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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9249
4045
331874
资料来源:
国家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EIU）。
俄罗斯的真实情况真像这些总体宏观数据展示的那样好吗?
统计学告诉我们,数据有时候能掩盖事实的真相,平均数概念本身就掩盖了数值的离散程度。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资源价格以及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问题,对俄罗斯现状的估计就不能过于乐观了。
首先,普京自己也承认“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要首先归功于近几年有利的世界市场行情。
依靠对外贸易条件的史无前例的改善,俄罗斯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优势和很多的追加收入……很清楚,没有这些资金,我指的是没有好的对外经济行情,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在很多方面都会是微不足道的。
”[3]其次,应该看到总体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与人类福利联系更紧密的却是涉及微观个体的指标,也就是说不但要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问题,而且要关注“为谁生产”、收入如何分配的问题。
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是经济学家研究收入分配最常用的指标。
所以首先用这个指标来考察一下俄罗斯的收入分配状况[4]。
如表2和根据表2绘制的关于收入和工资的基尼系数变化时间序列折线图所示,如果按照官方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考察俄罗斯目前收入分配状况,就会发现收入分配明显呈现一个“倒U”型曲线[5]的趋势,即从一开始的非常平均迅速上升,从1991年迅速攀升到1994年的最高点0.409,然后逐渐呈下降趋势。
从这一数据特征上来看,俄罗斯的收入分配似乎变得越来越公平了,因为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俄罗斯的收入基尼系数没有过0.4,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该不太严重。
但这种情况恰恰与一些经济、社会学者对实际的观察相反,这种矛盾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究竟是我们对现实的观察有失偏颇,还是官方数据本身没有提供可信的相关信息。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一些特殊因素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单纯根据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就对俄罗斯公布的基尼系数情况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有以下几个因素需要思考。
表2 1991~2001年俄罗斯根据工资和收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
年份
工资基尼系数
收入基尼系数
0.317
0.260
/
0.289
0.389
0.439
0.409
0.454
0.387
0.445
0.390（0.387）
0.447
0.381（0.401）
0.394（0.446）
0.48
0.400（0.400）
0.483
0.395（0.399）
0.507
0.398
收入基尼系数不在括号里的为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6];
括号内数据取自斯亚夫斯卡娅、波波娃,2003年版,第5页;
图1根据表2中数据绘制。
图1 1991~2001年俄罗斯根据工资和收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时间序列图
根据表2数据加工处理。
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算法问题。
对上述基尼系数的怀疑与俄罗斯官方应用的权数方法和地区数据的集合有关。
根据沙维科夫等（沙维科夫,科鲁塔,2003年）的经验研究,俄罗斯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少,尽管贫困地区显著地收缩了。
他们称俄罗斯伴随着明显波动的两极分化贯穿了整个转型时期,并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达到最大规模,在这些经济增长的年份,这种趋势更加稳固而波动却不明显了。
他们同时指出,2000~2002年总工资收入增长的45%集中在10%高收入者手里,超过总工资的60%被20%收入最高的人获得,而收入最低的占总人数20%的人则只获取了只占工资增长3%的收益。
图1中,工资的基尼系数曲线位于收入基尼系数曲线以上,而且一直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分配上的不平等在工资收入方面表现得更为强烈。
从表2中也可以看到,括号中斯亚夫斯卡娅等（2003年）提供的基尼系数显示,根据其他一些材料,俄罗斯官方的基尼系数可能被低估了,达博罗夫斯基（2004年）根据俄罗斯纵向监测概览的数据得出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怀疑,根据他的估计,1995年基尼系数是0.439,1998年是0.446,2000年是0.432,他的估计值甚至比斯亚夫斯卡娅等的估计还要高[7]。
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在俄罗斯经济总体呈现出收入两极分化的同时,俄罗斯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凸现了出来。
如表3所示,城市最低收入组的比例比农村同一组别的比例少20%,而城市其余各个组别的比例都高于农村同组别。
这表明俄罗斯城市和农村的收入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尤其在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城乡收入的两极分化状况极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从城乡各组别的平均值来看,总体上最低收入组占到了总人口的72.35%,而最高收入组只占总人口的5%。
用图形能够更直观地理解俄罗斯的收入分配状况。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收入分配呈现一个明显的金字塔形,这是收入分配极端不合理的一种表现。
一般认为“橄榄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才是比较合理的。
第三个因素是影子经济的存在。
影子经济又称地下经济,非官方经济,指的是逃避官方管制的经济活动,如洗钱、逃税、走私和贩毒等行为。
一般认为,俄罗斯的影子经济占GDP的23%左右[8]。
看影子经济对收入分配有没有影响,就要看影子经济对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哪个更大,俄罗斯主要的影子经济活动是通过逃税、寻租和洗钱等形式进行的,而这些行为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收入最低的群体中。
此外,一般认为高收入群体具有更强烈的隐藏收入的动机,因此可以推断,影子经济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俄罗斯的贫富差距。
中国有学者曾经研究了非法收入对我国基尼系数的影响,通过计算证明了非法收入使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分别上升了32%和23%[9]。
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推断。
表3 1998年俄罗斯城市和农村按经济组别的分配（%）
最低收入组
中低收入组
中高收入组
最高收入组
城市
61.2
31.8
0.8
农村
83.5
13.2
3.1
0.2
平均*
72.35
22.5
4.65
0.5
Bogomolova,Tapilina,TheEconomicStratifica-tionofRussia'
sPopulationinthe1990s,SociologicalResearch,vol.42,no.3,May~June2003,pp.66~86.*该组数据是本文作者为方便比较自己加上的。
图2 收入金字塔图
图2由本文作者根据表3绘制。
第四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地区差异的存在。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时期计划体制造成的后果,如生产部门过于集中,由于部门管理造成的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的脱离,城市功能单一化等。
要认清真实的收入分配就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4年开始提供地区总产值,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便利,如表4数据所示,1996年在俄罗斯79个地区中,产值最高的10个地区的产值竟然占全俄地区总产值的46%,而产值最低的19个地区总和才只占地区总产值3.5%,分布极其不均衡。
