据通辽市水文勘测局监测，通辽市已有80%的大中小型水库干涸，其余的水库也因蓄水不足正面临着干枯的危险。
同时，由于受城乡发展二元结构影响，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尚不到40%，仅有不到14%的村庄有供水设施，而且用水器具质量和效率不高，处理设施也十分简陋，供水保证率比较低。
一些地方虽然水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供水设施简陋或根本没有供水设施，直接从河道、坑塘、浅井取水，水源安全性也得不到保证。
另外，近年来气候变化程度很大，干旱严重现象明显，地表水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泉水枯竭，生产和生活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工农业争水、城乡争水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导致农村地区生活饮用水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经过调研发现，通辽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14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二分之一，是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
2、水质问题。
水质问题与农村公共卫生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1.9亿农村人口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其中，有6300多万人饮用高含氟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饮水含氟量大于2毫克每升的人口数约占病区总人口数的40%，还有200万人受到饮用水砷污染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和城乡废水排放量和农药、化肥用量的不断增加，许多农村饮用水源受到污染，水中污染物含量严重超标，超标指标不仅包括传统的感观学指标，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化学指标。
由于农村饮用水多数没有经过净化和消毒，水污染问题给饮用水水质和水量带来了双重威胁，直接饮用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的农村居民，饮水质量和卫生状况难以保障。
在内蒙古通辽市的大部分牧区，牧民的饮用水井周围基本都有厕所、粪坑、牲畜圈和污水沟等污染源，卫生条件非常差。
通辽市地表水水质评价总河长的82.86%属于比普通农业用水还要差的水质。
饮用水水质不合格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与污染和用水卫生相关的饮水困难、水型地方病、传染病等问题十分突出。
据有关资料反映，我国华北、西北、东北和黄淮海平原部分地区的居民由于长期饮用高氟水，轻者形成氟斑牙，重者造成骨质疏松、骨变形，甚至瘫痪，丧失劳动能力。
饮用高氟水引起的各种病症难以治愈，给患者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
由于饮水不安全，有的地方还因此暴发伤寒、副伤寒以及霍乱等重大传染病，个别地区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
坐落于内蒙古开鲁县的三十方地村在没有改水以前，由于村民长期饮用浅层低质地下水，从而造成该村大多数村民体质较差，一些癌症等高危病发病率较高，村民的平均寿命要比周围各村的寿命低2—5岁。
3、改水问题。
目前，高氟水、苦咸水等饮用水水质不达标已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但是机制问题，国家财政投入问题，技术适宜性与供水模式选择问题，以及农民教育技术水平和生活习惯等问题的存在，大大制约了我国的改水进程。
据有关部门调查：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生活水平偏低，农村分散式供水人口占到了农村总人口的66%，而且多数为户建、户管、户用的微小工程。
其中，农村供水规模大于20立方米每天的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只占农村总人口的34%，供水规模大于200立方米每天的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只占农村总人口的14%，1000立方米每天以上规模的集中式供水不到2%，而且现有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规模比较小，工程设施十分简陋，多数工程只有水源和管网，无净化措施和检测手段，给解决农村用水安全问题带来了巨大挑战。
据调查，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牧区采用集中式供水工程（已上自来水工程）人口有28.95万人，占总人口的56%，采用分散式供水工程（未上自来水工程），即采用手压井或自吸泵的方式提取浅层地下水的人口为23.11万人，为饮水不安全人口。
在城乡结合部有3万人，虽已安装自来水工程，但饮用水水质铁锰含量超标，属于饮水不安全人口，科尔沁区饮水不安全人口总数为26.11万，占科尔沁区农牧民总数的50%以上。
（二）环境基础设施落后，卫生状况差。
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专门的环境基础设施。
生活垃圾、人畜粪便、养殖废物、农业废弃物和生活污水任意排放，导致大部分农村“脏、乱、差”现象严重。
1、生活垃圾问题。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日益增大。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每年约产生1.8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其中绝大部分露天堆放，不可降解的无机物长期堆积，易腐有机部分在腐败细菌作用下降解后，产生渗滤液，是蚊蝇、细菌、病毒的孳生繁衍场所，也是水体直接或间接的重要污染源。
特别是在边远的农村或牧区，由于没有生活垃圾的专门收运和处理处置系统，很多地区的田头、路旁、水边以及干涸的河道均成了天然垃圾箱，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环境卫生。
2、污水问题。
随着农村改厕工作的推广，我国农村的生活污水问题也日趋严峻。
