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化同步推进052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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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三化同步推进0520

2011年度国家区划办农业资源区划研究项目

浙江省“三化”同步推进路径选择

与长效机制研究

浙江省农科院农业区划研究所

二○一二年五月

目录

一、引言4

二、浙江省“三化”同步推进取得的显著成效5

（一）以统筹城乡规划建设促进农村面貌的历史性变化6

（二）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助推高效生态农业快速成长7

（三）以城乡创业就业一体化带来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8

（四）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9

（五）以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突破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瓶颈制约10

三、浙江加快“三化”同步推进面临的突出问题10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缓慢，农民增收难度依旧很大11

（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农村消费增长依旧乏力11

（三）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改造传统农业依旧紧迫12

（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基础设施依旧滞后12

（五）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严重偏差，“三农”实际地位依旧边缘13

（六）农民市民化遇到众多体制障碍，融入城市社会依旧困难13

（七）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尚未市场化，农民财产权益依旧缺失13

（八）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存在偏差，重工轻农倾向依旧突出14

四、发达国家“三化”同步推进的典型做法及启示14

（一）日本的典型做法及启示15

（二）美国的典型做法及启示16

五、浙江加快“三化”同步推进的总体思路19

（一）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联动推进19

（二）全面创新与全民创业驱动发展20

（三）农业园区与农村社区互动发展21

（四）绿色发展与特色竞争引领发展21

六、浙江加快“三化”同步推进的实现路径22

（一）统筹城乡规划建设，构建集聚集群型空间布局体系22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构建高效低碳型现代产业体系23

（三）统筹城乡就业创业，构建共创共富型创业就业体系23

（四）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构建全民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24

（五）统筹城乡要素供给，构建均衡效率型要素配置体系24

（六）统筹城乡精神文明，构建品质生活型社会事业体系25

（七）统筹城乡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秀美型生态环境体系25

（八）统筹城乡配套改革，构建领动创新型政策制度体系26

七、浙江加快“三化”同步推进的机制创新26

（一）建立农地经营集约化与农地转非增值由“三农”共享的机制27

（二）建立农业劳动力量减质升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机制27

（三）建立公共财政与公共服务城乡均等相匹配的机制28

（四）建立农业生产流通方式与城市农产品消费升级对接的机制29

（五）建立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与现代农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制30

（六）建立城镇化水平提升与进城农民市民化同步的机制31

八、浙江加快“三化”同步推进的战略举措31

（一）着力构建“三化”同步推进的新建设机制32

（二）着力构建“三化”同步推进的新动力机制33

（三）着力构建“三化”同步推进的新要素保障机制33

（四）着力构建“三化”同步推进的新行政管理体制34

浙江省“三化”同步推进路径选择与长效机制研究

一、引言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中央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战略决策，是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科学路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作用下，粮食连续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到扎实稳步地推进。

但总体来说，农业发展仍然落后，农业基础依旧薄弱，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十分突出。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各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开展统筹城乡发展、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成都、重庆率先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陕西的神木县率先实行城乡免费医疗制度，吴起县率先实行城乡免费教育制度；浙江的嘉兴市率先实行“两分两换”和“十改联动”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云和等欠发达县实施“小县大城”战略，义乌依托小商品市场推进“本地人口城市化、外来人口本地化”，杭州实施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大都市带动大区域的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安吉绿色城镇与美丽乡村建设协调推进等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典型。

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为下一步加快推进“三化”同步发展，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提出深化改革的新需求。

浙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始终把保障农民权益、增进农民利益作为基本原则，把工农互促、城乡统筹作为基本方针，以让农民平等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公平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为主线，把突出重点、配套推进作为基本方法，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构建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及制度体系。

坚持“先行探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科学发展”的理念，积极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在全国率先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模式，从而使浙江在城乡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及两者差距缩小的程度、城市化水平、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度及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均等化发展程度等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当前，浙江省已列入中央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新的战略背景时期，研究浙江“三化”同步推进的战略思路与改革机制，对于浙江自身统筹推进“三化”同步发展的全面提升，以及推进全国其他地区统筹推进“三化”同步发展都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浙江省“三化”同步推进取得的显著成效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从已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围绕率先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先后就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相继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启动实施了一大批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的实事工程，初步形成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互促共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三化”同步推进明显加速，“三化”同步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一）以统筹城乡规划建设促进农村面貌的历史性变化

