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新闻热点1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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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新闻热点13
花可以与枪对抗
2015-11-2011:
21:
42来源：
北京青年报-北青网
巴黎暴恐。
记者在巴塔克兰剧院外采访了一对亚裔父子。
小男孩说恐怖分子很坏，他要搬家。
他的爸爸摸摸儿子的头说，“坏人哪都有，他们有枪，但我们有花，花可以与枪对抗保护我们。
”
“花可以与枪对抗”——这是最近巴黎暴恐案发生以来，我听过的最有力最智慧的一个安慰。
这话听起来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善意谎言，听起来也不那么合常理。
但实际上它是暴恐来临时，所有的大人和小孩最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
因为极端组织通过暴力、杀戮，想要达到的目的正是传播恐惧、煽动仇恨，我们不应该落入他们的圈套。
更没有理由把这仇恨和恐惧的种子，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因为巴黎暴恐，很多人开始大谈什么“文明的冲突”。
讲实话，每次听到这个平庸的短语我就有点烧心。
文明两个字那么抽象，那几个拿着AK47带着炸弹的暴徒是那么具体。
你真的确定在这两者之间能划上等号吗？
我不能替你给出答案。
只是在草率地给出答案之前，也许你该想想那名在巴黎的广场求拥抱的穆斯林男子。
同时也请你记住罗斯福那句忠告：
“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9·11事件之后，很多美国人都相信乘坐飞机要比驾车更危险。
于是大量的美国人都改变了乘坐公共交通的方式。
一位柏林的科学家搜集了9·11事件前后5年的交通事故死亡数据，结果发现在9·11事件之后一年之内，美国的公路交通事故大幅上升。
暴恐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而由暴恐引起的恐惧又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
不知道恐怖分子得知这个事实后，会不会暗自窃喜。
再想想那些认为通过暴力就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其实他们本就是些因为懦弱而彻底失败的人。
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就“决堤”了，放弃了希望，对公义、生命、善良丧失了基本的信念，被一种黑暗的力量洗脑。
被黑暗洗脑的人，看到的自然就只能是“黑暗”。
假如说因为这些失败的人的打扰，我们也开始相信世界是黑暗的，那才叫鬼迷心窍，变得像他们一样失败，是很不值得的。
我们的温柔、勇气和宽容没有被摧毁，暴恐分子就永远赢不了。
前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开播，被人骂惨了。
原因是这部电视剧带了一个“现实很残酷”的假头套，就开始为“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唱赞歌。
这个电视剧传递的三观是：
这个社会太黑暗，所以为了个人利益喝酒拉关系、色诱、搞阴谋，也是可以原谅的。
配上音乐，加点夸张的表演，所有的卑劣似乎都在悲情的面具里被合理化了。
因为这个社会黑暗，所以我有理由卑鄙无耻。
这种逻辑简单而粗暴，太要命了。
首先，它的前提就是一个不明所以的抽象的假前提，一种虚构的幻想的“伪现实”。
其次他提倡的应付现实的手段，那种“你坏所以我要比你更坏”的手段，也是充满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悖谬。
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你坏所以我要比你更坏，”结果没有好，只能是坏的无限恶性循环。
我不是爱兑鸡汤的人，也并不提倡“对压顶而来的恶事唯一的缓解剂就是逆来顺受”。
我认为对世界对孩子的温柔，与对暴恐分子的空袭并不矛盾。
我会送给暴恐分子刻着“FromPariswithlove”的导弹，但同时对我的孩子说“花可以对抗枪”。
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相信和不相信什么很重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观要正，别因为一点外力，就歪得没边，歪得理直气壮。
相信“花可以对抗枪”，这句话中的花和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两个字。
这个世界真实的美好，就是由所有人的“相信”组成的。
你相信温柔可以改变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温柔起来，你相信暴恐分子那一套，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充满恐惧和暴力。
（文/曾炜）
能摧毁文明的，从来不是暴力