再结合人口分布看,产值高的地区人均产出也高。
这种不平衡直接导致地区间工资收入上的差别扩大,因为任何地区差别只是总体居民收入差别的一部分,所以必然加大总体上的两极分化[1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俄罗斯的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实际是在恶化,并不像基尼系数所展示的那样乐观[11],即使官方估计比较准确,从静态角度来看,0.4左右的基尼系数也处于一个危险的水平上。
正如斯维纳（2004年）所说“如今,俄罗斯在世界最不平等国家中的情况,就像我们在很多最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里观察到的一样典型,比如巴西。
”[12]
表4 地区产值的区域分布（1996年）
按产值划分的组别
1
2
3
4
5
6
7
地区产值（%）
45.99
19.61
11.55
8.29
6.16
4.40
3.49
人口比例（%）
31.23
20.92
14.05
9.89
9.43
6.56
7.94
〔俄〕利沃夫:
《通向21世纪的道路:
俄罗斯经济的战略问题与前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1~6组为10个地区,第7组包含19个地区。
二俄罗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影响分析
（一）俄罗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与基尼系数所展示出的相对乐观的趋势相反,俄罗斯的收入分配并没有跨入差异缩小的经济发展“倒U”曲线（库兹涅茨意义上）的下降阶段。
根据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俄罗斯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虽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少,但有理由相信这种趋势还将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要尽力避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解决方案就必须弄清两极分化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俄罗斯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其中既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他国家也存在的一般性原因,也有转型国家在转型进程中所独有的特殊原因。
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些原因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
第一,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激进式转型的道路。
通过采取萨克斯等提倡的所谓“休克疗法”[13],迅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转型。
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也是核心措施之一就是实行迅速的私有化。
妄图通过“采取断然行动,经过很短一段噩梦般的时期,然后享受未来的繁荣。
”[14]这里暂且不评论这种方法的优劣,只就其在分配意义上的影响进行研究。
私有化后,原来“软预算约束”[15]下的大部分企业都将直接面临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为了生存和有效率,企业必须使自己的成本最小化,采取措施刺激工人的积极性,采取工资差别的政策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工人收入上的两极分化。
对这一现象的判断不能绝对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收入差别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这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
但这只能解释从收入非常平均到收入差距扩大但还在合理范围内的部分,这里我把它概括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导致的长期被压抑的收入差别能量释放的过程。
第二,软预算约束的新形式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我们在论述第一条原因时就提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概念,但虽然市场化后软预算约束应该不起作用而应代之以硬预算约束,但事实却不是这么简单,实际情况是,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硬化预算约束（并存）,转型期间的软预算约束现象甚至比计划经济下的软预算约束对经济影响更坏,因为计划经济下还有行政管制来约束经理的败德行为。
在激进转轨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还不能马上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16],使得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这一现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由于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并存,一些企业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由此必然导致两种企业的经理和职工收入上的差别。
这种现象是转型国家独有的,在实行激进转型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三,俄罗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同俄罗斯垄断势力的急剧扩大有关。
俄罗斯转型以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造就了一大批暴富阶层。
这些暴富阶层与垄断势力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极力谋求政治利益,一度形成政治上的寡头干预状况,虽然普京上台极力打击这种情况,但正如别列佐夫斯基所说,“俄罗斯摆脱寡头政治是不可能的”[17]。
暴富阶层是在私有化时通过各种貌似合法的方式攫取国家资产而产生的,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首先,暴富阶层的存在本身就导致了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
其次,他们掌握的垄断企业通过谋求有利的倾斜政策等手段获取大量利润,其工作人员收入大大高于普通行业,这种收入差别是在不公平条件下实现的,对社会发展尤其不利。
第四,政府的一些行为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点原因部分与第三点原因相关联,因为掌握垄断企业的利益集团正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政府政策上的漏洞和寻租行为助长了垄断势力的成长。
这里我们还要考虑政府另一方面的职能即转移支付的职能。
政府的转移支付既可以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可以直接调节个人收入差距。
与收税相反,转移支付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只不过其目标是有选择的群体,是一种收入的“再分配”。
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如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所长里马舍夫斯卡娅教授就指出,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目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社会保障[18]。
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状况就难以得到改善。
另外,俄罗斯虽然也实行累进收入税,但政府的监管职能执行不力,导致这项改善贫富差距的职能也降低了效果,间接使收入差距扩大。
第五,经济发展导致的正常范围内的收入差别扩大。
根据库兹涅茨等学者的研究,在收入差别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关系。
根据这一假说,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可能存在合理性。
但这一理论只是一个假说,不同的学者对这个假说能否成立都有不同的看法。
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即使“倒U”关系的确存在,也不应该认为这只是一个“总体、大致、综合的关系,在分析这一关系的同时,必须更加着重深入研究同收入水平相联系但同时更直接地制约和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其他因素”[19],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进入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差别就会自然下降的误区。