坚持以科学规划为龙头，把优化城乡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社区建设规划作为推进“三化”同步发展的首要和基础性工作。

把推进城市化的规划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发挥新型城市化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和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

并积极实施中心镇培育工程，把中心镇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节点、农村非农产业的集聚高地、务工经商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平台。

全省城市化水平由2002年的51.9％提高到2010年的59％，年均提高近l个百分点。

全省先后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乡村康庄”、“千万农民饮用水”、“万里清水河道”、“百万农户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千镇连锁超市万村放心店”等工程建设。

多年来，农村建设落后和环境“脏乱差”的面貌得到了快速的改变。

80%村庄生活垃圾实现集中收集处理，70%农户家庭实现改厕，40%村庄开展生活污水治理。

全省等级公路通村率达到99%，城乡客运一体化率达到45.7%。

累计有1367万农村居民用上清洁卫生饮用水。

乡镇连锁超市覆盖率达到100%。

（二）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助推高效生态农业快速成长

把推进城乡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夯实统筹城乡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任务。

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县域经济、特色块状经济，不断提高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

2010年，浙江省GDP总量已经达到27227亿元，人均GDP达到52059元（折合769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4895亿元，增长幅度和人均水平均居全国前列。

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举措，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商贸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全省三次产业构成已经转变为5∶51.9∶43.1。

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攻坚任务，从农业资源紧缺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实际出发，提出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为主攻方向，走经济高效、功能多样、产品安全、技术密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高度重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大力推进市场导向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着眼于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注重探索对种粮农民进行有效补贴的办法，确保3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160亿斤以上的粮食生产总量和45.5亿斤的粮食储备规模。

同时，积极推进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等十大主导产业的培育，2010年农业十大主导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7％以上，成为农业增效的重要支撑。

把农业园区化建设作为现代农业的基础工程，全面启动了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的“两区”建设。

把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增强现代农业发展活力的关键环节来抓，大力培育百万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成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主体。

积极发展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为骨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到2010年底，全省共拥有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业大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2.2万个，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近1.6万家，入社农户70余万户，带动全省880余万农户。

（三）以城乡创业就业一体化带来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把推动全民创业、以创业促就业作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的重大战略举措。

鼓励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打破城乡分割和所有制障碍，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创业创富活动，形成了“百万能人创业带动千万农民转产转业”的创业就业新格局。

目前全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达到75％以上，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1个百分点。

城乡统筹的创业就业有效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201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元，跃居全国省区第一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303元，自1985年开始已连续26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

2002年以来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城乡居民收入拉大的趋势也开始得到遏制，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稳定在2.45:

1左右，有些县市已经下降到2:

1以下。

（四）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

大力实施城乡教育均衡化工程，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率先基本普及了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l5年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稳步提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得到了全面改善。

把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作为紧迫的民生课题加以重点解决。

全面推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省3035万农民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2％。

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全面进展，全省乡镇普遍建立了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和中心村卫生室，有许多乡镇还建立了责任医生制度和村卫生室配全科医生的制度。

把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作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攻坚任务。

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在册低保对象69.8万人，平均标准达到每月216.3元；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386万被征地农民纳入了社会保障，做到应保尽保；率先建立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制度，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到95％以上，做到应助全助。

把加强农村文化体育事业建设作为农村社会事业的重要内容。

启动实施“新农村文化建设十项工程”和农民小康健身工程，在一般的行政村都有了村文化室和体育文化活动场所，农民文化体育生活不断丰富，已经成为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五）以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突破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瓶颈制约

以嘉兴市、义乌市作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全面开展了包括城乡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社保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城乡配套的综合改革，积极探索新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联动推进，生产力布局与人口布局同步优化，产业集群与城镇集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鼓励承包农地经营权的流转，累计流转面积633.5万亩，占承包耕地的32.0%。

