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秋海棠的秦瘦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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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秋海棠的秦瘦鸥

难忘“秋海棠”的秦瘦鸥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以译作《御香缥缈录》声名鹊起；40年代初又因创作长篇言情小说《秋海棠》而走红全国。

《秋海棠》曾被誉为“民国第一悲剧”、“民国第一言情小说”、“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它感动了千千万万多情男女，也奠定了秦瘦鸥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

张爱玲发表于1943年11月《古今》半月刊上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一文，极称赞秦瘦鸥的《秋海棠》。

她说：

“《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烂熟的口头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

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

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

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

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

”但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对于通俗文学的歧视与鄙视，而将秦瘦鸥归入鸳鸯蝴蝶派长期受到忽视。

学者杨剑龙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是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已逐渐受到重视，通俗文学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秦瘦鸥的创作逐渐被关注被重视，《秋海棠》也被加载了文学史，但是对于秦瘦鸥创作的研究仍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于这样一位一生勤勉创作翻译的作家，应该有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和关注。

”

秦瘦鸥（1908－1993），江苏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

原名秦浩，学名秦思沛，笔名计有：

刘白帆、万千、字远、陈新等，早期还用过“怪风”的笔名。

他6岁即赴上海求学，中学毕业后进入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后又考入上海商科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京沪、沪杭甬铁路局工作。

秦瘦鸥读的虽是商科，但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就开始为报纸写文章，还写了第一部小说习作《恩·仇·善·恶》。

秦瘦鸥曾任《时事新报》助理编辑，1928年20岁时就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发表长篇章回小说《孽海涛》，得到了读者的赞誉。

据中医师陈存仁回忆，1929年间，经他介绍，秦瘦鸥结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并向其投稿。

“几个月之后，他写好一篇小说叫做《秋海棠》，署名怪风。

厚厚的一叠稿笺，面交独鹤。

不料，从此音讯全无。

隔了3个月之后，独鹤把《秋海棠》原稿交还给我，说：

‘现在《快活林》正在刊登李涵秋的长篇小说，登完了之后，由报馆当局通过要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怪风的《秋海棠》，因为著作人的名气与地位还够不上，而且怪风这个笔名，登在大报上也有些不雅。

’其实，在这一段时期，怪风三天五天，都带一盒蛋糕或朱古力糖送给独鹤，已经花了不少钱，一听到原稿退回的消息，顿时嗒然若失。

”

这次的挫败，并没有击垮秦瘦鸥。

1933年间他开始翻译德龄的《御香缥缈录》，并因陈存仁的建议，把笔名改为“秦瘦鸥”。

他说：

“德龄的原著出版后不久，我的老朋友倪哲存兄从美国邮寄了一本给我。

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我即着手翻译，并通过文坛前辈周瘦鹃先生的推荐，于1934年4月中旬起，在当时上海《申报》的《春秋》副刊逐日连载。

”据陈存仁回忆：

“最初刊登时，编辑部同人还有人认为秦瘦鸥不是小说名家，贸然刊出这一篇长稿，有损《申报》报格。

不料连登了20天以上，读者反应良好，纷纷到报馆来补报，发行部、广告部都向报馆当局反映，最好能从每天刊载1000字，扩展到1500字左右，从此‘秦瘦鸥’三字，一举成名。

”

秦瘦鸥对译述此书，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晚年他还回忆道：

“在一边译一边发表的过程中，我察觉到由于德龄对晚清的历史知道得太少，且长期侨居国外，更不熟悉国内情况，以致叙述中间有不少错误，漏洞很多。

她的原著是英文，读者都是外国人，马虎一些还能蒙混过去；但我译出来给国内的读者看，显然是不行的。

坦率地说，当时我自己的历史知识水平也并不太高明，幸而是在国内，有机会可以去查阅各种书籍，于是我就临渴掘井，搜来了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黄鸿寿所著的《清史纪事本末》、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金梁的《四朝轶闻》等一二十种旧书，匆匆进行校阅。