巴黎恐袭后，一篇悼念亡妻的贴文在Facebook上获得了成千上万的转发。
它来自安东尼•莱里斯，他妻子丧命于在巴塔克兰音乐厅的恐怖袭击，撇下他和十几个月大的孩子。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们的灵魂已死……我不会将仇恨赠与你们。
”
“用愤怒来回击仇恨，事实上是向同样的愚昧屈服。
”
“你们想让我恐惧，想让我以不信任的眼神打量同胞……可我不会让你们得逞。
”
在我看来，他的贴文比任何政要立誓攻打“伊斯兰国”的宣言都要有力。
他并没有原谅，没有展示虚伪的宽容，却捍卫了内心最坚定的力量。
能摧毁文明的，从来都不是暴力本身，而是被暴力冲击后，人们逐渐变得迟疑的内心。
人类并非没有这样的教训。
古代雅典享有灿烂的文明，人们自信、宽容、温文尔雅。
斯巴达人骁勇善战，却轻视教育，过着军事化的日常生活，和雅典相比，堪称蛮族。
然而斯巴达的武力，一点点地消解着雅典人的自信。
在应对斯巴达剽悍攻击的过程中，雅典人的精神发生着微妙的化学反应：
他们逐渐变得不宽容、充满戾气，变得“野蛮”。
而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他们在一次次挫败中，一贯笃信的价值开始动摇，整个民族也就不可避免地跌向堕落。
若坚信欧洲文明不会被恐怖主义冲击，大概太天真。
极右翼会不会抬头？
宽容多元的民主文化会不会趋向保守？
至于本就显出端倪的种种社会问题，更有可能因此让人更伤脑筋。
但看到这个悲伤的法国丈夫的“反恐宣言”，我的心里莫名踏实下来。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不知道。
就像我不知道，人类哪天才能彻底征服癌症。
但我不会给出悲观的回答。
因为种子不曾睡去。
相比身手矫健、除恶降魔的王牌特工，它才是对抗那些扩散癌细胞的良药。
（文/张静雯）
在不安的世界里，见义仍需勇为
2015-11-1710:
56:
00来源：
北京青年报-北青网
巴黎惊魂未定，恐怖主义让这个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不安。
在全球范围蔓延渗透的恐怖分子，仿佛随时都准备戕害生命、制造恐慌。
今年8月，在一辆布鲁塞尔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恐怖分子的子弹已上枪膛。
要不是车上两个度假的美国大兵，以及其他同车旅客的挺身而出，一支备有5只弹夹的AK-47，已经足以制造一起更早的“巴黎血案”。
在充满不安的世界里，见义勇为的精神弥足珍贵。
从2016年1月1日起，湖北省武汉市将实施新版《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而舆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条例》第二条对“见义勇为”的定义。
新版中，见义勇为的定义是：
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者抢险、救灾、救人的合法行为。
与老版相比，删去了“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昂扬的用词。
为此，舆论一片赞扬，甚至有媒体据此归纳称：
“‘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为，在武汉将不再被鼓励。
而将代之以更聪明的‘见义智为’。
”
法律文书一向严谨简洁，字字句句皆有深意。
新版《条例》删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实际的目的和效果，正是扩大了见义勇为外延。
在新版《条例》定义之下，只要对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或自然灾害采取了一定的制止行为，即使顾及了个人安危，或表现得不那么勇敢，也会得到来自官方的表彰和奖励。
在如此更加宽泛的奖励标准之下，“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勇敢行为，不仅仍然涵括在见义勇为的范畴之内，而且将因其勇敢而受到格外的鼓励和奖励，媒体由此推导出“将不再被鼓励”的结论，只能算是误读。
当下的社会氛围中，存在着普遍的“去崇高化”的舆论倾向，这或许是因为以往的道德形象过于“高大全”，人们对道德高调逐渐排斥甚至逆反。
弱化见义勇为中的牺牲色彩，将其还原为一桩人人可为的寻常行为，正是这种倾向的直接反应。
但是，反对道德高调，并不意味着道德没有高下之分，“去崇高化”也绝非意味着崇高不复存在。
无论如何扩展见义勇为的外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仍然是见义勇为行为中最值得钦佩和褒扬的一种。
尽管身怀“武艺”，8月欧洲火车上其中一名见义勇为的美国大兵依然负伤送医，其勇敢行为绝对称得上“不顾个人安危”。
他们不仅得到法国国民的感激，也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度赞扬。
正因为他们“勇为”，才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悲剧。
其实无论如何定义，见义勇为的基本含义中，正义和勇敢始终是最核心的要素。
没有这样的基础，代替见义勇为的很可能不是见义智为，而是见义不为。
可以说，武汉新版《条例》确实可以放宽见义勇为的标准，使见义勇为成为更多普通人可以践行的善举。