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日渐普及，各种洗涤剂的使用也日渐增加，农村居民的用水量、污水排放量和污水中的污染物含量均大大增加。
据通辽市环保部门对全市9个旗县市区监测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日用水量约为29—35升，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的人均排放负荷分别为29.1克每天、0.4克每天和0.46克每天。
据国家权威部门年统计，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日排放量达320.5万吨，其中总氮日排放量约为283.1吨，总磷日排放量约为56.6吨。
由于农村地区缺少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基本上未经过任何处理便直接排放，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土壤、地下水等产生“二次污染”。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的城乡结合部，由于城市工业迅猛发展，污染物及排污量的增加，造成地下水铁锰含量及三态氮含量超标，铁离子含量在1.14-1.17毫克每升，远大于国标0.3毫克每升，锰含量在0.43-0.44毫克每升，大于国标0.1毫克每升。
我区在采用自来水供水人口中，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3万人仍饮用这种铁锰含量超标水，急待改善。
3、排水设施问题。
目前，我国对农村雨水、污水的收集和排放也缺乏系统规划，农村大多没有排水系统。
一些靠近城市、经济发达的农村建设有合流制的排水管网，但雨污不分离，部分村庄利用自然沟或撇洪渠铺设了简易的排水管渠，污水就近排入各沟渠，不经处理直接排入附近水体，雨水则任意排放。
有关调查表明，北京、甘肃、宁夏、山西、内蒙等地的农村分别有20%、58%、23%、28%和60%的农户生活污水自由流淌。
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例如北京郊区，建有公共下水管道，农户污水进入公共下水管道，但进入公共下水管道的污水也不进行任何处理，最后仍然直接进入水体。
同时，由于农村环卫管理薄弱，加之村民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经常随意向沟渠倾倒生产废物和生活垃圾，使得沟渠常被垃圾堵塞，致使街巷污水漫流，严重影响周围环境。
通辽市2007年一次强降雨，致使城区内的人员溺水死亡事故，也透视出通辽市排水设施中存在的问题。
（三）种植养殖废物产生量大，综合利用效率效益低。
我国农业日渐集约化的发展，打破了种养、农牧之间的紧密联系，大量种植、养殖废物得不到有效利用，在广大农村随意丢弃、堆放或无控焚烧，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地力损伤、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和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严重危害。
1、种植业废物问题。
我国各类种植业废物每年产生量约为7.8亿吨，种类达20多种，其中稻草2.3亿吨，玉米秸秆2.2亿吨，豆类和杂粮的作物秸秆1亿吨，花生和蔬菜废物等近2亿吨。
此外还包括大量的饼粕、酒糟、甜菜渣、食品工业下脚料以及植物废物如草、树叶等。
作物秸秆有机质含量高，具有很大的开发和利用价值。
仅从能源开发利用角度考虑，这些秸秆资源中可利用量为2.8—3.5亿吨，如产气率按0.48标准立方米每公斤估算，每年可产生850亿标准立方米甲烷。
我国人均资源量低，如对种植业废物加以充分开发、综合利用，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效率和效益，就既可缓解农村饲料、肥料、燃料和工业原料的紧张状况，又能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
然而，我国生物质能利用效率和效益十分低下。
目前，全国农村生活用能源仍有57%依靠薪材和秸秆，由于利用以直接燃烧为主，热效率低，大量烟尘和余灰排放使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全国农民生活年使用薪柴2111亿吨，热能利用率仅为约10%。
大量采伐和分散直接燃烧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导致有机质不能还田，土壤质量下降，也造成了能源的浪费。
同时，由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相关技术研发、技术应用、技术创新等做得还很不够，导致农业废弃物转化产品品种单一、质量差、利用率低、商品价值低，难以实现产业化，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无形中也影响了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2、养殖业废物问题。
近20年来，我国禽畜养殖业年均增长9.9%，带来了大量的养殖废弃物。
2007年，我国畜禽粪便产生量约为33亿吨，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45亿吨。
然而，我国畜禽粪便的还田率仅为30—50%，散落的、未经安全处理的粪便所产生的硫化氢、氨、二甲硫醇等恶臭气体，通过大气污染、氮磷和微量元素污染、重金属污染、兽药残留污染、病原菌污染等方式，威胁着环境、饮用水源和农业生态安全。
养殖废水含有的禽畜粪尿、残余饲料、残余兽药、重金属离子和致病菌等，严重污染着我国农村地上水环境、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破坏农村环境卫生。
目前我国养殖废水的化学需氧量已远超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化学需氧量的总和。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全国1.4万余家规模化养殖场中80%的废水都直接排入水体，而且分散养殖场（户）大部分废水和粪便未经任何无害化处理都直接排放或任意堆放，严重危害着环境。
（四）土壤环境恶化，生态破坏严重。
我国农村土壤面临着来自城市污染和农村自身污染的双重压力，污染日益严重，耕地数量减少、质量退化、土壤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和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
1、耕地数量和质量问题。
