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服饰文化的大领域中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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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袍服装饰的繁复程度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
在旗袍的领、袖、襟、裾的边沿部位都采用宽图案花边镶滚。
镶边最初是为了增加衣服的耐磨力而产生的，可清中期后，镶边的装饰功能替代了实用功能，镶滚嵌绣可以覆盖整件衣服，以至于原来的衣服几乎都看不清。
有的还用不同颜色的珠宝盘制成各种花朵，用剪刀挖空花边，镂出各种花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旧式旗袍逐渐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酝酿。
1918年，从知识界传出了服装要返璞归真的疾呼，提出“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子”的口号，“文明新装”由此诞生。
上衣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袄，衣长不过臀，袖短及肘或是喇叭形的露腕7分袖，衣摆多为圆弧形，略有纹饰；
与之相配的裙，初为黑色长裙，裙长及踝，后渐缩至小腿上部。
这种装束由上海、北京两地的留日女学生和教会中的女学生最先倡导，之后蔓延至知识界女性，不久连家庭妇女，以至于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人纷扮作女学生模样。
不少学校还将它定为女生校服，所以这种“文明新装”也被称为“文明学生装”。
“文明新装”与传统旗袍比较来看服制变化不大，基本沿袭传统款型，同时采用吸腰、装袖和有省道的西式结构。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叶，时装流行中心已由苏州、扬州移至上海。
20年代初旗袍马甲在上海出现并开始渐渐流行，这是一种在短袄外加罩一件长马甲，以取代长裙的款式，这是海派旗袍的雏形。
1926年，上海女性率先穿起了改良的马甲旗袍，它将无袖的长马甲与短袄合为一体，袖子改成倒大袖的样式，省去了上身的重叠部分，一身宽松，线条平直，下摆至脚踝或小腿处。
领、襟、摆等部位做镶滚装饰。
这种旗袍与“文明新装”的造型非常接近，只是在上下装结构上存在分与合的差异。
上海为近代旗袍的普及做了诸多贡献，旗袍可以在新新、永安和安施等百货公司直接选购。
2007年6月8日，海派旗袍制作工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服饰制度条例，规定旗袍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中点，与裤下端齐，（倒大袖）袖长至肘与手脉中点，色蓝，纽扣六，”此时旗袍开始收腰，条例确定了典型的旗袍式样，在世风观念的导向上给予新兴着装方式以肯定。
20世纪30、40年代是旗袍走向成熟的经典时期。
30年代中期，旗袍长度加长，高开衩，腰身紧绷贴体。
由于高跟鞋流行，这种“扫地旗袍”成为30年代中期的主要趋势。
30年代后期出现了改良旗袍，人们参照洋服连衣裙的造型方法，使得旗袍也出现了胸省和腰省，让女性纤细的腰身衬托着高耸的乳房，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旗袍的肩部和腋下造型更加贴身。
垫肩获得了广泛的使用。
改良旗袍的出现，使玲珑有致的女性美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张爱玲在其《更衣记》里，精辟地指出了服装与社会思潮的关系：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
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
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只能够创造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旧上海的奢华达到顶峰，考究华美的旗袍再度盛行，各种考究的滚镶也卷土重来，当时其它时髦服装能用的配件，旗袍几乎都做了尝试，在面料上广泛采用镂空、花边、珠片、亮片等做装饰。
旗袍外加披风，披肩，戴西式的帽子等等，也成了时兴的装扮。
西式服装的另一重要构件——拉链，自40年代中期开始在旗袍上使用。
40年代末期，海派旗袍已经基本普及了，它一直是我国城市女性和乡村知识阶层女性着装的基本形制。
由于物资匮乏，此时旗袍更具功能性，一改旗袍奢华、艳丽、妩媚的特质，转而流行简洁、质朴之风，领高减低，袍身缩短，取消了袖子。
1950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与会者都是男着中山装，女着列宁服，只有独坐于后排的张爱玲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的网眼绒线衫，“众芳摇落独暄妍”，在一片中山装和列宁服中分外的显眼也分外的格格不入，这大概就是旗袍的绝唱了。
50年代中后期，受意识形态导向变化的影响，旗袍被归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唾弃并迅速消亡。
50年代和60年代旗袍的繁荣则继续在香港谱写着神话。
在此时的西方人眼中，香港与一个并非真实存在的女人紧紧相连，这个女人就是“苏丝黄”。
“苏丝黄”是1957年英国作家李察·
