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市菲佣专业而寡义 阶级矛盾莫谈人情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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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为主人卢云霞节省一些开销。
眼看安娜半年的签证即将到期，女主人卢云霞不希望这个菲佣“黑”在自己家。
卢云霞给安娜一个合法的身份，是对她的最大尊重。
4月的一个晚上，在中介的安排下，卢云霞与丈夫面试了安娜，他们是若干面试雇主中的最后一拨。
在中国大陆，菲佣像隐形人一样生活着，事实上，围绕她们已形成可观的供求市场。
一位在北京从事菲佣中介（他们大多都有家政公司的幌子）的人士说，他根据行业内的一些信息估算了一下，在北京打工的菲佣，应该超过了10万。
大约2005年前后，一些高收入外籍人士来华工作的时候，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菲佣也带了进来，渐渐地，大陆的富裕阶层也对菲佣的高标准的服务有所耳闻，一个地下市场开始发育，并始终与官方的监管进行着猫鼠游戏，甚至存在着某种默契。
那次面试快结束的时候，借着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如厕的机会，安娜拉住了卢云霞的手，急切地表达了马上被雇佣的意愿，并发誓自己的工作会让主人非常满意。
原本，双方是可以第二天再做决定的，男主人对安娜的资料比较满意，交了合计5万多元的所谓签证费、中介费，当晚就把安娜带回了家。
安娜今年32岁了，又矮又胖，其貌不扬，但资历确实很适合这个中国雇主。
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安娜就开始在新加坡做佣人。
她聪明伶俐，很会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加上出国前和到新加坡后都接受了比较专业的培训，她成为了非常出色的菲佣，很受雇主欢迎。
在台湾工作3年的经历，让安娜学会了中国话，并烧得一手好中国菜，这为她赢得了在大陆就业的充裕资本。
人还没到，很多看了简历的雇主就在家政人员那里展开对安娜的争抢。
家政公司借机加价，将她的中介费瞬间提高了50%以上。
安娜听说，中国大陆的工资比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都高，为了赚更多的钱，明知道不合法，她还是毅然和小姨等人一起来到中国大陆。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蛇头”和中介公司的人为了省钱，让她们坐上了陈旧狭小的一班夜航飞机，机上不提供免费食物和饮水，身无分文的她们一路忍饥挨饿到了澳门，随后转道深圳，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北京。
安娜说，一路上她就喝了一瓶水，吃了两个包子，熬过了有些凄楚的旅程，不过，她心中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据安娜事后回忆，见到卢云霞一家人之后，她立即动了心，觉得这对年轻夫妇举止文雅，有教养，而且家庭状况很简单—只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这让安娜很动心。
5个月的“蜜月”
在北京的生活开始了，男女主人对佣人彬彬有理，家里的食物和用具，全权由安娜负责，她工作得特别开心。
按照多年的工作习惯，她每天5点半就起了床，将一二楼的房间和庭院全部打扫干净，在8点之前做好早餐摆放在餐桌上，然后去照料3岁的小主人穿衣服、洗漱、吃饭。
可爱的小主人无形中缓解了安娜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她照顾得格外细心，孩子也特别喜欢她。
8点半，小主人准备去幼儿园，安娜为她穿上准备好的衣服和鞋子，书包里早已放好装满温水的水壶，干纸巾和湿纸巾也各放了一包。
在男女主人出门前，鞋子早已擦亮，安静地摆放在门口，她还能根据女主人当天要穿的衣服，将相应的鞋子和丝巾也搭配好，女主人总会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拥抱。
将孩子送走后，安娜继续自己的清洁工作。
她把别墅擦拭得窗明几净，沙发和地毯（包括柜子下面）每个星期都要清理一遍，衣柜也要定期整理。
下午的空闲时间，除了打扫花园，便是熨烫衣服。
这是安娜的一天，也是接受过标准化服务培训的中国菲佣的一天。
按照安娜透露的线索，笔者在北京找到了卢云霞。
