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教改纪略之一 管得越少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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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

　　但要命的是,由于校长有行政级别,学校也是官场。

许多不懂教育的行政干部,在党政机关提拔不了,就退而求其次,打学校的主意,自己的级别先上去再说。

这让学校里真正懂教育的人心灰意冷,越干越没劲。

这样的学校,不可能办好。

　　职级制摘去了校长头上的“乌纱帽”,在学校和官场之间,砌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挡住了那些想到学校谋个一官半职的行政官员。

　　校长退出行政序列,不必再参加当地按行政级别召开的会议和各种活动。

校长逐渐从官场淡出,可以一心一意办教育、聚精会神抓教学了。

　　以往校长在会场上的时间多,泡酒场的时间多,在校园的时间反而不多。

久而久之,有的校长竟然成了与教学格格不入、主外不主内的“外交部长”,学校不得不像党政机关一样,配备主内不主外的常务副校长。

听课的校长不多,一年到头,一堂课都不听的校长也不乏其人。

　　而在校长职级制推行的第4年,也就是2008年,潍坊市教育局专门作过统计,全市中学校长听课人均达到156节,听课最多的校长多达298节。

　　这就为教育家的破土而出,创造了条件。

学校的中心在课堂。

课堂里见不到影儿整天泡在会场和酒场的校长,怎么可能成为教育家呢?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省评出的齐鲁名校长中,潍坊入选的最多。

　　在潍坊市教育局,记者看到市里以党政“两办”名义,新近出台的市委组织部、教育局、财政局、社保局《关于深化和完善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局长张国华介绍,这已经是潍坊就校长职级制改革出台的第19个红头文件了。

是市委书记许立全在部门起草的初稿上,一字一句改出来的。

　　8年19个红头文件,每一个都是针对校长职级制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出台的。

比如,取消了校长的行政级别,组织部门不管校长了,教育部门的权力一时变得空前之大。

个别县区教育局局长也学会了“要想富,换干部”,校长一年一换,有的学校3年换了4茬校长。

　　显而易见,光把校长的任命权由组织部门下放到教育局,选拔校长还是考察和任命那一套程序,教育局还会比组织部更规范、更在行吗?

职级制在县区推进过程中受到很大的质疑。

有的明放暗不放,有的小学校放了,大学校没放。

已经放了的,有的县又抓住教育局长出事的时机,不动声色地收了回去。

　　校长职级制,已经前进了许多,还能退回去吗?

潍坊相继出台了校长遴选、任期管理、职级评定、绩效薪酬和校长后备人才选拔等一系列制度,并首选坊子区作综合试验区付诸实施。

从试验区的实践看,通过深化改革,校长不但有了4年一届的任期,还打破了校长任命制,教育局也不能随意更换校长了。

曾经一波三折的校长职级制改革,从此渐入佳境。

　　校长后备人才是怎么回事呢?

潍坊通过专家公开遴选的方式,选拔一批后备校长人才,经过培训、挂职、考核,认定相应的任职资格,纳入后备校长“人才库”。

这就好比用“金箍棒”划了一个“圈”,只有进了这个“圈”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校长。

　　一旦校长岗位出现空缺,就面向社会发布信息,公开选聘。

符合条件者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由学校推荐。

具体步骤是:

先由校长选聘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然后进行考试和现场答辩。

再将考察结果公示,最后由主管部门聘任。

　　这么一来,潍坊把选校长的权力放出去了。

放给谁了?

