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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民营医院路在何方

新医改:

民营医院路在何方

中国质量新闻网  2009-05-1516:

45:

47

   ◎策划正方陈晓伟

   新医改方案中,一系列的新提法给了民营医院很大的想象空间——

   “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

   “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

   “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

   ……

   一位专家评价:

“该说的、能说的,都说了,接下来就看怎么去做。

   本刊专访了多位民营医院研究者、参与者和掌门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思考,传递他们的诉求。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民营医院的未来:

坎坷与坦途交错,风险与机遇并存,利益与责任共担,光荣与梦想同在……

民营医院乱中求变

   ◎本刊记者正方

   4月上旬,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医改方案中提出:

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的试点,降低公立医院机构的比例,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这些改革的推进将对民营医院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呢?

一时间,民营医院的发展与改革也成了社会热点。

   老曹的意外

   老百姓怎么看待民营医院呢?

家住北京海淀区紫竹院附近的老曹说,民营医院在他看来,一直是“不怎么靠谱的”。

   2008年5月,老曹突然牙痛,有朋友向他强烈推荐了一家民营牙科诊所,他一听是民营的,心里便不大放心,后来实在受不了激烈的牙痛,又没有足够时间去公立医院排队拿号,心想,姑且试一试吧,就去了。

   老曹在踏进那个诊所大门的时候就多了个心眼,医生检查完了征求他意见的时候,都是挑便宜的选。

服务态度倒是很好,整个治疗过程也很舒服,结账的时候一看,乖乖,原来在这等着呢,他只有一颗牙坏了,却收了三颗牙的治疗费,每颗牙1000多元,共花去近5000元。

牙倒是不疼了,心却没少疼。

   交完钱出来,老曹心里特别不爽,心想民营的就是靠不住,总要讨个说法才行。

于是又返回,说:

“我要投诉,让你们负责人出来!

   这就来了位文质彬彬的经理,请他到会议室,让老曹把情况说了一遍:

“我也不是在乎这个钱,只是你们不能这么做生意呀,你只治了一颗牙,为什么收我三颗牙的钱?

   经理笑了笑:

“不要着急,你当时听着医生说是几颗?

   老曹:

“是一颗,我就只有一颗牙疼而已。

大型公立医院常常是超负荷运行。

图/CFP

   经理马上说:

“那好,另外的两颗钱你不用付了,我这就让医生把钱退还给你,你看行吗?

   老曹一愣,这么简单?

他只是想讨个说法,让医生道个歉什么的,没想到还能退钱。

   经理说:

“你有一颗牙坏了,要换新牙,我们要旁边两颗牙上打个桩,才好固定新牙,因此要收三颗牙的钱。

这一点医生应该在治疗之前就跟你说清楚,但是因为他嘴懒,没有说清楚,让你不满意了,就该受罚。

而我负有管理责任也应该受罚。

所以你那两颗牙的钱分别由我和医生替你付了。

   不一会儿,医生也进来了,对老曹说:

“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来付这个钱。

”随后双手把老曹多交的钱给送上,这回可轮到老曹很不好意思了,忙说“谢谢”就回了家。

   回去把这事跟朋友一说,朋友哈哈一笑:

“老曹呀老曹,治疗方案上你签了字的吧,从法律上说,这钱一分不退都是可以的,责任自负嘛。

你去别家医院问问,都是这么做的,不给你固定,你那新牙还不得又坏了呀。

   老曹随后一打听,果然都是治一颗收三颗的钱,真是自己误会人家了,再要想把钱给人家补交回去,却被婉拒了。

   一直对民营医疗机构看不上眼的老曹,这回经历让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逢人便说起这事,还竖起大拇指,把患有牙病的亲戚朋友都推荐过去。

老曹后来知道了,他去的这家诊所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连锁医疗机构——佳美口腔,那位文质彬彬的经理就是佳美的董事局主席刘佳。

   如今,新医改启航,老曹对民营医院的发展充满信心,在与朋友意见相左的时候,也呼吁大家多给一份谅解与支持。

   刘佳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时候反复用“春天”表达了他对新医改的期待,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竞争态势,他显得那样淡定和从容:

“我喜欢竞争,喜欢公平有序的竞争。

   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国际资本的医疗企业,佳美的发展轨迹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在医疗市场成功运作的范例之一。