我国耕地资源十分有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2%，即便后备土地资源全部开垦为耕地，我国人均耕地也仅及世界的3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的耕地面积正在逐渐减少，1996年为1.301亿公顷，2003年底锐减到1.234亿公顷，7年之内净减少了5%，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我国耕地面积在1.2亿公顷以内，人均占有量已抵“红线”，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在数量不断下降的同时，我国耕地质量也在下降。
我国耕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及欧洲同类土壤的一半。
土壤有机碳库逐年减少，全国耕地几乎概无例外地需要补充氮素，缺磷与缺钾的耕地分别约占总面积的1/2—1/3、1/4—1/5。
长期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土壤矿化，加之秸秆还田率低，土壤有机质补源不足，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战略安全。
2、土壤污染问题。
首先，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和使用污水灌溉，给农田土壤带入了大量汞、镉、铅、铬、砷等重金属，以及氮、有机氯化物、酚类等污染物。
我国农田化肥施用水平普遍较高，平均368公斤每公顷，一些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化肥施用水平更是大大超出了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所设置的225公斤每公顷的安全上限。
大量施肥不仅减少了施肥增产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土壤板结、污染，最终失去可耕性。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农药总施用量达131.2万吨，平均每公顷施用14公斤，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其中大多数是难降解的有机磷农药和剧毒农药，由于土壤污染导致各种有毒元素在土壤和食品中富集，给居民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其次，农膜等“白色污染”也给土壤质量安全敲响了警钟，每年我国农膜残留量都在35万吨以上，残膜率达42%，严重影响了土壤结构和性状。
3、水土流失问题。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2007年我国水土流失的面积达500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5%以上，仅水蚀面积由50年代的116万平方公里就扩大到2007年的20000万平方公里左右，待治理面积达113万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每年带走约50亿吨沃土，北方土地的“沙化”，南方土地的“土化”，使我国每年损失耕地6167万公顷。
水土流失遍布全国各地，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生。
黄河流域年平均土壤侵蚀3700万吨每平方公里。
黄河每年有16亿吨泥沙输入三门峡，其中4亿吨淤积在下游河床，12亿吨入海。
江河上游严重的水土流失，带走大量的土壤，使山区土层变薄，质地变粗，土壤结构遭破坏，土壤的蓄水容积减少，甚至完全丧失蓄水能力，致使暴雨时入渗减少，径流量增大，江河湖泊淤积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水库、塘坝淤积库容达200亿立方米，相当于损失库容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200座，直接损失100亿元。
另外，水土流失也成为山区群众生活贫困的首要根源，目前全国20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水土流失地区。
历史上的通辽市曾是蒙古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的疏林草原，具有良好的森林草原植被。
但多年来由于受自然气候条件及人为破坏的影响，通辽市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劣，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面积逐渐扩大，已经成为了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沙地面积一度曾达到4086万亩，占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52.7%。
二、导致我国农村出现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致因很多，最突出的是人口压力过大、滥垦、滥牧、滥伐、滥采、滥用水资源、粗放式农业生产、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水乱排、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环保建设资金不足，农村环境保护监管不力、农民环境意识低下等因素。
一是人口压力过大，诱发并加剧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对生态环境要素的改变，加重了以水土流失为核心的生态环境问题。
2007年，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为85人每平方千米，远远超过了世界上较为公认的干旱地区8人每平方千米、半干旱区20人每平方千米的承载力标准。
为了维持人口增长、收入提高所造成的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人们不断提高资源利用强度、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从而导致乱垦、滥伐、过牧等现象，使环境因不断超载而遭到破坏，出现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在人口增加、需求不断上升和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需求上升—→土地超载（如过垦、过牧）—→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土地生产力下降—→资源投入量增加（扩大垦殖、放牧范围等）—→需求上升—→土地超载”的恶性循环。