安娜曾经的主人住在北四环的一个高档社区里，房子是独栋别墅，面积很大，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很有生活品味，几乎把每个角落都布置得别有情趣。
房间内整洁温馨，花园里鲜花盛开。
在卢云霞看来，安娜是见过世面的人，在面对女主人那些昂贵衣服的时候，什么品牌、什么材质的衣服怎么洗烫，她都非常清楚，处理得体，这让最初有些嫌弃其容貌的女主人越来越喜欢她。
像多数菲佣一样，安娜时刻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家务方面从未让卢云霞操过一点儿心，主人偶尔指出的差错，她会立即纠正，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安娜的尽职与专业并非特例，总体而言，菲佣确实是高素质、高标准的保姆群体，甚至可以说，菲佣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保姆，代表着行业的标杆。
深圳一家菲佣中介的王先生说：
主人交待过的事情，菲佣绝对不会忘记;
规定的工作范畴，她们也会严格遵守，绝对不会像有些中国阿姨一样，规定干的活，今天高兴就干，明天不高兴了就不干，菲佣会始终如一。
因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她们素质相对较高，责任感很强，喜怒皆能做到含而不露。
她们安静、随和、谦恭，出国前大多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培训，大到能以接近医护人员的水准护理孩子和老人，小到熟练掌握各种材质的衣服的洗烫，更职业一些的菲佣，会根据女主人当天所穿衣服的颜色，搭配好相应的鞋子和丝巾。
最重要的是，她们兢兢业业地恪守职业规范，服从是她们的天职。
女主人对工作出色的安娜超乎寻常地善待，刚替换下的手机，会送给她使用，还会把自己的许多衣服慷慨地送给她。
安娜又矮又胖，很多衣服都穿不了，卢云霞便给她买新装，从头买到脚。
每次出差回来，更不忘给她买个礼物。
“中国的雇主很多时候喜欢把保姆当成自己的家人，但我们很清楚，我们和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我其实不过是在工作而已，在哪里都是这样工作的。
”安娜曾这样对我说。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从未对主人一家投入任何感情的安娜，在北京的天气突然变冷的日子里，开始变得焦躁，在热带国家长大的她，对北京未知的冬天充满了恐惧。
9月初一个微雨的早晨，对中国北方人来讲很舒适的天气，不冷不热，安娜已经开始浑身发抖了。
几天后，当她的手上因为干裂出现了第一道血口子时，她烦躁不安地给她在深圳的朋友打了电话。
在外工作的菲佣很抱团，情感上相互取暖，她们没事就会打一通电话，彼此说说雇主及家庭的情况，有了烦恼更是一吐为快。
她们可以省吃俭用，但在电话费上从不吝惜，这份“感情投资”甚至会占到薪水的五分之一。
按她们的话讲，这是保证她们不疯掉的唯一的情绪出口。
很多菲佣，为了多挣点加班费，全年都不休息，其压力可想而知，而雇主为了避免她们出去惹麻烦，也愿意多出几百块钱、息事宁人。
安娜本来是为了倾诉的一个电话，却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朋友茱莉已经在深圳的雇主家待了5年，作为一个精明的“中国通”，她坚定地告诉安娜，北京的气候不适合她，冬天特别冷，会下很厚的雪。
来中国不久的安娜当时还不知道，茱莉极力鼓动自己去深圳找个雇主，是有利益驱使的。
菲佣资源短缺，有赚取暴利的空间，黑中介之间进行着不正当竞争，他们鼓励自己的菲佣，拉一个人回来给1000-2000元的提成。
茱莉通过自己所属的公司，在深圳给安娜又找了个雇主，同意工资多给200元，每月5200元。
安娜虽然留恋北京的工作，但还是禁不住茱莉的鼓动，她要想办法把护照搞到手。
聪明的她，在主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尽心尽力。
半个月后，半年的签证快到期了，卢云霞张罗着联系倒卖签证的人，以便花高价为安娜“买”回后半年的签证—在大陆，为非法务工的外国人提供相关“服务”的地下产业链早已形成。
安娜终于等来了机会，她对卢云霞说，她的朋友可以帮忙办签证，也是出关去澳门，但可以省一半的钱，半年的签证一万多元就能搞定。
安娜并未在工作中表现出任何异常，卢云霞从未想过这个温顺的菲佣会不辞而别，于是毫无戒备地把护照交给了对方。
回不去的中国
中介公司的人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载着笔者和十几个前来办签证的菲佣，七扭八拐地来到了澳门很偏僻的一条无名小巷里。