目前,佳美已在北京、上海、大连、南京等地开设100余家连锁门诊部。

   刘佳告诉记者,佳美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不仅源于国家在医疗领域的开放性政策,还得益于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与交流。

“任何类型的医疗机构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比如一些牙科的小诊所,我们也会学习他们控制成本的能力,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成就卓越。

   刘佳认为,国家给予民营医疗机构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已经很大”了,他也期待,这一次新医改的各项政策落实下去,能产生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

   然而,像佳美口腔这样处于竞争主动地位的民营医疗机构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则是在公立医院的强势竞争之下步履维艰。

而民营医院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引出的利与弊,也一直备受各方争议。

   口碑与广告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社会资本获得了兴办医院的权利。

2000年,为了鼓励民营医院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民营医院出台了“免税3年”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2004年,卫生部明确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医院。

2005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大力度扶持下,民营医院经历了短期繁荣。

2006年以来,与民营医院有关的医疗事故不断见诸报端,民营医院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会长于宗河告诉记者,民营医院最近十多年来,不管从数量上,还是本身的优势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有一些民营医院迫于资金压力,疯狂地打虚假广告,老百姓受骗的程度也比较严重。

   与公立医院相比,由于民营医院在知名度、医疗设备等方面劣势明显,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分得一块“蛋糕”,不少民营医院把“轰炸式”广告当作创业初期的“救命稻草”。

   针对民营医院的虚假广告,有人调侃道,没边没沿的广告宣传如出一辙:

医院设立是填补当地空白的,业务范围是保健、医疗、科研三位一体的,设备设施是欧美进口的,专家顾问是国内权威的,医疗技术是国际领先的,管理团队全是读过名牌大学MBA的,发展方向是推动中国医学事业的……

   而事实上呢,房子、设备是租赁的,医护人员是临时雇用的,就连“执业许可证”都可以通过租赁或与当地人合作获得。

在严重夸大甚至蓄意编造的虚假广告掩饰下,精心包装的各种“专科”、“专家”粉墨登场,对患者肆意夸大病情,篡改甚至伪造化验结果,小病大治反复治疗,巧立名目分解或打包收费。

一旦出了问题,大多是经一番“危机公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一“摆不平”就再换个地方另起炉灶,风光依旧地财源滚滚且屡屡得逞。

   有统计显示,全国90%以上的民营医院广告都存在违规现象。

于是,人们开始把“不诚信”与民营医院画上等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营医院的经营。

   “我们从来不做广告。

”北京长青肛肠医院总经理韩笑冰告诉记者,“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靠口碑,来长青医院的顾客,有75%以上都是通过朋友介绍过来的。

   长青医院于1997年创立,是一所由军队申办的一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2003年,改制成为与四季青政府合作的股份制医院,并从综合性医院变更为专科医院。

医院专家大多数为退休的军队名医,特色为“全程无痛手术”,在业界以“口碑相传”的宣传方式闻名。

   怎么才能实现“口碑相传”呢?

韩笑冰回答,那就是要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满意。

“我们由专人负责管理患者的《意见反馈表》,只要发现患者哪里不满意,我们就改。

   针对诸多民营医院以广告拉动经营的做法,韩笑冰坦陈:

“我对他们的做法是有所保留的。

民营本来是一个中性词,他们运用虚假广告去欺骗消费者,结果把民营医院的名声和形象都搞坏,成了贬义词了。

   北京英智眼科医院院长胡力中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虚假广告泛滥与监管力度不够有关,而相关媒体也负有连带责任,“针对欺瞒消费者的行为,政府一定要严格追究到底。

   于宗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更是笑称:

“在某种程度上讲,广告做得越响,反而是最差的。

   “老百姓有口皆碑,自然就会慕名而来。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北京三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张阳,他对记者说,“很多民营医院靠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钱也赚了,牌子也毁了,免税期一过,换个牌子继续骗钱。

他们这么做,个体的、短期的利益可能暂时得到保证,但是肯定会伤害行业的、长期的利益。

当行业的信誉遭受损失,最后也会转嫁到医院个体身上,长期来说对大家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以“博医、博教、博研”为宗旨,注重医疗、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如今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脑科医院。