以上笔者总结了导致俄罗斯出现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的几点主要原因,其中既有对市场经济来说是必然也是必需的因素,也有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非正常因素,区分这两种性质的因素是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这样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在一个统一的被严格执行的游戏规则下博弈,社会的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如果不能提供这样一个环境,收入差距是由于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就不但不能实现收入分配差距本应该具有的激励作用,还会导致无序的和短期的行为,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
具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对俄罗斯的影响
收入分配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在这一部分,我们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角度来研究两极分化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
第一,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提到收入分配不平等,大多数人都会本能地看到其消极的方面。
但我们认为,认识这个问题不能过于绝对,只要程度适当,从经济激励的角度看,适度地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有必要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过去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之所以最后都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导致的效率低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句民间俗语对这种现象总结得非常好,叫做“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在捣乱”。
可见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
但这些都是建立在适度的收入差距基础上的,如果收入差距两极分化,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收入的获取是通过不公平和非法的手段获得的,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俄罗斯的收入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了。
因此,在俄罗斯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激励作用,下面我们主要讨论这种分化的消极影响。
第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收入上差别造成了的巨大的心理落差,铤而走险成了一些人的无奈选择,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表现最突出。
俄罗斯的黑社会和光头党的大行其道也可以从收入两极分化上找到根源。
在分配极其不公平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发生大的暴乱和革命。
收入分配问题自古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就曾经在《论语·
季氏》中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分配问题解决不好的确会对国计民生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战争和朝代更替都同过于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联系在一起。
很多专家论证,只有形成了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和发言权的所谓中产阶级,也就是收入相对比较公平,不再集中于极少数人手里,一国的经济和社会状态才会趋于稳定[20]。
第三,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首先,两极分化使得大部分居民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壮大,进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MPC）这一概念理解这一点。
一般来讲,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也就是说新增加的收入部分用于消费的只占很少比例,通俗地解释就是富人该有的都有了,消费欲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
而穷人却是购买欲望很强烈,但手中却没有收入。
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次,培生（1994年）和纳赫姆（2005年）等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因为“它导致不保护产权的政策和允许全部投资收益都归私人占有。
这个结论被很多国家的历史证据有力支持。
”再次,根据第二点原因,收入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不稳定的状态会导致契约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成本的增加,诚信很难建立起来,不利于经济发展。
四一些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虽然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但适当的收入分配差别对经济增长却是有利的,刻意追求完全平等是不明智的选择。
与其忍受绝对贫困下的收入平均,不如选择经济发展下的有限度的收入差距。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
因此,我们的政策建议的目标是,既要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从而保持足够的经济激励,又要控制这种差距,以免出现上述的后果。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俄罗斯的特殊国情,我们主要建议以下几点。
第一,完善税收监管制度。
累进的所得税和税率极高的遗产税是西方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措施之一,已经被证明是比较有效。
俄罗斯目前缺少的不是税法,而是对税收征收的有效监管,尤其是对高收入者的监管。
1997年俄罗斯高收入者纳税率仅有17%,所得税主要由中等收入者承担（关海庭,2003年）,这种现象正好与累进税的初衷相悖。
可见,要想使税收制度真正发挥作用,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对偷税漏税行为的打击上。
第二,鼓励工会组织和慈善机构等社会性集团的发展。
这里的工会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是一个摆设,而应该代表工人利益切实地发挥它的作用,根据欧美经验,它的发展壮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高收入阶层对中低层的剥削。
如今看来,工会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如2004年对劳动法的修改就引起了工会组织的300个城市的抗议集会。
慈善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收入的再分配,而且这种再分配是自愿、自发形成的,不会由于税收产生效率扭曲。
俄罗斯的富人与欧美相比并不逊色,引导他们进行社会福利上的投入是可行的。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前文已经提过,目前俄罗斯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完善,2002年俄罗斯的失业补助只相当于最低生活水平的15%。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必须要经济快速发展,在增长中这个问题才比较容易解决。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是完善税收制度更容易奏效,把该收的税收上来,才能有比较充足的财力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
第四,俄罗斯必须进一步加大在教育上的投入。
公平分为两种,一种是机会公平,一种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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