以嘉兴的“两分两换”为典型，探索开展农户宅基地转换和以宅基地换城镇住房的试点。

完善土地征用区片综合价制度，逐步提高农民土地征用补助标准，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温岭、临海等4县市开展了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新昌等10多个县建立了新农村建设投融资公司；积极探索林权、滩涂海域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抵押贷款，27个县开展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15.73亿元，受益农户2.8万户。

政策性农业和农村住房保险稳步推进，22.87万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参保率达到82.2%；1003.12万户农户参加农村住房保险，参保率为98.6%。

三、浙江加快“三化”同步推进面临的突出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差别发展向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的重大转变。

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结构矛盾和不合理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三化”同步推进迈出了稳健的步伐。

但同时更应看到，目前浙江省加快“三化”同步推进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非常突出。

“三化”同步推进的新趋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形成尖锐矛盾。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缓慢，农民增收难度依旧很大

2010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3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2.42:

1，与2005年基本持平。

但和“十五”初期2000年的2.18:

1相比，差距反而有所扩大。

在过去1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差距上升了近8倍。

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

当前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尚未建立，增收难问题十分突出。

绝大多数农产品市场已经饱和，卖方市场特征十分明显，增产不增收现象困扰着农业、农民。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任务仍很艰巨。

（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农村消费增长依旧乏力

1978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57元，城乡消费水平之比是1.9：

1。

1978—1990年，城乡消费差距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1990年缩小为1.7∶1；之后至2006年城乡消费差距持续上升，至2010年扩大为2.1：

1。

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只有8390元，虽然比1978年增加了8233元，但与城镇居民消费17858元相比，消费水平差距也呈持续扩大趋势。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现为35.5%，高于城镇居民1.2个百分点。

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足城镇居民一半，农民衣着消费支出只有530元，不足城镇居民20%。

全省城镇居民住房这几年大幅改善，农村也相对滞后，特别是浙西山区，仍有相当多农户没有新建住房，2010年占全省人口多数的农民消费支出仅占全省的四分之一。

（三）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改造传统农业依旧紧迫

特别是农业与工业制造业的集约化和机械装备水平差距愈来愈大。

目前浙江制造业装备和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但农业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明显地滞后。

由于劳动力转移的不彻底和农民工未能市民化，小农户小规模经营格局没有明显改变，而农业劳动力高龄化、农业家庭经营粗放化、农业经营规模细碎化、农业资源要素短缺化、农业装备设施老旧化、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灾害病害频发化、农产品产销无序化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到了十分紧迫的关键时刻。

（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基础设施依旧滞后

这几年来大规模的交通道路、电力、水利、通讯、房地产、供水、环保等投入首先惠及城镇，特别是数万亿土地出让金绝大多数用于城镇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可以说是城镇面貌日新月异，而农区特别是山区许多农村面貌改变不快。

农区水、电、路等虽基本上解决了“从无到有”，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通村道路硬化率、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气化率、文化和体育基础设施等与城镇相比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农村环境，由于农村地域广阔，监管力量不足，生活垃圾处理率比较低。

（五）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严重偏差，“三农”实际地位依旧边缘

前几年以经济增长速度、GDP总量论英雄的粗放型、快速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依旧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任重道远，城镇化建设中要地不要人、见物不见人、建城不建乡、重工不重农的偏差依旧严重。

这些导致许多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差甚大，存在着自觉不自觉的轻视“三农”问题的倾向，“三农”地位的真正提高还有待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

（六）农民市民化遇到众多体制障碍，融入城市社会依旧困难

尽管户籍政策已经有所松动，但影响城乡之间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阻碍作用依然严重，依附在户籍上的其他功能仍未完全消除。

由于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的配套改革滞后，导致农民工的社保难覆盖、子女难就学、住房难解决、身份难转换，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同城市民待遇，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两栖流动人口，对城市化的健康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带来众多不利影响。

（七）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尚未市场化，农民财产权益依旧缺失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大力推进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土地快速增值，城镇居民住房财产也快速增值。

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明显滞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的权益差距愈来愈大，农民依旧缺失平等的土地权益与财产权益。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土地和房产增值的好处农民几乎都得不到，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严格限制了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及农民房产的增值，使农民与城市化财富增值无缘。