2006年4月新华社内参两次撰文总结三博的发展经验,在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的重要批示中,都对三博的发展成绩给予了肯定与鼓励。

   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与鼓励,这在民营医院中绝无仅有。

随后,《人民日报》的一位名记者入驻三博,与病人同吃同睡一个多月,亲身体验三博的医疗服务,2006年6月15日,文章《三博医院调查》在《人民日报》刊发,向社会全面报道三博的发展经验,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感人的义举

   媒体对三博的报道中,各种义举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欣月童话”。

   2005年11月,一个名叫朱欣月的来自长春的小姑娘,不幸得了脑瘤,可能导致失明。

小欣月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但对于失明的她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帮助欣月达成梦想,父亲编出善意的谎言,决定在长春找一个有国歌响起的地方,到时告诉她那里就是北京天安门。

2006年3月,2000多陌生的志愿者在长春公关学校的操场上模拟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情景,让她感受到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盛况。

   北京三博医院知道小欣月的情况之后,立即派出专家组赶赴长春为其诊断,并决定免费接小欣月来京治疗。

从2006年3月31日到4月11日,专家们为小欣月进行了两次重大手术,直径达7厘米的脑肿瘤被成功切除。

   2006年5月8日,小欣月在北京三博医院医护人员以及武警战士的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终于梦圆。

   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被人们争相传颂,更有人在媒体撰文感叹,“为什么这竟是一家民营医院来做的?

   “金杯银杯不如民众的口碑。

”像三博这样,能将医疗企业作为一种品牌、一份事业来做的民营医院掌门人不在少数,小到社区的义诊、为穷困者减免医疗费,大到控制非典、支援抗震救灾,只要力所能及,他们都不甘人后。

这与人们印象中民营企业老板“见利忘义”那一套完全不同。

   在对佳美的采访中,刘佳甚至还与我们开起了玩笑:

“你们是与我最后一次谈企业的记者,杀青了。

以后你们看不到我以佳美集团总裁的身份在媒体出现了,而只会看到我的NGO组织者身份——我现在是中国医疗教育慈善机构的执行主席。

   据他介绍,这是个纯粹的NGO组织,是北京重点高校的研究生和一些著名的专业人士共同发起的。

通过国际、国内社会无偿捐献的钱来支持中国偏僻地区的医疗和教育。

几个主要组织者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有社会责任感和有较高教育背景的人。

该组织目前拥有2万多个大学生志愿者,还有5000个医生,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自愿组织起来到贫困地区去义诊和义教⋯⋯

   他的想法与做法,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比尔·盖茨与巴菲特。

   此次新医改,国家“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是期待在坚持医药卫生事业公益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我们把这当作一份事业来做”、“民营医院也可以做成‘百年老店’”……在接受我们采访的诸多院长专家中,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种想法。

   可是,民营医院真能做成“百年老店”吗?

除了民营医院本身的努力,还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

   于宗河指出:

“我国现在有将近2万所医院,公立医院占绝大多数,有些还是百年以上的医院,只要坚持公益性,政府都是支持的。

后来一些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搞了创收,全国人民不答应。

民营医院也是一样,如果一味地大赚特赚,就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办医院是奉献社会,立院为民,政府一定是支持的。

   胡力中建议,“政府一定要把好关,不能让投机商人占便宜。

   儿子和外甥

   此次新医改中,体现出的原则正是政府主导、强调公益性以及高度重视民生。

专家表示,“该方案的基本特色就是公平性”。

   但是,让全民都公费医疗,是我国财力所不能负担的。

此次虽有总计8500亿的医改资金投入,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而言仍显得十分有限,在有人提醒每一笔钱都要有效监督以保证“用于刀刃上”的同时,也有人发出了“看病难、看病贵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得到缓解”的悲观预测。

   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将起到“增量带动存量改革”的作用,民营医院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与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局面,也有利于缓解“看病贵”问题。

因此,有专家断言,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是一种必然趋势。

   新医改方案中也明确指出,国家将制定公立医院改制的指导性意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的试点,适度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比重,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然而,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文字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具体执行的条例法规还需看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目前民营医院还远远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其发展在诸多方面仍受到政策的掣肘。