梅逊（RichardMason）在其小说《苏丝黄的世界》（TheWarldofSuzieWong）中塑造的一名女性角色。
小说描写一位英国画家来香港寻找绘画灵感，在天星码头的渡轮上邂逅身穿旗袍的美丽妓女苏丝黄，展开了一段白人男子与东方女子的奇异爱情历程。
穿着高开衩超短紧身旗袍的苏丝黄，呈现出了中国女性性感、神秘和妖娆之美，寄托了当时西方人对香港的所有想像和向往，成为香港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
代表着上世纪香港一种独有的东方风情，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殖民地风味的符号代表。
香港人在认同中华传统的同时，对西方文化也有着相当的认同甚至羡慕。
香港女性一方面感受着与西方世界完全同步的流行时尚，一方面则希望以完全不同的装扮来吸引西方人。
而“苏丝黄”旗袍正成了既拥有中国情调，又符合西方审美心理的服装，成为中西双重审美关照下的混血产物。
“苏丝黄”旗袍突出三围落差的款式特点，几乎与50年代由迪奥（DIOR）独裁之下的西方时尚女装一脉相承。
“苏丝黄”旗袍及膝甚至更短的长度，则是60年代西裙超短风貌在中国旗袍上的一次嫁接应用。
直至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与深入，海派旗袍在中国大陆再度复兴。
进入90年代，旗袍作为民族的象征符号，成为婚礼、聚会等重大庆典的礼服，和各种服务行业的制服。
2001年之后旗袍以唐装的形式出现。
2001年在中国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经济体领导人身着“唐装”一时间引起国人的轰动和自豪，在民间也掀起了穿着唐装的热潮。
西方国家称海外的“中华街”为“china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被音译为“唐人街”。
《明史·
外国真腊传》言：
“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
”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随着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东西交流进一步深入，中华文明也由此传到欧洲。
外国人进一步将华人所穿的中式服装称为唐装。
唐装将传统满族旗人服装中的立领、对襟、右衽、盘扣、刺绣、团龙等元素注入现代服装中，它是由满清旗人马褂的服装演化而来的，即传统意义上的旗袍，而不是唐朝的服装。
它以立领、对襟为主要的男性款式，以立领、右衽的马甲为主要的女性款式，以盘扣作为装饰。
之后唐装的流行逐渐被“中国风”的服装所代替。
“中国风”的服装是以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对传统服装的一些元素加以改进、提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把传统造型的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当代服装设计中来，体现民族本性，反映出厚实的文化传统的服装。
它是在中国传统服饰与民族文化心理，及各种艺术相互交叉、渗透、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富有特色的民族服饰和文化，因此中华民族的服装符号不应该是单一的满族服装，或者汉族服装，而应该是广泛吸收和保存各民族文化精华的文化符号。
二、旗袍的文化内涵
（一）西风东渐与中为洋用
文明新装的上衣是满族的服装式样，右衽、元宝领和倒大袖，但是它的裙子受日本学生裙的影响，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围系式，而改为西式套穿。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留学救国思潮的兴起，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一批又一批满怀救国抱负的中国人东渡扶桑，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
一时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剧增，最多时竟达到8000左右。
在这大批留日学生中，也有一些女留学生，她们将日本女学生制服带回了中国。
中国传统的汉族女性虽然也有裙子，但是传统的穿着习惯是袍内配裤，或者长裙落地遮掩整个腿部，而旗袍的穿着风尚则是弃裤而穿袜甚至是裸腿。
所以说，文明新装是西方服装体系通过日本再迂回传到中国的结果。
如果说，在古代是中国文化哺育着日本，那么在近代，则是日本以被自己所吸纳、消化了的西方文化对中国进行反哺。
日本女学生制服的款式受英国水手服的影响。
水手服顾名思义就是给水手穿的服装。
在1859年被英国海军正式采用为水兵的乘船正装。
到了1864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首开先例，把它拿来穿在幼年王子与公主的身上。
当时人们觉得这样的装扮非常可爱，因而引起了一阵风潮。
从法国开始，逐渐流行到欧洲各国。
从某种层面来说，把海军士兵的制服拿来给小孩当作衣服，是一种尚武精神的表征。
因为英国海军是世界海军的领导者，东亚的日本受到这种影响则是与日英同盟的建立有关。
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沉溺于富国强兵的梦想之中，因此这种带有军事涵义的服装也就正对日本人的胃口。
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逐渐洋装化运动后，日本的学校陆陆续续抛弃了传统的和服，采用德国士官服作为男学生制服。