放给了由教育专家和学校教师代表共同组成的“校长选聘委员会”。

　　随着校长职级制改革的步步深化,校长手里的用人权越来越大,可以按学校的需要和自已的意愿选拔干部,这就为真正的教育专家脱颖而出,创造了机遇。

　　高密四中校长邵长宏告诉记者,学校去年提拔两个副校长,完全由学校说了算,只消在教育局备个案,就一切“OK”了。

放在从前,这是不可想像的。

也是靠这一机制,潍坊北海双语学校,2007年才进校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已有两位当上了副校长,这在过去不可想象。

　　任命制产生的校长,往往是听话的校长,有本事有个性的校长,难有出头之日。

昌乐二中校长赵丰平,治校、治学都有“两把刷子”,就是个性强,有脾气,对不符合规定的事常常“不买账”,人称“赵疯子”。

校长“职级制”的大环境下,他干得顺风顺水,不但再也没人找他的茬儿,县里还拿他当宝贝。

连昌乐县教育局局长赵长忠都不否认这一颇为流行的说法:

没有职级制,赵丰平这样的校长就出不来,出来了也干不下去,昌乐二中也成不了全国名校。

　　行政级别“一风吹”,校长们的利益并没有“一风吹”。

校长“职级制”对应着特级、高级等若干校长级别,干得好的校长,级别、收入都有上升的空间。

特级校长的“业绩工资”,可以拿到工资额的80%。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校长的价值。

　　实行校长职级制之初,也有人不适应,有的校长私下里说,没了乌纱帽,“在酒场上找不到位置了”。

更多的校长从另一个方面,找回了自信和成就感。

学校办好了,大家争着把孩子往学校送,校长还愁没社会地位吗?

　　事业吸引人。

如今在潍坊,校长的吸引力大到什么程度呢?

从2010年至今,已有7位县区教育局副局长,当上了校长。

就是教育局局长,想当校长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那得先通过专业测试,在专家面前通过答辩取得后备校长资格后才有可能。

还有13位县区教育局副局长,经过自愿参加专业测试,进入了校长后备人才库。

临朐县教育局,有两位副局长、一位书记,获得校长任职资格。

　　按照市里的“硬杠杠”,行政干部县级57岁,副县级55,科级53,全部“一刀切”。

到了县区还要打一个“折扣”,副科级甚至51岁就得“下课”。

校长退出行政序列,事业周期延长了。

潍坊校长职级制改革的最新规定,高级校长可以干到60岁,特级校长可以干到65岁。

　　潍坊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徐友礼坦言:

“我们通过职级制对校长‘网开一面’,符合‘国际惯例’,是对校长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尊重。

50多岁的校长最成熟、办学最有经验,刚刚进入‘黄金事业期’,让他的职业生涯在此戛然而止,岂不是对最宝贵的教育资源的最大浪费?

　　哪里最需要好校长?

弱势学校最需要。

可是,原先校长头上有“官帽”的时候,校长能上不能下,从优势学校到弱势学校当校长,等于“降格”使用。

导致学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又何谈教育均衡?

校长职级制,让好校长到薄弱学校任职,成为了可能。

　　高密市实验中学校长沙建华,原先是高密一中的校长助理。

是在英国喝过“洋墨水”的“海归”。

2004年,他到一所薄弱学校——立新中学,当了校长。

几年下来,将立新中学打造成山东省初中教学示范学校,近一半的学生升入高密一中。

去年7月,他再度挑战自我,到另一所由职业学校改建的高中学校——高密市实验中学任校长。

他的梦想是:

让这所高中薄弱学校,变成像高密一中那样的优质学校。

　　张国华介绍:

从2004年校长职级制实行至今,全市已有469名优秀校长自愿“逆向”流动:

由城里学校去了农村学校,由优质学校去了薄弱学校。

这在实行校长职级制之前,不可想像。

好老师跟着好校长走。

仅一个昌邑市,近两年就有44名骨干教师“逆向流动”,来到了更需要他们的孩子中间。

　　获得“后备校长”资格的临朐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兆伟,在接受采访时说:

假如将来我干校长,会选择到一处小学去做。

在问及为什么舍高就低,不干高中的校长时,这位副局长妙答:

小学的孩子,可塑性强,离高考的指挥棒远一些,在小学干校长,可以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人们眼睛关注的,往往是改革带来的表面上的变化。

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改革背后权利边界的重新划分、利益格局的再次调整。

　　校长职级制改革之前,潍坊全市有正县级学校5所,副县级学校23所,每个县区至少有一所副县级学校。

正科级就更多了,111所。

与之相对应,副科级以上干部多达935名。

你想啊,将近千名校长的任命权,悉数从组织部门手中拿出来,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魄力!