这里路边都是廉价破旧的出租房，一个席子就是一个地铺。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中介公司的人，将签证快到期的菲佣，从蛇口海关带出境，在这里住星期，等新的签证办好了，再重新入境回到内地各个城市的雇主家去。
据出租屋的老板介绍，从去年初开始，生意就不怎么好了，因为签证越来越难办了，很多原来做倒卖签证生意的人，都不干了，加上鉴证费越来越高，很多菲佣雇主都不愿意折腾了，不办签证，菲佣的工资因此提高了很多，而雇主也乐意用钱买个平安顺利。
所以来这里住的菲佣也就寥寥无几了。
早些年的时候，这里的房子几乎供不应求。
在澳门中心街湿热的街头，安娜惊诧地获知，自己被中国大陆拒签了，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同行的人都过关了，自己却这么“倒霉”。
原来，受到欺骗的卢云霞愤怒至极，通过相关部门朋友的帮助，“封杀”了安娜在大陆重获签证的可能。
安娜强忍着泪，从签证贩子魏国手里接过被拒签的护照，她用力甩甩手，发泄着对主人的怨恨，但她的怨恨无论多强烈，都显得苍白无力。
她坐在地上，憋着不哭，黝黑的面孔涨成了紫色。
其他十几个一起来澳门的菲佣都顺利办好了签证，她们试图过来安慰一下，安娜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们过关吧，我想静静。
魏国随口骂道：
“让你不安分，让你跑!
现在他妈的被列入黑名单了，必须滚回菲律宾去了吧?
给自己惹麻烦也给老子惹麻烦。
”然后他又转头看着我说，“她的雇主对她很好，结果她为了多拿两百块钱就从雇主家跑了，菲佣特别无情，相信她们，就是相信猪能上树。
”
矮小、清瘦的魏国有强势的一面，他通过非法途径为菲佣办理签证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人，因此说话时喜欢嗓门高八度，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他频繁地眨动眼睛，一副精明的样子。
早年，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农民偷渡到香港打工，后来居然得以入籍香港。
有了香港身份的他摇身一变，不但回深圳娶了个三陪小姐做老婆，还大摇大摆地做起了倒卖签证的生意，仅两年时间，就在深圳买了一套三居室，这也是他时不时拿出来显摆的资本。
外界疯传魏国的“关系”极广。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与全国各地的家政公司开展“合作”，总是能将大批的菲佣带到澳门，让她们在澳门小街上的出租屋里，打地铺住星期，然后顺利地办好商务签证，再带进大陆。
同时他还负责给非法来中国居住或做生意的非洲黑人办理签证，因此若谁惹他不高兴了，他不但会暴跳如雷，还会威胁说：
“我找几个黑人弄死你、或奸了你!
”狐假虎威这招，他做得极其到位，因此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也很惧怕他。
通常，魏国一个签证对外收费8500元（另一个张姓的办签证的男子告诉笔者，现在办一个半年期的商务签证，至少要16000元了，不包括家政公司的加价），至于家政公司如何加价，向雇主怎么收费，他就不管了。
在倒卖签证的“生意人”里，据说魏国是做得最好的，因此，在澳门街头那家麦当劳餐厅里（菲佣和中介公司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把护照交给魏国），他总是大声地吆喝：
“收签证了!
”一边喊一边骂骂咧咧，否则似乎不足以表明他的能量。
魏国也不讳言，这钱也不是全部进了他的腰包，要分给那些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那些警察黑着呢。
”在笔者发稿前，魏国突然失去了联系，知情人说他被人举报，跑回了香港。
在麦当劳门口，比安娜还小一岁的小姨阿雅跑过来，抱着安娜大哭起来。
这一对亲戚一起从菲律宾千辛万苦地来到中国，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依靠，现在安娜被拒绝入关，想到自己一个人在中国的孤单，阿雅似乎比安娜还要伤心。
“别哭了，赶紧过关。
”当魏国像赶鸭子一样，将十多个菲佣赶向关口，安娜的惶恐这时爆发了，矮小的她甩掉脚上的拖鞋，像一只羚羊一样，迅速地窜过去，抓住了魏国的胳膊：
“求你了，我家里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别让我回去，我刚出来半年还没挣到什么钱。
她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魏国厌恶地甩开她的手：
“神经病，他妈的前几天你的夫人还求你回去，你就是不回，活该，你要回她家吗?