二是“五滥”是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因素。
所谓“五滥”，是指滥伐、滥牧、滥垦、滥采、滥用水资源。
第一是滥伐。
滥伐林木使大量最宝贵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
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万公顷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滥伐造成植被破坏，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
第二是滥牧。
沙区草场牲畜超载率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0％。
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退化、沙化。
内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20世纪70年代的70厘米下降到目前的25厘米，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变成了“老鼠跑过现脊梁”。
第三是滥垦。
许多地方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无计划、无节制地开垦，导致土地沙化。
1958年到1973年，内蒙古曾出现两次开荒热，造成130万公顷以上土地沙化。
第四是滥采。
沙区滥采中药材、搂发菜以及无序采矿工程建设的问题十分突出，使大量植被破坏，直接导致土地沙化。
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300万公顷，其中400万公顷以上已经沙化。
第五是滥用水资源。
部分地区还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造成土地盐渍化。
据甘、宁、青、新四省区统计，已有1500万公顷以上土地盐渍化。
由于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面积农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采水，下游270千米河道断流，造成35万公顷胡杨林枯死，1万公顷以上农田被迫弃耕，6万公顷以上草场退化。
“五滥”给我国农村带来了生态灾难。
三是粗放式农业生产导致农村面源污染。
农田化肥投入逐年增加，化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2年我国化肥用量为4339.5万吨，超过世界总用量的1/3，居世界之首；2007年全国化肥使用量已高达4500万吨。
据估算，化肥氮的损失中对环境质量有影响的各种形态的氮素总量约为其施用量的19.1％。
2007年，我国农田化肥氮通过损失进入环境的数量达480.8万吨左右。
这些氮导致地表水的富营养化、地下水的硝酸盐富集以及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
过度使用化肥导致了严重的非点源污染和水体的富营养化，如太湖非点源污染一半以上的氮磷来自化肥使用。
我国是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农药是造成面源污染的另一主要原因。
1990年起，我国农药生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近20年来，农药使用量每年基本稳定在23万吨左右，各种制剂约120万吨，已注册登记投入使用的农药有效成分品种约600多种。
据2000—2006年统计数据分析，全国平均农药使用水平为13.73千克每公顷。
目前我国使用的农药中高毒农药品种仍占相当高的比重。
据统计，2007年我国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高毒品种用量占整个农药用量的37.4％。
长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导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农产品污染。
四是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
畜禽养殖污染已不容忽视。
几乎每个大城市周边都有许多养鸡场和养猪场，排放大量粪便与有机废水。
早在1995年，我国牲畜总排污量就已达25亿吨，是工业固体废物年排放总量的3.9倍。
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排入水体前处理过。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污染加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趋向集中，生活污水和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逐渐凸显起来。
我国农村每天约产生35万千克的生活垃圾。
尤其是近年来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自城市、乡镇和农村的化学需氧量排放物每年约为800万吨，高出工业排放总量的35％，且以年增长高于10％的速度递增。
由于资金、技术有限，人口分散、污染物难以集中处置等多种原因，村镇生活废弃物处理厂的建设及容量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不少村镇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河流，路边和河沿成为堆放垃圾的主要场所，使得农村污染较之城市更加严重。
五是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
城市工业生产的“三废”和市民生活产生的废物，未经妥善处理排入大自然，污水通过河流广泛渗流到农村。
同时，许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纸等企业，在城镇中难以立足，利用农村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和农民致富心切，以联营、设分厂、扶助、技术转让等名义，纷纷下乡进村。
因此，乡村企业多为电镀、印染、造纸、化工、炼焦、炼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业。
这些企业往往技术落后、装备陈旧。