　　曾有人断言:

让权力部门让出权力,让既得利益者让出利益,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是,潍坊决策者做到了,相关的组织、人事、财政、人社部门做到了。

他们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迈出了这一步。

　　校长职级制,对教育局长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针对个别县区走马灯般地更换教育局长,推行校长职级制大打折扣的状况,他们正在酝酿继校长职级制之后的另一重大改革,这就是对教育局长进行任职资格和任期管理,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当教育局长,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意更换教育局长。

　　因为潍坊的实践证明了: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好教育局长可以带出一批好校长!

　　在潍坊,和校长职级制相提并论的放权之举,还有教师职称改革。

潍坊教师职称评聘权也下放到学校,教育和人事部门只管规则和程序。

　　职称改革前,潍坊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攥在市人事部门手里。

中级职称归县区管,有的归人事,有的归教育。

两个部门争得不可开交,谁强势谁争到手就是谁的,谁争到也不想再撒手,评职称一度成了利益可观的部门收费项目。

于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滥评出的职称积压如山,多少年学校都消化不了,不得不评聘分开,成了校长和老师的一大心病。

　　这样的导向,使有的老师不是把精力用在教学上,用在孩子们身上,而是用在托关系、找关系,请客送礼上,“论文拜物教”之下,评职称成了拼学历、拼论文的“材料秀”,　造假之风盛行。

因为与教师在学校的表现完全脱钩,干活的评不上,评上的不干活,完全与职称设置的初衷背道而驰。

　　职称评聘放到学校,部门不再越俎代庖,教师职称竞聘的方案由各学校制定,一校一策。

大前提是,方案必须经学校全体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教职工赞成率不低于85%才可付诸实施。

于是,职称竞聘和岗位设置开始向教学一线倾斜,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权得到了体现,局面为之一变。

　　不讲课的教职员工竞聘教师职称,门儿都没有了。

原因很简单:

占多数的一线教师不答应!

原先不少老师45岁后就不想再上课了。

现在,职称最高可以到“正教授级”,而且每个职称又对应着若干档儿,老师要想不断提升,就必须在教学第一线耕耘,有教学业绩。

　　过去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

现在,各学校普遍把担任班主任经历作为晋升中、高级教师职称的重要条件,老师转而争着当班主任,谁不让当班主任就和谁急。

那好了,凡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来竞聘,“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潍坊中学的魏艳丽老师,是学校的中层干部,同时兼任地理教学,班主任干了6年。

要是论资排辈,高级教师的职称,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但是身为学科带头人的她,手中光省市以上的荣誉称号,就有一大摞,还是“含金量”很高的山东省地理学科教学能手。

她在一级教师8级的板凳上,刚呆了两年,今年3月就竞聘为高级教师。

　　职称竞聘的条件、方案、程序全部公开,过程也完全透明,托人情、找关系,没用。

评不上找谁也没用,这就最大限度保护了优秀教师积极性。

　　改革捅破了职称的“天花板”,把原来彼此割裂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师职称全部贯通。

小学教师可以和初中、高中的教师享有同样的职称待遇和晋升机会。

潍坊市昌邑奎聚小学教师姜言邦,幸运地搭上了教师职称改革的“头班车”,成为全国第一位获得正高级教师职称的“小学教授”。

　　潍坊教育放权之举远不止于此。

　　他们把教育评价权也给放了。

过去督学就是看材料,材料基本靠造假。

哪里都不乏此类怪现状,哪里也不改。

终于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了。

最近,潍坊市教育局果断改弦更张:

只督政,不督学,督学交给专业的民办的第三方。

这在全国,又是首创。

　　今后的优质课、教学能手之类的评比也照此办理。

各地司空见惯的校长、名师靠上、劳民伤财为打造一堂“优质课”,不惜把常规的几十堂课变成应付课的现象,可能最早在潍坊销声匿迹。

　　原来确定的名目繁多的各类评优树先和达标项目,除涉及学校安全和政府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的4项外,今年一律取消了。

　　“师资培训”权,也放了。

放给了6家师资培训中心,培训对象自由选择培训机构,凭“培训券”向所在区、县教育局报销。

在外地参加的师资培训活动,也由学校和老师自主选择。

教育局不再下文件、分名额,包揽一切。

　　这么多的权力呼啦啦放出去,教育局直接靠行政手段管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放权的真正目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放了应该放的,才能干好应该干的。

且看放权后的潍坊市教育局,当下在忙碌些什么——

　　制定“游戏规则”,监管办学行为。

潍坊教育局建立了包括育人、安全、规范办学、财务管理、民主管理在内的一整套规章制度。

按照这些规范办学,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基本权益。

　　人人都在“项目”中。

“项目管理”,也算是潍坊市教育局机关管理的首创。

就是通过一定程序,把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变成一个个攻关项目。

每个科室都是相应项目的承担者和组织者。

钱随事转,办公经费不是按人头,而是按项目分摊到各科室。

　　这些项目有验收,有评比,有过程展示。

科室可以拿这笔钱聘请当地和外地的教育专家和其他相关方面的专家参与其中。

几年下来,这些项目,有的成功,有的不甚成功,有的还在进行中。

总的说来,都在推动着潍坊的教育改革。

　　2008年5月,潍坊市成立惠民服务中心,统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把“咨询投诉、社会培训、校企合作、社会培训、家庭教育、学生就业、出国留学”等8项惠民便民服务全部集中起来。

通过电话、网络和面对面交流,部门工作与群众需求开始零距离对接。

　　只要社会需要,群众需要,教育惠民中心就当仁不让。

举一个事例:

学校和企业,经常在做谁也看不着谁的“游戏”,一方面,学校为毕业生就业煞费苦心；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招不到高素质的人才而忧心如焚。

潍坊教育惠民服务中心,像一座桥梁,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这里有涵盖66所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信息库,和全市2000多家企业的用人信息。

你只要轻轻点一下鼠标,页面上就会跳出你需要的信息。

很多中小企业通过教育惠民中心很快找到了他们急需的人才。

得其帮助成功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已经超过了1.1万名。

　　毫无疑问,简政放权的过程,就是部门转型的过程。

纵览潍坊教育的简政放权之举,校长职级、教师职称两项改革,解放了校长,解放了老师；

我们在接下来的报道中还要重点介绍的中考改革,通过变一次考试为自主选择的多次考试、升学考试成绩由分数表达变成了等级表达,也把众多学生从分分必争的极端状态中解放出来了。

　　打赢了教改深水区的“三大战役”,潍坊的基础教育,终于开始像国家督学、潍坊素质教育的奠基者、市教育局前任局长、现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孜孜以求的那样,可以“自由的呼吸”了。

　　越来越宽松的办学环境,名校、名校长、名师开始层出不穷,最终得益的还是学生和家长。

潍坊成了远近闻名的宜学之地,尽管有户口和学籍等种种限制,各地到潍坊求学、借读的学生还是络绎不绝。

仅一个昌乐二中,8000多在校生中,就有1/3的生源来自潍坊以外。

　　从2008年开始,省里对17市的社会治安、教育、医疗卫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8大领域进行大规模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潍坊市民对教育的满意度一年比一年高,潍坊教育连续4年群众满意度都是最高。

　　无需罗列更多的材料和数据说明潍坊教育改革的效果。

这个“连续4年群众满意度最高”的调查结果已经证明:

确实是政府管得越少,学校办得越好!