   有人甚至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公立医院是政府的“儿子”,而民营医院不过是政府的“外甥”,谁比谁亲不是一目了然嘛。

   在诸多“不公平条款”中,争议最多的是针对民营医院的税收征管。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7月10日下发的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首次提出要对民营医院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

规定在3年免税期之后恢复征税,这就意味着,民营医院总共需要负担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在内的10余项税费。

   其征税的依据是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2000年颁布的《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该规定将城镇个体诊所、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一般划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而公立医院因为均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范畴,可以长期享受着免税的优惠。

   针对这一问题,于宗河特别强调:

“民营医院确实存在税负过重的问题,每年从民营医院收取的税额只有区区几个亿,对于全国的医疗事业来说,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但这些钱对于那些民营医院来说,又几乎是致命的……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的。

   张阳则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税负问题:

“医疗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

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政府对高新科技企业有很多扶持的优惠政策,正是在这些好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的高新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民族企业像华为、联想等,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在医疗行业,是不是也可以参照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作些调整?

   关于税负不公的争议又连带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认定上。

韩笑冰就该问题发出疑问:

“民营医院也承担着不少公益性的职能,而很多公立医院也从事营利性的工作,怎么能搞一刀切?

我们从来就没有以营利为目的,从建院至今也从来没有营利过,所有收入都重新投入到了医院的建设上,结果还是一分不少地照章纳税。

   也有专家曾经指出,一些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虽然打着非营利的旗号,却做着营利的买卖,比如公立医院商业化、学校暴利化之类,因此“非营利”称号很容易变得名不副实,这也进一步地恶化了民营医院的不利境地。

   也许,如何认定“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之间的差别,远非文字上写得那么简单,如何让“非营利性”的各项规定真正落到实处,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与魄力。

   韩笑冰向记者透露,当年,长青医院在军队医院向股份制改制过程中被划归为“营利性医院”,政府的“儿子”就突然间变成了“外甥”,若不是凭借技术实力最终争取到医保定点医院的身份,其经营恐怕很难维持到现在。

   与天生就是医保定点单位的公立医院不同,民营医院要想成为医保定点单位需要花一番功夫。

比如医院必须承诺不以营利为目的,还要承诺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承诺医院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润必须全部投入医院的再发展,医院所有者不得从医院经营中获取红利,承诺严格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等等。

   业内人士透露,即便这样,医保定点还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一些硬件设施、周边环境、地理位置等都可能对结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根据上海卫生协会早前统计,上海500多家民营医疗机构中,近两年全部或单科纳入医保定点的民营医疗机构共43家,仅占上海医院总数的7.85%。

据北京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委员会调查,目前北京市民营医疗机构已达2000余家,其中的80%发展艰难,税负过高、难以进入医保序列成为民营医院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

   不过,各位受访的专家对医改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根据4月7日公布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

   此外,国家还将落实非营利性医院税收优惠政策,完善营利性医院税收政策。

而且,北京市的医改意见里已经明确提出了四个“统一”:

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统一考核,统一医保定点。

如今,各地方政府的配套实施细则也正在研究制定过程中,医患双方对医疗改革的未来赋予了更多的期许。

于宗河:

对民营医院也要一视同仁

   ◎本刊记者李颖正方

   应设“资质”门槛

   中国质量万里行:

能否请你谈一下民营医院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于宗河:

我国在政策上,政府对民营资本办医疗事业一向允许、支持,但发展不快,这有众所周知的历史的、体制的原因。

要说真正发展,是1998年以后的这十余年。

1998年以前,我国的民营医院很少,大部分都是个体行医的诊所,当时十几万个体行医诊所中,能称之为医院的民营机构也就20余所。

1998年,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医疗体制”一系列改革的推出,我国民营医院短期内发展迅猛。

据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民营医院共有4000余所,约占全国医院总数的20.3%。

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床位数(仅占总床位数的5%~6%)和门诊量都不大。

   中国质量万里行:

近年来,民营医院发展中存在些什么问题?