”安娜突然静下来，冷冷地说：
“不回!
“你就是狗。
”魏国骂了一句转身就走。
二十多天以前，安娜在深圳投靠了新雇主，月薪比在北京高出200元。
不过，因为她要去澳门办理新签证，新雇主告诉她，等回来之后再发工钱。
被拒关外，意味着安娜连那二十多天的工钱也没拿到，现在她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返回菲律宾。
32岁的她原本打算在中国至少再干5年，现在一切都泡了汤，在电话里，家中那个全职做家务的丈夫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安娜从包里拿出了一本手掌大的相册，里面有她男女主人的结婚照，她看了一下，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隐隐地，她能感觉到，暗中有一只手阻挡了自己继续在中国大陆谋生，嘴上说着“我恨她们”，但懊丧的眼神表明，她心底更恨的是自己，为什么轻易就听信了“朋友”的蛊惑。
离不开的菲佣
尽管离安娜逃走已经两个多月了，但卢云霞提起此事，仍伤心不已。
因为房子很大，孩子很小，需要操持的家务特别多。
没有父母帮忙，她非常需要一个得力的佣人。
卢云霞家里也用过本土保姆，但她把那些的日子看作噩梦—中国保姆懒散、邋遢、无知，稍微不满，她还没说什么，她们就开始撒泼打滚闹辞职了。
工作没做好，少给一分钱，她们就在小区门口大哭、大骂，为了怕在邻居面前丢脸，她总是选择妥协，直到最后从心底惧怕她们，保姆也似乎每个人都敢顶撞她，和她吵架。
这样的日子，除了痛苦便是焦躁，她一直使用这样的评价语汇。
有的保姆进门后连基本家用电器都不会用，更不用说专业的洗烫等工作了，而安娜带来的，是作为菲佣的标准化服务，让主人备感舒服。
在失去这个安娜的日子里，女儿终日愁眉不展，甚至哭着到处找安娜阿姨。
安娜的“冷酷”离去，也让卢云霞心痛得一个星期没睡好。
卢云霞曾费了很大力气，通过社会关系找到直接的中介人，极力劝说安娜回来，并表示可以追加工资。
但是，安娜表现出了极度的决绝，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
“菲佣是很无情的，她们把这就当一份工作，在雇主家，她们绝对听话、温和，一旦离开，不管雇主对她们多好，绝不留恋。
”做了十几年菲佣家政的朱先生不满地表示：
“菲佣如果有真话和真情，石头都化了。
朱先生的评判体现了文化差异，与笔者交流时，身为菲佣的吉娜觉得，“不近人情”再正常不过：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整天对你指手画脚的雇主。
哪怕她是温和的，但实际上也是盛气凌人的、高高在上的。
无论如何，她们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为她们赢得了掌声和美誉，同时也赢得了中国雇主发自内心的爱。
一旦失去，雇主们难免无所适从。
在深圳生活的菲佣雇主王先生告诉笔者：
家里房子大，且有两个孩子，以前她们家雇了3个中国阿姨，一个做饭、一个打扫卫生、一个看孩子。
即使这样，家务还是搞得一团糟，交代的事务，有时要反复提醒，吃饭的时候，阿姨们也不分主次。
此外，阿姨的脾气还不小，批评不得，一不高兴抬腿就走，这导致家里三天两头换阿姨。
按他的说法，雇主每天都得给她们陪着笑脸。
后来他找了菲佣，一个菲佣干3个人的活，居然还井井有条，最主要的是，感觉自己真像个主人了，出门回来有人打招呼、倒水，走的时候有人送，对主人习性了解之后，菲佣还会帮着准备出差的行李，“这些都不用说，人家就干了，不满意说几句，立即就改，绝不顶嘴，哪像中国阿姨，遇到泼妇型的，敢和主人对着吵。
”王先生甚至表示，用过菲佣之后，中国阿姨白给用他都不用。
北京的赵女士也有同感，她家换过十几个中国保姆，都不满意，万般无奈之下终于找了个菲佣。
“中国阿姨大多来自农村，没什么文化，因此个性也很偏执。
她们不懂得尊重人，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说句不好听的，中国阿姨带孩子，孩子会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恶习。
”她大发感慨，“用菲佣，你会觉得自己有了帮手，甚至有了管家。
可以放心地把家交给她，她们比很多女主人都会打理家。
菲佣大多受过至少中专以上的教育，她们有素养，懂英语，对教育孩子也是个很好的帮助。
她们有服务意识，从不和雇主一起吃饭。
分内的工作，你不用刻意去交代，每天该做的工作无论做到多晚、都会完成，不需要你监督。
在中国大陆，家政公司大多缺乏规范化管理。