但这样的改变，绝不意味着对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的否定。
只要是出于行为者的自由选择而非道德绑架，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就永远是最值得钦佩和鼓励的壮举。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更高标准的“不顾个人安危”的见义勇为不能得到鼓励和褒奖，反而受人嘲讽或动辄被质疑为虚伪、作秀，则被视为更容易实现的“见义智为”也将失守。
（文/张天蔚）
恒大违约换广告，这“球”踢得臭
来源：
凤凰评论2015.11.22作者：
佘宗明
在中国体育产业离成熟商业化模式本就尚有距离的当下，这种违反契约精神的做法，损害的不仅仅是某个俱乐部的名声，更是整个商业体系。
很多人听故事时，最怕顺心的剧情来了个糟心的“但是”，小心脏受不了。
可11月21日晚的恒大，偏却给民众来了这么一出：
本来主场以1-0击败迪拜阿赫利，时隔2年再次登上亚洲之巅，谱写了竞技成绩冠绝中国足坛的传奇，挺振奋人心，可好多人刚酝酿好手舞足蹈的情绪，就因恒大赢了比赛败了“人品”——决赛夜涉违约换球衣胸前广告，而将表情“频道”从亢奋调到失望。
荣耀时刻却被传出“违约风波”，夺冠的荣光却罩上了“擅自变卦”的黑点，这无疑是种遗憾。
乍看起来，这似乎只是东风日产、恒大俱乐部间临时闹出的商业纠纷：
去年2月，东风日产与恒大战略签约，签下2.2亿元的天价合同，合同期为两个赛季年，在此期间，恒大球衣胸前广告得标注“东风日产启辰”字样。
但此次决赛前，恒大方面在回购被拒后，擅自将胸前广告更换成了“恒大人寿”。
正因如此，作为赞助商的东风日产，才会就赞助权益被侵犯在网上“讨说法”。
就眼下看，两家“土豪”企业的纠葛，已成了刷屏话题和热门谈资，而舆论褒贬倾向也几乎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尽管个中不乏“阴谋论”，认为双方在合谋玩搭车营销、借机炒作，但更多的矛头，则是指向单方面违约失信的做法：
正如有业内人士说的，商业赞助竞技体育，本就像在玩赌博游戏，好不容易惊心动魄押到了大奖，庄家却陡然翻脸不认账，这近乎“耍流氓”的做派，让人上哪说理去？
或许从营销角度讲，在亚冠决赛之际，“违约”也要“上马”自家广告，背后打着精明算盘：
对商业版图日益扩张的恒大而言，借助万人瞩目的时机，为布局保险产业的金融产品“恒大人寿”站台，是绝好的推广契机，毕竟海量曝光，令其寿险业务省去了大量的关注度赎买成本。
哪怕会背上背信之名，也无碍其金融新产品获得广泛关注：
毕竟夺冠节点上的违约行为，本身就自带“裂变式传播效应”的体质。
事实上，这也是恒大屡试不爽的“大场面营销”的延续。
要知道，这已非恒大首次在联赛或亚冠重要赛事上临时更换球衣广告：
2013赛季亚冠决赛，恒大就以此方式硬推“恒大冰泉”，令后者一炮走红；去年8月，恒大在跟东方日产达成有偿让渡协议后，把“恒大粮油”标在了球队战袍上。
这次则是霸王硬上弓版的如法炮制。
若以成功学视角评判，违约换球衣广告也许是一步妙棋：
跟收益相比，该风波中的违约成本兴许微不足道，而即便失去了某个广告大头，有意赞助恒大的商家也大有人在。
但有些东西，终究难用“成功与否”的结果论去统摄；有些问题，也没法以“有钱就是任性”的戏谑去抹煞。
比如公众对单方违约换胸前广告攻瑕索垢（批评不足，寻找缺点）形成的负面口碑，比如这对中国体育产业的恶劣影响。
都知道，对体育俱乐部来说，商业赞助是其重要的盈利收入来源，其品牌知名度也往往需要用对契约的执行力背书。
在国外，在重大比赛中单方面违反赞助合同“擅自更改胸前广告”，被广泛视作没有商业道德底线的行为，违背者甚至可能被直接逐出联赛圈。
恒大作为中国体育市场化运作相对成功的标杆，按说在这方面应做表率。
诚如网民所言：
如果连“门脸担当”的冠军球队都堂而皇之失信于商家，以后谁还敢燃起对中国足球倾情赞助的信心？
可不幸的是，信誉资本与体育精神，终究抵不过自身“战略棋局”。
在中国体育产业离成熟商业化模式本就尚有距离的当下，这种违反契约精神的做法，损害的不仅仅是某个俱乐部的名声，更是整个商业体系。
再联系起此前类似案例，这也为中国体育产业仍未普遍嵌入市场化原则再添注脚。
好的市场经济，必定建基于全社会对契约精神的恪守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换个球衣广告能引发声势浩大的舆论围剿。
对恒大来说，“双冠王”名头换来的效益自然可期，可这也冲抵不了其“临阵变卦”的恶劣影响。
特别是最需要以诚为本的保险业，一出生就失去了立足基石——信用，这也算是砸自己的脚。
就此看，恒大方面的这一“球”，踢得实在太臭。
谁该为巴黎惨案负责？
来源：
观察者网2015.11.22作者：
宋鲁郑
外部力量瞬间摧毁现有政治权力和架构，同时又把西方的制度立即移植，结果竟是比伊拉克更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看到这个疑问，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残暴的伊斯兰国。
可是问题来了，伊斯兰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究竟是谁为伊斯兰国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客观历史条件呢？
大国介入带来的中东混乱
第一个为伊斯兰国诞生做出巨大贡献的自然非当今世界头号民主强国美国莫属。