至于女学生由于没有女兵专用的服装，所以就借用了水手服来代替。
最早是福冈女学院首先采用其作为体操服，然后逐渐变成正式的制服，接着风行全国。
在战前全日本的女学生全部都穿水手服，而根据国情，原本下半部的裤子也被修改成裙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服装表现上，同样是穿着军服，但是男女却不相同，这是日本传统男尊女卑的文化使然，因为制服代表权威，表达服从的意义，男学生穿着代表管理者的军官制服，而女学生穿的却是代表被支配的士兵制服，经由这种方式确定了整个社会秩序。
女学生下半身的裙装后来被中国留学生传回中国成为文明新装的裙子，在中国流行开来。
30年代，全国时装时尚的中心、经典旗袍的发源地上海，已经是中外文化的交汇和融合之地，更是亚洲的时装中心。
在追赶潮流感受西方文化风气之先上，近现代中国没有哪个城市比上海更为迫切，对女性时尚的关注也没有哪个城市比上海更为热情。
当时的一些时尚杂志如《良友》、《三六九》等画报专门辟出版面介绍国内外女装的时尚款式和好莱坞的最新咨讯，欧美服饰的最新款式仅隔三四个月就会流行到上海来。
海派旗袍逐渐吸收西方的审美观念和制衣技巧，从宽松直线造型向紧身曲线造型转变，结束了中国女装延续数千年的平面结构历史，实现了迈向立体造型的第一步。
旗袍能够恰到好处地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能反映人自身的美。
正因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
同时，旗袍与当时的连衣裙等西式裙装在衣裳连属的制式和衣装搭配上也有出奇的相似，也可看出其受西方服饰潮流的影响。
锦、缎、绉、绸是中国生产的丝织面料，因此制作完成的服装，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意韵，更体现了深邃的民族精神。
旗袍之所以最终没有淹没在花团锦簇的时装世界之中，一方面在于它积极地继承了民族元素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在于它借鉴了西方的流行趋势。
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且介亭文集”中写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旗袍含蓄的曲线造型和东方格调也深深影响了国际上的服装设计大师们，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
1941年巴黎高级女装设计师巴伦西亚加（Balenciaga）就将旗袍的要素用于夜礼服的设计中。
迪奥（DIOR）也于1957年春夏推出了一系列中国味十足的礼服。
活跃于60、70年代的皮尔·
卡丹（PrerreCardin），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服装设计大师。
他曾说：
“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
”YSL在1977年至1978年的秋冬高级时装发布会中的“中国风”主题系列，其灵感也是源于旗袍。
2004年至2005年的秋冬高级时装发布会上，伊夫·
圣罗朗一款深紫色加上龙纹图样的绣花旗袍带动了新的时尚潮流。
（二）民生在勤，俭节则昌
关于旗袍的产生有一个传说，相传在满族发祥地松花江下游的黑龙江边上镜泊湖畔，有个村子住着一家女真人。
一家三口以打渔为生。
老两口有一个心灵手巧的黑姑娘。
女孩嫌原来的民族服装干活不利索，就比照自己的身材，把衣服改制成了有纽袢的紧身合体两侧开衩长袍，这样走路弯腰时再也不裹腿了。
下江河捕鱼时，可以把下摆往上一提别在腰带上，袖子、裤腿往上一挽，利利索索。
部落里的妇女们，看女孩改制的衣服既好看，又适合干活时穿着，就学她也改制起来，而且式样也越来越多。
有一年，皇上梦见先王告诉他，在北国故都有一位身骑土龙，头戴平顶卷沿乌盔，手托白玉方印，身穿十二扣锦袍的姑娘，能帮他治理天下。
他就派人到民间选妃。
八旗姑娘都被招进渤海故都坍塌了的墙围子里候选。
钦差突然看到黑姑娘，头顶泥盆，手托一块方豆腐，身穿扣袢长袍，站在一垛土墙上。
黑姑娘恰好去市场给姥姥买豆腐，看这里在选妃就站在土墙上看热闹。
因为天很热她就把泥盆盖在头上遮阳，用手托着豆腐。
土墙即是土龙，头上的泥盆就是平顶卷沿乌盔，豆腐就是玉方印，她的长袍便是十二扣锦袍，正合梦中所说，于是钦差就把她选为妃子。
入宫后，皇上封黑姑娘为黑娘娘。
黑娘娘想念家乡，皇上为了安慰她，给她拿来人参、貂皮和鹿茸东北三宝，黑娘娘想起当地百姓为了这些稀有的贡品，冒险到深山里去采集狩猎，甚至有人因此丧命，想方设法使贡品改为人们可以随手得到的草莓、湖鲫和烟草。
黑娘娘在宫里见山河地理裙又肥又大，行动不便也浪费布料，于是动手把裙子剪开，改制成她从前穿的那种袍子。
那些嫉妒她的妃子向皇上告状，说她有意剪断皇上的一统江山。
黑娘娘不认罪，皇上让她离宫，她却高兴地说了一句“谢谢皇上”。
皇上一听，非常生气，狠狠地在黑娘娘的后心上踢了一脚，黑娘娘就这样被踢死。
民间传说产生于人们有意识地为表达某种思想、感情和愿望而进行的集体创作。
它主要是以口头叙事的方式，以跌宕多变的情节，丰满逼真的形象，生动传神的语言，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的理解熔铸在字里行间。
从旗袍产生的满族传说中可以看出，在传统旗袍上寄予着满族女性勤劳、节俭的美德。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勤劳是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它要求人们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