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保姆，家政公司就可以随便推介给雇主，赚取中介费之后万事大吉，任由雇主和阿姨费劲地磨合，一旦保姆很快辞职，家政公司乐得为她们再找一个新雇主，又是一笔中介费。
难怪中国的雇主们普遍抱怨，他们买不到满意的服务，倒觉得自己的家成了培训机构。
而且，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保姆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也使保姆们如同不愁嫁的皇帝女儿，自然不思进取。
菲佣确实体现着“训练有素”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大陆市场，经过比较而越发彰显。
菲佣们出国前都经过精挑细选，受过至少3个月的专业培训。
她们喜欢学习和接受新事物，初来中国的菲佣，得到一本英语版的中国菜谱后，很快就能将中国菜做得有滋有味。
对于那些如卢云霞一样见识过菲佣的高素质服务的人们而言，被迫重新适应本土保姆注定是痛苦的。
不过，地下交易市场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无序，假如继续选择菲佣，雇主们要承担的风险、要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只能认了”
按目前的市场行情，一个菲佣的中介费在人民币18000至20000元之间。
雇主通过家政公司提供的资料（有时还要网络视频面试），觉得满意了，立即付给家政公司10000元左右的定金;
等到菲佣到岗，雇主不仅要把全部中介费付清，还要支付商务或旅游签证的签证费，其中半年期的费用为人民币18000至24000元，一年期的签证费需要28000元。
同时，雇主要一次付清菲佣6至8个月的工资（一般月工资在5000至6000元之间）。
在不透明的市场里，黑中介搞出许多霸王规则，比如菲佣在国内转运的交通、食宿成本，他们一方面要求雇主承担，一方面又蒙骗菲佣，在她们的工资中扣除远远超过实际成本的款项。
因为都是有求于黑中介，无论雇主还是菲佣，即使明知道被盘剥和欺诈，一般也只好忍气吞声。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不同，在中国大陆的菲佣无需经过培训即可“上岗”，即使这样，大陆的中介机构也会扣除菲佣6至8个月的工资，直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大陆，因为客户都是高收入群体，加之供不应求，黑中介们习惯于狮子大开口。
菲佣通关的所谓过关费只需几十元，他们敢向雇主要价几千元，由于都是地下交易，雇主无可奈何。
把一个菲佣请回家，在一天都没工作的情况下，雇主至少要一次性掏出6-10万元。
有一些家政公司胃口更大，实行了所谓的年薪制，即一个类似安娜那样成熟、有经验的菲佣，要求雇主支付年薪30-60万，他们从中可以坐收更丰厚的利益。
前不久，深圳某家政公司为一个菲佣“标价”60万元，如此昂贵的一个原因是，她曾在台湾知名主持人胡瓜家里工作两年，算是“贴金”了。
很快，深圳一位富豪支付了这笔高额年薪，但事实上，菲佣只是从家政公司拿到每月最多6000元的工资，其余款项都被家政公司占有。
那家家政公司的员工事后感叹，中国大陆的“土豪”真是出手阔绰啊。
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又没有最起码的监管可言，黑中介不择手段地去挖人、抢人，类似安娜那样的跑路现象多起来。
为了避免菲佣跑路给自己带来麻烦，家政公司巴结她们还嫌来不及，管理条例于是形同虚设。
摸清了中国家政公司和雇主的弱点，菲佣们也变得胆子越来越大，她们往往无视约束条款，一不高兴就离开雇主家，通过无孔不入的黑中介寻找新的雇主。
广州的雇主刘珉告诉记者：
今年3月，他通过中介找了个菲佣，人不但漂亮，且性情温顺。
大学本科毕业，学计算机，很聪明，什么东西一教就会。
因此没来几天，他的太太就多次表达了对她的喜欢，来他们家之前，这菲佣曾和中介公司的人表示，如果雇主好，就干上3年再回去。
所以中介和她签了3年的合同。
结果因为他太太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她的喜欢，这个菲佣半个月内两次提出加薪，第一次他们答应了，第二次被他们拒绝后，她便立即提着行李回了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的人问她是雇主不好吗?