同时又碰巧得到亡友唐云帆兄的帮助，结识唐宝潮将军夫人——德龄的胞妹容龄女士，以及他们的二哥、年逾花甲的勋龄先生，不时向他们求教，才使我有可能给德龄的原著，多少做了一些缀补和弥缝的工作。

但我的加工毕竟改变不了《御香缥缈录》的原貌，说得更正确一些，我只是尽其所能，帮助德龄圆谎而已；甚至反而加强了这部书的欺骗性，使读者越发真假莫辨，心中无数。

例如对于那样一个思想顽固的慈禧，德龄从个人感情出发，竟在书中多处加以美化，把她写得很像一个富于人情味的老太太，即使对她的紊乱朝政、擅作威福等等，也解释为由于慈禧早年饱经忧患、情绪恶劣所致，或者看作老年人的怪脾气，大大减轻了她的罪过。

”秦瘦鸥又说：

“这类真伪参半的历史杂著的大量发行，必不可免地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副作用。

尤其是对于青年人，他们既没有足够的识别力，又得不到正确的辅导，难免玉石不分，造成思想混乱。

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在写论文时，竟有引用《御香缥缈录》等书中的记叙作为依据而写毕业论文的，使我知道后极感不安。

”

《御香缥缈录》在《申报》连载完毕不久，即由该报印出了单行本。

自1936年至1949年，再版约七八次，加上各地私营书店所印，总发行数估计超过5万册，这数字在当时算很多的了。

《御香缥缈录》将近连载完时，《申报》总主笔，也是小说家的陈冷血，特别关照副刊编辑要秦瘦鸥再译一部清宫秘史，于是秦瘦鸥再找来德龄的《清宫续记》，那是专门描写慈禧后半世虐待光绪的情况的，秦瘦鸥的译名叫做《瀛台泣血记》，又在《申报》刊出。

1937年上海沦陷后，秦瘦鸥开始在《大美晚报》、《大英夜报》、《译报》等报社任编辑。

据同在《大英夜报》的胡汉君说，秦瘦鸥原本主编《大英夜报》副刊，后来由于要闻版主编朱云光另有高就，便由他继任，但不久他又辞职离去。

陈存仁说：

“《瀛台泣血记》登完之后，报馆方面要求他再写一部小说，他就拣出旧稿《秋海棠》把它重新整理，悉心改写。

”而秦瘦鸥在《（秋海棠）的题外之文》中说，这小说最初是想给《大公报》的。

“可是‘八·一三’的事跟着就爆发了，《大公报》和其他各报都临时加出号外，取消副刊，多登载战时消息，于是《秋海棠》的事便搁了下来。

”在后来的三四年间，秦瘦鸥不断修改，自1941年1月6日至1942年2月13日，在周瘦鹃主编的《申报·春秋》上连载，引起轰动。

据香港作家刘以鬯说，他的祖母便是《秋海棠》迷，每天《申报》一送进门，

她老人家便取走副刊，谁也不许和她争。

1942年7月，金城图书公司发行单行本。

同年12月，由秦瘦鸥与顾仲彝改编，费穆、黄佐临等导演，石挥、乔奇、沈敏、英子、张伐、穆宏、白文等合演的话剧《秋海棠》，在上海连演4个半月，150余场，创下话剧界的卖座纪录。

石挥就是因《秋海棠》而红的，并在1943年夺得“话剧皇帝”的桂冠。

据陈存仁说：

“最初一两个月，来看的都是衣冠楚楚的中上阶级，后来连中下阶层的男男女女也来看，据戏院中扫地的人说：

‘向来卡尔登的观众很少有垃圾丢在地下，现在一场戏下来，全是橘子皮、香蕉皮、花生壳、瓜子壳等。

’其实那时的观众，不限于上海的人，有很多是来自京沪、沪杭两路的观众，其轰动竟然如此。

”学者邵迎建也说：

“消息不胫而走，轰动波及邻近城市，人们从苏州、杭州、南京赶来观看，戏票一月前就被订购完，只好以配给方式预购。

演员因体力不支，相继倒下，A角石挥倒下B角张伐上，B角张伐倒下C角乔奇上，哪怕临时改换演员，仍无人退票。

”