节俭是人们对待个人生活欲望的态度，它要求人们节制欲望，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
《周易》中，“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
孔子《论语》中，“奉公以勤，律身以俭。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韩非子》中，“以俭得之，以奢失之。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等语录，集中体现了勤俭这一美德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人物，倡导勤劳节俭并身体力行的事例数不胜数。
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
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勤政、勤俭带来了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与前朝秦隋的穷奢极欲，残民以逞，导致覆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勤劳节俭连同其他美德，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美德、这些传统，才得以生息繁衍，才得以不断发展，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使人类的精神宝库璀璨夺目，熠熠闪光。
（三）天人合一
装饰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它积淀着人类生命的意志，也是人类依靠艺术方式塑造自身文化品格、展示其生命力的形式。
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
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个性差异，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的生成。
旗袍的装饰图案以自然万物为主，常见的有荷花、牡丹、石榴、梅、兰、竹、菊等植物图案，龙、凤、蝴蝶、蝙蝠等动物图案，还有“万”字花，福、禄、寿、喜等文字图案。
旗袍上的动植物装饰图案表达了传统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念。
同时，这些图案也都是用来象征吉祥、喜庆的符号。
如蝙蝠取音“福”，石榴取意“多子”。
龙因为威武勇猛，并且多与气候天象相联系，由于古代帝王对它的神权附会，它便在文化上获得了神圣、勇猛、吉祥的审美意义，成为吉祥图案中长盛不衰的装饰主题。
凤以其百鸟之王的位置与婉约美丽的女性寓意，也成为吉祥图案中的永恒题材。
旗袍饰物中的盘扣也叫直角扣，由纽扣和纽祥两部分组成。
盘扣是利用中国结的编制工艺，以大自然为题材，在旗袍扣位的小小面积上，进行的精工再造。
中国结又叫盘长结，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它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丰富多彩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它不仅是美的形式和巧的结构的展示，更是一种自然灵性与人文精神的表露。
由于“绳”与“神”谐音，“结”与“吉”谐音。
又因绳像蟠曲的蛇龙，所以中国文化在形成阶段，曾经崇拜过绳子。
据文字记载：
“女娲引绳在泥中，举以为人。
”“结”字也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满情感的字眼，无论是结合、结交，还是结缘，“结”给人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
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迹中，便发现有“骨针”的存在，简单的结绳和缝纫技术已具雏形。
《诗经》中也有关于结的记载：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据《易·
系辞》载：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目契。
”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道：
“结绳为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战国屈原在《楚辞·
九章·
哀郢》中写到：
“心圭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汉诗中亦有：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离别此。
”晋朝的刘伶在《青青河边草篇》中写道：
“梦君结同心，比翼游北林。
”唐朝孟郊在《结爱》中写道：
“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一度欲离别，千回结衣襟。
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
始知结衣裳，不知结心肠。
坐结亦行结，结尽百年月。