   于宗河:

2000年以来,民营医院发展迅速,但是规范性不强。

不像有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台湾),依法对医疗投资法人先进行“资质”审核认定。

其实,民间资本引进到包括医疗在内的公共事业领域,并非新鲜事,不同的是人家依法规范、有板有眼、十分审慎地推行。

而我们那个时候是“解放思想”、“先放进来再说”。

可以说,目前在我国民营医院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出在不规范上。

而发生不规范的原因就又在于管理的不规范,在民营医院的准入管理上,仅由主管部门把了一下“技术”关,而因为根本没这个概念或受到某些人为干扰,没有把住投资者“资质”关。

   在民营医院的硬件方面,如民营医院的建筑面积、床位数、医师的配备与执业资质、科室的设置、规章制度、安全防火管理乃至污水处理,等等,这些在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上,都有严格的标准。

但是,在当时一味追求“思想解放”、“开放搞活”的气氛下,对于投资主体的身份、法人属性、资信,等等,却没有作任何要求。

若有谁有不同意见,就会被认为是“保守”、“顽固”。

因此,有很长一段时期,医院被描绘为一种可赚大钱的“商业”去吸引人,谁有钱都可以办医院,而办医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发财。

正是这种快速而不健全的发展,造成了现在民营医院的良莠不齐。

老百姓、社会对此很有意见。

如今,还应当看到,当初造成问题的某些“始作俑者”,还准备在新一轮改革中,蜕变成“飞蛾”,再折腾一把!

   中国质量万里行:

你所说的“资质”门槛,具体指哪些?

   于宗河:

一些办得好的民营医院使我认识到,真正优秀的投资人是理性的,他们了解医疗行业是一个长久的、稳定的社会事业。

他们抱着对社会、对百姓做贡献的心态来从事这项事业,不搞短平快,迎接他们的必将是光明的前途。

再从国外的一般情况来看,并不是谁都可以投资开办民营医院的。

以日本为例,政府引进民间资本办医疗事业,必须依据医疗法进行。

一般的财团法人是不会被允许投资开办民营医院的,经由政府审核批准的“医疗财团法人”和“医疗社团法人”才有资格。

他们是以“为国家办医院、为社会办事业”为目标,为民众提供公益性的医疗服务。

日本政府对这类法人所办的医院,会给予财政补贴,并有税收减免的优惠。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投资者、国家、百姓”三方多赢的制度设计,而且是能够净化人们的思想和灵魂的社会工程。

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差距!

   要做到“病者有所医”

   中国质量万里行:

目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根源何在?

   于宗河:

先说“贵”的问题。

目前,我国卫生总投入很低,社会卫生总费用不到GDP的5%,低于WHO(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对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投入所要求的标准,但看病贵却很突出,老百姓反响十分强烈。

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

为什么呢?

根子是因为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医疗保险覆盖面还小,自费比例太高,国家医疗救助制度也还没建立起来。

这表明,看病贵在我国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能将责任简单归咎于医院和医生,也不可将矛头集中对准医院和药房,因为问题不是在他们身上,即便你强制压低医疗费用、药费也于事无补。

而且,这将意味着使我国本来就不足的全社会卫生总投入降得更低,若几年运转下来,卫生事业、医药事业的后续长远发展将会受影响。

   再说“难”的问题。

看病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比如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同仁医院、301医院,等等,这些医院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次的患者,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是近一两年的事情,而是存在好多年,已经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常态。

医生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诊疗质量肯定得不到保障。

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社区医院,每天看病的患者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而已。

   从深层次的机制上来看,大型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往往不惜投入巨款购买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来吸引病患,抢占“市场份额”——这已成我国医疗行业广泛流行的行话。

大家的定位都是大而全,小到感冒咳嗽,大到器官移植,方方面面的病种都去医治。

结果就导致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

有的大医院一年就可以创收上亿元,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亿元。

而基层医院、社区医院之类可就惨了!

既便这样了,有些人还在为这种“无序竞争”做拉拉队,大喊“加油!

   中国质量万里行:

针对这种局面,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于宗河:

增加民营医院,医疗服务在量上肯定有所增加,但就目前的民营医院实力而言,还远远不够,对于问题的解决仍是杯水车薪。

若民营医院办多了,大家为生存而引发恶性竞争,对谁都没好处。

看病难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增加民营医院的数量就可以解决的,还是要从改革与完善医疗体系制度方面着手。

我们要逐步建立起“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

   怎么实现这种转诊制度?

有经济的、行政的、技术的三种综合治理办法:

第一,运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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