2003年，美国以伪造的情报为依据，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欺世盗名，不顾世界各地的反对——包括极少干预现实政治教皇的反对，绕开联合国，一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由于伊拉克政治权力平衡和结构瞬间被外力打破（被打破的还有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同时过于理想化的美国一方面把前政府人员遣散（而不是加以利用进行平稳过渡），另一方面立即把它的制度模式强加给伊拉克，以为还能复制出第二个日本，结果最终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
每天登上世界媒体的伊拉克新闻都是恐怖袭击、暴力冲突。
美国投入上万亿美元、付出死亡数千人的代价，也未能换来伊拉克的稳定和秩序，最后不得不一走了之。
然而，权力真空总是会有力量填补的。
萨达姆倒台和随后的民主失灵、美国不负责任的脱身，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当然，美国只是第一责任人，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则是英国。
好在英国当时的战争首相布莱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在2015年10月接受CNN采访时承认挥军伊拉克是错误的，称该决定可能是伊斯兰国崛起原因之一，并为当年情报失误、计划失当和没顾及推翻政权的后果致歉。
总算还是有一点政治良知。
当然，英美到今天还都依然为推翻萨达姆辩护，认为是推翻独裁、建立民主。
应该说，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国是明智和富有远见的，当时的希拉克总统不顾同属西方盟国，不顾法美传统友谊，不顾对美利益的损害，坚决站在反战第一线，并和中国、德国、俄罗斯共同组成反战同盟。
很可惜，希拉克之后，法国连续两位总统都背离了他的路线，不仅没有吸取美国眼下的教训，反而重蹈它的覆辙。
2011年，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
一开始，法国一直务实、坚定地站在突尼斯独裁者本·拉里一边，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镇压民众示威的防暴武器，而且当时的外交部长还在国会里提议法国应该派警察向突尼斯政府传授对付群众抗议的经验。
直到本·阿里政权垮台，法国才放弃对他的支持。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阿拉伯之春来到利比亚时，法国却突然扮演了急先锋，最终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
结果历史再度重演：
外部力量瞬间摧毁现有政治权力和架构，同时又把西方的制度立即移植，结果竟是比伊拉克更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伊拉克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个政府的——尽管非常软弱无能，但利比亚则是连一个政府都没有，内战中崛起的各派力量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长期混战大打出手，甚至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也死于非命。
当忠于卡扎菲的卫兵放走最后一名西方记者时，曾发出这样绝望的呼喊：
利比亚完了，一定是血流成河。
难以想像的是，一个普通卫兵都明白的事实，何以堂堂的老牌法国就不明白呢？
而卡扎菲在灭亡前也向法国呼吁，如果他倒台，将会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
此前，卡扎菲曾和意大利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难民把利比亚作为偷渡欧洲的中转站，协议执行效果很好。
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卡扎菲预言的一切，只是现实远远比他的预言残酷，由于他的倒台而失控的利比亚成了伊斯兰国的又一个催生婆。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拉克乱局而产生的各极端伊斯兰武装在2006年10月整合成功，正式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
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西方的注意。
而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成为伊斯兰国首个海外据点。
就在法国还在攻打卡扎菲时，叙利亚也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波及。
由于叙利亚背后有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大国在介入叙利亚时都保持了相当的谨慎。