”中国结作为一种装饰艺术真正始于唐宋，到了明清，人们开始给结命名，为它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比如，如意结代表吉祥如意，双鱼结是吉庆有余的涵义等等，结艺在那时达到鼎盛。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文化、艺术与审美观念上一直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具有丰富的古典生态审美智慧，有着不同于西方美学与艺术的形态。
中国传统的装饰图案背后，生命繁衍、富贵康乐、去灾除祸等吉祥意蕴，最初大多源于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
美学家乔治·
桑塔耶纳指出，恋爱激情是人的审美感情的全部内容，性不是恋爱激情的唯一实现对象，自然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二情人。
弗洛伊德在理解人的精神活动时，把人分成三部分，即“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最为重要，集中了人的各种本能欲望和冲动。
它本着“快乐原则”行事，实现着力的扩张和性欲的满足。
但是，弗洛伊德又认识到，人生活于这个世界上，仅仅依凭本能是不行的，必须对本能有所抑制，即必须有一种“现实原则”抑制“快乐原则”。
这两种原则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始终。
文明与个人本能的丧失同步发展，文明必以牺牲本能为代价。
但另一方面，文明的进步，促成人的本能潜伏在无意识层面进一步发展。
人需要接受文明社会的道德规约，当人的本能冲动受到压抑时，人们将审美情感献给自然。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审美机制中的“天”是由自然升华而来的，充满了丰富的感性色彩，富于人情味，简直就是人的象征。
据《国语·
楚语下》记载，公元前500年，楚昭王读到《尚书·
周书·
吕刑》中“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时，产生疑问，便向大臣观射父询问：
“《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观射父的回答是，所谓天地之通并不是指人真的能登天，而是指地上的人类借助于有德能的巫觋与天上的神灵之间的交往。
在原始宗教阶段，神权集体共有，全体氏族成员都有与神灵发生关系的平等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在巫师的帮助下与神灵交往。
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私有财产的出现和贫富的分化，开始享有特权的氏族贵族不能容忍这种现状，而是要求天上的神灵也与地上的统治关系相适应，于是上帝神的观念也就逐步形成，享有特权的贵族便要求垄断与上帝相通的权利。
在颛顼以前的远古时代，有相当长的阶段是天地相通、神人杂糅的，人人可以通天，人人可以与神交往。
可以说，“神人交通”，就是中华天人合一观的原始形态。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趋于成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易传·
文言》）的“与天地合德”的天人合一思想，其要旨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和发挥西周初年的“以德配天”思想，强调“尽人事”以待“天命”。
虽然孔子的“天命观”还保留了西周时期神秘的“天命”思想，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强调‘天命’的自然意义或客观必然性意义以及社会和人的行为规范的伦理意义，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孟子发孔子所未发，明确把“天”与“人”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并且从道德主体原则出发，直接以人的心性作为沟通“天”与“人”的桥梁，为实现“天人合一”寻找一条具体途径。
他认为，“天”是最高的存在，“人”是道德主体。
人性受自天而根于心，人性中包含着天性。
人性与天性完全是相通的。
人只要善于扩充自己心中的“善端”，就可以认识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的本性，同时也就认识了天的本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
尽心上》），从而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
孔子之后思又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论述。
在他那里天人相交于“诚”，由“诚”而“合一”。
《中庸》曰：
“诚者，天之道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化生物不测。
”把“诚”这一人间道德实践中最笃实无妄的情感导入“天”，使之成为天化生万物的性质。
关于人，《中庸》曰：
“诚者，自成也。
”人的自成其性也需“诚”，“诚者，择善而固执者也。
”这样，“为物不贰”的天之诚和“择善而固执”的人之诚紧密相连，在这里天人达到合一。
显见，子思的最终目的是为人间的道德修养提供价值本体的依据。
孟子则把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
提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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