而1943年12月，张善琨的华影公司又出品了由马徐维邦编导，李丽华、吕玉堃合演的电影。

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说：

“秦瘦鸥对《秋海棠》的成功，很是满意，对各剧种的演出也都很称心，只是没有拍成电影，认为还是遗憾，于是由黄寄萍介绍和张善琨接洽，张善琨明知这戏有号召力，但是口头上说：

‘这部戏已经演到滥了，所以不愿再拍。

’秦瘦鸥听他这样说，心中暗暗着急，谈到最后，张善琨勉强答应了，但是剧本费出得不多，总算签了合约。

岂知张善琨在签约后，竟大规模筹划一切，由吕玉堃演秋海棠，拍成电影之后，卖座又打破了纪录。

”

另外当时说书最红的女弹词家范雪君，住在陈存仁的诊所隔壁。

范雪君初期所献演的还是老书，开说新书，还是陈存仁向她建议的。

陈存仁说：

“我的太太是范雪君的老听众，而范雪君却是我的老病家，所以我们相当厮熟，往来既频，友谊殊厚。

有一次对她建议，我说老书说得好到若何程度，还不足以号召新听客。

因为那些‘坐状元台’的老听客，试思人寿几何，他们要老病死去的。

范小姐，那你应该开说新书，培养新听客，便能战胜同业，自站于不败之地。

”又说：

“那时她在谢葆生所办的仙乐书场（即仙乐舞厅，日间改书场），也想说《秋海棠》。

范雪君问起我：

‘《啼笑因缘弹词本》的编写人陆澹庵，你熟不熟?

’我说：

‘陆先生是我学校时代的国文老师。

’于是她就托我转请陆老师吃饭，当面商量此事。

陆澹庵一口答应说：

‘你要全部弹词，须等许多时日，不如我写一段你说一段，稿费不收，不过，有一个条件，你白天在仙乐唱，晚上要来我兄弟办的一个大华书场来弹唱一场。

’两人如此谈判就算成局。

仙乐书场的老板谢葆生原是个游侠儿，蛮横得很，他见到范雪君一登台竟然十分轰动，不许她再在别个场子说夜场。

因此形成一场纠纷，陆澹庵本来想不再写下去，后来想想又恐怕得罪了谢葆生，会生出许多麻烦，也就由她在仙乐唱到底。

”范雪君加上陆澹庵，真可谓名家联手，是足资号召的。

另据魏绍昌说：

“周瘦鹃和女儿阿瑛看了石挥的话剧之后，父女两人为秋海棠最后跳楼自杀而痛哭流涕，非常难受。

女儿一定要父亲续写《秋海棠》，将他救活，父亲欣然捉笔，就在1943年复刊的《紫罗兰》月刊上连载。

周瘦鹃写的《新秋海棠》，从第一章《九死一生》起，到第十二章《皆大欢喜》结束。

周瘦鹃早年以写哀情小说著名，作品中的男女主角都是双双殉情而亡，至少其中之一必死无疑。

到了晚年却大发慈悲，竟将秋海棠救活，《新秋海棠》写成喜剧的结局了。

”但这个“续书”显然没有得到成功，到了80年代，秦瘦鸥对此还有微言，他说：

“早年也有别人给《秋海棠》写过续集，但都失败了。

我认为第一是他们不熟悉这类题材，第二是他们硬要把秋海棠救活过来，再当主角，这一情节缺乏真实感。

所以读者接受不了。

”尽管如此，秦瘦鸥却在80年代自己动手写起了续集，并打算写成“梨园三部曲”。

可是只写了第二部曲《梅宝》（秋海棠女儿的故事），在上海《解放日报》连载后出书，无奈再也引不起当年的盛况，第三部就写不下去了。

上海沦陷后，秦瘦鸥流亡到桂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他以日军进攻桂林致使百万人大流亡的情况，写成《危城记》。

在此之前，秦瘦鸥始终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一员大将，在《秋海棠》上舞台、上银幕，让他名利双收之后，他决心改变笔调与格局，以洗刷“鸳鸯蝴蝶派”的颜色。