只有简政放权,才能放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来。

潍坊教改纪略之二逼出来的改革

36

潍坊的教育改革,是逼出来的。

谁逼的?

是变化了的形势逼的,是领导者和教育工作者自己的良心和责任逼的。

不是教育“倒退了”,而是各项事业发展太快了,教育跟不上形势,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显得落后了。

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对孩子的成长、成才和未来的幸福关注得更多、心情更热切,对学校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这些,都给党委、政府和学校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教育改革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这一点,坊子区的教育改革最能说明问题。

　　坊子是由三个区县的边缘合并而来的新区,资源禀赋差,经济基础薄弱。

到2006年,潍坊的教育早已名声远扬,但是坊子区的教育却排名全市末位,成了“高地上的洼地”。

这就怪不得坊子的学生,为什么放着身边的学校不上,纷纷跑到外地去读书了。

不仅城里的孩子朝中心区走,乡下的孩子也朝周边的县市走。

开始流失的是中学生,随着交通的便利,逐渐蔓延到小学生。

因为学生流失太多,有的学校,派给老师的首要任务竟然是“拉生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拉生源”的老师,也背地里将自己的孩子,送往主城区上学。

有条件的自己买车接送孩子,没有条件的“拼车”或联合租车接送孩子。

谁也没有想到,潍坊最早出现“校车”的地方,是坊子。

　　这让时任区委书记丁志伟坐立不安。

他请来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分析坊子教育落后原因,商讨治本之策。

张国华建议:

别的地方都在搞教育均衡,坊子的当务之急是建一所好学校,先打破现有低水平的教育均衡,才有出路。

　　好学校什么样?

听说胜利油田有一所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丁志伟和时任区长马清民喜出望外,立马带上五大班子成员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一大早就启程赶到油田去听课。

恭恭敬敬地听完几节课,一帮人热血沸腾。

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就坐不住了,纷纷议论:

我们坊子也该有这样的学校!

我们坊子的孩子也应该进这样的学校,接受这样的教育!

坊子建新校的事,一行人在返回的路上就拍板定案了。

　　要办一所好学校,首先得有一个好校长。

求贤若渴的坊子区领导几顾茅庐,从外地请来一位办学思路很新、很有办法的校长高峰。

高峰同意到坊子办学,但提出一个先决条件:

学校怎么办,得我说了算!

只要不违规,教育局和其他有关方面不得干涉!

坊子区的领导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

　　新学校的校址,区里选择了一处荒废的职业学校。

校舍改造资金没有门路,丁志伟找企业家商量,没想到一拍即合。

热心教育、对企业发展也很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家、天同宏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卞学祥,为坊子这所新建学校一次投入600万元,后来又陆续投资,先后投入4000多万元。

　　学校的名字也有了,就叫北海双语学校。

“北海”即“北溟”,寓意“鲲鹏腾飞的地方”,语出《庄子》。

不料,又遇到了“产权屏障”。

原先的校园,尽管荒废多年,满目疮痍,却是公有资产。

既然是公有资产,民营企业掺和进来,哪能没有顾虑。

把公有资产归到企业名下吧,又有公有资产流失之嫌。

好端端的一档子事儿,就卡在了产权上。

开学在即,新学校办“出生证”却一波三折。

　　关键时刻,丁志伟托人请教北京一位法学专家。

法学专家一锤定音:

学校这块资产,可以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开发商的,干脆将资产放在学校名下,定性“社会公益资产”!