但还是法国采取了激进的政策：
第一个与叙利亚断交并承认反对派是唯一合法政府，随后向他们提供经援和军援。
但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政府军和反对派均犯下了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侵权行为。
双方实质上又有多少区别呢？
法国的支持又是根据何种神圣理由呢？
随着各种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叙利亚陷入全面内战。
也就在此时，伊斯兰国开始由伊拉克进入叙利亚，并借助叙利亚的内战，迎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头号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有多残暴，可从发动了“9·11”的基地组织对它的立场得以认知：
2014年2月，基地组织宣布该组织过于极端、残忍、野蛮，切断了与它的所有联系。
本·拉登的高级幕僚曾在21页信函中，谴责该组织的恶行：
包括多次炸毁清真寺、违背《古兰经》教义展开血腥种族清洗、使用氯气进行毒杀、在巴格达的天主教堂里屠杀信徒，基地组织应与其划清界限，以免形象被拖累。
然而，如此危险和极端的恐怖组织崛起，西方却视而不见——事实上，2013年4月美国才将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列入恐怖组织行列，仍然一致要求相对温和、世俗而且反恐的阿萨德政权下台。
非常讽刺的是，2014年6月24日，一批叙利亚战机越过国境，轰炸“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从而成为第一个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伊斯兰国开战的国家。
而美国最终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则是要到2014年8月8日。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时的奥朗德政府也决定军事卷入叙利亚的是非窝。
当时真正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只有利益相关方美国、伊朗、叙利亚（伊斯兰国不仅反西方，也要消灭什叶派，迫使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执政的国家联合起来并进行反击）。
其他西方盟国均只提供援助或者道义谴责。
虽然2014年10月，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但澳大利亚和法国不同，它远离中东，还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极难被渗透。
而且其移民政策一向严谨，国内的穆斯林移民极小。
这和法国地缘上接近、自身地理容易渗透、本国拥有数百万穆斯林完全不同。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是伊斯兰国诞生的第一个功臣，法国则是第二个。
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法国又是第一个在与本国利益无关的情况下，直接军事卷入，更成为第一个被伊斯兰国袭击的西方大国。
制度缺陷带来的决策失误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困惑的是，何以统治世界数百年的西方竟然叠出昏招，既损人也损已？
这恐怕就要从西方现行的制度找原因了。
福山曾对中国的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
中国最早建立现代非人格化国家，拥有高质量的政府是其特点，但不足则是缺乏法治与权力制衡。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则三者全有。
然而，小布什发动的两场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还缺乏程序正义，何以就无人能阻挡？
反对党、民众以及国会都站在了小布什一边。
看来，要么西方这种制度模式的制衡作用被夸大或神化，要么这种种作用已经退化。
不仅这两场反恐战争，我们都知道西方财政预算自认为非常透明，国会也能有效监督，但何以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赤字累累，债台高筑？
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日本超过240%，美国达到100%，欧洲整体上在90%以上。
请问，如此监督，如此制衡，何以就是无法解决寅吃卯粮的现状？
这种靠借债维持的模式谁都明白是不可能持续的，根本就没有未来。
不仅如此，犯下如此巨大错误、给美国带来如此损害的小布什竟然还能连任，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包括后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进而席卷成全球经济危机，也没有哪个高官为此负责。
那么什么是西方民主所自诩的责任政府、契约政府呢？