可惜《危城记》这部小说销路并不怎样好。

1944年夏，日军突袭湘、桂、黔，秦瘦鸥从桂林仓皇奔逃。

10月初，经贵阳抵达重庆。

11月，张友鸾应友人之邀赴《时事新报》主持编务，因听张恨水提及新近来重庆的秦瘦鸥身陷困境，便邀他一道去《时事新报》工作，并推荐为主笔。

曾和秦瘦鸥在重庆再度重逢的胡汉君说：

“他那时候正以主笔名义在《时事新报》主持编辑部，而他又厌倦夜生活。

我则正以失业汉的身份在重庆无所事事，他一半是同情我，一半是为了他自己可以耍个金蝉脱壳，征得我的同意向《时事新报》总经理张万里兄推荐我继任他的职位。

我与张万里兄本来熟识（初到重庆时曾在《时事新报》主编过短期的国际新闻版），所以水到渠成，我们在《时事新报》又成了同事。

但同事的时间并不长，他转任经济部甘肃油矿局（局本部设重庆）秘书。

甘肃油矿局是事业机构，在当时可说是待遇优渥且过于国家银行。

”

据秦瘦鸥说，在离开《时事新报》后，多蒙张恨水、张友鸾二位先生提携，他先是进了《新民报》，捧到了一只饭碗，但住处仍无着落。

由于一个偶然因素，经同学介绍，又进了资源委员会所属的甘肃油矿局，分到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宿舍，晚间则仍去《新民报》。

抗战胜利，离川东归，胡汉君说：

“但是在胜利后我们仍然成了同事，他转任经济部的秘书，派在驻沪办事处工作，而我兼任《益世报》和《大英夜报》的总编辑，白天和晚上都得埋头苦干，心力渐有不支之感。

为了给我分劳，他屈就《大英夜报》的副总编辑，利用中午休息的两小时，来报社帮忙，并对版面的改进，不时提供极有价值的建议。

以后他转任台湾金铜矿业公司（属经济部）副局长兼驻沪办事处主任，事情多了，才因抽不出时间而从此脱离新闻事业这个圈子。

”

秦瘦鸥则在文章中说：

“1947年下半年，曾留学法国，专攻有色金属冶炼专业的施家福被调任台湾矿务局局长。

在重庆时，我和施已是很熟的朋友，他感到缺少一个能抓业务和财务的助手，便再三怂恿我去台湾。

……1948年夏天，我暂时以‘台铜’客人的身份，渡过海峡，去了金瓜石。

……在整个矿区中心，有着一所宽敞精美的招待所，据说当初是为了迎接日本皇太子（就是今天的明仁天皇）而特地兴建的，前有庭园。

后

有高尔夫球场。

尽管都是日本格式，但设备相当齐全，环境整洁，使我一住十几天，犹恋恋不舍。

后经孙越崎先生（按：

油矿局总经理）同意，我便正式成了‘台铜’的副局长，分工负责遇事向南京资源委员会请示联系，采购器材原料以及招待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的职工和客户等事务，因而大部分时间我仍留在上海。

”

1949年4月，国民党政权已面临瓦解，乃使尽手段，胁迫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随他们出逃。

这时施家福来了两次电话，催秦瘦鸥去台湾。

于是他就匆匆挟着行李上了飞机，飞抵台北。

秦瘦鸥说：

“我糊里糊涂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很快已到月底了，‘台铜’照例要向中央银行借一笔钱，以供月初发放工资之用。

施家福看我闲得无聊，就叫我代他去银行接头。

因为是例行公事，钱一下就借到了，临别时，银行经理提醒我：

‘你们矿务局今年该出的第二批金子可别耽误啊!