（八）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存在偏差，重工轻农倾向依旧突出

20世纪80年代初的行政分权和1994年的财政分权改革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城镇建设速度规模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干部政绩导向。

抓工业、抓城市建设的领导提拔晋升的机会远远高于抓农业、抓农村的领导，地方领导干部为获得晋升必然偏重于城市和工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三农”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一味追求短期化高速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政绩考核偏差和干部任用上的偏差，必然导致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的出现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倾向，对“三化”的同步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落后的农业和先进的工业以及繁华的城镇不相协调。

四、发达国家“三化”同步推进的典型做法及启示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初步形成了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互促共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统筹城乡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但与国外相比，我们还存在差距。

那么，国外是如何实现“三化”的？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一）日本的典型做法及启示

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1年，是以增加粮食产量为主要目的的技术革命阶段。

在这个阶段，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急速向城市集聚。

1961年至今为第二阶段，为适应城市化发展，日本对农业作出了调整，以节省劳动时间为主要目的，以农业机械化为中心，以便从农业中抽出劳动力服务工业。

日本现代农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化，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一，农村人口稀疏、基础设施奇缺、文化水平落后。

第二，农业生产费用大增。

每一农户经营农业的平均年投入从1950年的4.6万日元增加到1987年的171.4万日元，增加了36倍多。

第三，农业用地被大量占用，粮食产量及自给率大大降低。

经验启示：

在城镇化过程中，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农业的改造和保护。

日本在城市化中期，农业资源大量流向城市，耕地被大量占用，农业人口转移过多，农业生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粮食自给率大幅下降，农产品需求不能满足。

日本在城市化中后期注意到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

借鉴日本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经验与教训，在城市化中既要促进城市化快速发展，又要协调好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科学规划小城镇，有序推进农业农村人口的转移与集聚。

战后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多层次多种类型的城市发展计划，对日本的城市化及小城市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日本城市化率早已超过了90%，城市化的任务基本完成，其中，小城镇作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或城镇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为有序推进农业农村人口的转移与集聚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农村人口非农就业率较高，2009年城镇化水平超过全国11个百分点，但是城镇化率不到60%。

因此，浙江省应当加快小城镇建设，发挥小城镇对转移农村人口、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作用。

在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同时，注重以城带乡、强工补农。

日本选择高度集中城市化战略，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同时十分注意城乡的协调发展。

日本各个城市的建设规划都包括城乡两大主体的统筹统建。

与日本相比，浙江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措施和力度远远不够。

浙江省城乡分割较为严重，造成中心城市发展不足，辐射功能不强，小城镇数量较多，重复建设，浪费严重，区域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共建共享。

为了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等进行改革，建立大城市带动小城镇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途径与机制。

（二）美国的典型做法及启示

美国自二战后开始大规模实行农业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农业的代表。

美国的城市规模差别很大，但以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镇）居多，大约占城市总数的99.3%，20世纪末城镇化率已达到85%以上。

美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业一直发展较快，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保障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粮食安全。

美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粮食问题。

同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为城市化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并积累了大量资金。

美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

一是城镇工业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

美国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城镇工业对农业的促进作用非常突出。

农业生产资料部门不断加强科学研究，努力改进农用生产资料的性能和质量，加强各种修理和安装服务，农业关联企业极为发达。

二是城镇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镇化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仍在继续，乡村人口主要流向中小城镇，大城市甚至出现人口向郊区小城镇迁移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趋势。

随着中小城市（镇）产业的扩张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中小城市（镇）的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带动了中小城市（镇）经济的发展。

经验启示：

从美国经验看，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城镇化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发展，采取系列支持政策。

伴随着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以及农村人口流向城镇所引起的农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外流可能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农业发展。

加强对农地的保护，从土地制度上为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措施，是相互结合、相互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快速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浙江作为一个资源小省，随着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和农产品总消费量的增加，保证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产品消费安全将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农业经营的现代化。

美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较快，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规模经营的发展，又大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城镇工业化也促进了农业产后相关产业的发展。

此外，高速公路的贯通及城镇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为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生产经营创造了条件。

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看，城市与农村界限十分明显，联结大城市与农村的中小城镇对农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