显然，当执政者无需为他的错误承担责任时，所谓的有效监督也只是幌子时，怎么可能不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呢？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法国。
介入利比亚战争是萨科奇总统的决定，介入叙利亚内战打击伊斯兰国则是奥朗德的决定。
一个来自右派，一个来自左派，两党均犯下同样的错误。
原因其实也是这套制度设计有关。
萨科奇是因为选举到了，而他的支持率长期低迷，除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他张扬的性格外，还有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推动的不受欢迎的改革。
因此，推翻卡扎菲不仅对外赢得道义优势，改善因支持本·阿里受损的国际形象，也可以报复卡扎菲在购买法国军事武器上的出尔反尔，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国内的支持率。
奥朗德则是因为执政以来一直无法有效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失业率只升不跌，其民意支持迅速跌破第五共和的纪录。
而对外战争则可以显示自己的魄力，赢得民众支持。
但从国家利益来讲，法国根本没有介入的必要，那时的伊斯兰国还不曾把法国当作敌人。
更重要的是，奥朗德忽视了法国先天的两大不足：
过于接近北非中东、开放的地理条件、无法控制的边界以及国内庞大的穆斯林群体。
这都使得法国根本无法彻底防范伊斯兰国的反击，一年之内巴黎两次惨重遇袭，花都变惨不忍睹的血都。
本来，大国是应该有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这首先要在确保自身安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如果自身难保，何来国际贡献？
美国虽然是世界警察，到处伸手，但毕竟都远离本土，而且难民危机虽然有它的一多半“功劳”，但却不愿承担接纳难民的义务。
甚至在反恐战争中抓获的、关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囚犯，即使释放，也绝不放到本国，而是全球安放。
现在看来，西方推翻萨达姆和卡扎菲以及还要推翻的阿萨德，是多么的愚蠢。
他们毕竟都是世俗伊斯兰社会掌权者。
虽然他们面对政权挑战者也残暴，但却没有宗教狂热和宗教愚昧，在价值观上还是认同西方倡导的现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离、世俗法律，而且他们还是抵御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有效力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压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协和让步。
萨达姆就接受了联合国的核查，销毁了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就放弃了发展核武器，承认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进行了国家赔偿。
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也放弃权力，承诺实行民主选举。
就是今天仍然为生存而战的阿萨德政权也交出了全部化学武器。
西方的制度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已是常态。
为之辩护的人认为，只要制度好，人水平高低并不重要。
但制度好的一个标准就是能给优秀的人才以施展的机会。
西方这种制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制造问题，还表现在当危机爆发后，本应该团结一致的各政党却仍然是选举利益至上。
法国12月就要举行大区选举，于是在野党没有一个党派明确支持奥朗德呼吁的全国团结，都竭力避免让奥朗德通过处理恐袭案获得选举优势。
极右派更是火力全开，谴责政府的移民政策，抨击政府支持欧洲共同联合建设的主张。
右派前总理费永此时则批评奥朗德对叙利亚局势的干预——这个批评显然是很有道理，只是批评的时机由不得人进行联想。
由于执政党在这次袭击中有太多的失误，必将随着选举的临近而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
如果做个结论，今天的巴黎悲剧，其根源就在于西方自身。
领导人的无能、自私、短视，再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及制度的内在弊端，最终一手制造了地球上的无妄之灾，不仅害了中东各国百姓，也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血光之灾。
中国有句话，破镜难以复圆。
中东力量平衡和政治格局已经失序化和碎片化，伊斯兰国如同潘多拉盒放出来的恶魔，再也收不回去了，西方将不得不长期品味自酿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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