’他还让我看了上海中央银行发去的一份电报，我回去一问，施家福也说有这件事，金子已准备好了，只因向来负责押运黄金的业务处长家在台北，看到战局那么紧张，害怕到了上海回不来，从此与爱妻永别，拖延着没起身，我顿时灵机一动，表示愿意代劳。

”

于是1949年5月中旬，秦瘦鸥作为台湾金铜矿务局代表的3个人之一，在上海解放前夕（5月25日上海解放），奉命押运千两黄金抵达上海。

秦瘦鸥说：

“那天下午是在龙华飞机场上把黄金直接点交中央银行人员的，他们所交出的收据立即由其中的二人收起，搭乘下一航班飞回台北。

……尚有一人留在上海，这个人就是我。

”

全国解放后，秦瘦鸥应邀到香港任《文汇报》副刊部主任，创办了集文出版社，兼任总编辑。

1956年调任上海文汇出版社任第一编辑室主任，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上海辞海出版社任编审。

“文化大革命”中，秦瘦鸥受到批斗，曾想与老舍、傅雷一样以死抗争。

在一次野蛮的街头批斗会之后，人群中有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低声劝慰，秦瘦鸥从读者的理解和爱护中得到安慰，终于走出了绝望的泥沼。

在干校劳动时，他常偷偷地在香烟盒背面或练习本上写小说草稿，这就是后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劫收日记》。

吴承惠在回忆秦瘦鸥的文章中说，1979年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开始筹备创办《艺术世界》杂志，“拟定约稿对象，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秦老。

便托画家章西蛭先生代为致意，秦老欣然答应，还拟了3个题目，请我们编辑部任择其一。

像秦老这样久负名望的老作家肯给我们写稿，还不是写什么我们就登什么，但他却如此谦虚，先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听一听编辑部的要求再落笔，这种诚恳合作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吴承惠又说：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我被调回负责副刊的编辑工作，与秦老合作的机会就更多了。

他不但自己写稿，还帮我们发现新作者，像被秦老爱称为‘咪咪’的华文漪，就给我们写过一个时期的艺术生活小品。

还帮我们审看读者投来的长篇连载，看后必附来密密麻麻的两纸，上面写着故事的梗概，审看的意见，是用还是不用的建议。

”

1982年，秦瘦鸥迁入法华镇路淮海大楼新寓。

他虽已高龄，又身患顽症，仍经常参加街道里弄的活动，替邻里向街道或区政府写信，反映民情、民意，还为近邻学子辅导高考作文，指导写作，并给收入低微的里弄清洁工以接济，受到居民们称道。

每从报上得知某地发生灾情，某部队战士生了重病，他总是捐献帮困。

有一次，他将一件定做的新鸭绒衫捐出，说：

“要捐，就要捐好的。

”秦瘦鸥还担任家乡嘉定京昆艺术研究会、七色文学社等文化团体的顾问，并将收藏的文史资料和书画捐赠给家乡的文化机构。

创作之外，秦瘦鸥还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据说中国第一本《茶花女》也是由他翻译成中文的，他从法文版《茶花女》直译过来，由春明出版社出版，可见得他还懂得法文，可惜连他的家人至今也未能见到这个译本。

除此之外，秦瘦鸥的译著还有1932年左右出版的《华雷斯侦探小说选》，共9本，可惜这几本译著秦瘦鸥都无家藏。

“文革”前，千方百计找了回来，其中一本还是他女儿秦嘉的同学在地摊上看到“淘”来给她的。

然而，“文革”一来，全被抄家抄得不见了踪影。

“文革”后很多出版社来找秦瘦鸥意欲重出此书，秦瘦鸥竟拿不出一本来，后来还是花城出版社千方百计从图书馆找到，于1999年出版了其中的《万事通》《天网恢恢》、《蒙面人》3本。

尽管秦瘦鸥还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

长篇小说《危城记》、《劫收日记》、《梅宝》、《第十六桩离婚案》；中篇小说《婚姻大事》、《刘瞎子开眼》、《患难夫妻》；电影文学剧本《江淮稻粱肥》，散文集《晚霞记》、《海棠室闲话》、《戏迷自传》等等，然而，每当人们提起这位海棠室主的时候，总是忘不了要说一句：

他的《秋海棠》了不起啊!

1993年10月14日，秦瘦鸥走完了他的一生，与世长辞。

但是，他的“秋海棠”却会永远活跃在舞台上、银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