她说不是，她就不想在他们家呆了，没原因。
刘先生找家政公司要人，家政公司的人说：
他们不敢逼她，否则她就回去别的公司找工做了，现在菲佣到处乱跑，为了留住人，他们不敢难为。
就这样，刘珉忍气吞声地等了一个月，才等来新的菲佣。
这家家政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
“菲佣现在越来越可恨了，也开始像中国阿姨一样不高兴就闹辞职，因为她们知道我们没办法约束他们。
常常他们闹着从这个雇主家离开后，发现新雇主还不如老雇主好，因此后悔不迭。
可当时怎么和她们说都不听。
害得我们和雇主之间经常为此发生纷争。
于是，付出昂贵代价的雇主们，要面对人财两空的境地。
家政公司不会随便把揣进腰包的钱返还客户，他们会百般推诿，这种纷争无法获得法律保护，谁都不敢搬到明面上，所以一番鸡飞狗跳之后，吃了哑巴亏的大多是雇主。
至于雇主和家政公司，都对雇用菲佣的性质心知肚明，他们也没有办法追究黑中介及菲佣的法律责任。
假如雇主或家政公司亲自去抓逃跑的菲佣，菲佣们情急之下会集体跑到大使馆去告状，大使馆联系所在地派出所，派出所就会根据规定处罚雇主和家政公司，没有谁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
在家政公司工作的于女士说，这几年菲佣从雇主家逃走的情况司空见惯，跑掉的菲佣有的就在公司附近租房，逛街时遇到，会若无其事地走过，“谁想抓她们回去，她们就闹，她们也常常拿这个威胁家政公司和雇主。
一位从美国回来就一直做菲佣中介的从业者，面对巨额收益，却决定洗手不干了。
她说，做了十几年了，目前菲佣在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包括吸毒、卖淫的情况也出现了，远远不如前些年单纯。
其实大陆菲佣现象之乱，责任在于大陆人自身，“为什么在香港和台湾，她们就能安分守己?
就能不逃跑，不偷东西?
因为有法律规范和约束。
“本来一个菲佣可以是干全部家务的，结果很多‘土豪’一次请3个，一个做饭一个看孩子一个做卫生，同样的钱，工作量却不一样，造成了菲佣现在在大陆开始挑雇主、挑工作的状况。
现在菲佣在大陆的状况，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破坏规矩。
”做中介的刘女士说。
“如果有一天菲佣不让进来了，我们会很痛苦，现在工作节奏这么累、这么快，太需要她们这样职业的管家了。
最主要的是，用她们会提高生活质量，而用中国保姆，反倒会更累。
在如此需求下，政府应该寻求一个合理方式，让她们存在下来。
”家里请了菲佣的王女士说。
卢云霞告诉笔者，她半年前请安娜回来的时候，一次性向家政公司交了6万多费用，还不包括给安娜的工资，结果安娜干了5个月就跑了。
中介费又不给退，只能认了。
明天依旧是黑市?
中国大陆的新兴富裕阶层已经体会到菲佣的好处，虽然政府严令禁止菲佣入境，但是巨大的需求仍然使地下菲佣市场十分活跃。
受访的中介机构介绍说，如今菲佣的雇主中，主体是中国人，某家政公司介绍，每10个菲佣雇主中有9个是中国人。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陆续出现了一些菲佣中介机构。
这些中介公司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网站，雇主可以上网了解到菲佣的详细资料，甚至可以通过视频挑选菲佣。
由于需求旺盛而市场无序，菲佣的黑市价格不断攀升，在境外人士看来已近乎天价，即使这样，并未妨碍中国的富豪们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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