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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小说探析

新写实小说探析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现象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现象受到评论界比较集中的关注,是1988年秋在无锡举行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研讨会上。

1989年3月《钟山》杂志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刊,正式确定了“新写实主义”的名称。

《钟山》杂志联合《文学自由谈》还在当年召开了研讨会,从此“新写实小说”这个名词开始被当代文学评论界和学界频繁提及。

一些早已在默默创作的年青作家被推到了众人瞩目的前台,其中的代表有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

90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逐渐趋于成熟。

  

  一、新写实主义的真实观

  

  新写实小说“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1]。

这种“还原生活原生态”的主旨,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价值取向。

80年代以来,大众开始重视生活情趣与感官体验,期待文学作品描写衣食住行、关注人生冷暖,于是新写实小说便以其思想层面上对大众趣味的亲和征服了广大的读者群体。

从技术层面上看,新写实小说以传统的写实为基础,表现出对大众阅读习惯的认同,吸收了现实主义面对人生的写作态度,摒弃了其居高临下的叙述视角。

同时吸收了先锋小说平面化、零散化的写作手段,摒弃了其由无序叙述所带来的远离普通读者的贵族做派。

新写实小说实现的是双重的悖离,既悖离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又悖离了现代的先锋小说。

同时又是双重的融合,细节上的写实与总体上的反讽、荒诞等写作规范结合在一起,使那些最具生活流的新写实作品中揉合进了现代主义的因素。

  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

新写实小说强调的重点是对生活原生态的逼真再现,它吸取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真实的强调,但又有所不同。

传统现实主义强调生活真实,更强调典型化原则,强调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

实际上,典型化即理想化。

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写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新写实主义小说开始追求还原生活本相,刻意避免掺杂主观倾向性,避免对所描写的人和事做直露评价,采用客观化叙述策略,采取“零度写作”[2]的方式,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的生活流状态。

那些以感性方式创作的关怀世俗男女的作品,重视生活的原生美和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体现出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

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已经被生活彻底物化,本应具备的主体性也完全消失,反英雄、反典型成为新写实小说真实观的重要表现。

这些为生存奔波的小人物,读者在他们身上不难找到自己的影子。

新写实小说演绎着大众文化的万种风情,消弥了读者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精神隔膜,让读者面对着生命之真实。

新写实小说的这些新质使其切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盲区,呈现出被有意遮蔽了的一些生活经验,开拓了新的表现空间,并且对随后的一些小说潮

  流如“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表现普通市民庸常的人生状态

  

  这种对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的关注,体现在新写实小说对人间凡俗性的展示,民间世界的信息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普通市民庸常的人生状态充斥了小说的主要画面。

与这种世俗化的内容相一致,它的叙述方式与话语表达也是大众式的,选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流行语,甚至俚语,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与破碎化感受。

代表作有:

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

  1、池莉

  池莉的不少作品问世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其小说大多表现武汉都市生活,人物往往是远离英雄主义的凡夫俗子,人物事件均被一层生活原色所笼罩,给人以自然、逼真的感受。

创作即重视发挥故事的功能,又不排斥各种现代新手法。

  成名作《烦恼人生》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开头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

早晨是从深夜开始的。

以后就以流水帐的形式叙述了武汉一名普通工人印家厚从早上起床开始,到下班回家的平凡一天中遇到的诸多不如意的事,一系列鸡毛蒜皮的烦恼纠缠着他,各种各样生活中的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的可能,但却并非充满绝望:

家的温馨、与往昔知青伙伴对比的优越感、他人的赞许中获得的自信……印家厚一天的生活,既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也是整个中国百姓的,貌似一天的,也是一年甚至一生的浓缩。