翻开法学辞典,产权分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4个层次。

坊子的做法就是将前三项权利,悉数让给学校,政府只保留了一个最终处置权。

万一学校有个三长两短,由政府临机处置,和投资方按虚拟的股份制析分校产。

只要学校存续,这块资产就铁定了是社会公益资产。

一个看似绕不过去的难题,就这样被一举突破。

　　纵观国内的学校,只有公办和民办两种产权形式。

北海双语学校的“出生证”上虽然也是民办学校（因为现行政策框架中没有第三种形态之说）,实际上却打破了这种非公即私的“二元结构”,首创了第三种产权形态——“社会公益资产”。

这无疑是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上的重大创新。

　　记者手里,有一份坊子区教育局和投资方——天同宏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上面白纸黑字,规定得清清楚楚:

北海双语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无论教育局还是投资方概不直接介入学校的日常管理；

董事会管学校的重大事宜,如聘任和解聘校长、审查和批准学校的预决算等。

学校日常的管理,一切由校长说了算!

　　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北海双语学校从她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就摆脱了权力的绝对控制,也摆脱了资本的绝对控制,校长有了天赋的高度的办学自主权!

而这,正是眼下国内几乎所有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缺失的。

一个好制度,再加上一个早已被证明是办学有方的校长,注定了这所新学校的光明前景。

　　教育部门事无巨细辛辛苦苦“管”了几十年,坊子没“管”出一所好学校。

攥在手里的“风筝线”一松,一所优质学校,马上风声水起!

凭借机制优势,越办越好的北海双语学校声誉鹊起。

第一年,只招了400多个孩子。

第二年,招生就突破1000人。

到了第三年,招生季节校长们全躲了,纷至沓来的学生和家长,学校招架不了了。

　　北海双语学校的成功,并没有打开丁志伟紧锁的眉头。

他想到的是:

坊子还有几十所大部分已经半死不活的公办学校,这些学校怎么办?

　　他再一次想到了高峰,想让高峰在改变坊子教育落后面貌上,办更大的事儿。

他授权当时已经担任区教育局局长的刘伟,拉着高峰“视察”公办学校,一所一所学校看下来,看得高峰心急如焚。

刘伟趁机提出:

“高校长,把这些学校也交给你怎么样?

要什么条件,你说!

　　其实,高峰早就跃跃欲试了,他非常希望能把自己那一套办学理念和办学办法,嫁接到公办学校。

几天后,他答应了,但照样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

“这些学校,让谁当校长,得我说了算!

　　丁志伟把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和副局长徐友礼请来,把上海的教育专家李振村请来,把中国教育报的大牌记者时晓玲请来,几位资深专家七嘴八舌,借鉴上海浦东民办教育组织托管公办学校的经验,为坊子设计出一种崭新的优质教育资源扩展的实现形式——教育联盟,6所公办学校加入依托北海双语学校成立的幸福教育联盟,高峰当“盟主”。

　　联盟学校校长的产生,起初的流程是这样的:

一个由教育专家、社会贤达、教师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推选出一批后备校长,由“盟主”高峰从后备校长中提名,最后由教育局聘任。

一权三分,颠覆了公办学校校长由教育局考察、教育局任命的“老黄历”。

　　一时间,坊子有了4家教育联盟。

除了高峰领衔成立的幸福教育联盟,还有潍坊四中校长韩忠玉挂帅的信心教育联盟,潍坊实验学校孙桂芳校长担纲的创新实践教育联盟。

黄旗堡镇中学对聊城著名的“杜郎口教育”有感觉,坊子区就干脆把聊城的那位崔校长请来,让他在坊子成立了杜郎口教育联盟。

四个联盟像长藤结瓜,联着全区20所中小学。

　　坊子区教育局和四大联盟的“盟主”签订契约,规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学校,从横向看,称之为联盟学校；

从纵向看,与风靡美国的契约学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联盟学校内部实行统一的办学理念,资源共享。

　　放眼中国教育,公办学校管得死、统得严,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

人事制度“铁板一块”；

分配制度改革,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破题。

有人说,“教育不是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倒数第二个堡垒”。

　　坊子的教育,不变则已,要变,必须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

可是,在制度