此外，我国乡村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哄而上，没有配套的技术经济政策引导，具有盲目性和随机性，缺乏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
目前，乡村企业呈现“多、小、散”的格局，工艺陈旧、设备简陋、能源消耗高，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污染防治设施。
另外，乡村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无力承担污染治理费用。
目前，乡村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数量如此庞大的污染物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
六是环境教育严重滞后，农民环境意识普遍低下。
过去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环境保护，没有把环境和生态优先考虑，在处理环境与经济关系时，片面强调眼前和局部利益，以致在决策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求一时的经济增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同时，我国农村教育水平低下，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法制观念薄弱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农民落后的生产、生活习惯也是导致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农村生产技术落后，信息资源匮乏，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农民养成了许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
据研究，超过1/3的农民不知道农药对人体和环境是有害的，有65％的农民不了解虫害天敌或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概念，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用药。
农民受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观念上难以改变，缺少科学种田的指导，滥用化肥和农药；卫生意识差，垃圾随处扔；前茬秸杆影响后茬，就一烧了之，等等。
这种淡薄和落后的环保意识在农民身上根深蒂固，造成制造污染的主体十分庞大，因而污染现象十分普遍，短期内难以根治。
七是环保建设资金不足，农村环境保护监管不力。
我国农村环保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集体投入和农民自身筹资和以工代资。
然而，我国所有农业和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不到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8%，而且近年来该比值还略有下降趋势。
农业环境基础设施具有规模小、分散，实用技术缺乏，运行成本高，回报少，建设周期长等特点，而传统的环境基础设施市场融资方式，更适用于大规模、高回报、政府大力扶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资金不足，集体作用弱化，已建成的基础设施也面临着严重的维护缺乏、运行不足问题。
目前，全国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农村堤坝、水库、水渠等水利设施，大多由于年久失修千疮百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未来10年的资金需求大约为每年2000亿至3000亿，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与落后的农村金融状况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相当部分县级环保局经费紧张，监测设备陈旧落后。
大多数乡镇没有环保人员，乡镇环保基本处于无人、无经费、无装备的“三无”状态，“无人管环保、无力管环保”的现象普遍，乡镇政府对辖区环境保护职能很难得到发挥，环境监测和监察工作尚未覆盖广大农村地区。
同时，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畜禽养殖污染、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尚处于空白，现行法律中一些相关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给农村环保执法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困难。
据调查，通辽市科尔沁区有124处自来水工程，属80年代初期自筹资金和政府利用贷款建造的自来水工程，供水方式多为压力罐或直供，存在着设计不合理，材料不合格，施工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
三、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环境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一）要切实编制好新农村建设环境规划。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以改善和稳定农村环境质量为目标，结合各地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条件，在环境功能区划、污染源现状调查和环境容量核算的基础上，编制好各地新农村建设环境规划，用以指导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各级政府制定环境决策提供依据，确保新农村建设健康推进。
在编制规划过程中，要立足当前实际，使规划具有可操作性和适当的超前性，要把环境建设、经济建设与农民致富相结合，与调整农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同时，在环境规划上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确保地方政府对本地环境质量负责。
使各级地方政府都能清醒地认识和认真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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