这种平凡单调的生活就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本相。

这是一个没有高潮的故事,全无大起大落的情节和大喜大悲的遭遇,不过是些人皆经历的琐屑日常生活和人生过程。

池莉的创作主要描述了人生中的无奈,但也展现了人的忍耐及支撑他们生存的温情。

既不粉饰,也不拔高;既无做作,也无卖弄。

读者可以像体验自己的生活一样去体验作品中人物的各种生存状态,获得如临其境得真实感。

  2、方方

  方方1987年以中篇小说《风景》一鸣惊人。

此后又有《祖父在父亲心中》《埋伏》《乌泥湖年谱》等相继出版。

方方的作品质地硬朗、充满张力。

她写底层人、知识分子、都市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女性命运、爱情、警察等等。

  《风景》以家中早夭的老八――一个死魂灵的眼光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展示了汉口一个普通码头工人家庭几十年间的遭遇,勾勒出一幅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

生存的处境狭窄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一家之主的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7男2女9个子女11口人长年居住在一个只有13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7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

过多的子女拥挤于并不宽敞的屋子中,都市贫民家庭中粗鄙的生活状况一览无余。

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

小说以令人惊愕的新异和逼真感觉,还原出了赤裸裸的生存本相,展现了大量鄙陋但又闪现真实光芒的细节。

这些逼真的自然主义式的生存图景嵌在一个总体荒诞不经的结构框架之中,细部上的写实与总体上的荒诞结合在一起,展示出新写实小说在融合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特色。

小说对那种冷酷的生存景象没有明显的观念评判倾向,而是以纯客观地叙述揭示出生存的意义所在,使我们对生存本身恢复了应有的警醒与思考。

  2、刘震云

  刘震云以《塔铺》《新兵连》一举成名,这两篇小说已流露出其创作宗旨:

对小人物生活境遇的关注。

接着他将目光集中于权力和民生问题,用简洁的白描手法写出了《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小说。

一针见血地写官场中的人,写权力纠缠下的人,用冷静客观的叙事描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反讽日常权力关系。

2003年一部《手机》让更多人认识了刘震云。

2007年《我叫刘跃进》小说和电影同时出炉,再次引起轰动。

  《一地鸡毛》写小林在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精神磨砺与变化。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任由自己的意愿,一切繁琐小事造就了人生,而不是任何浪漫的理想或精神的追求。

由一大堆琐碎的实际问题组合成的生活,以无休止的纠缠使每个人都挣脱不得,并磨损着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生活的严峻性和销蚀力最终使小林彻底摒弃了自我意识。

小林经历的正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几乎每个家庭都曾遇到过的一些事儿,展示出一个人人认同又都会感到无奈的人间。

生活本身就是一大堆实际问题,除了认同现实关系别无选择。

刘震云说:

“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

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

”[3]小说活生生地勾画出人对现实无可抗争的处境,所有这些构成了人生的沉重。

低调平淡的叙写中,隐约闪烁着一种讽刺精神,体现出了通常认为新写实小说所缺失的现实批判立场。

  4、刘恒

  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涉及人的原欲,前者写吃,后者写性,都属于生命欲望的本能冲动。

刘恒的小说消除了人性中精神性的因素,把全部笔墨集中于对食色的描写上。

所谓“食色”的根本其实就是生命的繁殖与维持,这里不存在任何超出生存本身的意义,由此描写出一个原始纯粹的本能世界。

这种对人性的生理因素的极端化探询,在新写实小说中并不多见。

作者有意淡化时代性和社会性因素,写出一个个“为生而死”的故事。

  有评论家把刘恒的小说称为“生存的启蒙”[4],他的小说让读者体验到无力承受而又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

也许是为了避免被沉重的人生压垮,作者把温情的悲悯和苦涩的幽默揉为一体,创作出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出了京城底层市民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及对未来的希望。

小说中的张大民以忍和韧的人生智慧,以及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对付生活中的一切:

房子问题、经济问题、爱情婚姻家庭问题……那张贫不完的嘴,品味着五味杂陈的人生,诉说着生活的无奈和勇气。

2000年嘴贫、善侃、住在拥挤的小平房里的张大民在荧屏上一亮相,立即抓住了观众的心。

在苦中自个儿给自个人找乐子的耍贫嘴,让读者从啼笑皆非的幽默里析出挥之不去的苦涩。

用轻松巧妙的玩笑来应对烦恼和苦难,这种乐观主义正是平民化的理想主义,化解着刘恒小说中令人窒息的凝重氛围,给人以片刻的放松。

  对现实社会的真实感受和对世俗人生的深切体察给了新写实小说家们无穷的创造力。

他们站在大众立场上,以客观平和的心态言说着凡俗的生存状态,平常人、普通事成为新写实文学的主角,适应了大众口味,读者在阅读时似乎面对着自己真实的生活。

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这种大众化写作影响深远,它打开了一个关注当代人现实生存状况的新写作空间。

但一不留神,某些作品的琐碎和庸常便磨损了思想的广阔与深刻,影响了阅读的趣味性。

这种状况在新写实小说发展的第二阶段有了变化。

  

  三、对历史叙述的挖掘、对小说完整性和可读性的重视

  

  90年代以后新写实小说作家把目光转向对历史叙述的挖掘。

如池莉的《预谋杀人》,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

表现出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力求建立一种新的历史眼光。

个人欲望、历史的偶然性、虚构性在他们的描述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表现出对历史的新的感受和理解。

这类作品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新历史小说的特色,是新写实小说家把目光转向历史题材的结果。

  除了对历史题材的开拓外,新写实小说还加强了对故事完整性和可读性的重视。

以往新写实作家钟情于凡人琐事的原生态描绘,小说缺乏曲折的故事情节。

进入90年代之后这些作家取得了共识:

名著的标准之一就是不仅仅专家读,关键在于要得到最广大读者经久不衰的热爱,书是首先必须吸引人读下去的。

  在小说可读性的营造上,方方的表现最出色。

她创作于90年代的《一波三折》《埋伏》等作品中,主人公仍是新写实作品里的普通人,但所写的事件却超越了繁琐的日常生活,将题材加以秩序化,以一个中心事件作为叙述的对象。

叙述对象的转型使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具有了强烈的吸引力。

  方方在小说中引进了现实主义的构思方法,设计了曲折有致的情节。

但致力于情节,并未削弱她对普通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并未消解她对人性、文化的批判力度。

她把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赢得读者的长处加以整合,既为一味罗列日常琐事已唤不起读者新鲜感的新写实小说注入一股活力;又拓展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天地。

  与接收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先锋派比较,新写实小说是中国本土文化哺育的,使我们多了一份认同感;与俯瞰生活的传统现实主义比较,新写实小说真诚地直面当代人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消除了许多隔膜。

出于对“艰难时世”和“烦恼人生”丰富面的尊重,新写实小说以开放性和兼容性,广泛借鉴各流派的艺术特色,使之成为一种极具人缘与口碑的小说类型,是当时小说创作低谷中一种崭新的文学倾向。

90年代之后,新写实小说已经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题材,它的叙述方法也为其他许多作家所借鉴。

新写实主义逐渐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成为中国作家呈现给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奉献。

  当下最难叙述,只缘身在其中;当下最易理解,因为共同经历。

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凡人小事,包含着种种人生滋味,组合成纷纭复杂的人类社会。

在这个广阔的写作天地里,新写实小说以具有亲和力的感性审美,真诚地描述出千姿百态的生活流,其中有缺陷、有困惑、有艰难、有无奈,还有感动。

新写实小说家们以这种包容精神、对人情世故超人的洞察力、随和的平民心态,带着尘世中生活着的读者们共同进入到一个丰厚博大的文学境界。

  

  参考文献:

  [1]编者:

《卷首语》,《钟山》1989(3)。

  [2]《零度的写作》,〔法〕罗兰?

巴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第一版。

  [3]刘震云:

《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

(2)。

  [4]昌切:

《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文学评论》1999

(2)。

  

  吴雁琴,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山东大学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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